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诚信的企业家，跑路了

1

“江老板跑路了……”上午刚上班，同事大李悄悄地对我说，语气有些焦急。

“你不是说这几天结利息，准备再给他投几十万哈？”我想着几天前大家在一起聚会时大李说的话，有些吃惊。

“是啊，我给江老板也说了的，他说结利息时商量——他定的结息时间是昨天，结果我打了一天电话都没人接。去他公司问，工人都不知他在什么地方。”大李心急火燎地说，“你帮我联系试试？”

我拨了江老板的手机，也是无人接听——“真的跑路了？！”

这个情况让人感到有些可怕。大李给江老板的公司“集资”了60万，江老板欠了他半年多利息了。60万不是小数目，大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要不我发个短信，看他回不回。”我安慰着大李，见他点了点头，就发了个短信给江老板，问他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大李的利息何时结。

依旧没有回信。

我对大李说，或许他有事，等等看。于是，我们就各忙各的工作了。

江老板是外地人，已经在我们县开了二十几年的公司了。他的公司主要从事广告装潢业务，是我们县的“优秀企业”和“诚信企业”，他本人还是我们县“广告协会”的副会长。

多年前，我们集团装潢大门门头，当时有几家广告公司报价，高的6万，低的4万多，结果江老板3万就搞定了，效果还高端大气。见他为人低调热情，肯在质量上下功夫，利润压得低，看重长远合作，我们老板就决定让两家企业开展长期业务合作。

就这样，我们办公室常在江老板的公司做企业的展板、布标和制度牌，一来二去，作为办公室主任的我和江老板也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

那时的江老板既要审查设计、指导制作，还要跑业务，去安装现场，吃苦耐劳，什么事都爱亲力亲为。

有一年我们建筑公司的一个工地要办开工庆典，5台挖掘机上要戴红绸花。本来为了方便挂花，铲斗应该垂在地上，可当时大家都忘了，想起来时，挖掘机操作员已下班，铲斗全按规定扬在空中。江老板把周围的彩旗、展板、布标布置完来挂红花时，天都快黑了，知道操作员不在，二话没说，一句抱怨都没有，攀着光滑的悬臂，逐个爬上去挂，看得我们心惊胆颤的。

后来有次我们公司做“文化墙”，国庆后上级部门要来检查。我知道江老板忙，就提前半个月和他联系，他在电话里说“国庆来”。我等到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的上午，还没见人影儿，就急得不停地电话催促他。下午，他开着一辆新买的车匆匆赶来，又是亲自爬上架子，做到晚上10点多才结束。

我有点不满，调侃道：“咱们都是多年的合作单位，业务大小都是你做。你生意好了，还是要念点旧情哦。”

“哥，在赶工，我两晚基本没睡。有空儿我请你喝酒赔罪，我现在要马上去市里进货，明天赶回来还有活儿在等着。”他拉开车门，歉疚地对我说。

“这个时间了还要去市里进货？”我不解地问。

“有的材料县里没有，有的材料市里便宜。”

“注意安全。”我想着他两夜没睡，便嘱咐道。

“没事的，我身体好，抗得住！”他按了声喇叭，车子一溜烟就没了踪影。

结果那晚不幸被我言中。在路上，江老板因疲劳驾驶出了车祸。好在人没大事，刚买的新车撞烂了前部。他在医院观察了3天，听医生说检查结果无内伤，头上还缠着绷带，就急着出了院。

江老板给我说，自己闭了下眼，就追尾了。我安慰他：“出事就一瞬间，舍财免灾，算你命大福大。”

2

江老板的生意越做越好，手下员工有20多人了。2008年，他在县里买了一处底层临街400平的房产，给公司办公用。

根据风水，江老板将这房子改了大门，增加了个会客室，大堂分成格子间，挂着“设计部”的牌子，招了3个设计师。剩下的屋子，分别挂上了“财务部”“制作部”“安装部”“经理室”。他公司的前台有接待员和大堂经理，墙上挂着岗位职责，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正对大门的地方挂了一个八卦镜，上面还包着红绸子。

“江老板，现在是鸟枪换炮了，还请来菩萨保佑发财。”我半恭维半调侃地对他说。

“唉，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我们要向你们大企业学习，实行规范化管理。”他谦逊地答。

我知道江老板一直比较仰慕我们老板家大业大，时常跟我探讨些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经验，非常渴望自己的公司有朝一日也能做大做强。我对他说：“人要想有大发展，一是机遇，二是能力，三是资金。你从农村出来，踏踏实实干好现在的业务才是最重要的。千万别好高骛远——再说了，你大小都是老板了，总比我们打工强。”

