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弃在精神病院的女人

前言我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在一家精神专科医院就职，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心理治疗。“做一个正常人”，是这里每一个病人的努力方向，患者是在接受治疗，也是在努力获得家庭、社会的认可，寻找重返正常生活的希望；而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我们，一言一行可能都会是某个患者眼里的火烛，或是阴雨。我也想将自己听到和见到的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希望愿意看这些故事的朋友，能看到如此平常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知冷知热，会哭会笑，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这就是我想讲这些故事的初衷。

冬天，精神专科住院部门口的木棉树有些哀靡，时不时落点絮下来。

每到年关，我们康复科办公室都会格外小心，就算大家多么期待假期的到来，一旦出了门，所有人都会立即默契地收起表情，避免在住院病人面前表现出一丝喜悦——毕竟，不是个个病人都能回家团圆。

不少长期住院的患者，逮到机会就会追着医生问——

“今天能出院了吗？”

“能不能让家里来看我？”

“能借手机打个电话，就几分钟，行不行？”

出于稳定病情的需要，也不是每个人的每个要求都能满足。但即便是希望连着失望，至少还算是念想。而有些人却连问也懒得问，越是快乐的节日，他们越不快乐，比如娥姐。

1

娥姐40多岁，是被家里遗弃的。

依照记录来看，她来我们这儿住院大约是2010年的上半年，家里人交了1个月的住院费后便杳无音信。医院找派出所，发现娥姐家人留下的电话、地址都是假的，医院周边也没人认识娥姐，更不知道她的家究竟在哪里。

医生问娥姐，她只说不知道，问得狠了就“发癫”，“鸡飞狗跳，搞不清是真是假”，护士直说。

娥姐的日常用品多是捡别人出院不要的，少有新物件——因为没人给她送东西——几件旧衣裳来回换，不论四季，最爱穿一件宽大的蓝色薄棉袄，错布着横横竖竖的破口，一条单裤，黑一块黄一块的，看不出材质。不知为何，娥姐头上总插把烂梳子，时常拿下来，呼两下她那个胡乱的马尾，整理不到的散发，便任其肆意地往四周曲伸。

娥姐其实长得不差。额高且宽，大眼浓眉，眼窝内陷，若有人偶尔跟她对视，她会刻意瞪得灼灼有神，透出几分坚忍。同事间较少谈论她，谈起来也是几句“玩笑话”：“娥姐啊，在病房里勤快得哟，抢着拖地，擦厕所。”

“她又没钱住院，手脚不勤快点还能怎么办呢。”

当然，也绝没有人会真心笑出声来。这样被家人遗弃病人，在大多数精神专科医院都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动辄几年、十几年的治疗，还有发病闹事的风险。从物质上、精神上，对家人都不啻为一种长期折磨。何况孩子会大，父母会老，还有人要继续过日子。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原因，遗弃都算是“最轻松”的做法了。

在大院其他住院患者的眼里，娥姐是个“厚脸泼皮”。

康复大厅的台阶，繁茂的老榕树高高架起了屏障，在这里映出一片阴凉。娥姐常懒坐在这里，拎一节树枝，盯着进进出出的人。有带着吃食的人经过，她便立即拿叶子拂干净阶上碍眼的浮土，拱到人前，伸上脸自来熟地说：“来了呀？”

如若对方应一声，她即刻就会跟上，人家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别人看书，她要歪着头挤进半个脑袋，别人唱歌，她要趁间奏衬上两声。人家笑几声，她也会趁势虚扶着别人的臂膀，适时地乐成一朵花。这样，在人家掏出东西吃的时候，她便可以“自然而然”地混上一口。

病房里病人吃的零食，都是家里送来的，平时放在护士那里，定时发放。娥姐没有家人，自然没有零食，平日里一日三餐，也是医院掏钱，按照最低标准保障着。

“上过当”的人，绝不会再理会娥姐的殷勤。善些的，再碰到娥姐，便捂着吃食独自走开；碰到蛮霸一些的，会毫不客气地点破娥姐的“套路”，有时还会伙同几个“捉狭者”，刻意靠近坐在台阶上的娥姐，指桑骂槐。

