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角大山里的修路人

2020-05-31 10:22:51
0.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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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013年11月,我决定去泰北山区支教。支教的机会是朋友推荐的,通过志愿者机构的面试后,我开启了3个月的“金三角”生活。等到了那里我才知道,面对愚昧与罪恶,40年前就有人单枪匹马地改变了一些事——从前这里只有毒品和杀戮,没有脚下的路,更没有孩子的出路——那人凭一己之力,修了路,重建了一个又一个村庄。当我看着孩子们的眼睛,我知道,这条路,早已修到了孩子们的心里。

1

从清迈转车过清莱,再北上到美赞(MeaChan),学校主任专门来接我上山。主任30岁左右,祖籍云南景洪,长得有点像英拉,漂亮又健谈,“我们家是从爷爷辈开始迁过来的,好像打过仗,具体我了解的不多,老人家不在了,以前也很少跟我们说起。”

车行半路,公路两侧有人卖菠萝,15泰铢一个,主任继续对我说:“如果你喜欢吃水果,山上有的是,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种,是最便宜的东西……以前这里到处都是卖毒品的,真是要人命了,多亏了二公主(诗琳通公主,现任泰王拉玛十世的二妹妹),她亲自来我们这里帮助村民推行农业计划。”

来之前,机构里的负责人跟我们讲过金三角的情况,我自己多少也有点耳闻,但始终也不甚了解。等到置身其中,才隐约有一种恐惧感,“毒品”、“枪支”、“艾滋”这些词不断出现,在他们口中仿佛是再正常不过的东西。

泰北地区丛林茂密,山路盘旋,没多久,我们就遇到了关卡,有扛着枪的军人向我们走来。主任让我不要害怕,是缉毒检查站的例行检查,又转身用泰语对过来的军人说了几句话,他们便没有继续查看我的护照。车子继续往前开,主任说:“我告诉他们,你是我们山上的老师,从中国来的。他们说不用查了,可以直接走。平时他们可凶了,有时甚至需要塞钱……有一位王老师,他是最早来到这个村子帮忙的。”主任继续自言自语,“不过他现在也很少再来村子了,基本上是一个月一次吧,有时几个月都不来。”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王老师的名字。

车子还在道路上行驶,过了一会,主任说“进村了。”我四处张望,仍旧只见一条延绵的公路,便问她村子在哪里。主任指着公路两旁的低矮房子,“这就是我们村,沿着公路建的,这条路对我们很有意义的,其他的村子都是建在两边山坡上,我们这里比一般的村落要方便。”

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村里的路上只有老弱妇孺,青壮男子几乎一个都没有。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多数都被关在监狱里,很多都是毒贩。听其他老师说,主任的老公也在坐牢,不过是因为偷运炮弹被抓的。

过了大约40分钟,我们终于抵达建在山腰上的学校:一座只有一层的土砖房。学校有200多个学生,大多都是女生。加上校长,总共只有7个老师。校长是一名没有身份证的老难民,70岁了,其中有2位老师是从缅甸偷渡过来的,也六十好几了,其他4位是女老师。由于经费不足,老师们的工资还不到2000泰铢(合人民币450元),所以师资一直很短缺。

学校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当初三的班主任兼两个班的数学老师。初次见面,学生们在操场上排列整齐、唱歌鼓掌欢迎我们的到来,看着十分天真可爱。

当我独自走到教室门口时,一个男生忽然跑来对我说:“你信不信,我家里有枪,长的短的都有,我们家的枪没有全部上缴,你跑的有兔子快吗?”

说话间,旁边的女生把我拉到一旁,小声说:“我们这里很多人的家里真的有枪,他们不爱学习就算了,你不要去得罪。不是我们班的,你看见了也不要去多问。”

那位男生似乎不依不饶,又用手指着我,做出一个开枪的手势,“砰砰!”之后就笑着跑开了,女生追了上去,扯着他的衣服打,“你怎么敢对老师这样……”男生嬉笑着求饶,过来跟我敬礼,喊“老师好”。

我小时候也被同学戏弄过,但看着那位男生冷峻的眼神,我知道他并没有和我开玩笑。

几个未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在操场上玩耍(作者供图)几个未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在操场上玩耍(作者供图)

没想到作为数学老师的我,第一节课,就被学生拉住谈起了法律。

孩子们向我提问,“听说您是学法律的,想问问您,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身份证,您知道有什么法律能帮助我们吗?”我没法回答。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远征军的后代。父辈们为了保家卫国走出国门,一直没能再回去,分散在缅甸、泰国等地,成为当局眼里的乌合之众。后代侥幸在此地繁衍,却无论如何也要不来一个身份。

