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到底是谁，在15年前举报了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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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我又接到了周新打来的视频。相识的这15年来，每逢重大节日，周新总要给我打电话。每次祝福问候后，再绕个大半天，他都会缠着我问：“当年到底是谁举报了我母亲？”

这一次肯定也不例外。聊了两句后，我主动岔开了话题，开始问他家里的口罩、消毒液够不够。

“叔，我已经晓得是哪个了，今后绝不再纠缠这个问题。”视频那边的周新说。

这小子明显是在“诈”我，我一如既往地装糊涂。但越想糊涂，那桩浮现在我眼前的案子就变得越清晰。

1

2005年11月，看守所转出一条线索，有人举报称：1994年冬天，一个叫谢春兰的女人杀了自己的丈夫，因为两个年幼的儿子要人抚养，夫家竟然包瞒下来，没有报案。

领导派我去核实，我却觉得这个线索的可信度不高。杀人这么大的事，能包瞒十多年？

案发地我很熟，是西南山区的一个偏远村寨，四周都是大山，最底下有一个直径百米的天坑，呈漏斗型。解放前，村民们为了躲土匪就将房子造在天坑附近，解放后，公路从山顶经过，稍有钱的人家就把房子往山顶搬。近几年村寨里通了路，村民们陆续有了手机，信息并不是很闭塞。

次日，我到了看守所，管教将举报人带到办公室。他先站在门口机械地喊了声“报告”，进屋就直挺挺地站着，喊了他几声也不敢坐。这个年轻人27岁左右，剃了个光头，有很多发茬和胡茬都白了。由于光照不足，脸有些泛白浮肿，肥嘟嘟的。

他叫周大强，说自己和被害人周勇斌同村同族。1994年他还在上高中，放寒假没多久就听说周勇斌害急病死了。一个晚上，他和父母围在一起烤火，父母悄悄谈论，说周勇斌不是病死的，而是被他老婆谢春兰杀的。

周大强当即来了兴趣，急忙追问，“怎么杀的？为么子杀？”父母警告他不要出去打听，也绝对不能出去说，“这涉及到敲沙罐（枪毙）的问题。”

关于谢春兰杀人、夫家包瞒的更多细节，周大强并不清楚，他央求我去找他父母进一步核实。一旦属实，他就属于重大立功，起码要少判2、3年。

“你父母愿意证实？”我问。

“为了帮我，他们应该要证实。”周大强想了想，又说：“他们多半不愿意说，我得给他们写封信，到时候警官你也帮我说说好话。”

被抓前，周大强算得上是家人的骄傲。他1998年大学毕业，后来考上了公务员又入了党，就因为在一个扶贫项目上贪污受贿，毁了前程。我将纸笔递给他，信很快就写好了，内容不涉及案情，只请求父母证实这件事。我又打开了手机录像，让周大强跟父母说几句话。

询问结束，我嘱咐周大强再仔细回忆回忆，如果有需要补充的情节就及时报告管教，过几天我就去核实。周大强突然“咚”地一声跪在我面前哭了起来，说事情绝对是真的，求我马上去核查、早点回复，又说自己晓得好歹，出去以后就报答我。

我和管教抓住周大强的肩膀往上提，指责他不该下跪，周大强哭着说自己这次肯定要判重刑，家里孩子才半岁，只求判轻点，能保住自己的家。

由于这个举报是个孤证，领导让我先秘密接触周大强的父母，如果他们能证实，我们就考虑动手。第二天上午，我带着一个同事，请了乡政府综治办的一名干部陪同，以“区扶贫干部”的名义去了周大强的家。

周大强的父母都70多岁了，见到我们非常热情，又是烧水泡茶，又是安排午饭。趁周大强的母亲去厨房煮饭，我先向周大强的父亲亮明了身份。老人家一听我是刑警，当即惊慌起来，“未必（难道）是那砍脑壳的在你们那儿犯了什么事？”

我慢慢说明来意，话还没说完，周大强的父亲就举起双手在自己面前快速摆动，一口气说了四、五个“不晓得”。

他反应还挺大，我先漫不经心地递上一支烟，他迟疑着，还是伸手接了过去。他先把烟含在嘴里，后又夹在耳朵上。我掏出打火机，他急忙双手捧烟，倾身接火，鼻孔里传出急促的呼吸声。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有些颤抖，紧紧捏住香烟，深深地吸一口进去，又长长地吐出来。