另一方面，娥姐又是个极为不屈的“好斗分子”，绝不顺服于他人聚众得势的淫威之下，立刻会与之激烈对抗。无论是面对妙语连珠的口吐芬芳者，或是中气十足的高音喇叭者，娥姐从不落下风。

这样的场合我见过多次，每每这个时候，我总感觉娥姐不是精神病患者——她吵架的时候比任何人都清醒。我也劝过她：“娥姐，有什么好吵的喔。”

娥姐满脸不忿：“是老子上去硬抢？自己个傻X主动送上门，来骂骂骂，呸！”

我又说：“他们都是家里花钱买的，没多少，你别去搞了……”

娥姐听完，狠斗的表情忽然立马垮了，默默扭头走开，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多说了个“家”字——对于家这个字，娥姐异常敏感，不愿意说，更不想听到——听说娥姐住了这么些年，科室的主任换了3个，个个都想把她送回去，但每每问到她家在哪儿，娥姐总是那几句话，“不知道，不记得”。问得狠了，娥姐就发一些“不知真假”的疯：脱光衣服，但又裹着被子，以头撞墙，却又隔着枕头。

“哎，你说这人奇不奇怪。”病房的护士与我闲聊说起，“住在这里个个儿都想回去。平时清醒很，她不想家吗？想一辈子赖在这？”

娥姐睡女病房最差的床位，靠着公共洗手间。除了每天的用药、吃饭、基本护理，其他的项目能免则免。还好娥姐也算是个“识时务”的人，积极帮着护士做清洁，帮忙维持病房的秩序。别人要是不惹她，她也不惹别人。“当个便宜护工养着吧。”院长几次在会上说起她，也无计可施。

2

娥姐的家在哪里，她到底想不想回家，对这儿的所有人来说，几乎已是个懒得讨论的问题。用女病区护长的话来说：“哎呀，看着医生问她我都上火，别给我们病区找麻烦就谢天谢地了。”

2017年，我曾仗着刚来不久，年轻气盛，单独找过几次娥姐。想借着心理治疗的名头，打听打听她的情况。娥姐依然十分谨慎，关于自己个人情况的事绝口不提。大概也是看我年轻，还时不时抖点泼辣霸蛮的神态，让人招架不住。

只是有一次，我实在不想再弯弯绕绕，歪头瞪眼问她：“娥姐，我都找你这么多回了，好歹说说家里吧，什么都行啊。”说完我其实有点怕，但娥姐却没有“翻脸”，反而变得有些呆滞，眼睑下垂，嘴里不断小声嘟喃：“回不得啊，回不得……”看样子还是不能再继续谈了，只好又作罢。

只是“回不得”三个字，让我有了不少联想，我将其当作一个“重大发现”，跟娥姐的医生讨论，但医生也只是说：“这里无奈的东西多得是，你跟自己过不去干什么？”

2018年的夏季，最热的那几天，医院怕病人下大院自由活动的时候中暑，将放风时间改成下午6点。某天下午，自由活动刚开始，外面忽然传来老乌（大院值守员）一声怒吼：“衣服放下来！”

寻声而去，在大院边角的一株榕树下，老乌面红耳赤，如一座的巨塔，向他面前畏缩着的两个人倾压过去。一个是娥姐，上身的汗褂被撩起了半截，另一个是黄仔，一名年轻的癫痫患者，身体蜷缩着，地上散落着几包饼干。

黄仔急切地来回摆手，说：“不是我啊，是她自己脱……”

“你狗屁！”老乌前踏一步，怒骂，止住黄仔的话。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老乌呼了口气，鼓了鼓眼睛，挥着手说：“走走走！拿起东西走！”

黄仔如蒙大赦，抓起地上的饼干往病房跑。一直不说话的娥姐，忽然跳起来，两臂挥出，死死攥住黄仔的上衣下摆。因为动作太大，上半身几乎都露出来了，也丝毫不在意，“义正言辞”向着老乌大喊：“乌司令（大伙对老乌的戏称），我俩说好的，看了就要给。你让他拿起就走，没这个道理！”