看着大家殷切的眼神,我却只能说,你们还有学校可以接纳,能在教室里读书,总会有改变的。

就有学生接话道:“教堂的王老师也是这么说的,既然你们都这样说,我们就不用怕了,先读书,总会变好的。”

再一次听人说起王老师,我忍不住好奇,这么受人爱戴的一个老师,究竟是个什么人?为何几个月才过来一次?而且,泰国人普遍都信佛,到处都是寺庙和佛像,唯独这个村子的人信奉基督教。做礼拜时,不管有多忙,他们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即便是雇佣工,都会走进教堂,待一个上午。

礼拜日那天,几乎所有学生都要请假去教堂,不批假也要去。我也和他们一道来了教堂——那是村里最漂亮的建筑,平顶加盖琉璃瓦,绿色的外墙看着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大门上面分别用中文和泰文写着“约书亚大楼”,能容纳上百人,单是坐在里面,就让人感觉安详。只是,王老师仍旧没有回来。

2

往后的课程进展一直不太顺利。我先是数次面带愧色地告诉学生,自己学的是中国的法律,能为他们做的不多。很快,又有女生说:“老师,学数学不好,容易老。”我却没法说出,学好数学到底有何用。

不过,我终于渐渐熟悉了环境,敢四处逛逛了。

在这里,每个学生见到老师,都一定会先敬礼,再喊“老师好”。我很享受这份小小的愉悦,便每天早晨起来站在离宿舍不远的马路边,看着每一个学生向我敬礼,然后我再向他们挥手。

我在晨光里,等学生走过(作者供图)我在晨光里,等学生走过(作者供图)

可没过几天,就有女生在敬完礼后对我说:“老师你不要经常站那里啦,我每次看你那得意的样子,都像坤沙,听说他就喜欢被人崇拜,祸害四方。”

听到有人说坤沙,另一个男生便跳着跑了过来,拍着胸膛说:“他叫张奇夫,是我偶像,不过他不懂享受,自己不吸,我就不敢说了,很快活的。”说着,他又耸了耸鼻子。

坤沙是这里的“大名人”——著名毒枭,军阀。1989年金三角毒品贸易达到最高峰时,坤沙控制了整个金三角地区80%的毒品贸易。他在泰缅边境地区建立了一支数千人的贩毒武装,在泰北美赞至少控制了10个村庄,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男生的话又一次让我有些发愣。环顾四周,我的宿舍前面是一个小花园,蜜蜂飞来飞去,一只小猫在玩自己的尾巴,旁边两棵树上挂满了木瓜,水田里开了漂亮的红莲,头顶上的天空湛蓝。到处都是一幅恬淡美好的景色,可从前这里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我忍不住想。

我宿舍前面的小院(作者供图)我宿舍前面的小院(作者供图)

慢慢地,我偶尔也能看到一些过去的痕迹。

有次我正在教课,窗外有3个男生忽然在地上打起滚来,他们流着鼻涕口水,双脚乱蹬,手里还拿着刀。我准备出去帮忙,班里学生阻止我,说他们是毒瘾犯了,让我不要出去。

我拿着水杯还是走了出去,一个男生把刀扎到泥地里,“老师你赶快走,我很快就控制不住了,等下要不就是我爬远一点,要么你躺在这里,如果你身上没有药。”

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几个女生跑出来把我拉回教室,心中百感交集。其实这里多数学生的日子过得还不错,骑摩托车上学,隔壁大概800米处是一所泰文学校,也不用交学费,学校每学期发4套校服,包一顿午餐,条件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可贩毒、吸毒的孩子还是随处可见。

来这里一个月了,我不论教些什么,孩子们的生活看似也没有任何变化。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也轮不到我想太多,几天后的晚上,我就站在几杆枪的中间了。

两个男生因一件小事发生冲突,不一会就来了两拨人互殴,我过去拉架却被挤到路边。其中有一个男生身上被割了一刀,发出了惨叫声,一路哭着跑回家,抱着一杆步枪就冲了过来。另一边毫不示弱,“我们藏在草里的枪威力更大。”

互殴很快就发展成了火拼,我赶紧让人去叫村长,自己站在旁边声嘶力竭地劝他们冷静,“杀人不是那么好玩的,法律就是要保证我们做能做的事,阻止我们做不能做的事。”

