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弃在精神病院的女人

2020-05-15 10:53:07
0.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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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我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在一家精神专科医院就职,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心理治疗。“做一个正常人”,是这里每一个病人的努力方向,患者是在接受治疗,也是在努力获得家庭、社会的认可,寻找重返正常生活的希望;而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我们,一言一行可能都会是某个患者眼里的火烛,或是阴雨。我也想将自己听到和见到的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希望愿意看这些故事的朋友,能看到如此平常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知冷知热,会哭会笑,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这就是我想讲这些故事的初衷。

冬天,精神专科住院部门口的木棉树有些哀靡,时不时落点絮下来。

每到年关,我们康复科办公室都会格外小心,就算大家多么期待假期的到来,一旦出了门,所有人都会立即默契地收起表情,避免在住院病人面前表现出一丝喜悦——毕竟,不是个个病人都能回家团圆。

不少长期住院的患者,逮到机会就会追着医生问——

“今天能出院了吗?”

“能不能让家里来看我?”

“能借手机打个电话,就几分钟,行不行?”

出于稳定病情的需要,也不是每个人的每个要求都能满足。但即便是希望连着失望,至少还算是念想。而有些人却连问也懒得问,越是快乐的节日,他们越不快乐,比如娥姐。

1

娥姐40多岁,是被家里遗弃的。

依照记录来看,她来我们这儿住院大约是2010年的上半年,家里人交了1个月的住院费后便杳无音信。医院找派出所,发现娥姐家人留下的电话、地址都是假的,医院周边也没人认识娥姐,更不知道她的家究竟在哪里。

医生问娥姐,她只说不知道,问得狠了就“发癫”,“鸡飞狗跳,搞不清是真是假”,护士直说。

娥姐的日常用品多是捡别人出院不要的,少有新物件——因为没人给她送东西——几件旧衣裳来回换,不论四季,最爱穿一件宽大的蓝色薄棉袄,错布着横横竖竖的破口,一条单裤,黑一块黄一块的,看不出材质。不知为何,娥姐头上总插把烂梳子,时常拿下来,呼两下她那个胡乱的马尾,整理不到的散发,便任其肆意地往四周曲伸。

娥姐其实长得不差。额高且宽,大眼浓眉,眼窝内陷,若有人偶尔跟她对视,她会刻意瞪得灼灼有神,透出几分坚忍。同事间较少谈论她,谈起来也是几句“玩笑话”:“娥姐啊,在病房里勤快得哟,抢着拖地,擦厕所。”

“她又没钱住院,手脚不勤快点还能怎么办呢。”

当然,也绝没有人会真心笑出声来。这样被家人遗弃病人,在大多数精神专科医院都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动辄几年、十几年的治疗,还有发病闹事的风险。从物质上、精神上,对家人都不啻为一种长期折磨。何况孩子会大,父母会老,还有人要继续过日子。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原因,遗弃都算是“最轻松”的做法了。

在大院其他住院患者的眼里,娥姐是个“厚脸泼皮”。

康复大厅的台阶,繁茂的老榕树高高架起了屏障,在这里映出一片阴凉。娥姐常懒坐在这里,拎一节树枝,盯着进进出出的人。有带着吃食的人经过,她便立即拿叶子拂干净阶上碍眼的浮土,拱到人前,伸上脸自来熟地说:“来了呀?”

如若对方应一声,她即刻就会跟上,人家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别人看书,她要歪着头挤进半个脑袋,别人唱歌,她要趁间奏衬上两声。人家笑几声,她也会趁势虚扶着别人的臂膀,适时地乐成一朵花。这样,在人家掏出东西吃的时候,她便可以“自然而然”地混上一口。

病房里病人吃的零食,都是家里送来的,平时放在护士那里,定时发放。娥姐没有家人,自然没有零食,平日里一日三餐,也是医院掏钱,按照最低标准保障着。

“上过当”的人,绝不会再理会娥姐的殷勤。善些的,再碰到娥姐,便捂着吃食独自走开;碰到蛮霸一些的,会毫不客气地点破娥姐的“套路”,有时还会伙同几个“捉狭者”,刻意靠近坐在台阶上的娥姐,指桑骂槐。

