人间 | 独自长大的男孩逃离武校后,无处可去

2020-04-17 09: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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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6年,我在河南一所武校读大专。这所武校的规模很大,从小学部一直办到中专部,再加上职业学院(大专)与几个联办的本科班,算是基本完成了教育产业的“大满贯”。

职业学院里不论什么专业都得上武术课。我的带班教练老李,是个面相亲善的胖子,刚从武校中学部抽调过来。上课头一天,他就嫌弃我们连个队列都站不好,武术课还没上几天,我就听说系里有四五个同学退了学,哭着让父母接了回去。

老李住学生宿舍,就在我隔壁,他爱酒,混熟了之后常找我小酌。这个胖子心直口快,一直对自己调岗的事得意洋洋,觉得是天上掉了馅饼,有时候喝多了,就会说自己在中学部过得不太舒心,远不如现在带我们这些大专生惬意。

老李说,小学部和中学部才是武校的“亲儿子”,因为真正的武校生都聚集在那里,“多少双眼睛盯着,教练难做,稍要不慎就要受罚”,“学生年龄又小,教练又当爹又当妈,累得跟犁地的牛似的”。相比之下,联办的本科班是武校从外面抱来的“养子”,学生成年了、志气高、又娇贵,教练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更难做事。

我小心翼翼地问老李:“那我们职业学院算什么?”

“你们大专的,最多算个‘私生子’,不用打也不用骂,爱练不练,没人管。”老李笑着说,大专生的年龄已经错过了练武的最佳时间,而且在校时间短,只有2年,“打基本功就要用1年,所以根本练不出来”。

我听了倒也不气馁,只是对老李在中学部如何“又当爹又当妈”的经历很好奇。

开学还没多久,我就惹上了麻烦。

那是一个周末,我去食堂打饭回宿舍的路上,看见宿舍楼后面的空地上围了一圈人。我好奇心重,就兴冲冲地挤了进去。

那一圈人都是些半大的“小红孩”,一水的红上衣、黑裤子——据说,“小红孩”这个外号是职业学院里某位学长给起的,专指武校小学部和中学部的学生。当时我们职业学院新创不久,借用中专部的半栋宿舍安置学生,连食堂也一并省去。我们这些大专生只好与一群小红孩同吃同住,但大家泾渭分明,互不往来。

挤进了人群我才知道,大家是在围观一个教练体罚学生。体罚在武校里很常见,但听人说是一回事,亲眼见到又是一回事。那个趴在地上的孩子不过十二三岁,双手撑在碎石子上,屁股撅得高高的,一个矮个子教练手握棍子,一棍一棍,又快又狠,落在那个孩子的屁股上。孩子哭急了,眼泪跟落雨一样往下滴,但很快就听不到哭声,只剩下嘶哑的哽咽。打到后头,只要教练的棍子一扬,我的心就跟着提起来,棍子落下去,我的腿就一软,感觉站不稳。围观的学生们只是漠然地看着,连个表情也没有。

体罚完毕,那个矮个子教练才发现我,他立即黑了脸,不由分说地指使几个学生将我围了起来,盘问我的教练是哪个?我只好乖乖地报出老李的名字,他脸色稍霁,摆摆手放我走。

回到宿舍还没一会儿,老李就闯进来问我是不是惹祸了。我一头雾水,把刚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老李听完摇摇头:“幸好碰上我朋友,不然得把你抬回来。”

听他一讲,我这才知道武校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教练训学生,只有同班的学生才有资格看,算长个教训,不许外人围观。如果外人不小心撞见了,只能避过头当作什么也没看见。

“教训一下得了,何必打那么狠?”我悻悻地说。老李白我一眼,说今天被罚的那个孩子是个惯偷,“教练不狠狠地打,将来还不要做贼?”

我不服气,说这么大的一个孩子能偷点什么?