他们听不懂我说的话,举枪跺脚挑衅,“谁还没开过枪一样,你打爆我的心脏,我轰烂你的头。”我分明听见拉枪栓的声音,朝他们喊:“你们是要连老师也干掉吗?我是最怕死的一个人,如果你们现在停手,上帝会赦免你们的罪,我也能活。”

终究,那两个孩子没有开枪,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村长很快过来把他们带走了——那里的人都知道,村长是真玩过枪的,他什么都敢干。第二天我就病了,躺在床上下不来,全身打摆子。去医院后,我才知道泰国的医疗也是免费的。

我是真的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

我抱病在床的这几天,王老师突然回来了,还有几位美籍华人和他一起。

王老师大约70来岁,有点秃顶,爱开玩笑,他问我泰语学得怎样,能不能和隔壁学校那些温柔漂亮的女老师好好交流。一旁的王师母留着短发,衣着朴素却气质过人。

一位华人大叔告诉我,王老师是上海人,1949年王老师的父亲动用专机将妻儿接到了台北,“王老师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是马英九的学长,做过一段时间的律师,如果继续做下去,至少能成为一个立法委员,骂骂陈水扁呀。”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问大叔,“那王老师现在是……?”大叔还没回答,王老师就走了过来,自己接了话,“就这样一个秃了顶的糟老头。”大家都笑了,临走,王老师还邀请我下午去教堂坐坐。

3

台上的王老师声音洪亮,满含着激情,一直在问大家问题。

“大头,你现在一定还去大其力吧?不过次数少了也好,不管有几次,一下是戒不了的。”台下正襟危坐回答问题的,是一位50多岁的瘦小老头,听说他过去常开车去大其力赌博,车里满是现金,如今却只有一个树枝作拐杖。“你留着一条命,就是为了回头望、向前看的。”

之后,还有一位吸毒多年的老人上台做了分享,“我戒毒好些年了,但是瘾一直没消。我骗谁也不能骗王老师,当年我是瞧着你晒屁股把这个村建起来的。你过来我安心……”

从大家的只言片语中,我对王老师的经历越发好奇了。聚会结束,我与王老师一起聚餐聊天,忍不住问起他当年被专机接到台北的事。他否认了,说飞机是坐了的,“不可能是专机,家父没那么大能耐,可能是以前有人为了保护我,把我的家世传得神乎其神,好像随时能调过来几个师一样。”

上世纪80年代,王老师和王师母听说这里居然还有战争发生,便过来看看,“我也是在主的引导下做事情的……当时由不得我,看到那番景象,我不得不做。”

当年这里盘踞着多方势力,到处都是关卡,日夜搜查路人有没有携带鸦片,守卫们看谁不顺眼就直接开枪,倒在路上的尸体也没人敢收。

王老师刚来的时候一样被搜身,被搜走了部分美元。有个领队认识他父亲,见他是个读书人,便没多为难他,只是踢了他一脚。王师母没被搜——扛枪的那些人有自己的原则,杀人可以,奸淫同胞妇女却是重罪——这是那个领队心里唯一的法律。至于坤沙那边的人以及其他对手,他们不敢保证,只能建议王老师早点回去。

王老师没有走,和妻子住在以前传教士搭的一个草棚里,“一个法律人最悲哀的,就是来到一个没有法律的地方,那这样我就该回去吗?”

那时,山里还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王老师决定留下来,用锄头凿出一条宽敞的路,“我暂时做不了大事,这里只有盲肠小道,太闭塞,就算要起飞,还得需要一段宽阔的跑道助跑。”

脱掉西装,借来农具,从第二天开始,一点一点砍树挖地,王师母就跟着用箩筐一点一点地运土。一开始,村里人都笑他们,“这读书人拿锄头的样子总是不对劲,一锄头下去只能钩那么一点土上来。还有他婆娘,箩筐里的那点土换成米还不够煮一餐饭的,这是在做什么啦?跟土地公公这么过不去。”

一个星期过去了,周边扛枪的人也好奇起来,问他们要干啥。

王老师的想法很简单,“有了大路,看着就繁华了,这里就能聚拢人气。”

扛枪的人大笑不止,折一根树枝,指着整座大山问:“这里没得吃的,只有尸体,还有那碰不得也得碰的鸦片,我们活一天赚一天。你跟我说繁华?”

