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们可以逃出大山吗

2020-06-01 10:02:49
0.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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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广西某贫困县下属的青山村。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整个村子都隐在一座山里,大部分地方都人迹罕至。

10岁之前,我从未到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从乡里通往镇上,只有一条小公路,车辆很少。我们村就在公路旁,算是地理位置比较优越的村子了。我从小就常听大人说,大山的更深处,还有一些更小的村落,那里的人还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我家尚能吃饱,所以也不觉得生活有什么不好。

我读书的青山小学位于半山腰上,学生不多。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最少的五六人,最多的也不过十几个孩子。老师也只有几个,大部分都是代课身份转正而来。

2004年之前,义务教育尚未在这里普及时,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上学是件得不偿失的事。山里交通不便,村子间距离遥远,让孩子读书意味着每天要花费几个小时在路上。更重要的是,干农活尚可以勉强果腹,而上学耗时耗钱,没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那时候在我们那里,大部分上过初中高中的“高学历”的人,也依旧没有摆脱农村。特别是女孩,只有嫁得好才是唯一的出路。

幸运的是,我赶上了义务教育。在青山小学,我认识了我人生中最初的姐妹们。

我的家旁边的竹林,和雾霭笼罩下的大山(作者供图)我的家旁边的竹林,和雾霭笼罩下的大山(作者供图)

1

2004年的夏天,6岁的我跟着比我大4岁的姐姐走了将近1小时的山路,一起到小学报到,进了学前班。

整个学校有3座“教学楼”——两座斜顶盖瓦片的土坯房,一栋3层高、还锁着门的新教学楼。那一年,学前班的人数格外多,有15人,学校里唯一一位大学毕业生小安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

入学第一天,小安老师正给我们发课本,挨着后山的教室玻璃就被砸了,很快,又接连有小石子穿过打开的窗户落到教室里,落到地面上、书本上,有些还险些砸到人。我向窗外望去,扔石头的是一位瘦高的女孩。小安老师对着窗户喊了两声:“我们在上课,快走!”女孩听见,就像是受到了惊吓,沿着后山森林的边缘跑走了。

大家纷纷好奇那人是谁,小安老师没有解释,就有同学说,“肯定是山里的野人”。

“那是春子。”一位女同学突然说话了,她叫丽子,个头很小,皮肤黝黑,声音尖利。“春子你们不知道吗?就是那个春子!”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村里的疯婆子!哈哈哈……”有同学接话,全班顿时哄笑起来。

我不认识春子,回家问奶奶,奶奶却叹了口气,说和丽子一样,春子也是个可怜孩子。后来,春子又来过很多次,不是朝正在上学的我们扔石头或垃圾,就是蹲在外面透过窗户偷偷盯着我们上课。只要她没打扰上课,也没伤到同学,老师倒也不会驱逐她。

春子那年已经12岁了,有一个弟弟在青山小学,比我姐姐低一个年级。春子的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靠着务农和偶尔打一些零工带着姐弟俩生活。他们家就在青山小学附近,步行不过几分钟,是两间没什么家具的土坯房。在她适龄入学的时候,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到大山里,女孩子不上学并不奇怪,于是,从小就跟着父亲干活、打零工的她,不干活时就喜欢跑到学校的后山,看别人上课。

和我同龄的丽子比春子幸运一些,她家虽然也是一贫如洗,但赶上了义务教育普及,得以进了学校。丽子是山里少见的独生女——她母亲怀孕时就和她父亲离婚了,母亲娘家人不愿意要女孩,把她扔到自己家旁边的空地上,丽子的奶奶知道后,赶来把她抱了回来。丽子父亲没什么文化,平日里游手好闲,穷得叮当响,守着几间祖辈留下的土坯房,只干些能勉强吃饱饭的活计。丽子有些营养不良,比我们瘦小,班里的同学就给她取了一个“喋喋妹(方言,小矮人) ”的外号。

不论如何,女孩子上学是没用的——在山里人的眼中,把女孩养大了嫁出去、彩礼钱收回来,就够了。

第二年,我们全都升入了一年级,学校发了新课本,还特意告诉家长:义务教育不需要交学费、书本费,年幼的孩子力气小,干不了什么农活,把孩子送到学校管教,对家长来说也是个省心的选择——这也终于让班里的大部分同学得以继续上学。

校长也用同样的一番话劝动了春子的父亲。就这样,13岁的春子成了我们的同学。

开学第一天,春子独自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佝偻着背,脏兮兮的头发扎成个小马尾,穿着一件黑色的男士短袖衫,一条略短的裤子,脚上是一双那时最流行的“水晶凉鞋(透明的塑料凉鞋,价格便宜,坏了可以自己用火修补)”——之所以我能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往后几年里,她一直是这副打扮。