聊了一会儿，江老板说，这段时间他手头的资金有点紧，问我相不相信他，有闲钱可以投到他的公司来，“2分利息”——在我们这儿，这是民间借贷的普通标准。

我是信任江老板的——我们也算打了多年交道，对他的人品和生意都了解：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平素还给我帮过一些小忙，如家里电路维修、做个放东西的架子等，从来没收过钱；本地的电信、移动、烟草及几个大的民企，都是他公司的固定客户，他还和别人合伙开了个中档酒吧，生意不错，我去过几次。

干企业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这很正常，我们老板都经常去找银行贷款。作为业务伙伴和朋友，江老板有暂时的困难，帮个忙是应该的。

我问：“你怎么不去银行贷款？利息还低些。”

“手续麻烦，用房子抵押跑了十多天没办好，就没时间去了，不像你们大企业专门有人跑——干脆直接找私人借，利息高点，但省时间。”见我犹豫，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本房产证，“你不放心，我就把产权证押给你。”

我摆摆手：“没必要，我相信你。”

于是，我给江老板投了15万元，问他还要不要，他还说“要”，我就跟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大李说了这件事。

大李两兄弟在我们县的“黑道”上有点名声，特别是他兄弟，心狠手黑。当年由于煤炭行业的带动，我们县的水陆运输、餐饮、歌厅、“保健”、地下赌场的生意一片红火。经过拼杀，大李的兄弟垄断了我们这里的地下赌场，大李就在赌场放高利贷，借10万给8万，两天内归还10万不计息，若两天内还不上，之后每天利息2000元，利滚利。

不到几年，大李就在市里买了几处房子，在县里买了门市搞出租，还投了些钱给煤矿拿高息。后来赶上严打，大李兄弟被判了刑，40岁的大李花钱消了灾，就洗手不干了。跟一帮社会上的酒肉朋友吃喝玩了两年多，觉得无聊，就进了我们公司给老板开车——老板因生意上的事，黑白两道都得打交道，把大李招进来以壮声威。

大李的手里有些闲钱，对我说过想投资。他也认识常来我们办公室的江老板，只是没我熟。我叫大李自己决定，说自己只是提供信息，今后如有不测，与我无关。大李四处摸底，又和我去看了江老板的公司，最后投了20万元，利息和我一样，两月一结。

同事们知道后，说江老板是外地人，劝我俩要注意风险，大李说：“做什么都有风险，这年月，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头一年，我们“投资”的利息，江老板一般都按时给付，如要推迟，都提前打电话说明，我们也理解。

第二年，大李给我说，他又给江老板投了20万。我说：“投了这么多钱，要时刻注意防范风险，得随时要关注他的业务和收益。”

大李说：“我了解了，江老板除了公司房产外，在咱们这儿还有两套住房，市里还有一套，老家也有一套，其中有两套是贷款买的，没什么可怕的。”

他的调查应该是真的，我过去也仿佛听江老板说过。

3

2010年初，我们县提出了“旅游兴县”的规划，江老板嗅到了商机，成立了一个“生态旅游农业公司”，大门上还挂了一块牌子，说是央视下面一个公司的广告部。

我就笑着调侃他：还和中央电视台接上了头，看来是越来越红火了。

江老板给我看了一份“广告授权书”，说是花了几十万才“挂上钩”。

我说：“你这个，就是中介，别人上央视打广告直接联系不行吗？还非得让你来赚中介费？你花这个钱给自己贴金，不划算，挺冤的。”

他说：“我们定了合同的，只要是周边县市的广告，经不经过我这里，都要提成给我，我是唯一的授权合作单位。”

我呵呵一笑：“这周围都是国家级贫困县，你看看哪家能有钱去央视做广告？做的也都是国家免费扶贫的农产品广告！”

见江老板有些尴尬无语，我又宽慰道：“倒是‘生态农业’还对路，国家扶持，还可以贷款，有发展前景，但这是个长投资项目。”

听我这么说，江老板马上来了激情，不无兴奋地对我说：“我主要是开发生态旅游，现在县里和乡镇都挺重视，县投资公司牵线搭桥，我和白马村现在正在搞联合开发，我出资，村里出土地，已投入几百万了，农家乐马上竣工了。”

