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职场意义的35岁高管

2020-06-24 11:30:42
0.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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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David年纪相仿,年近40。十年前我们曾是同事,离职后也一直保持联系。

去年年末,我们时隔两年再次见面,明显感觉他沉郁了不少。几杯酒下肚,他自嘲道,“这两年我3次裸辞,却还是没有想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

以前他话不多,但这次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住了。文章是他的自述。

被收购后,首席运营官的位置不会是我的

2018年之前,我是没感受过所谓的职业困顿的。

211知名大学毕业,工作之余还读了在职MBA。从猎头的角度看,也不乏过得去的职业经历——先后任职于知名法资汽车零部件和世界500强美资企业,继而是业内强势、有话语权的德资企业,再到业内隐形冠军德企某公司,跟随其在华拓展。30岁前,我已是500强外企里最年轻的部门经理;35岁前,做到了中国区供应链高级经理——这些年,我自认为运气不错,自己也比较拼,得到的一切不过是顺理成章。

然而,2017年的9月的一天,刚开过早会,我的直属领导——中国区COO(首席运营官)刘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简短寒暄几句,就开门见山了:“把你叫过来,是要和你通通气,我的工作要有所变动了。”

“刘总升职了,恭喜恭喜。”

“哦,也算吧!”他淡淡地一笑,“我会负责公司新成立的一个BU(业务单元)。”

我隐觉不妙,刘总负责中国区工厂的运营,绩效连续几年都很亮眼,慕尼黑总部对其业绩和为人都赞赏有加,此前一直盛传刘总将会接任中国区CEO,现在怎会仅负责一个BU呢?

还没来得及仔细琢磨,刘总就将话题转到了我的身上,“集团外招了一个新的COO来接我的位置,虽然我推荐了你,大家也认可你的能力和业绩,但收购方有自己的安排……”刘总望着我,直言不讳地讲出了这个结果。我顿时心下一沉,疑惑、失望、愤慨、尴尬,一股脑涌了上来。

半年前,按照公司中国区的潜力人才接班人计划,我已经过全方位的人才测评。此后,集团被一家央企收购,公司内部开始有组织架构调整的风言风语传出,但一直没见实际动作。2个月后,我那整整40页的中英文测评报告发到了集团HR总监、刘总和我的邮箱,结果也是不错的。此后,公司也开始有意让我以COO继任者的姿态参与到更多业务中。我满以为,晋升不过是时间问题。

而现在,一切计划都被打乱,恍若一梦。只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领导尚且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又能怎么样呢?

新任COO很快就职,D总,40岁左右,据说此前在某外企做亚太区运营总监,CEO亲自招的,闪电入职。我承认自己心有不甘,但出于职业操守和现实的考量,起初我也并未有抵触情绪。

没几日,运营交接开始了,我整理出现有供应链状况和绩效和D总做交接,刘总和HR总监也在。那天我打开PPT,刚说到生产计划的状况,D总忽然突兀地来了一句,“这边生产上工人有哪些是刺头?给我个名单吧。”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因为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个公司高管应该问的问题,或者,至少不应该是在这种场合问。刘总隐约笑笑,看了看一旁的HR总监,意味深长地说:“如果要找刺头,就一定能找出来的,不过我不建议这样去做。”

HR总监随即跟上,“是的,我们不要先入为主嘛,就事论事。”

D总哦了一声,低下头去翻手头的资料了。这虽是个小插曲,但我暗自摇了摇头。

礼拜一通常是比较忙碌的一天,上午连着两个会议,回到办公室已是中午了。正准备去吃饭,我下面的采购经理闪了进来,似面露难色,“早上D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以后有事可以直接向他汇报。”

“嗯……”我有点意外,抬起头来,但马上意识到这不是表达意外的时候。

“我说您才是直接向他汇报的,我这样恐怕不太合适,但D总说都是为了工作,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采购经理字斟句酌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还是觉得有必要跟你沟通下。”

“这事啊,”我表面上尽量轻描淡写试图打消他的顾虑,“是我说过,最近自己出差太多,如果我不在的情况下,急事你可以直接向D总汇报。”心里却兀自一沉——才入职半个月不到,如果够聪明,初来乍到不是要先摸清状况、稳定团队吗?