老李叹口气,给我讲,小红孩们来自天南地北,什么地方的都有。家里有钱的,给孩子的卡里存几千块钱,他们去超市买零食,眼睛都不眨一下;家里不富裕的,孩子的卡里就只有饭钱,每天看别人吃香喝辣,一些自制力不强的小孩就动了“第三只手”。

之前老李在中学部当教练,这种事情见得多。他说初中生的道德观念尚未成型,胆子大,手脚又快,什么都敢偷——鸡腿、暖壶、练功鞋,有时一组电池都能顺走,转手卖给同学换点零嘴。学校超市的小老板每天都要抓好几个偷东西的孩子,先抽几个嘴巴子,再交给学校的保卫科,查明班级、姓名后,才让教练去领人。

“当他教练也丢人!”老李恨铁不成钢,一脸的怒气。

临走的时候,老李让我以后不要再多管闲事了,犯不着。他说武校门槛低,什么学生都收,一些半大的孩子学古惑仔,在家连父母都打,这才千方百计送进来。教练严格管教,是为了给父母们一个交待,也是为了自己的良心。

老李一边说,还一边叹气:“你们不一样,你们上过高中,参加过高考,有文化、懂事,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些孩子有的从小在这儿长大,校门都没出去过几次,哪怕长成小伙子了,脑子里的观念、对人对物的心理,说穿了仍然是个孩子,这是你们理解不了的。”

2

我大专主修汉语专业,班里阴盛阳衰。为了照顾女生,武术课进展缓慢,学了几个月还在练“五步拳”。在我看来,这套拳甚至都不能算拳法,只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基本功罢了。

见隔壁的中专生们整日舞刀弄棒,威风得很,我看得眼热,就央求老李给我“开小灶”。老李吹胡子瞪眼,说要先练好基本功、不能打乱教练组的教学计划。我不死心,整天追着他软磨硬泡,最后他烦得没办法了,说:“你要真想学,我就找个学生教你。”

就是在那时,我认识了陈科。

一个晚自习后,小操场上,老李给我俩简单地介绍完彼此的姓名就走了。操场上灯光昏暗,我和陈科沉默相对,气氛很尴尬。看着眼前的这个高个子小红孩,我心里有点紧张——他长得像打星邹兆龙,脸颊精瘦,眼神犀利,盯着我的眼神似乎还有点凶狠。

我的脑海迅速闪过武侠小说的情节,犹犹豫豫地问:“我是不是得管你叫师兄?”

“依我看,还是叫师叔。”陈科面无表情地说。

见我一愣,陈科摸了摸头,“嘿嘿”坏笑:“开玩笑、开玩笑,要是让老李听了,非揍我不可。”——当时,陈科还在读中专,如果我叫他“师叔”,他就和老李平辈了。

我也跟着笑,心里绷着的那根弦也松了。那天晚上,陈科问我为什么会来这所武校上学:“是想不开?还是无处可去?”

我是稀里糊涂才进了这所武校的——高考填报的志愿全部落空,补录时我又在家里睡大觉,最后抓瞎地填表,被武校的职业学院录取了。

我反问陈科:“你在这里待了几年?”

“熬两年就好,熬两年就习惯了。”陈科并没有理会我的问题。

那天晚上,陈科教了我半套“七星拳”,还有几招“边腿”,我们一直练到凌晨。

“你看这七星拳,一套打下来要多漂亮有多漂亮,但要真的和人打起来,那也是真的不顶用。”陈科似笑非笑地说。

我一直怀疑传统武术的实战性,便问陈科有没有打过架。他摇摇头,说学校里管得严,没人敢打架。

“校外呢?就没个能动手的冤家?”