老乌眼眉一挑，表情缓缓转淡，又往四周看了看，似笑非笑地说：“好，脸都不要了，是吧。”老乌盯着二人，但娥姐黄仔无动于衷，保持着姿势，一拉一扯，看起来在暗暗较着劲。老乌的胸腔缓缓鼓起，猛然间，大吼一声：“滚！”声若惊雷，炸得整个院子的人都看过来。

老乌甚少发火，病人们吓得鸦雀无声。娥姐见状，悻悻地收了手，赶紧把衣服拉正。黄仔手里的饼干也被吓得散落一地，不敢弯腰去捡。老乌扫了一眼，没说什么，扭头往办公室走去。我跑过去捡起地上的饼干，想了想，放到娥姐手里。然后转身跟着老乌回办公室。

老乌把事上报主任，主任上报了医院，医院通知病房，将娥姐、黄仔与其他住院病人分开，也不准下到大院自由活动。“事儿不大，影响太大，暂时先这样吧。”主任在科室会议上这样说。

毕竟这里住的都是精神疾病患者，没有谁敢保证，这种行为会不会刺激到其他病人，暂时把两人单独护理，是个比较稳妥的处理办法。对此，娥姐反应十分剧烈，她先是质问医生：“凭什么不给我下大院！”医生不太好回答，只能劝她耐心点。而后她又对自己被单独“隔离”表示不满，要求供应好一点的“补贴餐”，这自然是被拒绝。

娥姐开始不吃药了，好几次被巡房的护士发现把药扔在窗户根。还把衣服脱了，双臂向后展开，在病房里跳来跳去，护士问她：“娥姐，你干嘛呀？”她跟着学：“娥姐，你干嘛呀？”护士又问：“娥姐，别闹啦！”她又学：“娥姐，别闹啦！”

过了好几天，娥姐的病情似乎越发严重了，异常行为难以控制，且不分白天黑夜。病房里无论排什么班，都要预留一两个人，专门盯着娥姐的一举一动。因为没有家属，很多需要家属签知情同意书的治疗项目，医生也不敢给娥姐上。

女病房的主任实在没有办法，跟院里报告。院里研究后，决定把娥姐转到福利医院。

福利医院条件没有我们这里好，但收治的大多是像娥姐这样夹杂着各种家庭问题的患者，经验丰富。其实这个想法以前也有人提过，但考虑到娥姐可怜的处境，也不惹事，就没把她送去。

“这次应该不行，”过了几天，院长特地来了趟女病房，“起码先去把病情控制住，之后的事再说。”

3

过了几日，我把娥姐的病历提前整理出来，送到女病房，恰遇女病房的护士长。

她止住我递过去的手，笑着说：“留着留着，先用不上了。你猜怎么了？”不待我回应，护士长便迫不及待地答：“她家里人，找到了！”

护士长说，福利医院接人当天，娥姐一路从病房抵抗到门口，一直大喊大叫，赖在地上，双腿绷直，奋力抵抗着抓住她双臂的两个男护士，就是不愿上车。

“我们都看不下去了，”护长摆着手，“后来你猜怎么了？”原来，娥姐为了不转去福利医院，把自己家地址说出来了，“也不傻嘛，”护长摇着头，“已经去人到她家里了，等着吧。”

困扰数年的事，就这样荒诞地解开了。娥姐为什么不愿意去福利院？谁也不知道，但现在谁还在乎这个事呢？大家只知道，娥姐仓皇里说出的地址不太准确，只能分辨得出是在我们市下属某个镇上的一条街。还好街道不大，加上派出所的配合，娥姐的家很快就找到了。

负责找人的是医务科的典主任。再去送病历时，我正遇到他与女病房鲁主任说起这事。

“一开始说找错人，装得有模有样。我没讲几句就翻脸，还拿起扫把要打人。”典主任摆着手，唾沫横飞，“还是警察同志有经验，拿着照片，去左邻右舍敲门问，这就没话说了吧？”典主任说得兴起，又正气凛然地继续说道：“我跟他们说，走，现在跟我去派出所解决，什么资料都是全的，还打人？”