思来想去,我自己言行并未得罪这位D总,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他知晓我此前是这个位置的后备军,欲除之而后快。不管怎么样,我决定当面找他谈谈,看是否可以缓和,毕竟,工作而已,不是来搞斗争的。

第二天,我进了他的办公室,找了个话题,随后直言,“D总,您刚过来,如果哪些情况还需要了解或我的工作有失误的地方,还请直接指出来,我好改进。”

“没有没有,我还准备问下你今年做的预算和人头数呢?”说到一半,他接了个电话,就说要去开会了,我追问向他汇报的时间,他也点点头,“再说再说”。然而,随后一周,他也没再提起。

再后来,类似情况频繁出现,公司悬而不决的事多了,气氛也慢慢变得紧张起来。人事变动相关的各种小道消息纷纷扬扬,几个经理也都面色沮丧,据说也都被D总叫到办公室挨了骂。很快,大家就寻找到了此前完全不适宜外企的“生存之道”:宁可少做事,也不能做错事。

即便如此,也总有超出想象的事发生。

一天下班后,COO助理跑到我的办公室,透露了一个秘密:上周五,D总私下问她,关于我的背景以及“负责的采购有什么问题没有”,助理莫名其妙,拣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回答。结果反倒被骂“不贴心”,D总威胁要把她换掉,随即还拉黑了她的微信。

我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无法顺利晋升,果然还是与这次收购后,高层在人事方面的多种博弈有关,但这其中何尝没有中国区CEO对我的看法?而我也从这一幕预见了自己之后的结局——即便现在的COO不及格,也不意味着我可以取而代之。

思虑再三,我递交了辞呈。

消息传得很快,好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闻讯来劝我。汽车事业部的生产总监老崔说得更直接:“我在这家公司呆了12年了,来来去去看得多了。你人不错,相信老哥一句话,忍一忍,不要浪费了你的前途,这家伙(D总)乱来一气,待不长的。”就连德国总部的集团COO得知情况后,也临时调整出差计划提前来到中国,找我单独聊了半小时,说如果我的离开是中国管理层的意思,他将一票否决并“Fight for me(为我争取)”。

但当时的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蹚这浑水了。自然,诚如老崔所说,3个月后,D总就被撤职了。

在大型民企,人际关系远比业务能力重要

辞职后,我带家人去了一趟海南,平日和妻儿在上海,正好趁此机会和父母共同出游。11月的海南很舒适,躺在沙滩上,看着潮起潮落,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外企生涯,似乎也到了一个可以改变的时候了。

之前一路高歌猛进,这一两年倒是在原地踏步。如果再找一家相同的外企,做差不多的内容,熬几年期盼升职,有意思吗?况且,如今外企确实不比十年前。反观民企,也越来越规模化了,何不试一试?妻子听了我的想法,虽有些担心,但还是表示了支持。

年后,我就接到一个猎头公司的电话,说外地工程机械行业一家大型民企,在找集团的供应链部长/总监。历经猎头来回沟通、董事长的单独面试、分管运营的副总裁及部长的面试,再走完背调流程,3个半月后,我终于拿到了这家公司的OFFER。当时我还想,这算是我职业生涯中历时最长的一次跳槽,可我没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

2018年“五一”过后,我正式报到。

入职手续就办了2个小时,签保密协议、竞业协议、劳动合同。其他流程更是混乱,每一件事都需要找不同部门的人,而在和每个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的反应显然说明这里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流程。

相较之下,在外企,几乎能在新员工入职前一周就将信息分发到IT、行政和业务部门。入职当天,根据一张完备的流程表,能在小半天内迅速完成入职程序,当天就开始办公。等到中午,入职程序依然未完成,我被交给了一位同事,介绍称是营运部的小陈,先带我去办公室。

这是一栋年代颇为久远的楼,穿过幽暗的走道,两侧办公室全部房门紧闭。当我坐在笨重的老式皮椅上,看到被蹭得肮脏的白墙、积满灰尘的座机和面前空荡荡的办公桌,忽然有点怀疑,自己这个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临近中午,小陈敲开我办公室的门,“李总,我带你去食堂吃午饭吧。”说实在的,第一次被这样称呼,我非常不习惯,但想了想,也实在没法让他改口。小陈年纪比我还大,一路闲聊,得知他原是一位副总的司机,人热情又手脚利落。后经副总协调,调动到运营部做些杂七杂八的事。

走进餐厅,布局类似大学食堂,里面黑压压地排满了穿着蓝色工作服的车间工人和办公室同事。我正准备找个地方排队,小陈却径直把我领到了一个楼梯口,向上一指,“李总,总部你这个级别的领导在上面的小食堂吃饭,员工在下面的大食堂。”