另一方面,娥姐又是个极为不屈的“好斗分子”,绝不顺服于他人聚众得势的淫威之下,立刻会与之激烈对抗。无论是面对妙语连珠的口吐芬芳者,或是中气十足的高音喇叭者,娥姐从不落下风。

这样的场合我见过多次,每每这个时候,我总感觉娥姐不是精神病患者——她吵架的时候比任何人都清醒。我也劝过她:“娥姐,有什么好吵的喔。”

娥姐满脸不忿:“是老子上去硬抢?自己个傻X主动送上门,来骂骂骂,呸!”

我又说:“他们都是家里花钱买的,没多少,你别去搞了……”

娥姐听完,狠斗的表情忽然立马垮了,默默扭头走开,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多说了个“家”字——对于家这个字,娥姐异常敏感,不愿意说,更不想听到——听说娥姐住了这么些年,科室的主任换了3个,个个都想把她送回去,但每每问到她家在哪儿,娥姐总是那几句话,“不知道,不记得”。问得狠了,娥姐就发一些“不知真假”的疯:脱光衣服,但又裹着被子,以头撞墙,却又隔着枕头。

“哎,你说这人奇不奇怪。”病房的护士与我闲聊说起,“住在这里个个儿都想回去。平时清醒很,她不想家吗?想一辈子赖在这?”

娥姐睡女病房最差的床位,靠着公共洗手间。除了每天的用药、吃饭、基本护理,其他的项目能免则免。还好娥姐也算是个“识时务”的人,积极帮着护士做清洁,帮忙维持病房的秩序。别人要是不惹她,她也不惹别人。“当个便宜护工养着吧。”院长几次在会上说起她,也无计可施。

2

娥姐的家在哪里,她到底想不想回家,对这儿的所有人来说,几乎已是个懒得讨论的问题。用女病区护长的话来说:“哎呀,看着医生问她我都上火,别给我们病区找麻烦就谢天谢地了。”

2017年,我曾仗着刚来不久,年轻气盛,单独找过几次娥姐。想借着心理治疗的名头,打听打听她的情况。娥姐依然十分谨慎,关于自己个人情况的事绝口不提。大概也是看我年轻,还时不时抖点泼辣霸蛮的神态,让人招架不住。

只是有一次,我实在不想再弯弯绕绕,歪头瞪眼问她:“娥姐,我都找你这么多回了,好歹说说家里吧,什么都行啊。”说完我其实有点怕,但娥姐却没有“翻脸”,反而变得有些呆滞,眼睑下垂,嘴里不断小声嘟喃:“回不得啊,回不得……”看样子还是不能再继续谈了,只好又作罢。

只是“回不得”三个字,让我有了不少联想,我将其当作一个“重大发现”,跟娥姐的医生讨论,但医生也只是说:“这里无奈的东西多得是,你跟自己过不去干什么?”

2018年的夏季,最热的那几天,医院怕病人下大院自由活动的时候中暑,将放风时间改成下午6点。某天下午,自由活动刚开始,外面忽然传来老乌(大院值守员)一声怒吼:“衣服放下来!”

寻声而去,在大院边角的一株榕树下,老乌面红耳赤,如一座的巨塔,向他面前畏缩着的两个人倾压过去。一个是娥姐,上身的汗褂被撩起了半截,另一个是黄仔,一名年轻的癫痫患者,身体蜷缩着,地上散落着几包饼干。

黄仔急切地来回摆手,说:“不是我啊,是她自己脱……”

“你狗屁!”老乌前踏一步,怒骂,止住黄仔的话。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老乌呼了口气,鼓了鼓眼睛,挥着手说:“走走走!拿起东西走!”

黄仔如蒙大赦,抓起地上的饼干往病房跑。一直不说话的娥姐,忽然跳起来,两臂挥出,死死攥住黄仔的上衣下摆。因为动作太大,上半身几乎都露出来了,也丝毫不在意,“义正言辞”向着老乌大喊:“乌司令(大伙对老乌的戏称),我俩说好的,看了就要给。你让他拿起就走,没这个道理!”