陈科又摇头,说学校里有超市,他平常很少到外面去。我说窝在学校里没劲,陈科“嘿嘿”傻笑:“习惯了嘛,习惯了就好。”

准确地说,陈科是个“五专生”——就是从武校的小学部一路升到中学部,再读5年专科才能毕业。在众多的小红孩里,从小就在这里习武的陈科算得上是“根正苗红”。

说来也巧,陈科的老家在闽北,我的老家在浙南,两地相隔不到一百公里,连方言的口音也相近。这层“老乡”关系,让我们更加亲近了,混熟以后,我很喜欢找陈科聊天,他为人直接、真诚——这也是很多小红孩共有的优点,他们成长的环境单纯,与外面的社会接触不多。

平时陈科的课不多,一得空儿,他就会溜进我们大专的教室,搬张椅子和我凑在一起听课。毕竟是新创的职业学院,学风不错,老师们也年轻、热情,并不反感他蹭课。有不少老师曾经派驻过海外的孔子学院,阅历丰富,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海外的见闻。这是陈科的最爱,他总能找机会凑到前排,听得津津有味,下课都舍不得走,以至于他的教练会时不时地过来“逮人”。

一位曾经留学日本的女老师,一直在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我们学习日语。陈科也跟着买了一本《新标准日本语》,整天对着五十音图“咿呀咿呀”地念。我对学日语没兴趣,便揶揄陈科是不是AV看得不过瘾,打算深入研究?没想到,陈科一脸懵懂地问我:“什么是AV?”我感到有些尴尬,赶紧打个哈哈搪塞了过去。

相处久了,我越来越觉得陈科和我们不一样。

陈科总在学校里走来走去,他的腿捋得笔直,目不转睛地直视前方,双手以一个固定频率摆动,像是在梦游。有几次我偷偷跟上他,穿过一排排宿舍,走过一栋栋教学楼,绕着校区里的小山头再转一圈,结果还是在学校里。

“学校真大呀。”直到我说话,陈科才察觉到我的存在,然后茫然地看看我,嘟嘟囔囔地胡乱搭几句话,脚步也没有停下。

陈科的毛病挺多,最烦人的是卫生习惯不好,一套夏装连穿好几天,身上总带着一股怪味。他来我的宿舍串门,室友捂着鼻子不愿挨他坐,我对陈科提过一次,他低头抿紧了嘴,闷声说再也不来了。

后来,不知道老李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训了我的室友,说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哪有嫌弃的道理。老李说,陈科天天洗澡,只是不爱洗衣服,武校的小学部配备了生活老师,多少能让他保持衣物整洁,后来没了生活老师,也没人教他。

陈科肆意生长,但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手机,也没有什么电子产品。我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他研究了一番,得出结论:“你这VCD挺高级,还带屏幕。”

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MP4正流行,我随大流买了一个,就把旧的MP3送给了陈科。他如获至宝,挂上耳机一听就是两三个小时。我问陈科喜欢听谁的歌:“周杰伦的?还是林俊杰的?周末可以去网吧下载。”

陈科摇摇头,说他不知道歌手的名字,只知道怎么哼。我让他随便哼几首,他扭捏了一下,然后不好意思地轻声哼唱起来——是毛宁的《涛声依旧》。

3

入学后的一个寒假临近,我火急火燎地跑去车票代售点,排五六个小时的队抢回家的车票。陈科则是该干嘛就干嘛,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直到开学了我才知道,陈科没有回家过年。

当时,武校的新校区刚盖好,几栋主体建筑投入了使用,但周边多半都是开发建设中的荒地,时不时能听到开工的鞭炮声,还有挖土机和运砖的拖拉机来来去去。寒假期间,学校宿舍不让留人,陈科就去校内的工地毛遂自荐,得到了一份劈砖抹灰的工作。他吃住都在工地上,一毛钱都没花。

等我上了大二,陈科已经攒下上万块,经常带我去吃小食堂的炒菜,比较贵的鲤鱼、酥肉、菌菇汤,一个不落,豪爽极了。

“你有闲钱就买个手机,与家里人联系也方便。”我说。

陈科白我一眼:“不该问的别问。”