二楼的小餐厅与一楼由工作人员打饭不同,是自助式的取餐,我刷了卡,端了盘子找个地方坐下来后,忍不住感慨,自己的确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在公司待了一周,到总部的各个部门都去拜了码头,总算基本连上线了。

我原本的计划是去下面各个工厂跑一跑,了解公司实际的供应链运作状况。便问小陈,公司出差要填什么申请。不料小陈却说,不用,省内他开车送我去,“下面的工厂地址分散,不好找。您第一次还不熟,我带您。我让公司人事部门也通知下工厂,这样会好些。”我本想拒绝,但转念一想,自己还不熟悉内部流程,也就没有坚持。

次日一早吃完早饭,我刚走出公司高管宿舍的门,就见小陈从一辆停在对面的别克商务车里钻出来。我有点意外,“这么早,不是说好在公司碰头吗?”

他嘿嘿一笑,“反正我也睡不着,干脆就直接过来了。”

说快也不快,一路高速3个小时才到,下高速一转弯,就看到了公司的大LOGO,就是集团的生产基地了。车行到门口,门卫“唰”地敬了个礼,电动门徐徐分开,一行五人正列队等在公司办公楼下面,打头的一位满脸堆笑。下车后小陈介绍是工厂的唐总。

“李总,欢迎来指导。”唐总热情地伸出手,转头骂了句小陈,“你小子不仗义啊!这么长时间也不请李总先到我们工厂来视察。”其实从我正式入职起,满打满算还没到两周。唐总介绍一旁的同事,基本都是该公司的“要员”,其中还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看年龄得有60多了。唐总介绍,“这位是公司的纪委严书记,以前是我们市的文化局局长。”

随后唐总大手一挥,“请,我们先到办公室喝口茶?”唐总在前一路引导,我走在后面,一行人跟在后面鱼贯而入,分宾主在偌大的一个会议室里就座,会议室中间还摆着水果。见我们坐定,一位阿姨赶忙过来将放了绿茶的杯子里倒上开水。

我心里琢磨,其实自己无非是来工厂熟悉下情况,犯不着这么兴师动众的。但小陈肯定事先和总部行政沟通过了,总部的人事又通知过工厂,这就成了一次“接待任务”。

随后,唐总安排了负责生产、质量和运营的副总经理带我在各条生产线,实验室、仓库等逐一介绍过,各个模块的经理也都与我详细地聊了聊,很快就到了下午5点半了。唐总定了包房,力劝我晚上不要走,大家为我接风一醉方休。我以明天一早有会,要赶回去做些准备婉言谢绝了,一行人依旧像迎接那样,逐一握手互道感谢,把我送走。

随后的其他几家工厂调研,我特意没让小陈再提前通知,但似乎也都一样。有那么一瞬间,我恍惚觉得这哪里是熟悉情况,分明是机关领导搞视察嘛。

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工作,CEO办公室忽然发来一份接待通知:五粮液集团副总朱总一行六人明天下午要来拜访,根据接待规格为“第二级”——相应由集团副总裁刘总负责接待,而接待路径和人员中赫然出现了我的名字。

我大惑不解,这与我业务内容应该不相关的,怎么我还需要参加?电话打到总经办,小姑娘直言,“李总,据我所知您不需要准备什么,只是常规拜访,按照集团的规定,这个级别客户的接待,部分总部高管需要陪同参加。”

这倒是第一次见,不需要知道拜访的内容,就随同参加就行。抱着一丝好奇,我参加了这个我在外企多年、几乎没有过的与业务无关的纯接待任务。

那天,客人在公司待了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驱车前往预订的酒店,觥筹交错自不待言,晚宴一直到晚上10点才散去,宾主尽欢,我也喝得微醺。

本以为这是特例,殊不知后来几乎每周都有这样的应酬,接待的部门的人员也五花八门,大众集团、中车集团、中石油、中石化,也有经信委、外经贸等等,零零总总不一而足。那几个月里,我喝了职业生涯中最多、最频繁的酒,见了职业生涯中最多样的公司和政府部门——但那里面没有任何一个酒局与我负责的业务相关。