同事和综治干部也进厨房询问情况，周大强的母亲火急火燎地说：“我们两家隔几面山，平时没有往来，哪个晓得啷个死的？你们问别个。”

我把周大强的母亲喊出来，她满脸不高兴，瞪着周大强的父亲，“这些事，外人啷个晓得？你们去问她本人嘛。”明显是在警告丈夫不要乱说话。

我让老两口坐下，送上了周大强的信。周大强的父亲一边默读，一边沉思。周大强的母亲不识字，急忙问儿子写了什么？周大强的父亲只是唉声叹气，无奈地摇头。我借机开导他们，说如果举报属实，周大强就是重大立功，会判得轻些。

“我们一直教育他莫贪莫占，砍脑壳的就是不听，扶贫款啷个动得？敲沙罐都不为过，就该判重点。”周大强的母亲气呼呼地说。可当我打开周大强的录像，第一遍还没有放完，周大强的母亲就开始掉泪了。看完一遍，他们又让我重放，反复看了6、7遍才罢休。

大约1个小时后，周大强的父亲问：“那件事查实了，少判好久？”

“死老头，未必你自己去做一件案子让砍脑壳的立功吗？人要讲良心，莫说我们不晓得，就是晓得，人家孤儿寡母的，良心怎么过得去？莫作孽……”周大强的母亲恶狠狠地呵斥丈夫，然后又央求我们，“我们真的不晓得，你们去问别个嘛。”

他们有很多顾虑。我只好从各个方面慢慢地开导，又过了2个多小时，周大强的父亲终于松了口：“老婆子，这一坡的人哪个不晓得这个事？到时候谢春兰自己要交代，她叔叔和公爹要交代，其他人也要证明。不冤枉她就是，谁叫我们养了个报应儿。”

周大强的母亲依旧阻拦，看到这种情况，我赶紧让综治干部把她带到旁边去。这边周大强的父亲还没开口，隔壁屋就传出综治干部的呵斥声，还有反复开关门的声音——周大强的母亲想冲出来。

周大强的父亲说，当年周勇斌死后，他去帮忙抬棺，在“清棺”（亲人整理死者仪容，看最后一眼）时，他看到周勇斌的颈子上有一道乌黑的印子，像是上吊死的，可周家人都说是害了急病。后来，他听到传言，说周勇斌是被老婆谢春兰杀死的。据说，谢春兰杀人后，先跑到了周勇斌的幺叔家。幺叔是个老师，在村小教书20多年，在村里、特别是在周家很有话语权，最后就是幺叔周老师出面调停，周家才同意把这件事包瞒下来……

周大强的父亲顾虑很多，他只想做口头证实，不愿做笔录，后来笔录做好，又一直不肯签字。我不断做工作，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

2

2005年11月20日上午，专案组赶到村寨，一组传唤谢春兰；一组传唤当年主持调解的周老师；一组开棺验尸；最后一组机动待命。

赶到学校时，这位周老师正在给六年级的学生补课。我们亮明了身份，请他到乡政府协助调查。从学校到警车停放处有2公里多的山路要走，一路上，周老师不停地给我们敬烟，“有什么事直接安排我就是。”

我让他讲讲周勇斌的事，周老师飞快地反问：“周勇斌是我大哥的儿子，94年冬腊月害急病死了，村上的人都知道，未必这里面有么子问题？”

“他死了十多年后我们找上门，不只是找你，找谢春兰，还要开棺验尸，这意味着什么不用说明吧，希望你实事求是，讲清楚了回去上课。”我说。

“周勇斌94年冬腊月害急病死的，至于你们为什么开棺、为什么找我，我确实不清楚。”

“年纪轻轻、一肥二白的，说死就死了？”

“当时没来得及请医生，说不清楚是么子病。”

“后事怎么处理的？”