鲁主任与我恰时地向他大幅度地点头，满脸严肃。典主任随即又稍显哀痛：“但她家那个情况，哎……连老带小七八口人，挤在一起住。院长心善，说先请过来医院，谈谈再看吧。”

鲁主任与我，又同时以眼观鼻，缓缓点起头来。

以往这种谈话，大多是请一两个能做主的家属到医务部办公室谈。但院里考虑到时间久远，还有娥姐及其家人实际情况，把谈话地点安排在了康复科的家属接待室，还叫上我在内的两个心理治疗师。院长特意叮嘱我们说：“就算谈不出个结果，也要协助稳定好家属的情绪，别搞得剑拔弩张。”

娥姐家里能来的几乎都来了，但进到房间里跟我们谈的只有3个人，分别是娥姐的大哥、弟弟，还有母亲。大哥的媳妇及三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和一个亲戚都在外面等候。

大哥头有些秃，穿着朴素，四肢颇为壮硕。弟弟很瘦弱，头一直不住地向四周歪晃，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不受控制，走路的步伐看起来也不协调（笔者注：小儿麻痹）。母亲头发半白，身形已经有些萎缩，干干瘦瘦，沉默寡言。大哥二哥坐在接待室的条凳上，母亲被挤在中间。

其实医院就一个意见，无论娥姐继续住院还是接回去，前面欠下的钱，是一定要结清的——典主任说完这些，欠了欠身子，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考虑到咱家实际的情况，只要符合政策，能帮她争取的补贴，都会配合你们争取，这个放心。”

“补贴？”大哥抬起头，慢慢问道，“还能有补贴？能给多少钱？”弟弟急忙伸过头插嘴，吐字有些含糊：“去……哪里领？我能……去吗？”母亲在一边，双手交握，沉默不语。

典主任直起身子，与我们几个偷摸着互相换了一下眼神。

“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也不管是不是会错了意，擅自接了句嘴，“现在不确定能不能要到补贴，也不知道有多少，这个还需要你们家属配合。而且，就算要到补贴，肯定是先补上她之前的住院费用。”

大哥皱眉，眼神飘忽左右看来看去。过了一会，他稍带着质问的语气，向我问道：“你就告诉我，是不是要我们掏钱？”

典主任马上接话：“这话说得……不过，要谢谢你们理解，家属只要配合，这个工作就很好做。”

大哥迅速地扫了所有人一眼，岔开双臂，扬着调子：“哪来的钱呐，我家吃饭都有问题，没钱！”说完，兄弟两个一左一右，背对着往旁边微微扭过身子，把自己老娘晾在中间，一言不发。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又互相探寻着眼神，不约而同地活动了一下久坐的屁股，没人答话。

“我……”娥姐母亲忽然小声地说，“我能不能进去看看她……”

说完，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左右两边。典主任看了我一眼，微微挥了挥手。

“我带您去。”我站起来。娥姐母亲惊喜地抬起头，想站起来，又看了看左右两边，身子半躬着。大哥皱起眉头，眼神有些狠厉。我快步走上前，搀起她，说：“阿姨，走吧。”她这才跟着起身走出去。刚走出门口，身后传来大哥的声音，颇不耐烦：“快点啊！”

娥姐母亲的眼睛霎时就红了。

4

我俩一前一后，跟着护士穿过女病房的大厅。娥姐就住在女病房的最深处，门是一道镂空的铁栅栏门，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情况。

娥姐没有穿裤子，身上笼着一件破烂短袖，在房间垂着手四处晃。护士向阿姨解释说：“她不让我近身，短袖还是叫三个护士一起按住才穿上的。”娥姐似乎丧失了对外界的感知力，眼神随着身子，毫无目的，四处飘忽。

娥姐母亲的情绪看起来很稳定，没有我预想的激动。她攀在铁门上，踮起脚尖往里探，张口喊道：“阿……”但只出了一句声，眼泪顷刻间奔涌而出。她死死地捂住嘴巴，肩头猛烈耸动，没有发出半点声音。过了一会儿，她又看了我一眼，摇摇头，转身疾步奔向出口。我匆忙向护士道声谢，跟了上去。