日子就这样到了9月,我内心开始升腾起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表面上,我耳闻目睹全是各种“总”,走到哪里都会有接待,有簇拥;而这个人是不是有真正的才能,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似乎也不是能够让大家关注的点。作为一个总部的业务负责人,大家所期望的是你在总部的话语权,是资源层面上的支持和倾斜。我所得到的尊敬,更多是平台赋予的。

重新复盘自己过往的经历,我依旧认为,自己曾经得到的赏识和尊重,与所处的平台固然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是还是取决那些实打实拼出来的业绩。

“业绩、专业和责任感,是能够获得职业尊重的唯一。”——这是我在长期的外企经历里,已经深深被烙印,融化在我的职业价值里。相反,在这里,可能“做人”才是第一位的,适应公司的文化和规则,维护好工作相关的人际网络才是关键。至于业务能力,可能至少是2年后的事情。

找不到职场自我的35岁高管

然而,让我花上2年以上的时间,以牺牲业务能力的代价来建立这里复杂的人际关系,学会接受并融入这些文化和规则,虽是生存关键,却让我倍感荒唐和虚幻。更何况,时间上也耗不起啊。

当然,如果是打定主意职业下半场就要与这个平台绑定在一起,这么耗下去也未尝不可。只是,我心里还是有个声音,提醒自己“这不是你想要的”。犹豫再三,那声音还是占了上风。于是,入职刚满5个月,我跟董事长提了辞呈,在众人诧异和惋惜的眼光中,带着一车行李,我重新回了上海。

创业公司的996文化,是真投入还是形式主义?

如同大多数在外企待了数年出来的人一样,我既想创业,又总觉得项目时机、准备工作还不成熟;想重新回公司,却又说服不了自己回到老路上。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机会,把所有之前没来得及看的电影、电视剧、书都统统看了一遍,一晃3个月就过去了。虽然粮草拜前些年积累,撑个半年一年也没问题。但心里的焦虑却如野草一般,开始漫山遍野生长起来。

期间,约前同事一起吃饭。他原本在一家小公司,刚刚经历一个项目失败,老板自己的问题,因为怕被公司开除,就让他背了锅。出来后也动了心思想自己干,可上有老下有小的状况交织着前途的未知,进退为难,很是焦虑。我跟他干了一杯,说,我也一样。

我的焦虑,既来源于中年来临的职业处境,更是因为我依旧没有想明白,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在这样的迷茫中,春节我接到了一家公司发来的面试邀请。创业型企业,过了C轮,希望找一位在外企有过全面而丰富经验的供应链负责人。我想试一试,对方很快就发来了邀约。

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我足足面试了5次,几乎见过了公司的所有的创始人和核心管理团队。这也好理解,一则,没有人真正懂得供应链,多个人来把关,自然不容易出岔子,即便不合适也是团队一起来招的,法不责众;二则,与核心团队都接触下,之后也能让我更快融入。

现在看来,如果说之前的国企,我只是觉得像是温水煮青蛙,可能于自己的职业发展无益,但这份创业公司的经历着实挑战了我不少的底线。

公司的CEO年纪比我小,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的基层职位做了2年,就与人合伙创办了这家企业。第一次与CEO的面试中,他几乎一言不发,途中时不时拿出手机拨弄一下。入职之后才知道,这就是他的习惯,后来工作汇报中也时时如此。

工作多年,我曾汇报的对象有外企工厂总经理、集团副总裁、百亿民企董事长,各有习惯和脾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尊重人方面都有基本的底线。外企是文化和制度使然,而民企则更多基于创始人的格局和人情练达。虽然提醒自己不要过于在意这些细节,但心中还是隐隐有些不快。

除此以外,这里的加班文化也让我颇感困惑。一天下午6点,对面的采购经理过来,悄声跟我请假,“李总,我今天早点回去了,老人在医院,得过去看看她。”

“好的,”我笑了笑,“不是5点半就能下班了吗?还用专门过来说啊?”

采购经理却尴尬地笑笑,我抬头一看,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埋头在格子间里,乌压压一群,毫无下班的迹象,我心说996果然是创业公司的标配啊。

接下来一个周,我发现不到晚上8点半,办公室几乎没有人离开。专门花了点时间仔细梳理了部门每个人的工作,我却惊奇地发现工作量其实并不大。

公司的加班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应付其他部门的紧急要求,而这些要求,往往是由于上一道工序没有做完整或者没有一次性做好;没有一次性做好在于沟通不畅而时间又太赶;时间太赶的原因又在于平常“救火”消耗太多——譬如时间紧迫,研发对客户的需求没有理解透,导致频繁的设计变更,变更又会造成供应商的生产和供应问题,连锁导致交期的紧张;再譬如沟通不畅,之前没有准确的消息,一旦信息传到部门来时,却已经是客户十万火急了。

如此看来,这不就是典型的恶性循环吗?