同学们看到她,都停住了脚步,在门口探个头或趴在窗户玻璃上偷偷打望两眼。春子似乎也能感受到大家的目光,一直咬紧嘴唇,两只手绞在一起。直到小安老师进来,对我们说:“春子同学以后就是我们班的一员,大家要好好相处。”班里炸开了锅,大家议论纷纷,时不时回头望两眼,见春子一抬头,又立刻做贼心虚一般转过身来。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大家对她的不欢迎,更多是源于一种害怕——她是“野人”,是“大人”,是和我们不一样的——我们玩游戏时不会带上她,放学更不会和她一起。为了孤立她,大家想尽了办法。可春子并不理会我们,她不是坐在最后一排默默看书,就是一个人站在走廊看我们玩游戏。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在小安老师的极力劝说,终于开始有同学和春子主动说话了。大概孩子们的心思也很简单,有人说,“春子好像不是野人,她家就在学校下面那条路往前走一点的地方”;也有人说,“我见过她爸,和她好像”;还有人补充,“她还蛮好玩的,不凶我们”。

就这样,春子终于不是班里的异类了。而我与春子友谊的开始,还要再往后一年。

2

二年级下半学期,小安老师接连好几次都没收到春子的作业。他终于生气了,在教室里把春子叫起来问:“为什么要把作业带到学校写?”

个头已经和小安老师差不多高的春子低着头,就一直不说话。

小安老师又问:“在家不可以写作业吗?”

所有人都看着春子。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春子才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家里没有桌子,放学还要干活……”包括小安老师在内,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答案——是啊,在她父亲眼里,帮家里分担压力才是她的首要任务。

小安老师让她坐了下来,和颜悦色地说:“以后你的作业可以晚一点交。”又问:“你们还有谁家里没有桌子?举手。”

班里没有人举手,我想我家里那张用了几十年的饭桌,应该算是“桌子”的。

因为这件事,班里几位调皮的同学开始讨论起谁家里的条件最差。那几年,周边几个村子贫富差距不大,最富裕的人家不过就是住进了水泥房,日常有电器用;最穷的还窝在土坯房里烧着柴火。当时我对“贫穷”并没有什么概念,直到听到有人说:“她家厨房黑漆漆的,烧柴火,所以她才那么黑。你看,她还背着她姐姐的旧书包……”又有人补充得更加详细:“厨房是土墙,四面都黑黑的,桌子也黑黑的。她爷爷没裤子穿,总是穿四角短裤,还走出去玩……她妈妈也跑了……”紧接着就是肆无忌惮的笑声。

没错,他们说的就是我家。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他们完全不忌讳我就在旁边,一直大声讨论着。我愣在走廊上,丽子站在教室的后门看着我,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忽然,原本坐在教室里的春子冲了出来,对着那几个男生开口就骂,男生们一哄而散,春子便转过身来,对我说了一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你不要理他们,随便他们怎么讲。”我点头——当然,我也只能随便他们怎么讲,因为他们讲的都是事实。

这件事情之后,我、丽子和春子成了好朋友——我们都没有妈妈的女孩,也是班里最穷的孩子。

我们开始轮流到其他两个人家里玩。

最先去的是丽子家,她家也是土坯房,厨房里放着一张圆桌,锅里是当地常见的白米粥。丽子的奶奶是一位和善的老人,拿出碗来招待我们。就着简单的酸菜,我喝了一碗粥,春子拘谨得也只喝了一碗,丽子的奶奶看着春子,说:“你这么大个人,多吃一碗才够。”春子绞着手指,摇头说:“我不吃了,我吃饱了。”

离开丽子家后,丽子问春子:“我奶奶人很好的,你干嘛不多吃一碗?”春子不说话,走在了我们两个前面。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春子在村里受到的歧视远比学校多,所以面对丽子奶奶这样的同村人,会更加紧张。

我们又去了春子家,屋内的摆设简单到不可思议:两间土坯房里,一间房里摆着两张床,床头紧紧挨着,春子说:“我睡这边这张,我爸和我弟睡那头那张。”另一个房间是客厅兼厨房,虽是这么说,其实房间里什么也没有,连烧火的土灶也没有,地上只有一个小小的黑坑,里面有些柴火的碎屑,上面放着一个铁锅。

“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用这个煮饭煮菜。”春子说。

最后一站是我家。奶奶也让我拿碗给她们吃粥,配早上的剩菜。奶奶一直念叨着,让我们三个都好好读书,早日自立,不再过贫穷的生活。等她俩走了之后,奶奶还说个不停:“春子这么大个人了还跟你们一起读书,丽子又那么小个,可怜啊……”