出了门口，娥姐母亲才敢哭出声来。她倚靠墙壁慢慢蹲下去，压着嗓子，声音时断时续，偶尔憋不住几句哭嚎，躲着旁边传来的病房铁门关合的砰砰声。我没有劝慰，只过了几分钟，她就扶着墙撑起身子，抹抹脸，胡乱擦在衣角上，而后对我歉意地笑笑，说：“谢谢你啊，我们走吧。”

娥姐的房间朝外有一道窗户，从外望去，有时候能瞥见一瞬她的身影。我带着娥姐母亲原路返回，路过这里时，她停了下来，后退几步，仰头探着手。娥姐的身影若是闪过，娥姐母亲便奋力摇起臂膀，眼睛又再次红起来，我见其刚平复的情绪又有些被勾起，娥姐也没有回应，便上前轻轻按住她的臂膀，说：“阿姨，走吧，她还没恢复。”

“妈！”我们没走出多远，后面忽然传来娥姐的声音。娥姐母亲迅速抖落我的手，跑回原处。

娥姐就在窗口，把手死命地伸出窗外，眼神恢复了清明。娥姐母亲攀着墙，努力地把自己的手往上递，想跟娥姐碰在一起，又对着娥姐大声喊：“好好的啊——要听他们的话——别闹！”

“妈！”娥姐忽然又凄裂地喊了一声。她双手攥住铁窗上的栏杆，眼睛大大地瞪着。娥姐母亲顿了顿身子，像根钉子一样，定定看着娥姐的脸。一会，她缓缓转过身来，抿抿抖动的嘴唇，再次对我歉意地说：“不好意思医生，快点走吧，我怕她大哥会发脾气。”

她快步走在我前面，我跟在后面，身后传来急躁的“哐哐”声，那是娥姐在猛烈地摇动窗户，稀释在老榕树树叶随风而动的沙沙声里。

一路上，娥姐母亲跟我都没有交流。回到康复科，娥姐的大哥跟弟弟已经站在门口了。大哥使劲把手上的烟踩在地上，焦躁地对着他母亲抱怨道：“怎么搞这么久，走了，我明天还要做事。”典主任朝着我无奈地摊摊手，看样子是没谈出结果。

一家人没走出多远，娥姐母亲忽然扒住大哥的手，极力地在说什么，距离有些远，我没有听清。大哥烦躁地扭过身子，指指我们这里，又指指病房。我正想着要不要走过去，典主任已经上前去了，也许是看我们走近，大哥的动作声音都压抑了许多，我只听见他的母亲在用哀求的语气不断地说：“把她领回去好不好，把她领回去好不好……”

“好！”大哥眼睛鼓起来，恼羞成怒，大声地说：“现在回去收拾东西，都来这里住，都来当神经病！”母亲愣住，面容缓转向哀，慢慢蹲下，声音由微微的抽泣，渐渐转为彻底不掩饰的哭嚎。我忍不住，有些气愤，对这个大哥说：“一个是你亲妹妹，一个是你亲妈……”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个什么，啊？”大哥忽然迫近我，典主任急忙将他拦住，他指指站在一边小儿麻痹的弟弟，又指指病房，隔着人对我怒声吼着，“一个是这个鬼样，一个是那个鬼样，老子扛这么多年，你叫老子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啊！”说着说着，这个之前看起来还冷冰冰的汉子，也渐渐蹲了下去，捂着脸哭出声来。

典主任扭头无奈地看了看我，又对着他们说：“咱家肯定是有困难，有困难你们可以提出来，大伙一起想个办法。就这样拖着，也不是个事啊。”他把大哥扶起来，我也眼疾手快地去扶起娥姐母亲。

没想到大哥猛烈地挣脱典主任的手，朝大门快步走去，大声哭嚎：“扛不住了啊，扛不住了！”典主任赶紧追了过去，匆忙里回头向我指了指娥姐母亲。我知道他的意思，使劲点点头。他放心地追过去，我们余下的几个人，把娥姐母亲和其他家属又请回了接待室。