江老板的农家乐开业的那天很热闹，我和大李也受邀参加。他的农家乐依山傍水，设有仿古阁楼、风雨廊桥、钓鱼场、娱乐场等，虽还显得有些粗糙，但已初具规模。村里负责农家乐的日常经营，江老板负责财务和管理，利润双方四六分。

江老板指点着周围奇峻的大山对我们说：“后续开发山水的同时，重点挖掘古人、神话、传说、民风民俗和山水的‘有机结合’，打造‘国家级民俗风景点’。资金由县投资公司和我出。”

后来我们公司和我私人搞活动，又去江老板的农家乐玩了几次。那里的农家菜做得很有特色，在我们县里小有名气，生意好得爆棚。江老板说，每天吃午饭的游客最少也有十几桌。

2012年4月，我儿子要在市里购买婚房，我便去江老板的公司找他退集资款。

那时，我们县在城郊创建了工业园区，四处招商引资，江老板作为县里的广告协会副会长，积极响应号召，已经带头将自己的公司迁了过去。

江老板的公司规模扩大了，从里到外修得焕然一新：气派的大门门头，落地玻璃门窗，前台有迎宾小姐，侧边是企业获得各种奖状的荣誉墙；大堂不再是格子间，而是做了一张很大的木质办公平台，设计员都在上面干活；电脑、桌子、文件柜都是新的，还增加了视频投影。公司里的规划井井有条，很上档次，估计花了百多万吧。

我觉得如果只是做广告业务，这个排场实在是浪费。广告公司还是设在县城里，开展业务才方便些。可江老板对我说：“现在我准备朝建筑房产上发展，接了几个小工程在做，有块地皮正在协商搞开发。”

我想也对：他现在干工程，要注重形象，别人才相信他有实力，这是必要的包装。

江老板听了我想退款的要求，抱歉地说这段时间资金紧张，只能先退我10万元，说剩下的钱，“有了马上给你”。

随后，他又说我们公司应酬多，想邀我入伙，用他公司原址的房产做火锅生意。我觉得那个地方不适合做餐饮，就说：“你那地方不是热闹的场所，就算有熟人来，吃个一回，照顾一下，第二回肯定就不来了。说实话，你现在资金肯定紧张，（做火锅店）再装潢又要投钱，假如生意不好，钱白甩了，不如租出去，来钱快，也没风险。”

但江老板对我的建议不置可否，我只好说自己没钱，可以帮他问问大李有没有兴趣。回来我跟大李说了，大李的头摇得像拨浪鼓，“干饮食既累人又麻烦，能不能赚钱都难说。”

后来，江老板应该是没找到开火锅店的合伙人，只好把房子租给了一个开超市的。

4

半年后，我也要装修新房，便打电话跟江老板要那笔余款。他还是说资金紧张，“业务结了账马上给”。

我有些发愁，江老板接着在电话里问我：“你认不认识白马村的村主任古子红？”

我说认识，古子红是开采石场的，曾因推销石料请我们建筑公司经理吃过饭，经理把我也拉去了。

我问他有什么事，江老板气愤地说：“我之前和他们村里办的农家乐，原来合作得很好，后来村里‘两委’换届选举，古子红选上村主任后，眼红农家乐生意好，就假公济私，毁了我和村里签订的协议，把农家乐给霸占了！”

我知道，这个古子红过去是村里的地痞，靠非法开采石场发了财。那时我们这里提倡找村里的能人、富人当村干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一些靠不义之财发家的人，便通过操纵选举成了村领导。

江老板说：“古子红当上村主任后，修‘村民广场’要我赞助10万，我给了5万。接着，又要我出资给他儿子在镇上开个广告门市，说挣着钱了再还我。我拒绝了，应该就是这事得罪了他。”

“你没找乡政府？”

“找了无数次，经常找不到人，找到人了双方又谈不拢，乡领导尽和稀泥。”

“你和村里有协议，找律师起诉不行？”

“找了，律师去找他调查，古子红不认合同，说合同上村民代表签字不是本人签的——当时是不是来的本人，我也不认识啊。律师说，集体土地出租，村里盖了章，但还要村民代表签字认可，如果真的来的不是本人，打官司胜算不大，只有双方协商。”

“那你后续投资了没有？”我问。

江老板说：“没有，一怕今后扯皮，二来资金不活。”

江老板想请我和大李出面去找古子红谈一谈，大李听说后，把胸膛一拍：“我找几个道上的兄弟一起去协商，看他有什么日天的本事。”