王老师不争辩,好在也没有人真正反对他修路,大家都这么看着,像看戏一样,却不靠近。一个月后,出现了第一个追随者,是个7岁的小孩,说自己喜欢捧着沙土玩,他要盖新城堡。

3个月过去了,路越来越像样子了,虽然一天只能铺不到1米,但日子久了,路就长了。

然而,就算平时相安无事,都会有人过来挑起事端。

绝望的气息让人太压抑了,那些留下来的老兵被当地政府拉去和人打仗,回来还是一无所有,就有很多人把打架和吸毒看成是日常。王老师说,自己曾亲眼目睹了一场火拼,大概有几十个人随便找个掩体就进行对射,他们都曾身经百战。

王老师扛起锄头就往安全的地方跑。有人看见他跑,劝他说:“跑没有出息,我们几经辗转,还是要靠枪杆子活命,给你一把枪,你看谁对你不利,你就开枪,你不杀他,他就杀你。在这里,只要有枪,杀人全凭自己的喜好。”

王老师把枪推开了,“我不是不会开枪,就算别人拿枪打我,我也不会开枪杀人。我是一个法律人,生命不能随意践踏。”

火拼还没完,零零星星的枪声还在响,王老师看着横七竖八的尸体,又跑了回去。有人问他拖尸体干什么。他又回答,“得让他们入土为安,我无法阻止他们选择怎样一个活法,但不能让他们曝尸荒野。”周围人佩服他的勇气,“王先生是真不怕死,尽管他的命看着最金贵。”

尸体被掩埋以后,路还得照样修,王老师回头看,跟他一起挖地的人又多了三两个,半年后,差不多有一个排,以前做过工兵的人也来了。

“王先生是这里唯一没有摸过枪的人,连小孩子都玩枪,他没有。他才是真正不惧生死的人,这里最凶狠的人都怕死,枕头底下一定放着手枪,只要稍有声响,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拔枪,这就是恐惧。”

两年后,这条路就修好了。王老师最初的想法是,他或许要耗上大半辈子才能修好这条路。

多年后,我站在这条马路边,上面铺了柏油,旷阔悠长,能过两辆大货车,学生在朝阳里飞快地往前跑,他们气喘吁吁地向我敬礼,偶有抱怨,却不再恐惧。

4

路修好以后,王老师开始找木工盖房子,工钱他付。

王老师原本想盖一间教堂,却发现另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村子里面,大点的孩子在玩枪,小点的就在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旁边玩,“小孩没人管,迟早会对生死麻木,他们必须接受教育,才会尊重生命,敬畏死亡,才能踏着这条路出去。”

为了给村子盖间学校,王老师特意飞回家拿钱,这次终于没有人抢他了。他对房子的质量要求高,专门从台湾找工程师,“学校必须得坚固,哪怕在这里刚打完一场仗,它得在。”

如此又折腾了一两年,学校盖好了,却没有学生来。王老师进草棚劝家长,都被婉拒,“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们不拿枪,是活不了多久的,认的字再多,防不住子弹。”王老师说,自己当时说话时,清楚地看见有家长握紧了手中的枪,“他可能受了刺激,想一枪崩了我吧。正因为他们在意别人说他们是毒贩,说他们的孩子也会变成毒贩,才有这么大反应,他们应该还没完全麻木。”

开学那天,台下只有一个“女学生”——这个和王老师一样毕业于台湾大学的“女学生”,认真地听着王老师讲课,从学国文,算术,到音乐。后来村里人说,王老师真是个公鸭嗓,远没有台下这个跟唱的“女学生”好听,“小孩没事过来学学唱歌倒是可以的。”

就这样,当了几天“女学生”的王师母成了学校的第二位老师,两个老师教一个小孩,孩子是来学唱歌的,既然来了,学点别的也没关系。那个小孩很快能在路上用树枝写字了,唱的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后来,孩子们终于多了起来。王老师宣布,现在送小孩进学校,得谈条件,还是不收钱,但大人必须开荒种地,种茶叶咖啡都可以,他从台湾带种子过来,种好了以后,他负责拿去卖给山下的泰国人。王老师自己也开荒,“穷苦人家的孩子流落在外,就算给人贩毒运毒,也不过只是能填饱肚子,自己种水果茶叶去卖,不用卖命,能赚一样的钱。”

直到后来,泰国政府在此地进行替代种植业计划时,小村子早已不再以种罂粟为主了,地里瓜果飘香,教室里书声琅琅。尽管还是有学生去贩毒,“但不是所有人都去,有些人懂得选择了,在罂粟和茶叶之间,只要有人选择茶叶,我就知足。”

我特意问过现在的校长,我最喜欢的村里的两棵木瓜树下,以前种的是什么。其实不用问我也知道,之所以几次追着他问,是想多听他讲几句王老师以前的事。

过去,这里种的是连片的罂粟(作者供图)过去,这里种的是连片的罂粟(作者供图)