“按照风俗，请人择了日期和葬地，做了两天道场后埋了，寨子上家家户户都去吊孝送礼的。”虽然周老师涉嫌包庇，但已经过了追诉时效。按照侦查方案，如果他如实供述，做完笔录我们就可以让他走，如果拒不供述，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给他一个“下马威”。

同事向周老师出示了传唤证，明说这次不是请他作证，而是把他作为犯罪嫌疑人传唤，当即给他戴上了手铐。周老师并不慌乱，反而非常冷静地在传唤证上签字、按手印。

警车到了乡政府，我们直接将他带到治安室，这里已经按照审讯室的基本要求作了布置，周老师主动坐到审讯椅上，我们不提问，他就不说话，审讯一度陷入了僵局。

傍晚时分，支队长按照预定方案出场。

“哎呀，领导，我只是一个乡旮旯即将退休的老头，区上领导亲自审我，太给我面子了，我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对，但我确实不晓得你们找我了解周勇斌么子事。”周老师看起来一脸的冤枉。

支队长先将《刑法》摊在周老师面前，让他阅读窝藏、包庇罪那一页，可周老师不吃这一套。

我又拿出了一张空白的刑拘证，说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将他送进看守所，如此一来，他热爱的讲台、令人羡慕的工作可就悬了。

“你们要刑拘，我没有办法，要开除公职，我也认命。周勇斌是害急病死的，我没窝藏包庇任何人！”周老师说话的时候底气十足。

此时，审讯谢春兰的那组同事发来信息，支队长飞快地回信息，大约20分钟后，支队长的电话响了，他起身到室外，故意把门虚掩着，我们都能听到——“谢春兰撂了”。

十几分钟后，支队长回来，满脸怒色地骂我们没有警惕性，不知道把门关上。我和同事顿时会意，急忙检讨，支队长又趁机赞美谢春兰，说她这些年含辛茹苦抚养孩子、建设家庭，认罪态度又好，最后跟周老师说，谢春兰和她的公爹都已经到案，就是周老师一个字不讲，我们也可以认定他。

周老师不停地抽烟，抽完了自己的那包又找我们要，治安室很快就变成了一间可以熏腊肉的房子。直到半夜，周老师丢掉最后一个烟屁股，开了口：“领导，我……”

同事以为周老师要交代了，马上摊开笔录纸。

“冤枉啊，周勇斌是害急病死的，我没有窝藏包庇！”周老师还是一口咬定。我们只好办理了刑拘手续，把他关进了看守所。

没过几天，我们便安排谢春兰和周老师见了一面。一见到周老师，谢春兰就哭着说“对不起幺叔”，“连累了幺叔，下辈子变牛变马还幺叔的情。”周老师脸上的肌肉抽搐得厉害，牙碰得“嘎嘎”响，最后无奈地摇摇头。

谢春兰被带走后，我问周老师还有什么说的，周老师长叹了一声：“我交代……”

3

那天，谢春兰匆匆跑进了幺叔家。周老师听她说完，让她赶紧先将孩子抱到自己家里，并嘱咐她不要对外声张，“今后也要说是害急病死的。”

周老师连夜出发，去找周勇斌的父亲商量，当时周父住在原供销社的一个木房里，供销社破产后拍卖房子，内部职工优先，周父见这房子处于步行要道口，过路人多，就买下来开了一家小店。周家父子一直矛盾深重，好些年没有来往了。当村寨里的人纷纷把房子往山上搬的时候，周勇斌没钱，一家人就一直靠着天坑住着，远离村寨里的其他人。

周父有三个孩子，大的两个是女儿，只有周勇斌这一个男孩。周勇斌从小就不爱读书，脾气暴烈，初中就耍朋友、偷酒喝，常找父亲要钱，不给就打。一次，周勇斌父亲进城住院让儿子代几天班，没想到周勇斌却吞了供销社2千多元的营业款，害得父亲赔了2年。

周父50多岁时，老婆就不在了，60岁再婚的那天，周勇斌赶到婚礼现场，说父亲结婚没和他商量，必须给他3000元作为补偿。周父不给，周勇斌立刻掀翻了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周父气坏了，当即提出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