去白马村那天，大李说有事没去。他找来4个“兄弟”，其中一个外号叫“虾子”，还是个吸毒人员。

古子红一改过去光头大金链的形象，穿着西装系着领带，鼻子上还架着一副眼镜。我向他说了来意，望他高抬贵手，能帮着妥善处理此事。

“看你面子，我给他两个选择：第一，我给他补200万，他把土地租金、青苗费、旧房迁移费补了，然后退出（农家乐）；第二，农家乐我们不要了，他得拆除房子，但第一条里的费用必须补，恢复土地原状。”古子红傲慢地说。

如果把这杂七杂八的费用算下来，估计远远不止200万，江老板怕拿不到一分钱，我想。

“我投了800多万，都是有账可查的。”江老板叫屈道。

“不愿意就拉倒，我没时间和你整天磨蹭。”古子红说。

“做事要讲良心，半夜才不怕鬼敲门！”虾子嚷道。

“我自己就是鬼，我怕谁？！”古子红毫不示弱。

话不投机，两人争吵起来，进来不少村民围观。古子红狂妄地说：“你想在我地盘上搞事？！我只要在广播上一喊，你一个都跑不脱！”

我看古子红又痞又赖，怕事情无法收场，就说双方都冷静一下，再找时间处理。

回去后，江老板请我们吃饭，虾子他们跟江老板要了1000元的红包。虾子走时，狠狠地对江老板说：“要不找个人把他弄残算了！”

江老板摆了摆手，看来他虽被逼得无奈，还是保持了冷静。

5

从那之后，江老板给大李的利息经常不能按时付，每次都是大李催了才迟迟给。我也时不时找江老板要剩下5万块钱，他总是说结账了马上给。这样久了，我就起了气，忍不住对他发了火，他又给了我2万元。

我将江老板的情况给大李说了，大李说：“你就是念感情，怕撕破脸。我要退钱，他非给不可。不然我要强占他公司，叫他无法工作。”

煤炭市场的价格一路狂跌，严重影响了本地其他行业。每个老板都在喊生意不好做。原先街上到处都是门市，现在很多都搬到背街去了，还缩小了规模，减少了雇员。一些投到煤矿的“集资”钱，很多都撤了出来，还有的煤老板无钱还款跑了路，民间借贷的利息也下降了。

大李说，他又凑了20万，是煤矿退回的，问我有没有放心的公司要“集资”。我说没有，叮嘱他千万不要投给江老板了，“情况不妙，我感觉已经有了风险，不安全”。

我问他：“你投（给江老板）的款打算退不？”

他说：“暂时不退，再放段时间收点利钱，风险不是很大，可控制。”

我本想劝他见好就收，看他自信满满的，就闭口了。

大李嘴上说钱不投给江老板那里，可背着我，他最后还是把那20万又投进去了。事后他眉飞色舞地给我说：“我去江老板公司进行了认真考察，和他面对面谈了。他生意还好，又买了辆宝马，现在接了几个建筑工程在做，资金确实紧张，他保证公司运转没问题。”

大李说，他让江老板把原来的“两月付息”改为“每月付息”。

我给江老板打电话讨余款，他依然说结了账马上给。我说“大李才集了资的”，他便说“等一会儿，我在乡下考察项目”。过一会儿我又打过去，他说“下午转（钱）”。可到了下班，我都没收到钱。晚上，我给他打电话，骂他太无信无义了：“我们两口子都是下岗再就业，省吃俭用攒点钱不容易，你再三再四地耍我，良心不愧得慌？咱是多年的朋友，又是业务关系，难道就被这点钱断绝了？！”

江老板又说“明天上午转”。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再打他手机，他就不接了。我不停地打，他终于接了，说自己在外地，已经安排公司里人给我转账。我等了一上午，依然没见到钱，下午便跑到他公司，不声不响地推开他办公室的门——他果然在里面。

我非常气愤，正要发火。他忙抱歉说，“才回来，马上给你转”，说着，就在手机上把钱给我转了过来。

结束了私人之间的利益纠葛，大家还是朋友，我们跟江老板还是一如既往地业务往来。

大李的利息改为月结后，除了第一个月准时到账，江老板再没按时给过，每次大李都要催上几次，才勉强转来。

我觉得江老板的公司肯定出了状况——每次我打电话找他办事，他都说自己在外面的工地，叫我去找他公司的员工。有一两次在公司遇见他，虽然还是西装革履，但人瘦了，脸憔悴了。