老乌眼眉一挑,表情缓缓转淡,又往四周看了看,似笑非笑地说:“好,脸都不要了,是吧。”老乌盯着二人,但娥姐黄仔无动于衷,保持着姿势,一拉一扯,看起来在暗暗较着劲。老乌的胸腔缓缓鼓起,猛然间,大吼一声:“滚!”声若惊雷,炸得整个院子的人都看过来。

老乌甚少发火,病人们吓得鸦雀无声。娥姐见状,悻悻地收了手,赶紧把衣服拉正。黄仔手里的饼干也被吓得散落一地,不敢弯腰去捡。老乌扫了一眼,没说什么,扭头往办公室走去。我跑过去捡起地上的饼干,想了想,放到娥姐手里。然后转身跟着老乌回办公室。

老乌把事上报主任,主任上报了医院,医院通知病房,将娥姐、黄仔与其他住院病人分开,也不准下到大院自由活动。“事儿不大,影响太大,暂时先这样吧。”主任在科室会议上这样说。

毕竟这里住的都是精神疾病患者,没有谁敢保证,这种行为会不会刺激到其他病人,暂时把两人单独护理,是个比较稳妥的处理办法。对此,娥姐反应十分剧烈,她先是质问医生:“凭什么不给我下大院!”医生不太好回答,只能劝她耐心点。而后她又对自己被单独“隔离”表示不满,要求供应好一点的“补贴餐”,这自然是被拒绝。

娥姐开始不吃药了,好几次被巡房的护士发现把药扔在窗户根。还把衣服脱了,双臂向后展开,在病房里跳来跳去,护士问她:“娥姐,你干嘛呀?”她跟着学:“娥姐,你干嘛呀?”护士又问:“娥姐,别闹啦!”她又学:“娥姐,别闹啦!”

过了好几天,娥姐的病情似乎越发严重了,异常行为难以控制,且不分白天黑夜。病房里无论排什么班,都要预留一两个人,专门盯着娥姐的一举一动。因为没有家属,很多需要家属签知情同意书的治疗项目,医生也不敢给娥姐上。

女病房的主任实在没有办法,跟院里报告。院里研究后,决定把娥姐转到福利医院。

福利医院条件没有我们这里好,但收治的大多是像娥姐这样夹杂着各种家庭问题的患者,经验丰富。其实这个想法以前也有人提过,但考虑到娥姐可怜的处境,也不惹事,就没把她送去。

“这次应该不行,”过了几天,院长特地来了趟女病房,“起码先去把病情控制住,之后的事再说。”

3

过了几日,我把娥姐的病历提前整理出来,送到女病房,恰遇女病房的护士长。

她止住我递过去的手,笑着说:“留着留着,先用不上了。你猜怎么了?”不待我回应,护士长便迫不及待地答:“她家里人,找到了!”

护士长说,福利医院接人当天,娥姐一路从病房抵抗到门口,一直大喊大叫,赖在地上,双腿绷直,奋力抵抗着抓住她双臂的两个男护士,就是不愿上车。

“我们都看不下去了,”护长摆着手,“后来你猜怎么了?”原来,娥姐为了不转去福利医院,把自己家地址说出来了,“也不傻嘛,”护长摇着头,“已经去人到她家里了,等着吧。”

困扰数年的事,就这样荒诞地解开了。娥姐为什么不愿意去福利院?谁也不知道,但现在谁还在乎这个事呢?大家只知道,娥姐仓皇里说出的地址不太准确,只能分辨得出是在我们市下属某个镇上的一条街。还好街道不大,加上派出所的配合,娥姐的家很快就找到了。

负责找人的是医务科的典主任。再去送病历时,我正遇到他与女病房鲁主任说起这事。

“一开始说找错人,装得有模有样。我没讲几句就翻脸,还拿起扫把要打人。”典主任摆着手,唾沫横飞,“还是警察同志有经验,拿着照片,去左邻右舍敲门问,这就没话说了吧?”典主任说得兴起,又正气凛然地继续说道:“我跟他们说,走,现在跟我去派出所解决,什么资料都是全的,还打人?”