村里的孩子们渐渐长大了。在山上种茶叶、咖啡虽能解决温饱,但生活依然清苦,开始有人觉得贩毒越来越赚钱,有钱了就有身份。

“这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就是他们有更多的选择。”王老师不想让小孩长大后只能在种植和贩毒中选择,他希望这些孩子能接受泰国的教育,但泰国政府拒绝了。而难民这边,始终认为泰国是异族。

王老师带我去过那些难民的墓地,所有墓碑都朝着北方,“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回到中国,那才真正叫落叶归根。他们不是移民出来的,想回去。”

王老师曾苦口婆心地劝他们,“你们暂时回不去自己的土地,就在这里先扎下根。这么些年过去了,你们之所以还有很多人不爱惜自己的命,就是没有归属感。”

“现在的孩子如果不接受泰国的教育,那他们就会被孤立。泰国有很多移民过来的中国人,他们懂泰语,赚了钱,早融入其中了,有些还到了政府部门。这里的孩子也应该这样,否则连自己家乡的模样都看不到,还谈什么近乡情怯。”

90年代初,王老师将自己亲手建起的学校“奉送”给泰国政府,学生由他们安排,课程由他们定,“只要你们肯派泰文老师过来,给他们身份,与泰国的学生一样接受正规的教育。绝不强制你们教中文,我们自己会想办法教。”

泰文老师过来的那天,王老师很激动,将自己的东西一件不留地搬了出来。“有谁敢拿枪对着这所学校,也就一定会有人拿枪对着他们,得为子孙后代打算。”

如今,这里所有的学生各个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泰语,而他们的父辈只能勉强听懂几个词。有次上课,我提到了我们中国人一直对故土有很深的感情,有学生说:“我们泰国人也是。”

刚好路过窗口的校长听见了这句话,有点不高兴,“你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便有学生回答:“我们没忘,我们流着中国人的血,但我们现在生活在泰国。”

之前的中文学校被泰国政府接手以后,王老师又到处联系各大商会,重新建立了一所中文学校。泰国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提供支持,但也不干涉。学校自负盈亏,从来没有找政府索要经费,“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

后来,王老师又去了别的地方,那里还是什么都没有,只有满地的罂粟花,他像过去一样,重新拿起了锄头,“最艰难的事,我这里都做了,接下来就容易多了。”

那一次,他开车带我转了3个村子,我们也聊到了自己的专业,“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法律人,我做这些事,都是基于法律秩序,现在这里好多了,剩下的得由你们年轻人去办了。”

尾声

支教的那段时间,我把村民的家挨个儿跑了个遍,也问了大头叔,为什么王老师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这个村的男人还是被关进了监狱。

大头叔有他的看法,“欲望一直都在,王老师只是让有些人有了精神信仰。在毒品横行的小环境下,肯定有也有不信他的人,不论在哪里,总是有人难挡金钱的诱惑。”

老人拿出一个水烟筒,先是放到鼻子边闻了闻,然后又放下,“王老师能改变一小部分人已经很不错了,我看着他从一个帅小伙奔波成了糟老头,学校里不是还有那么多读书的娃娃嘛?有人跟着王老师走,就有人一直按照原来的方式搞钱。”老人说自己戒毒并没有捆绳索,“他从来不拿枪,也不捆人,我就在他面前戒了毒。”

再次回到讲台上,我顿然踏实了很多。我问学生们以后想干嘛,只有一个人告诉我,想学财务去银行上班。其他人都说,读完这一年,随便做点什么都好。

上课的时候,还是有学生对我说,学数学没什么用,你不用这么认真地教我们。但我还是拿着三角板认真地画图,一遍又一遍地给他们讲解公式;一个女生的妈妈得了艾滋病,没有人敢进她的家门,我作为老师,当然要去看看。

学生们也说我越来越像教堂的老师了,像传教一样,一直不停地唠叨,要读书,要一直读下去,外面是一个有希望的世界,他们在这里待了这么久,该出去透透气了。

如今再回首那段时间,我其实已经不太记得自己是否称职了,只知道要走的前几天,有学生哭了。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人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

2018年底,我坐在办公桌前打盹,突然收到一张合照,是一位泰文学校的老师发给我的,我看里面的人有点面熟,却又想不起来。过了一会,手机上传来视频通话,是那些学生们。她们告诉我,我带过的那个班,后来所有人都上了大学。学生们一个个冒出来问我,她们是谁,我结结巴巴地喊不出名字来,却一下想起了王老师。

我很庆幸自己走了一段他修的路,这条路越来越宽阔、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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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孩子王》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