我曾问江老板，农家乐的事处理没有。他深叹了一口气，生无可恋地说：“处理了——我不停地找县信访办、县政府和县委，打听到他是政协委员，我又找县政协。最后处理结果，让我和村里‘轮流经营’，古子红经营了快3年，叫我也同样再经营3年。等我接手后，才发现设备设施他都没维护，更要命的是他欺客宰客，服务又差，现在农家乐臭名远扬，都没人上门了。我经营半年，月月亏，干脆关门歇业了。”

说完，他便说要去工地，匆匆开着宝马车走了，对一旁闲玩的员工也没过问，好像他的心思根本没放在广告公司里。

6

大李的利息钱已经有3个月没见到了。他给江老板打电话，江老板说钱都压在工地上了，拨了工程款就给他转来，还给他发来工地的照片，让他放心。

大李时常在我面前骂骂咧咧的，说江老板不讲信用，不按时付息，有时逼急了，江老板就转个三五千给他。大李去江老板的公司看，却始终找不到江老板本人——公司门开着，有人在上班，一切都正常；去酒吧问，说江老板已经退出半年了。

大李问我江老板的生意情况，我也不清楚——如果他在搞工程，不担心，就怕没搞工程——从他现在广告业务量看，员工工资加上每月该付的利息，财务应该很吃紧。他过去常做的几家大客户，有的已经被别的广告公司夺去了。而他公司里的员工经常在换，我每去一次，都是新面孔，“人心不稳，这不是好兆头”。

我叫大李慎重防范，他却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有机器、房子、车子，我不怕，我相信他在外面搞工程。”

就这样，江老板半年累计欠了大李几万利息。眼见快到年底了，大李给江老板打电话要利息，江老板说自己在湖北的工地上，已结了工程款，但不是现金，拿的汇票，正找人解汇。办成了的话，年前就把拖欠的所有利息结清。

大李听了很高兴，正好同事们在一起聚会，他高调地说：“还是相信江老板的为人和能力，他如果回来谈得好，我还投40万给他，凑个100万的整数。”

“你真的还要投？”没人时，我问大李。

“是的，这次只要他抵一套房子给我。”大李兴高采烈，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

本来约好年前结息，江老板又说年底资金紧张，没解到汇，要1月上旬结。一晃都11号了，他的手机变成了无人接听——于是就有了开头我帮大李给江老板发短信的那一幕。

那天下午，我终于盼来了江老板的短信。他说春节要放假了，在工地上和工人们一起抢进度，他感冒嗓子哑了，说不出话，连去买药的时间都没有，汇票没办理。

我回短信说：大李快急疯了，你马上给他发个短信说一下。一会儿，大李也收到短信，内容和给我的差不多。大李问江老板春节回不回来，他回复：“钱解了汇就回来，回来就和你联系。”

大李一等就等到了大年三十，期间给江老板打电话，他都不接，有时回个短信，还是类似的说辞：工地忙，在找人解汇，广告公司也在我们本地收账。可大李去查问江老板广告公司经常做的几家客户，对方均说自己欠江老板公司的款项不多。

年过完了，江老板也没回来。大李去他家敲门，没人。问左邻右舍，都说好长时间没见他和家里人了。去另外几处房子，都出租了。大李急了，去调查江老板的房产，都被押在银行，不知贷了多少款，而那间超市的租金，别人给他缴的是“3年”。

我找了个广告公司的老员工一问，才知道江老板的广告公司在去年就“整体”租给了他的老表。后来见经常有人上门要钱，怕日后扯皮，江老板的老表又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但门口依旧挂着江老板的牌子。

我跟江老板的老表说：“由于你的误导，把集资的人坑惨了。”

他老表说：“我只是想用他原来建立的业务关系。”

7

大李打听到江老板原来有一个员工叫尹老二，也给他集了资，约有百多万。我认识尹老二，是个木匠，江老板广告公司的木工活都是他在做。

我带大李找到尹老二了解情况，发现他比大李还惨——江老板说工地差百多万，找他借，说周转一下，贷了款就还他，年息5分，利息3个月一结。可尹老二就拿了一次利息，江老板就无影无踪了——尹老二的钱，都是用2分或3分利，找十几个亲朋好友“集”的。

尹老二要大李和他一起去江老板的工地找人。大李说他先调查一下情况，结果又打听到江老板还有货款和个别员工的工资没付完。

大李不停地给江老板打电话，白天打，半夜打，不打就发短信。偶尔江老板也接电话说几句，说解不到汇，他等着建设方拨现款，有钱了就给大李，又说自己现在也没法，叫大李不要老是打电话，影响他工作。