接着,他就气呼呼地离开了,留下一脸莫名其妙的我——虽然关系亲近,但他的事我知道的确实不多。

他却先发现了我的秘密。

那时候,每个周三都是我的“大日子”,总有信寄到武校。信是高中女同桌写的,高中毕业后我们约定用信件保持联系,每周写两到三封,坚持了很长时间。

偶尔她会在信封里放几张近照,当作小小的惊喜。每次我拿到信,总会先掂一掂,捏一捏,看里面是否夹了相纸。一旦摸到硬邦邦的方形轮廓,我的心就“突突”直跳,甩头就往宿舍赶。到了宿舍就急忙展开信,先粗略浏览一遍内容,接着会花一两个小时对着同桌的照片傻笑。

陈科仿佛能提前预知似的,总会趁着这个时候贼兮兮地凑过来。他像个跟屁虫似的,一会儿探头看信,一会儿又仔细端详那几张相片,甩也甩不开。

“女朋友啊?”他瓮声瓮气地问,光是偷看还不过瘾,居然还伸手去摸相片。

“看什么看,反正不是你女朋友。”我一把甩开他的手,把相片捧在怀里。

大概是觉得失了面子,陈科竟贴过来,在我怀里胡乱地掏,像是铁了心要把照片夺过去。我有些恼了,想起老李前几天教的“小擒拿”,没多想就出手去抓陈科的手腕,可还没等我抓住,陈科早就捏住了我的指骨迅速往外一翻,疼得我龇牙咧嘴的,顿时松了手里的照片。

陈科得意洋洋地冲我挥手,我气极了,可知道自己远不是他的对手,只好蒙起被子装死。陈科自觉无趣,就离开了。

没多久,女同桌的信越来越少,那些绵绵的情话逐渐变成了平常的问候,直到她在一封信中说自己认识了一个善良、阳光的男孩,我就知道,这段满怀期待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那几天我失魂落魄,吃什么都没滋味儿,连教室也不想去,连旷了两天的课。一个傍晚,我早早躺在床上,陈科忽然钻进宿舍,问我怎么不上课:“老李正教阴手棍呢!”

因为抢照片的事,我和陈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说话了。我有气无力地“嗯呐”几声敷衍他,陈科对我一挥手:“走,带你去个好地方。”

男生结怨简单,解怨也容易,听了他这句话,我竟迷迷糊糊地跟了过去。陈科带我穿过热闹的小操场,绕过小通道,越走人越少。再钻过一片断壁残垣,我们的眼前就出现了一大片荒地。

周遭安静极了,听不到半点人声,只有夏蝉一阵阵地鸣叫。我们的脚下还有一个小小的水潭,水质混浊,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鱼。

“咱们还在学校里?”我好奇地打量着四周,远处的确是灰蒙蒙的校墙,又高又耸。如果想翻出去,即使是高个子也得费把力气。

陈科点点头:“算是吧,这里是校产,应该是给驾校预备的练车的地方。喏,池子里还有些蝌蚪,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过来看看。”

我惊叹——武校居然还要办这么大一个驾校?陈科嘿嘿地笑,说我不知道的事多了去,比如:大专班的10来个教练,在校时间比他这个小红孩长的还真没几个。

那天晚上,陈科一遍又一遍地跟我道歉,说他抢夺东西实在是因为觉得新鲜——他从来没有收到过别人的信,也从来没有给别人写过信。

我趁机问他家里的事,他支支吾吾的,说他母亲工作忙、家务多,没什么时间。“等我毕业了,妈妈就来接我回去。”陈科望向远处,眼神闪烁。

我扳开指头算,陈科在这所武校读了4年小学、3年初中,再加上以后读5年专科,加起来有12年了。

陈科说,他曾在福建老家上过两年小学。我问他为什么不继续上,家里人接送也方便。陈科低下头不再看我,沉默了片刻,忽然赌气似的说,其实他早就知道母亲已经再婚了,而他只是一个“拖油瓶”。