鲁主任与我恰时地向他大幅度地点头,满脸严肃。典主任随即又稍显哀痛:“但她家那个情况,哎……连老带小七八口人,挤在一起住。院长心善,说先请过来医院,谈谈再看吧。”

鲁主任与我,又同时以眼观鼻,缓缓点起头来。

以往这种谈话,大多是请一两个能做主的家属到医务部办公室谈。但院里考虑到时间久远,还有娥姐及其家人实际情况,把谈话地点安排在了康复科的家属接待室,还叫上我在内的两个心理治疗师。院长特意叮嘱我们说:“就算谈不出个结果,也要协助稳定好家属的情绪,别搞得剑拔弩张。”

娥姐家里能来的几乎都来了,但进到房间里跟我们谈的只有3个人,分别是娥姐的大哥、弟弟,还有母亲。大哥的媳妇及三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和一个亲戚都在外面等候。

大哥头有些秃,穿着朴素,四肢颇为壮硕。弟弟很瘦弱,头一直不住地向四周歪晃,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不受控制,走路的步伐看起来也不协调(笔者注:小儿麻痹)。母亲头发半白,身形已经有些萎缩,干干瘦瘦,沉默寡言。大哥二哥坐在接待室的条凳上,母亲被挤在中间。

其实医院就一个意见,无论娥姐继续住院还是接回去,前面欠下的钱,是一定要结清的——典主任说完这些,欠了欠身子,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考虑到咱家实际的情况,只要符合政策,能帮她争取的补贴,都会配合你们争取,这个放心。”

“补贴?”大哥抬起头,慢慢问道,“还能有补贴?能给多少钱?”弟弟急忙伸过头插嘴,吐字有些含糊:“去……哪里领?我能……去吗?”母亲在一边,双手交握,沉默不语。

典主任直起身子,与我们几个偷摸着互相换了一下眼神。

“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也不管是不是会错了意,擅自接了句嘴,“现在不确定能不能要到补贴,也不知道有多少,这个还需要你们家属配合。而且,就算要到补贴,肯定是先补上她之前的住院费用。”

大哥皱眉,眼神飘忽左右看来看去。过了一会,他稍带着质问的语气,向我问道:“你就告诉我,是不是要我们掏钱?”

典主任马上接话:“这话说得……不过,要谢谢你们理解,家属只要配合,这个工作就很好做。”

大哥迅速地扫了所有人一眼,岔开双臂,扬着调子:“哪来的钱呐,我家吃饭都有问题,没钱!”说完,兄弟两个一左一右,背对着往旁边微微扭过身子,把自己老娘晾在中间,一言不发。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又互相探寻着眼神,不约而同地活动了一下久坐的屁股,没人答话。

“我……”娥姐母亲忽然小声地说,“我能不能进去看看她……”

被遗弃在精神病院的女人

说完,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左右两边。典主任看了我一眼,微微挥了挥手。

“我带您去。”我站起来。娥姐母亲惊喜地抬起头,想站起来,又看了看左右两边,身子半躬着。大哥皱起眉头,眼神有些狠厉。我快步走上前,搀起她,说:“阿姨,走吧。”她这才跟着起身走出去。刚走出门口,身后传来大哥的声音,颇不耐烦:“快点啊!”

娥姐母亲的眼睛霎时就红了。

4

我俩一前一后,跟着护士穿过女病房的大厅。娥姐就住在女病房的最深处,门是一道镂空的铁栅栏门,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情况。

娥姐没有穿裤子,身上笼着一件破烂短袖,在房间垂着手四处晃。护士向阿姨解释说:“她不让我近身,短袖还是叫三个护士一起按住才穿上的。”娥姐似乎丧失了对外界的感知力,眼神随着身子,毫无目的,四处飘忽。

娥姐母亲的情绪看起来很稳定,没有我预想的激动。她攀在铁门上,踮起脚尖往里探,张口喊道:“阿……”但只出了一句声,眼泪顷刻间奔涌而出。她死死地捂住嘴巴,肩头猛烈耸动,没有发出半点声音。过了一会儿,她又看了我一眼,摇摇头,转身疾步奔向出口。我匆忙向护士道声谢,跟了上去。