周老师供述称，那天凌晨，他赶到了哥哥家，说周勇斌得急病死了。

“死了就死了，少一个祸害。”当时，周父毫不在乎地说。

“毕竟父子一场，还是回去看看吧。”周老师小心翼翼地探口风，周父当即回绝，只担心自己的儿媳妇和孙子。

虽然早早对儿子失去了信心，但周父对儿媳妇一直相当满意。当年他曾想用婚姻拴住儿子，先后托人说了十多个女孩，最终把谢春兰娶进了门。谁知，周勇斌婚后不仅没有变好，反而更加好吃懒做，有了两个孩子之后也是天天喝醉酒，经常打骂谢春兰。

大闹父亲的婚礼之后，周勇斌再没跨过父亲家的门槛，倒是谢春兰经常悄悄地来看望公婆，每次都要带点鸡蛋、蔬菜，还时不时把孙子带去让他们开心。

在这种情况下，周老师迫不得已说出了实情。这次如果不报警，能否咽下这口气？如果报警，两个孙子谁来管？周父沉思了一会儿，说两个孙子还小，大的才2岁多，小的还不满1岁，他不能报警，还要劝说媳妇留下来抚养孩子。周老师也是这个意思，弟兄俩意见一致，就立即往回赶。

谢春兰早就吓得六神无主了，她向幺叔和公爹保证自己不改嫁，会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的确，周勇斌死后，谢春兰确实一直守寡，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村寨里没有半点关于她的闲言碎语，都说她是个难得的好媳妇。

“我虽然包庇了谢春兰，触犯了刑法，坐了牢，但我不后悔，怎么判我都不上诉。她不是作恶多端的人，被周勇斌打骂多年，情急之下杀人实属迫不得已。这十几年她和坐牢没有什么区别，请你们从轻发落。”供述结束，周老师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你当时在乡政府交代了，直接就可以回去的，白白坐几天牢。”记笔录的同事叹道。

“我知道我在那件事情中的角色，也清楚我的交代对她（谢春兰）定罪量刑的重要性。但是两个娃儿大的才13岁，小的才11岁，正是需要父母的时候，一旦谢春兰坐牢，这个家就散了，两个娃就完了，我宁愿自己坐牢，也不愿那个家散。”

4

周勇斌的尸骨上，早已找不到任何被勒死的证据。因此，当年给周勇斌“抹汗”（方言，给死者洗澡穿衣）的人的证词变得极为重要。

谢春兰交代，当时周老师让她提礼物去请王大爷。王大爷是个孤老汉，靠给逝者“抹汗”为生。虽然村寨里还有其他人干这个，但王大爷的嘴巴最紧。

领导让我去询问王大爷。出发前，我专门找村干部了解了一些情况，于是买了一壶菜油、10斤猪肉，又请老烟锅选了5斤草烟。

王大爷的家是两间歪歪扭扭、龇牙咧嘴的老木屋，走路过去约20分钟。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蜷缩在灶门前吸草烟，不时发出空洞的咳嗽声。他身穿一件破棉衣，上面有很多补了疤的洞。

看我们提着礼品，王大爷还以为是民政干部，急忙起身，招呼我们坐，笑着说：“这么早就来送春节慰问礼物，感谢政府！”

我坐在王大爷身旁，说明身份，请他回忆一下给周勇斌“抹汗”时的情景。

“周勇斌啊？是不是我去的？好像不是，嗯，记不起了，记不起了。”王大爷喃喃自语，脸上堆满了疑惑的皱纹。

我从带去的草烟中抽了一匹，卷了2支，一支塞进他的烟斗，一支自己抽。我说自己抽草烟的时候不多，识不得好坏，不知质量如何。王大爷抽了几口说不错，“肯接火，不辣不燥，是好烟，起码几十块钱一斤。”

半截草烟下肚，我开始有些发昏，趁着“烟兴”说：“大爷，谢春兰、周老师都说是你去‘抹汗’的，不然我们怎么来打扰你老人家。”

王大爷不好意思的笑容一闪而过，说事隔多年，自己80多岁，记性不好。谁来请他的，他记不起了。只知道都是按老规矩办的，“脱光衣服，剃成光头，用艾草水洗澡，再换上寿衣，抬进棺材。”王大爷一语带过。