娥姐母亲一直在哭，声音像过山车一般，一会低低抽泣，一会捶胸顿足，嘴里不断反复着：“苦啊……没办法啊……”哀转久绝，像清明的雨没有尽头。弟弟（小儿子）和其他的家属也开始哀出声来，我和另一位治疗师简单商量了几句：由他稳定好其他人的情绪，我则把娥姐母亲单独请到另外一间房安抚，而且关于娥姐的事，也必须跟她交代清楚。

娥姐母亲终于慢慢收起了情绪，神态恢复到初来时的小心谨慎，思考一会，我开口说：“嗯……阿姨，您女儿的情况也看到了，暂时不能出院，要继续治疗。”她点了点头。我又停顿了一会，思忖着要不要说费用的事，但很快就把这个想法打消了，“遗弃精神病人是违法的，不管怎么说，要是有纠纷，是要负责的，你儿子……”我停了下来，没有接着说下面的话。

听到这个，她的手猛烈颤抖起来，眼睛像灯球来回闪烁。忽然，她猛地跪在地上，双手使劲地攀附在我的手臂上，嘴里一直哀求：“不是他，不是他呀！”我一时也被吓到了。

我赶忙把娥姐母亲拉起来，才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遗弃事件。40年前，娥姐的父亲还在矿上做事，被开山的炸药溅起的碎石射中了大腿，落了残疾，“去矿里找饭吃的，哪个不是穷人，”娥姐母亲说，“残了，家里跑得跑，散得散。”

“您的意思是，当时家里……？”

“是，他老婆扔下平仔（大哥）又嫁了，”阿姨很平静，“我是后来跟他的，平仔不是我亲生的。”娥姐母亲不是本地人，据她自己描述，她是60年代，举家从安徽迁来这里的。嫁给娥姐父亲后，生下了娥姐跟小儿子（弟弟）。娥姐十三四岁确诊精神分裂，小儿子确诊小儿麻痹，男人撒手人寰，这几乎是在一年里同时发生的。讲到这里，阿姨不断抠着自己的指甲，我赶紧转移了话题：“您大儿子挺能干的，我看刚才他说的，这么些年一直都是他扛着。”

“他……他也难哪……”阿姨掩面而叹，不住地摇着头。我想努力再找个话题，却也不知该怎么开口了。很快门开了，典主任和大哥走进来，大哥坐在母亲身边，头微微扭到一边，身子却紧紧靠着。典主任跟着说：“大致我们也了解了，这个情况，按照程序是要点时间。我还是那句话，能争取的，我们单位都帮忙，你该做的，你也不要逃避，行吧？”

大哥点点头，与我们说了几句客套话，带着一家人走了。

5

送一家人上了公交车后，典主任拉着我在院门口的老榕树抽烟，我问他怎么回事，“钱呗！人心呐……”典主任愤愤地说了一句。

娥姐的父亲去世之前在老家有一块宅基地，是跟几个兄弟共有的。他本身有残疾，没名没分的第二个老婆还连着生了两个“傻子”，在家里一直很受欺负。大概是2006年，道路改建，正好要过这块宅基地，有一大笔拆迁费。本来是个好事，就算按人头分，娥姐一家也能拿到不少。但娥姐母亲不是本地人，也一直没解决本地户口，娥姐跟小儿子也没有上户口，另外几房的几个弟兄便以此为由，说他们“没资格分本家的钱”，还限期他们在拆迁之前“自觉迁出去”。

“他X的亲兄弟，是有什么仇，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说到这里，典主任猛地踩灭刚点着的烟。

娥姐的大哥当时已经是自己这一房的顶梁柱，但也抵不住几个叔伯同时施压，“还好这个做后妈的，对这个不是亲生的大儿子不错，爹做不来事，都是这个妈撑着。这大儿子也知道感恩，又是个硬骨头，这才带着一家人搬出去了。”很快，娥姐一家就搬到了镇上，蜗居在一起，跟老家断了往来。