出了门口,娥姐母亲才敢哭出声来。她倚靠墙壁慢慢蹲下去,压着嗓子,声音时断时续,偶尔憋不住几句哭嚎,躲着旁边传来的病房铁门关合的砰砰声。我没有劝慰,只过了几分钟,她就扶着墙撑起身子,抹抹脸,胡乱擦在衣角上,而后对我歉意地笑笑,说:“谢谢你啊,我们走吧。”

娥姐的房间朝外有一道窗户,从外望去,有时候能瞥见一瞬她的身影。我带着娥姐母亲原路返回,路过这里时,她停了下来,后退几步,仰头探着手。娥姐的身影若是闪过,娥姐母亲便奋力摇起臂膀,眼睛又再次红起来,我见其刚平复的情绪又有些被勾起,娥姐也没有回应,便上前轻轻按住她的臂膀,说:“阿姨,走吧,她还没恢复。”

“妈!”我们没走出多远,后面忽然传来娥姐的声音。娥姐母亲迅速抖落我的手,跑回原处。

娥姐就在窗口,把手死命地伸出窗外,眼神恢复了清明。娥姐母亲攀着墙,努力地把自己的手往上递,想跟娥姐碰在一起,又对着娥姐大声喊:“好好的啊——要听他们的话——别闹!”

“妈!”娥姐忽然又凄裂地喊了一声。她双手攥住铁窗上的栏杆,眼睛大大地瞪着。娥姐母亲顿了顿身子,像根钉子一样,定定看着娥姐的脸。一会,她缓缓转过身来,抿抿抖动的嘴唇,再次对我歉意地说:“不好意思医生,快点走吧,我怕她大哥会发脾气。”

她快步走在我前面,我跟在后面,身后传来急躁的“哐哐”声,那是娥姐在猛烈地摇动窗户,稀释在老榕树树叶随风而动的沙沙声里。

一路上,娥姐母亲跟我都没有交流。回到康复科,娥姐的大哥跟弟弟已经站在门口了。大哥使劲把手上的烟踩在地上,焦躁地对着他母亲抱怨道:“怎么搞这么久,走了,我明天还要做事。”典主任朝着我无奈地摊摊手,看样子是没谈出结果。

一家人没走出多远,娥姐母亲忽然扒住大哥的手,极力地在说什么,距离有些远,我没有听清。大哥烦躁地扭过身子,指指我们这里,又指指病房。我正想着要不要走过去,典主任已经上前去了,也许是看我们走近,大哥的动作声音都压抑了许多,我只听见他的母亲在用哀求的语气不断地说:“把她领回去好不好,把她领回去好不好……”

“好!”大哥眼睛鼓起来,恼羞成怒,大声地说:“现在回去收拾东西,都来这里住,都来当神经病!”母亲愣住,面容缓转向哀,慢慢蹲下,声音由微微的抽泣,渐渐转为彻底不掩饰的哭嚎。我忍不住,有些气愤,对这个大哥说:“一个是你亲妹妹,一个是你亲妈……”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个什么,啊?”大哥忽然迫近我,典主任急忙将他拦住,他指指站在一边小儿麻痹的弟弟,又指指病房,隔着人对我怒声吼着,“一个是这个鬼样,一个是那个鬼样,老子扛这么多年,你叫老子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啊!”说着说着,这个之前看起来还冷冰冰的汉子,也渐渐蹲了下去,捂着脸哭出声来。

典主任扭头无奈地看了看我,又对着他们说:“咱家肯定是有困难,有困难你们可以提出来,大伙一起想个办法。就这样拖着,也不是个事啊。”他把大哥扶起来,我也眼疾手快地去扶起娥姐母亲。

没想到大哥猛烈地挣脱典主任的手,朝大门快步走去,大声哭嚎:“扛不住了啊,扛不住了!”典主任赶紧追了过去,匆忙里回头向我指了指娥姐母亲。我知道他的意思,使劲点点头。他放心地追过去,我们余下的几个人,把娥姐母亲和其他家属又请回了接待室。