“你剃头时在周勇斌身体上肯定看到一些异常情况吧？”我盯着王大爷的脸。

“他也不是怪物，哪有么子异常情况，和普通人一样的。”王大爷嘴上推得一干二净，脸上却露出慌乱的表情，然后就不愿意往下讲了。

当时已过中午，我们都饿了，王大爷说只要我们不嫌弃，他马上动手煮饭。我急忙按住他，让他继续抽烟烤火，我和同事煮饭，煮我们提去的肉。王大爷不同意，说那肉不能动，要我们原封不动地提回去。

“提回去和现在煮来吃是一回事。”我说。

煮饭期间，我和王大爷天南海北地吹牛，从当地的五谷六畜，说到王大爷的祖籍、亲戚朋友、承包地、自留山、养老钱。后来我实在没话题了，王大爷就主动找话题，说他听说过的案子。不知不觉，距离也拉近了。

不久，饭熟了，我按当地冬季吃饭习惯，用炭炉煮菜。看着一锅泡萝卜、小海椒、大蒜苗炒的回锅肉，王大爷尝了一块，说这是正宗的刨汤（方言：杀年猪后请人吃饭）味道，他好多年没在家吃过刨汤了，“这次还和国家工作同志一起吃，安逸。”我不停地给王大爷夹肉，饭后还把碗筷收拾干净，又将王大爷堵在灶门前烤火，继续软磨硬泡。

“不就是得了急病死了，这么多年了你们还关心？”喝了三瓦罐茶水后，王大爷主动发话。

“这么多警察在村里转，挨家挨户问，周勇斌的死肯定有问题。”我堵死王大爷的退路，“好多帮忙的人都说看见你‘抹汗’的，情况你肯定记得清楚。”

“我昨天就听说谢春兰和周老师被抓了，晓得你们要来找我。说了来，对不住谢春兰，她是苦命人、好人。不说来，对不住你们，对不住政府。我的生活是政府在管，死了还要他们埋，难啊。”王大爷欲言又止。

“你实事求是证实当时的情况，这是在帮谢春兰。”我特别在“帮谢春兰”这几个字上加重了语气。王大爷迟疑了好一阵，开口就说起谢春兰的好。讲了好一通，才回到“正轨”上。

王大爷说，当时谢春兰上门就说周勇斌得急病死了，要请他去“抹汗”。等到了地方，他揭开周勇斌脸上的火纸，看见周勇斌的眼睛睁得很大，嘴巴张得很大，舌头伸得很长，颈子上还有一圈乌黑的印子。

王大爷当即惊呼起来，说这不是得的急病，是吊颈。

“对，吊颈的。”谢春兰和周老师急忙说。

王大爷转动周勇斌的脑袋，查看颈子上乌黑的印子，发觉不对劲——吊颈的绳印应该是从喉咙斜向耳根子一直到后颈窝，后面不封口。而周勇斌颈子上的印子缠了一圈。

“你们做么子的？”王大爷问。

谢春兰急忙跪下，请王大爷看在她们孤儿寡母面上，莫对外说，帮她一把。王大爷急忙扶起谢春兰，心中就明白了八、九分。

谢春兰说，头天晚上，周勇斌在厨房一边喝酒一边骂她，她顶撞了几句，周勇斌扭住她的头发就打。谢春兰还了手，不久两个人就倒在地上，撕打中她突然摸到一条绳子，顺势缠在周勇斌颈子上，使劲朝自己这边拉，双脚还把周勇斌往外蹬。

不知过了多久，谢春兰累得抓不稳绳子了，松开手瘫在地上。等她坐起来时，看见周勇斌躺在地上，眼睛鼓起，舌头伸出嘴巴，已经断了气。

那天，周老师也在旁边说，谢春兰已经答应不改嫁，会留在周家抚养两个孩子。请王大爷看在两个孩子的面上，给周勇斌“抹汗”，让他尽早入土为安。

笔录做完，我们让王大爷签字，他提了一个条件，要我们必须把礼物提回去，否则他不签字。我爽快地答应了，心想：“等你签字后我直接走人，你不就是说个客套话吗？”