在部门周会上,我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要看结果,不看苦劳,强调加强协作,要一次做对来提升效率。很快,整个团队加班就减少了,士气却明显高涨了不少。

然而,一个月后,HR总监找到我,几句寒暄后转了话题,“最近有其他部门反映,他们有急事要配合,结果找不到你们部门的人。”

“是吗?都是什么事,真有紧急任务可以直接找我啊。”

“哎呀,就是这么说的,我也搞不清楚你们业务上具体的事情。”她隐约有所指,“你们团队下班好像都比较早吧……”

我一下子明白了,其实具体并没有什么投诉,只是在HR看来,我们部门并没有严格遵守“996”的公司潜规则。而我似乎是打破了公司内某种心照不宣的平衡了,没有人会在明面上否认我们要的是效率和结果,但结果很难短期被量化和看到,但加班则不同——宁可一个表格加班做3个小时,至少,在公司能被大家看到。

我只能苦笑,想来最不应该讲究形式的公司,却最在意表面的“努力”和“奋斗”。而类似这样的“形式”,在公司里随处可见。

公司管理层每周会开业务对接会,时间就定在中午12点。第一次参加我很是诧异:不大的会议室,满满当当坐了11人,围着办公桌一边吃着盒饭一边开会,空气中满是菜和饭的味道。

我以为只是偶尔为之,后来才发现,会议总是定在午饭时间。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开玩笑问HR,得到的答复却是,“大家的时间都很难凑,只有利用吃饭的时间了,反正可以同时进行,也不影响。”

我一时间竟然无话可说。就好像不“996”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创业公司一样,如果不在吃饭的时候都开会,怎么体现出“争分夺秒”、“筚路蓝缕”的创业氛围呢?

虽然我依旧认为,任何不追求结果的过程,都是形式主义。

日常工作中,大家几乎不用邮件沟通,钉钉和微信就成了唯一的沟通工具。

遇到需要讨论的问题,就临时拉个群;有单独的话题,就再拉个群,为了搞清楚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时常得前前后后翻上几十页。

没多久,我的微信和钉钉群就达到了六十几个,好多甚至都是同一拨人。生活从此成功地与工作完全融为一体了。加班到晚上八九点,回到家也离不开手机——晚上九、十点还有老板或其他部门的同事在群中发声,不回自然是不合适的——更何况,绝大多数时候,也并没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身心却时时刻刻处在待命状态,让人着实有些疲惫。

有一段时间,我将信息设置为每天晚上九点后免打扰,同时强迫自己不去看手机。仅仅不到3天,HR总监便用开玩笑的语气委婉地提醒我,“大家都在群里讨论,就不见你发声,你是新同事,要加强与大家的互动,融进来啊。”

实际上,大家所谈的事情每条我都看过、考虑过,这些事放在工作时间,当面沟通可能只需要10分钟就能安排得明明白白,可在微信中,至少要用将近1个小时来来回回。我又一次痛切地感觉到,不同的文化和做事习惯的适应实在让人痛苦。

在一次回家途中,开车在外环高速上,群里催得紧,我见缝插针回复问题,旁边突然冲出一辆土方车,我明显感觉得到车身强大的气流,猛地打一把方向盘,一个急刹差点撞上路边的护栏,车停了下来,我握着方向盘大口喘气。

那一瞬间,我的情绪一下上来了,心里既后怕又愤怒——没完没了的加班,不得不回的信息,我真是他妈的受够了。

我甚至想,是不是撞上了路边的护栏会更好,这样也让公司觉得这么做的代价。但立马就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怎么会这样想呢?因为不间断地工作出了车祸,受伤甚至危及生命的是你自己,公司却不会因为这个受到任何的惩罚甚至做些许改变。

我也终于明白,自己不能再继续接受以健康和安全来换取报酬的工作,也实在无法说服自己,认可看似忙碌、实际效率低下的所谓996的创业氛围。那种完全混淆了生活和工作界限的全天候待命的状态,更不是真正的投入。