一开始,陈科被母亲送到闽北的一家寄宿学校读书,离家不远,没几天他就偷偷搭车回了家。母亲大伤脑筋,又把他送到了这个千里之外的武校。头几年,母亲还常常过来看他,之后就慢慢地淡出了他的生活,除了按时缴纳学费,几乎不再现身。

“你爸呢?”这话一出口,我就觉得不妥。陈科却比我想象中要平静,他说在他模糊的记忆中,父亲是个游手好闲的小流氓,已经“人间蒸发了”。

陈科絮絮叨叨地说:“习惯之后其实也不算什么,我在这儿过得挺舒服的。过几天,小食堂的胖厨师还要请我喝喜酒嘞,我刚来的时候,胖子还只能打打下手,现在人家都当上大厨、娶媳妇了。”

平日里,陈科总说他喜欢练武,对学校也相当满意。但直到这个晚上我明白那都是胡扯——与其说陈科喜欢武术,不如说,他除了武术一无所有。


陈科又像是在为母亲辩解:“你看,我去逛少林寺不用买票。边门溜进去,一路到后院,查票的和尚我熟,从不拦我。”

我听着有些心酸,不知该说什么,便把口袋里的一摞信一股脑地丢进了水塘里。这些信是我一封封攒起来的,带在身上已经有一个多月了。陈科惊诧地望着我,不明白我在干什么。

“过好自己的就好,不用管别人嘛,你说呢?”我说。

陈科点点头,盯着小水塘发呆:“以前妈妈来看过我几次,带了许多玩具,奥特曼、变形金刚什么的。其实我挺喜欢那个变形金刚的,看起来不便宜,但我从来不玩,统统埋到这里。”

陈科语气平静,我拍拍他的肩膀。那天晚上,我俩在小水潭边一直坐到半夜才回去。

4

2007年的冬天,天气比往年冷得多。一个周六,我早早钻进被窝,老李敲门进来,说有人找我喝酒。

和教练们喝酒,半斤白酒只能润润嗓,我可应付不来。我说:“要喝酒找3楼的李连杰,他酒量好。”

武校学生的名字总是很有趣,“刘连杰”、“胡子丹”……总和一些打星沾边。我们学生宿舍3楼有个中专生,恰好姓李,父母给他取一个“连杰”的名字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这个李连杰是出了名的“酒坛子”,寻常人根本喝不过他。

“就你屁话多,滚过来。”老李瞪我一眼,不耐烦地招招手。

等我探头进到隔壁的时候,发现有个穿着蓝色的羽绒夹克的男人坐在里面。尽管他头上的鸭舌帽压得低低的,我却一眼看出,他是带了陈科好几年的教练“飞哥”。

“小陈逃跑了。”飞哥的嗓音很沙哑。

我“啊”了一声,连自己都觉得这个反应过于平淡,像是早就知道了一样——陈科私自离校,其实早有预兆,那几天他一直对我说,“想出去闯闯,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

“他怎么不跟我提前道个别?!”飞哥咬牙切齿地说。

我说走了也好,这地方能熬死个人。飞哥看了我一眼,自顾自地喝酒,跟喝白开水似的,一杯又一杯。

我问飞哥,他身为陈科的教练会不会因此受罚?因为下周就要“大点名”了——上万人的武校,条件艰苦,逃跑的学生并不少。每个学期,总有几次全校大点名,如果校方发现学生私自离校,相应的带班教练,轻则罚款扣奖金,重则停职开除。

飞哥冲我摆手,表示不在乎这个。

“是我的错。”飞哥闷闷地喝了杯酒,红着眼睛说,“前几天他妈妈给我打电话,说小陈快毕业了,她不能来接他,问我有没有门路让小陈留校,或是出去安排个工作。翻来覆去,无非是说她能力有限,希望小陈自谋出路。我跟小陈提了一句,他就明白了。”