见我们没带走礼物，王大爷堵住了门口，他生气地说，自己虽然穷，但这份礼物绝对不能收，否则对不起谢春兰，他良心过不去。我们纠缠了好一阵，王大爷只把中午吃剩的回锅肉留下了。

5

谢春兰被抓时，她的大儿子周新正在读初中。抓人的那天是周日，周新没去学校，看到妈妈被戴上手铐，他立即冲过来阻拦。

后来警方开棺验尸，他又扑在父亲的坟墓上，尽最大的努力伸开双手，把父亲的坟墓抱在怀中，反复地说父亲是害急病死的，不准挖坟。被警察强行带离的时候，周新一直吼：“哪个举报我妈妈的，老子不杀他全家誓不为人！”

谢春兰被关进看守所后，我又去见了周新，他正在家里切猪草。我说自己是主办他妈妈案件的警察，他一听就哭了，哭了很久，最后又要求和弟弟一起去见妈妈。

我说暂时还不能会面，但以后一定会安排，让他把弟弟照看好，听外婆的话。

“叔，事情都过了十多年，你们怎么晓得的？”周新突然问我。

“我们工作发现的。”我搪塞周新。

“肯定有人举报，不然你们怎么晓得？”周新说。

“哪有人举报，莫乱想。”我继续搪塞。

“哪个狗日的举报的，老子要杀他全家。”周新突然提着刀站起来，我急忙抓起椅子准备自卫，他却将刀狠狠砍在砧板上，砧板顿时破成了两块。周新外婆扑过去缴了刀，掉着眼泪指责周新不懂礼貌，周新抱着外婆嚎啕大哭。

等周新的情绪稳定后，我向他了解谢春兰这些年的情况，他一口气讲了母亲很多好话。笔录做完，周新可怜巴巴地求我告诉他，到底谁是举报人。

可能是周新扬言要杀人的举动对我冲击太大，我不仅对线索来源高度保密，还特别给办案的检察官、法官、辩护人打过招呼，谁都不能说。

不久之后，村寨里百多位村民联名上书为谢春兰说好话。最终法院也采纳了，判处谢春兰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时间一晃而过，十几年过去了。当年瘦得像根晾衣竿的周新，现在已经1米75高，胖嘟嘟的。他在外打工多年，大多是在江浙广，在深圳呆的时间最长，离老家的那个漏斗型的村寨越来越远了。

那天，我还陷在过往的回忆中，视频那边的周新打断了我：“叔，这些年你一直不告诉我，是怕我去杀人吧。不瞒你说，妈妈被抓后，我一直想杀那个人，甚至杀他们全家，最近几年我不想杀人了，但我想确认是谁，现在他给我说明了，我反而没有这个想法了。”

看我还是不相信，周新将手机镜头移开，视频中出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只是非常憔悴。我问他是谁，他说自己是周大强，我突然想起那个跪在我面前，哭着求我抓紧核查的贪污犯。

周大强说，他当时为了能少判几天，保住自己的家庭，检举了谢春兰。法院少判了他1年半，可是出狱以后，村里有很多人都鄙视他。刚开始他还以为这些农民是鄙视他贪污了扶贫款，后来才知道，很多人都猜出是他举报了谢春兰。

他不敢承认，赌咒发誓不是自己举报的，一直夹着尾巴生活。直到3个月前，他查出了肝癌晚期，回忆起了往事，越想越觉得良心不安。于是，他主动向谢春兰一家坦白、赔礼道歉，想请求他们原谅，自己好安心上路。

周大强刚说完，视频中又出现了谢春兰，她的还是那样的单薄瘦弱。还记得办案的时候，我从没看她笑，总哭，这天的谢春兰竟然露出了笑脸：“王警官，感谢你当年办案考虑得周全，我一直记得这个情，经常让孩子问候你。我早就想通了，那是我欠的账，早迟要还，这辈子不还下辈子要还，我不还儿子儿孙要还。不怪他，真的不怪他。”

周新也凑过来，攀着周大强的肩膀，对我说：“叔，我们真的不在意了。”

我打着哈哈，一如既往装糊涂，心中却五味杂陈，眼泪不知什么时候就掉了下来。

编辑：罗诗如

题图：《麦子的盖头》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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