娥姐母亲一直在哭,声音像过山车一般,一会低低抽泣,一会捶胸顿足,嘴里不断反复着:“苦啊……没办法啊……”哀转久绝,像清明的雨没有尽头。弟弟(小儿子)和其他的家属也开始哀出声来,我和另一位治疗师简单商量了几句:由他稳定好其他人的情绪,我则把娥姐母亲单独请到另外一间房安抚,而且关于娥姐的事,也必须跟她交代清楚。

娥姐母亲终于慢慢收起了情绪,神态恢复到初来时的小心谨慎,思考一会,我开口说:“嗯……阿姨,您女儿的情况也看到了,暂时不能出院,要继续治疗。”她点了点头。我又停顿了一会,思忖着要不要说费用的事,但很快就把这个想法打消了,“遗弃精神病人是违法的,不管怎么说,要是有纠纷,是要负责的,你儿子……”我停了下来,没有接着说下面的话。

听到这个,她的手猛烈颤抖起来,眼睛像灯球来回闪烁。忽然,她猛地跪在地上,双手使劲地攀附在我的手臂上,嘴里一直哀求:“不是他,不是他呀!”我一时也被吓到了。

我赶忙把娥姐母亲拉起来,才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遗弃事件。40年前,娥姐的父亲还在矿上做事,被开山的炸药溅起的碎石射中了大腿,落了残疾,“去矿里找饭吃的,哪个不是穷人,”娥姐母亲说,“残了,家里跑得跑,散得散。”

“您的意思是,当时家里……?”

“是,他老婆扔下平仔(大哥)又嫁了,”阿姨很平静,“我是后来跟他的,平仔不是我亲生的。”娥姐母亲不是本地人,据她自己描述,她是60年代,举家从安徽迁来这里的。嫁给娥姐父亲后,生下了娥姐跟小儿子(弟弟)。娥姐十三四岁确诊精神分裂,小儿子确诊小儿麻痹,男人撒手人寰,这几乎是在一年里同时发生的。讲到这里,阿姨不断抠着自己的指甲,我赶紧转移了话题:“您大儿子挺能干的,我看刚才他说的,这么些年一直都是他扛着。”

“他……他也难哪……”阿姨掩面而叹,不住地摇着头。我想努力再找个话题,却也不知该怎么开口了。很快门开了,典主任和大哥走进来,大哥坐在母亲身边,头微微扭到一边,身子却紧紧靠着。典主任跟着说:“大致我们也了解了,这个情况,按照程序是要点时间。我还是那句话,能争取的,我们单位都帮忙,你该做的,你也不要逃避,行吧?”

大哥点点头,与我们说了几句客套话,带着一家人走了。

5

送一家人上了公交车后,典主任拉着我在院门口的老榕树抽烟,我问他怎么回事,“钱呗!人心呐……”典主任愤愤地说了一句。

娥姐的父亲去世之前在老家有一块宅基地,是跟几个兄弟共有的。他本身有残疾,没名没分的第二个老婆还连着生了两个“傻子”,在家里一直很受欺负。大概是2006年,道路改建,正好要过这块宅基地,有一大笔拆迁费。本来是个好事,就算按人头分,娥姐一家也能拿到不少。但娥姐母亲不是本地人,也一直没解决本地户口,娥姐跟小儿子也没有上户口,另外几房的几个弟兄便以此为由,说他们“没资格分本家的钱”,还限期他们在拆迁之前“自觉迁出去”。

“他X的亲兄弟,是有什么仇,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说到这里,典主任猛地踩灭刚点着的烟。

娥姐的大哥当时已经是自己这一房的顶梁柱,但也抵不住几个叔伯同时施压,“还好这个做后妈的,对这个不是亲生的大儿子不错,爹做不来事,都是这个妈撑着。这大儿子也知道感恩,又是个硬骨头,这才带着一家人搬出去了。”很快,娥姐一家就搬到了镇上,蜗居在一起,跟老家断了往来。