“那他既然这么有骨气，后来赶走娥姐是为什么？还留着个小儿麻痹的弟弟？”这里我很疑惑。典主任摇了摇头：“这怪不了他，是他妈要这样做的。”

娥姐一发病就往外面冲，毁物打人，当妈的整天不敢离身，因为全家的生计都落在在水泥厂打工的大哥身上，她不敢再让娥姐给家里添麻烦。

因为家庭情况，大哥一直没有成家。大概是2009年，母亲寻到一户人家，家里有一个“老姑娘”，她就想给自己大儿子说和一下。娥姐家的情况，街上几乎都知道，那户人家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还说：“让我女儿嫁到你家，那不是帮你照顾那两个‘傻玩意儿’？”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娥姐的母亲有了想法——要想办法把这两个孩子“弄出去”。

“我猜啊，这个想法，其实他们几个都有，没提出来。但是有句话怎么说：形势比人强。再坚强的人，熬着又死不了，只能想办法。正的歪的，都是办法。”典主任这么说。

在此之前，大哥跟典主任说了这段话：“我妈跟我说这个话的，我装得很震惊，但其实我早就想过了。”

“然后他们就想出这个主意？把娥姐和小儿子扔到医院？”我很震惊，看向典主任。典主任笑了笑，叹了口气：“哎，贫苦人家百事哀。”

送娥姐走之前，母亲百般不舍，但实际情况摆在面前，于是，他们趁娥姐“还正常的时候”，跟她开诚布公谈话，希望她能理解。娥姐哭着答应了：她愿意去医院呆着，坦然地当个“神经病”，不给家里添麻烦。

“哦！难怪，上次她说什么‘回不得，回不得’，原来是因为这个。”我恍然大悟。

“啊？”典主任疑惑地看着我，我立刻摆手，说：“没什么，之前我跟娥姐聊过几次，有些东西记起来了。”

我接着问：“那个小儿子呢？”

典主任笑了起来，“那不就是说人家医院比咱们医院精啰，她小儿子小儿麻痹，穿衣吃饭都要伺候，人家要求家属陪护，没人陪护就不收，所以……”

我也跟着他笑着，无奈地摇了摇头。娥姐的“消失”，的确也“成全”了大哥的姻缘。

“遗弃是真的，欠钱也是真的，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过，出于道义，能帮就帮一点吧。”典主任最后说。

天色已经很晚了，老榕树的影子跟黑夜融成了一体，分不清轮廓。

再往后，娥姐一家的情况，院长专门嘱咐医务部整理材料，报给了当地的扶贫办。按照政策，娥姐一家，可以落在原来村的集体户上。当初拆迁的事，村里的干部也上门跟老家几个兄弟谈了，至于结果怎么样，不得而知，至少是一个希望吧。

娥姐的住院费用有专门的拨款，虽然不能完全覆盖之前欠下的，但她的大哥保证会慢慢还上。这年9月份，大哥来交钱的时候，刚好我不在。典主任说，大哥还特意当着他的面，用医院的电话拨通自己的手机，说：“这号码肯定是真的，你们放心。”

遗憾的是，娥姐并没有出院。长时间的住院，让她已经不能再适应外面的生活，她可能要住一辈子。不过，那以后娥姐也算“有家”的人了，日子好过多了——家人虽然来得不勤，但有了一些补贴后，她偶尔也能吃上点水果、零食，再也没脱衣问人要东西了。

后记

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了几年，以往平淡日子里没接触过的各种恶糟的人生经历，这几年都听了个遍。

娥姐的事情之后，我常常想起前辈们的话。说作为心理治疗师，有一个要恪守的原则：不干涉原则。简单来说，治疗师不会跟来访者说，你要怎么怎么做，才能怎么样。而是一般会这样说——哦，你这样做了，然后呢？

历经了一些事情，总有人以为，这样做是对的，那样做是错的。然后不厌其烦地跟与他人宣讲，愤不可遏地斥责他人的愚笨。以前我也未曾想过，人竟可以不幸至此，但事实就在眼前，人就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摆着各式各样的姿势，尽力地活着。

而人生的多种多样，又怎么能数得清呢？

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题图：《疯人院》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