如今想来,除了贫富程度相当和都有一个游手好闲的父亲以外,我家和春子、丽子家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的姑姑、伯伯都已离开农村去县城和镇上“领工资”了。奶奶那时候总是对我说,那些努力读书走出去的人,总是比留在山里的人过得好。后来有年暑假,奶奶还专门把我带去了姑姑和大伯的家里,让县城里不一样的景象在我心里深深扎了根。

也就是在这一两年里,学校把一间小教室改成了图书室。图书室平时都牢牢地锁着,小安老师每周会从里面拿出十几本书,大多是童话、寓言故事、科普书,发给我们每人一本。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课本之外的书,常常对着书本里一张北京的插图发呆,想象着首都是什么样子——就连小安老师也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他也不能告诉我们太多。

那时候,小安老师写过一句话给我:人生实难,出身也没有公平可言,承受眼前的困苦,努力可以改变命运。

虽然当时的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可他的话就像种子,已在我的心里伺机发芽。

3

三年级时,班里来了一位转学生黄佳佳,是从外面的镇上回来的。她总是一个人看书,从来不参与我们的游戏。

没想到的是,她身上发生的一件事,却成了春子辍学的导火索。

那一年,学校里来了一队卖《四库全书》的人。厚厚的一本书,绿色的硬质纸壳封皮,售价40元,对于当时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相当于一个月买肉的钱了。小安老师说:“书的确值得买,你们可以先和家里人商量一下,明天来学校再告诉我。”

经不住孩子们的苦苦哀求,即便情况如我家这样,奶奶也拿出钱让我买书了。

第二天到学校,班里只有丽子和春子两个人沉默着。大家知道她们拿不出钱,也不好意思当着她们的面讨论,只有黄佳佳搞不清楚状况,说:“只有她们俩不买书,会不会偷偷拿我们的?”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天早上,黄佳佳真的一大早就说自己的书不见了,还把书包砸在桌子上,大喊:“谁偷了我的书?!”

没有人回答她,她就在每个人的桌洞翻来翻去,找了一圈也什么都没有发现。她气得大叫:“我记得,班里只有两个人没有买这本书,谁拿了谁自己心里清楚,最好快点还给我,要不然我告诉老师!”

还是没人说话。

黄佳佳的威胁并不只是口头而已。那天,小安老师没有像之前一样上课,而是让我们“反思”:如果谁拿了黄佳佳的书,就想清楚为什么要拿、拿了后不后悔。如果谁知情不报,就反思自己为什么要袒护那个人。最后,所有人都必须把“反思”写在纸上,交给老师。

随后,丽子和春子都被叫到了办公室。先回来的是丽子,一回来就趴在书桌上边哭边说:“我没有偷书,我不是小偷。”不一会儿,春子也回来了,她的眼睛红红的,在自己的书桌洞里翻找着什么,最后,她把所有的课本和作业本掏出来,抱在一起走出了教室。

她没有书包,走着走着笔就掉在走廊上,我追上去捡起来想还给她,可是她好像没有听到我在叫她一样。她身上还穿着那件黑色男士短袖,许多地方都磨破了,她的个头又长了,衣服下面露出来一点儿肚皮,裤脚下面也露出脚踝以上一大截小腿。

春子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听说小安老师后来去过她家好几次,都没有把她劝回来。

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这本《四库全书》的讨论都没有停止,有人说看到丽子拿着一本书在偷偷地看;又有人说那是春子拿着在偷偷看,放在她家旁边的空地上,放学后有其他年级的同学看到了;还有人说,黄佳佳根本没有丢书,是她把书忘在家里了。

我们升到四年级时,小安老师调离了。学校拆掉了第一排土坯房教室,建起一栋两层高的小楼。小楼一分为二,左边作为食堂,承包给了丽子的大伯,右边计划做学生宿舍,没有立即开放。

除了几个家在本村和附近村子的同学,平时我们基本都是早上自己带饭到学校。饭菜实在说不上好吃,冬天,饭菜冻得跟冰块一样,到了夏天,打开饭盒就能闻到一股不新鲜的气味。

学校早有意改善学生们的午餐条件,这一年“免费午餐”政策出台,食堂终于开起来了。丽子的大伯把食堂分为两个部分,一边是餐厅,一边是小卖部。课间经常有学生跑到小卖部买上几毛钱的小零食,老板娘总是用一个有锁的木箱子收钱找钱。

学校给每位学生家长发了250块钱,算是一学期的午餐费。我父亲以“天”为单位给我钱,让我去学校食堂买午饭。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这样享用这笔餐费——一些家比较近的同学,还是会被勒令继续回家吃饭,因为更省钱。

这一年,班里又来了一位转学生文梅,她皮肤很白,留着一头黑色的长直发,是学校里的第一个住校生。文梅的姓氏在本地并不多见,听说她老家在一个还没有通三级公路的村子,从村里走到最近的公路就需要几个小时。包括文梅的父母在内,他们村里能走的人都出去打工了,前一年村里的小学也被撤掉了,文梅只好转到了青山小学。

学校从教师宿舍隔出来一间小房给文梅做宿舍,她家里人送来锅和碗筷,放学后,她便到附近找柴火给自己生火做饭。

一段时间后,我和文梅混熟了,早上步行到学校的路上时若看到合适做柴火的木头、树枝,也会顺手拾给她。有天文梅邀请我:“中午吃饭后你去哪里玩?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板厂扎柴火?”