我的心里有些抽动。在这个房间里,没人比我更清楚陈科的境遇:他一直在等毕业那天母亲来武校接他回家,现在期望变成失望,也许,哪怕在这里多留一天,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我抓起杯子灌酒,辣出了一脸的眼泪。

“妈的,搞得老子真难受。”飞哥骂了几句,低头抹眼睛。

房间里彻底安静下来,与外头的吵闹相比,似乎是两个世界。

第二天,陈科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去了洛阳,打算玩一段时间,还让我代他向飞哥道歉。我给飞哥报信,飞哥点点头,算是原谅了陈科。

后来,我和陈科用QQ保持联系。不过陈科不喜欢电子产品,打字对他来说是个辛苦活儿。他也不爱打电话,说隔得太远,有些话说不出口。

离开武校之后,陈科开始找工作,但那些工作都不算稳定。他先在湖北学电工,后来又在江苏的一家餐馆当学徒,总是干不了多久便卷铺盖逃走,天南海北地飘。

有时,我在网上给他乱出主意:“你就回来报个教练培训班得了,功夫底子还在,也不用东奔西跑。”

“滚蛋。”他只回复了一句,就匆匆下线了。

陈科离开了,但他说得没错,一旦习惯了武校的生活,时间就跟拧开的水龙头放出的水一样,“哗哗”流过。我毕业的时候,陈科给我打了一次电话,说他得到一位师兄的引荐,给江苏的一个大老板当保镖,薪水很丰厚。

“社会上不比学校,鱼龙混杂,一定要有戒备心。”虽然那时的陈科已经成熟多了,我还是忍不住叮嘱。

陈科在那边哈哈大笑:“我身上能有什么让人惦记的东西呢?”

5

2018年中秋,陈科回过一次家。他选择在浙江落地,正好顺道看我,然后我可以第二天上午开车送他去福建老家。

多年未见,陈科留了个油光发亮的大背头,留起了络腮胡,西装革履的,颇有成功人士的风范。不过在回家的路上,他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像是要去赴死。

“头一次回去?”我试探地问。

陈科点点头,眼神飘来荡去,不知道在想什么。

到了陈科的老家已是中午,我们直接去酒店——他母亲说备好了一桌酒席在等我们。

见面时,我仔细打量了陈科的母亲几次——她穿金戴银,化了妆,还留着洋气的“泡面烫”,显然生活优渥、富足。她说话中气十足,是个很有主见的女人。

来之前,我已经准备好了,打算找机会把陈科这些年的事完完整整地说给他母亲听,或许能让他们的关系出现些许转机呢?在我的想象中,见面的时候陈科的母亲多少要掉几滴眼泪,说些无可奈何、无法向旁人倾诉的心酸给儿子听。可她只是坐在那里,用筷子夹起饭菜,送入口中,慢慢地咀嚼,好像这餐饭只是和两个陌生男人拼桌。我只好把涌到喉头的话又咽了回去。

那顿饭大家吃得并不愉快,席间,他们母子几乎不说话。我讪讪地坐在旁边,像个大灯泡。

下午,陈科跟着母亲去了一趟村委会——陈科的户籍还在老家,每年村里都有一份田租与分红留给他。他名下有几分水田,那些田地马上就要改建了,陈科这次回家就是为了签字确权,把所有利益转给母亲,将来也无须赡养。不知这个条件是谁提出来的,陈科接受了。

我留在酒店里等,陈科签完字很快就回来了,手里提着一箱海鲜干货,说是他母亲准备的。

“回去吧。”他说话有气无力的,像是已经筋疲力尽了。

“这就回去了?”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我知道陈科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我以为他们会见上一面,最起码,他母亲也要客套几句邀他回家看看吧?哪怕只是喝一口茶呢。