大李提出要去看看他在啥地方搞工程，要求他每隔几天打个电话来保持联系。江老板不说自己在什么地方，只说过几天给他打次电话。

但等了半个月，江老板的电话再也没打过来。大李打他手机，电话是通的，就是不接。我打也一样。我又给他发了很多短信，他迟迟地回过一次，说在忙工作，大李不相信他，钱别人欠着，他也没办法。之后，江老板就再没回过我的短信。

大李愤愤不平，喊了一帮人去占江老板老表的广告公司，不准公司里的人做事，想逼他老表给他打电话出面解决。江老板的老表对大李说，他也不知江老板在哪里，过去有事都是电话联系，现在电话通了但无人接听，说完，他当着大李的面拨了江老板的电话，证明自己说的是实话。

大李说，大门上挂的是江老板的公司牌子，设备设施也都是江老板的，他不出面，我们不会走。江老板的老表报了警，警察来了把大李训了一顿，叫他去法院起诉，不要扰乱别人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如不听劝告，将被治安拘留。

大李蔫了，只能有空就给江老板打电话发短信，后来江老板的手机也停机了，他只好请我帮忙打听江老板的下落。

我找到江老板公司原来的员工，他们说，江老板这几年根本无心做广告，说累死累活的，来钱少。江老板到处找工程做，接到过几个小工程，都是几经转手的，轮到他时，都是“四包”“五包”了，还要垫资，结账也难。他既不懂施工管理，也没有施工队伍，亏没亏，大家都不清楚。还有人说，有段时间江老板和别人合伙搞房地产开发，投了钱，但没成功。

大家都觉得，如果江老板专心做广告，虽然经济不景气，赚不到大钱，但肯定还能维持下去，就是欠了百多万的债，也无须玩失踪啊。

江老板无声无息，犹如人间蒸发。大李寻了几个月未果，就请了律师起诉他。同事们都说，官司赢了，要不回钱有什么用，还要花律师费。大李对我说：“实在无路可走了，电话打不通，人不知去向，只有起诉打官司。他有房产，虽然抵在银行，看法院怎么判。”

8

2017年秋，大李起诉江老板，法院找不到江老板，传票也没有送达到他本人——给他打电话都是关机，给他发短信不回，只好将诉讼文书粘贴在他公司、居住地等他有可能出现的地方，想他看见后和法官联系，出庭应诉。

开庭时，江老板依然没有出现，也没请律师，大李胜诉。

开庭3天后，法官接到了江老板的短信。他说，自己因盲目发展，没考虑风险，造成企业资金入不敷出，害了借钱给他的朋友。目前他人在外地打工，暂时没有钱还债，望大家不要四处找他白花钱。给他一段时间，他正在积极筹措，从头再来。实在对不起大家，请谅解。借的钱他一生都记着，也将用一生来偿还。

法官将短信转给了大李。大李对我说：“我现在要的是钱，不是什么谅解。我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江老板的财产。”

根据法律规定，财产分割首先是银行，然后的才是自然人——尹老二和另一个借给了江老板十几万的，心存希望，没有去法院起诉——如果不起诉，就放弃了财产的分割。大李抱着一线希望，想看银行起诉江老板后法院的裁决，这是他目前唯一抓得着的救命稻草。

2018年春末，银行向法院起诉了江老板，法院冻结了江老板的房产，按规定启动了房产拍卖程序。拍卖公司根据市场行情定价后，挂牌推向市场，有意购买者就去报名，择日举行拍卖会。

我一个被“强制执行”过的朋友说，这种竞拍“水很深”，场面冷清，去的人都会说定价高了不举牌。流拍3次后，银行就会提出降价，不知不觉就有人以低价拿走房子，然后法院就会强制执行腾空房屋。

我给大李说了这事，他不以为然，还沾沾自喜地说：“江老板的房子，我按拍卖公司出的价算了，除去银行的本金利息，有剩余的钱，抵我的集资款本金应该没问题，现在房价一路上扬，怎么也不会亏。”

但结果，事与愿违，江老板的房子拍卖后，连银行的钱都没抵清，大李竹篮打水一场空。

江老板被列入了法院和银行的老赖黑名单，并在媒体登载示众，个人声誉受到了严重影响。他若想从头再来，将是困难重重；大李赢了官司，却再也要不回钱，鸡飞蛋打，自认倒霉。

最终，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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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人民的名义》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