“那他既然这么有骨气,后来赶走娥姐是为什么?还留着个小儿麻痹的弟弟?”这里我很疑惑。典主任摇了摇头:“这怪不了他,是他妈要这样做的。”

娥姐一发病就往外面冲,毁物打人,当妈的整天不敢离身,因为全家的生计都落在在水泥厂打工的大哥身上,她不敢再让娥姐给家里添麻烦。

因为家庭情况,大哥一直没有成家。大概是2009年,母亲寻到一户人家,家里有一个“老姑娘”,她就想给自己大儿子说和一下。娥姐家的情况,街上几乎都知道,那户人家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还说:“让我女儿嫁到你家,那不是帮你照顾那两个‘傻玩意儿’?”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娥姐的母亲有了想法——要想办法把这两个孩子“弄出去”。

“我猜啊,这个想法,其实他们几个都有,没提出来。但是有句话怎么说:形势比人强。再坚强的人,熬着又死不了,只能想办法。正的歪的,都是办法。”典主任这么说。

在此之前,大哥跟典主任说了这段话:“我妈跟我说这个话的,我装得很震惊,但其实我早就想过了。”

“然后他们就想出这个主意?把娥姐和小儿子扔到医院?”我很震惊,看向典主任。典主任笑了笑,叹了口气:“哎,贫苦人家百事哀。”

送娥姐走之前,母亲百般不舍,但实际情况摆在面前,于是,他们趁娥姐“还正常的时候”,跟她开诚布公谈话,希望她能理解。娥姐哭着答应了:她愿意去医院呆着,坦然地当个“神经病”,不给家里添麻烦。

“哦!难怪,上次她说什么‘回不得,回不得’,原来是因为这个。”我恍然大悟。

“啊?”典主任疑惑地看着我,我立刻摆手,说:“没什么,之前我跟娥姐聊过几次,有些东西记起来了。”

我接着问:“那个小儿子呢?”

典主任笑了起来,“那不就是说人家医院比咱们医院精啰,她小儿子小儿麻痹,穿衣吃饭都要伺候,人家要求家属陪护,没人陪护就不收,所以……”

我也跟着他笑着,无奈地摇了摇头。娥姐的“消失”,的确也“成全”了大哥的姻缘。

“遗弃是真的,欠钱也是真的,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过,出于道义,能帮就帮一点吧。”典主任最后说。

天色已经很晚了,老榕树的影子跟黑夜融成了一体,分不清轮廓。

再往后,娥姐一家的情况,院长专门嘱咐医务部整理材料,报给了当地的扶贫办。按照政策,娥姐一家,可以落在原来村的集体户上。当初拆迁的事,村里的干部也上门跟老家几个兄弟谈了,至于结果怎么样,不得而知,至少是一个希望吧。

娥姐的住院费用有专门的拨款,虽然不能完全覆盖之前欠下的,但她的大哥保证会慢慢还上。这年9月份,大哥来交钱的时候,刚好我不在。典主任说,大哥还特意当着他的面,用医院的电话拨通自己的手机,说:“这号码肯定是真的,你们放心。”

遗憾的是,娥姐并没有出院。长时间的住院,让她已经不能再适应外面的生活,她可能要住一辈子。不过,那以后娥姐也算“有家”的人了,日子好过多了——家人虽然来得不勤,但有了一些补贴后,她偶尔也能吃上点水果、零食,再也没脱衣问人要东西了。

后记

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了几年,以往平淡日子里没接触过的各种恶糟的人生经历,这几年都听了个遍。

娥姐的事情之后,我常常想起前辈们的话。说作为心理治疗师,有一个要恪守的原则:不干涉原则。简单来说,治疗师不会跟来访者说,你要怎么怎么做,才能怎么样。而是一般会这样说——哦,你这样做了,然后呢?

历经了一些事情,总有人以为,这样做是对的,那样做是错的。然后不厌其烦地跟与他人宣讲,愤不可遏地斥责他人的愚笨。以前我也未曾想过,人竟可以不幸至此,但事实就在眼前,人就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摆着各式各样的姿势,尽力地活着。

而人生的多种多样,又怎么能数得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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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疯人院》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