离开老家,一路上陈科一直看向窗外,很平静。我开始聊起工作上的事,他才从沉默中挣脱出来,打开了话匣子。

陈科说老板待他很好,有时候去外地出差赶上饭点,会叫他同桌吃饭,这在“保镖圈”里是很少见的。他的工作不忙,除了出差时给老板“撑场面”,平时和保姆没两样——老板的儿子是个宅男,以前在上海读大学,吃惯了上海的早餐,总托陈科去买,陈科只好在凌晨出发去上海,来回两百多公里。

“其实小老板人也挺不错,总是‘陈哥陈哥’的叫,没什么富二代的架子,就是脸越来越圆了。”小陈笑着说,“饭量渐长,早餐都要吃三人份的。”

只有在说到工作的时候,我才能找回陈科曾经的影子。他笑起来就没心没肺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6

说起来,武校学生的出路其实并不多。偶有特别拔尖的,能进内卫;稍次一些的,也有大名鼎鼎的“雪豹突击队”可选。不过这样的尖子一年也出不了几个,绝大多数的武校毕业生仍过着普通人的日子。要么回家种地,要么出去打工,如果能入武行做特技演员,或是给富商当保镖,算是很不错的出路了。

说到底,要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过上好日子,最后还得靠脑子。

老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早早辞了职,回家乡办了一个健身馆,附带教一些自由搏击和防身术,据说挣了不少钱。他又拉了几位武校的教练去帮忙,摊子越铺越大,他反倒清闲了,隔三差五就带着妻儿外出旅游。

2019年,老李晃到了浙江,我在家乡的酒楼为他接风。老李看我一眼,忽然提起了陈科,说打听到他的消息了。他说,陈科去了上海,先是联系上了当地的校友会,后来进了一家健身房当教练,傍上了一位富家千金,现在都开豪车了。

“那小子倒也不笨。”老李感叹。

我说不对,陈科在给江苏老板当保镖。

“哦?那也许……不是他吧,反正也姓陈,南方人,在学校待了好些年。”老李眯了眯眼睛,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我说天底下还有第二个陈科不成?

“怎么没有,我见多了,在学校那几年,没依没靠的孩子,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家的,哪一年不来几个?”老李轻描淡写地说,“陈科不是第一个,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

2019年年中,我去河南出差,公务打点完毕之后居然空了一天,便动了心思,想去武校转一转。

13年过去了,市区里多了些华丽的住宅,武校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校区翻新了,道路改建了,练功场铺了平整的硬化地面,不再是雨天一脚泥、晴天满腿灰的黄泥坑了。

我找到记忆中的那座校舍,看了门口的通告才知道,专科班已经独立建制,搬到了更新的校区,不再与小红孩们一同生活了。

我在校区里转来转去,终于转到了当年给驾校预留的那片荒地。陈科当年的这个“秘密地点”,杂草丛生的水洼已经被填平,铺上水泥,贴了漂亮的彩砖。

我站在那儿给陈科拨通了电话。我说我在学校,陈科“啊”了几声,我又重复了两次,他仍旧听不清。我说我在学校呢,这一次他听清了,应了一声,接着就是沉默。

“学校有什么变化没有?”缓了一会儿,陈科问我。

“没有。”

“一点儿变化也没有?”他似乎不太相信。

“没有,跟以前一模一样。”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那就好,那就好。”陈科淡淡地说。

我问陈科什么时候回来看看,他低下了声音,说:“你帮我看看吧,我不回去。”

放下电话,我有些怅然若失。其实我一直想跟陈科谈谈这个“秘密地点”,谈谈那些他埋藏的玩具。但我终究没有开口,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我觉得玩具就在我的脚下,就埋在水泥地里,或许30公分,或许50公分,又或许在多年以前,它们被筑路的工人掘了出来,不知道随手丢到什么地方去了。

时光匆匆,当年的一切都被更新的事物掩盖了。还是让那些重要或是不重要的东西,统统埋在这无人知晓的角落里吧。

编辑:罗诗如

题图:《武林孤儿》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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