她说的“板厂”是学校附近一个小木材加工厂,经常会有废弃的木材丢出来,被附近的居民当作柴火扎回家。

我答应了。

没想到那天拾柴火的时候,我们碰见了春子和丽子——自从春子离开学校,就没再和我们说过话了,仿佛是在故意躲着以前的同学,从来没再进过学校里。春子力气足,几下就把木柴捆好了,文梅很感激,对她说了好几句“谢谢你”。春子依旧不爱说话,点点头算是应了。

自那之后,我们几个又常常聚在一起了。最常去的是丽子家和文梅的宿舍。一来二去,我们决定给“捆柴火之交”一个名分,便找了个时间,到学校后面的空地上对着天空跪下来,许下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春子年龄最大,是老大,文梅老二,我是老三,丽子年龄和个子都最小,便是老四。

4

没多久发生了一件事,成了我们四姐妹人生的分水岭。

一天我刚到学校,同班的女同学忽然兴奋地凑过来:“你听讲没?有警察来我们学校了,食堂(小卖部)被偷了!”

我吃了一惊,没等我询问,同学又开始讲起详细情况:“食堂卖零食那边都被人偷光了。还有装钱的箱子,也被人撬开了。不过听讲大门是锁着的,没有被撬,你讲奇怪不奇怪?”

小村子里这样的事鲜有发生,很快又有人跟我分享最新进展:“听讲是学生做的,偷的都是吃的和钱。而且很可能是本村的,还有住校那个文梅。”

我吓坏了——那一天丽子和文梅的确没有来上课。放学后我跑去找文梅,却发现宿舍的门紧紧锁着,丽子家也是大门紧闭,春子更是找不到人。

第二天,真相出来了——偷钱的人,真的是丽子、春子和文梅。丽子从她大伯那里偷来了钥匙,春子和文梅则是帮凶。零食大部分都被她们仨当场吃了,剩下来的则藏了起来;箱子里的零钱被三人平分后,还没来得及花出去。

丽子的动机很简单:家里没钱让她买零食,大伯也不允许她吃,可是周围的同学都在吃。春子和文梅的情况也差不多,三人便一拍即合。文梅在事发后便离开了学校,丽子因为她大伯的关系,又回到了学校。

这件事之后没多久,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和她们道别,就转学走了。那时候县里小学刚开了“民族班”,从各个乡下小学录取成绩优秀的学生,我被选中了。

在县城的小学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电脑和多媒体授课,有了英语课和音乐课,还能去图书馆借书了,身边的同学们是和山里孩子完全不同的县城孩子,他们学习成绩优异、性格开朗,还各有特长,就连他们的父母也温柔得多。

我回村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再往后,我升入县里的初中、市里的高中。时过境迁,我曾经几次寻找她们,最终能联系到始终只有丽子一人,可她说什么都不肯见我,隔着门只让我走——初二那年,全家唯一支持丽子上学的奶奶不幸意外去世,她便在那一年退了学。

我劝过她至少把初中上完,她只说:“读书没有用的,还不如回来帮我爸做工。”

2018年暑假,在拒绝了我多次之后,丽子和我终于得以在镇上见了一面。当时她已经是一位母亲,有了一个女儿。

我提起自己曾在高二暑假回村时遇到一个很像春子的人,抱着一个孩子,和一个看起来年纪比她大很多的男人站在路边,身上的衣衫还是破破烂烂。丽子说,春子很早就嫁人了,“她被她爸强奸,肚子都大了。她爸就让人问‘光头’要不要,光头30多岁了娶不到老婆,怎么会不要?光头带春子去医院打了胎。听讲她现在也有孩子了,还是个儿子。”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那个光头曾是附近出了名的光棍,家里也只比起春子家条件好些,有口饱饭吃而已。

我又问到文梅的情况,丽子告诉我,她也结婚了,孩子在老家给老人带,自己和丈夫在广东打工。

又过了一年,丽子离婚了,女儿留给前夫,又重新嫁了人。

后来我常想:100多年前,祖辈为了躲避战争从平原逃进了大山。如今,逃出大山则成了我们与命运的战争——很显然,上学读书是我们胜利的唯一捷径,只是,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在这条捷径上走到最后。

身为一个幸存者,我不知道自己能为她们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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