第二天一早,我就提交了辞职报告,虽然入职尚不满8个月,出于职业习惯,我主动提出额外延长2周交接后再离职。人依旧在公司,心态却一下轻松了。最后一天,我和较为要好的几位同事、财务总监和运营总监一起吃了午饭。

分手的时候,望着蓝蓝的天,运营总监自顾自叹了口气,“妈的,这是我这半年第一次看到的蓝天白云,每天起得比鸡还早,下班比狗还晚啊。”

我调侃他,“别跟狗比啊,信不信我家的拉布拉多比你舒服多了。”他哈哈大笑。

“哎呀真羡慕你啊,说走就走,期权都放弃了。”财务总监望着我,脸色因疲惫而略显浮肿,“我希望这是我的最后一家公司,快拼不动喽。”

我和她握手告别,“别太拼了,股权重要,身体更重要。”

我又裸辞了,但这一次比前两次都坚决。

说也惭愧,与许多初入职场心高气傲的人一样,从职业的最初到之后的数年,我从没有想过自己的职业还会遭遇到困境。甚至年轻时还不自觉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譬如暗暗鄙视那些把自己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加入一家实力雄厚企业,就高枕无忧的想法;也认为类似于日本那种终生雇佣制排队熬资历的职业生涯,是如此无聊且无法忍受的——毕竟,在我的价值观里面,体验不同类型的公司和文化,提升自己的能力,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情——而且,此前跳槽而与之相伴的职位和薪水的水涨船高,也更加强化了我这一想法。

只是这两年的经历让我觉得,从美企、德企,再到国内知名的民企、创业公司,工作内容实际上都是类似的。更令我感到尴尬的是,当初与我同级的老同事,熬到现在大多在原公司已是高管级别,而自己已然来到40岁的关口,竟然丢失了方向。

是不是很讽刺?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中年失业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只是尽快再找一份工作,这些所谓的迷茫和意义虚无缥缈,解决了或解决不了,都不会对生活有半毛钱的影响。可是我不行。工作越到后来,我越对自己所做的意义产生怀疑。

如果工作只是一个赖以生存的手段,那是不是钱赚得越多,这份工作就越有价值?如果不是,那什么才是工作的价值所在?

如果得不到一份基于对专业和责任心尊重的工作,如果它以戕害健康、压榨生活为代价,不如此人生就不配成功,那我们还要不要投入?

为一家公司奋斗到中年,却因性价比被逼着重新走入风雨,那么谈职业坚守、“螺丝钉精神”和责任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以前看过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里面有个情节让我印象深刻。蘑菇班长(布雷姆)对林恩说,不要持续问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占据射击点,为什么一定要杀人,“总是要找到答案这种怀疑的心态,会让自己深受束缚,尤其是在这里(伊拉克战场)。”

总是要找到答案,总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再三追问。这无关生存,但即便是在战场上生死决斗之余,也不能不去想。

更何况,人生到了中场,一定是有和吃喝拉撒同等重要的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你没有去问,可能只是没有到那个时候而已。

后记

那天,David望着窗外,似乎在问我,更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们当年意气风发,自认为能力和努力都不在人下,如今却发现,选择少得可怜,问题却多得要死,到现在都没想清楚,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只是兀自碰了杯,一仰脖子把剩下的酒全干了。喝得有些高了,两人相对无言。他这两年变动频繁,放弃看来不错甚至光鲜的职业前景,外人难以理解,我却感同身受。

外企对职业价值的尊重依旧远超国内大小企业,但这些年,在华的外企已经逐渐褪去之前的光环,发展已大不如前;大型民营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实力雄厚敢于放权,也成为很多外企背景的职业经理人的归宿,但比起能力,人脉和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而近年异军突起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凭着科技和资本的加持,发展速度更是让人咂舌,但制度和管理规范尚且难以跟上,在“唯快不破”的节奏下,996、甚至007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同类型的公司背后,隐藏着不同的企业文化。而这些所谓的文化,看起来虚幻,实际上却触手可及,譬如你晚上愿不愿意依旧保持在线状态,或者能不能习惯自己20页的专业分析建议,仅仅因为某个领导的一句话就变成废纸一张……而这些,说到底只基于我们的选择而已。

决定去适应还是退出,这无关能力,只是价值选择。问题是,意义和选择,从来没有人能替你去做。人到中年,除了承受着生存压力,还要找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我们确实要求的太多了,还是在这个阶段注定要承受的人生重量?我也没有答案。

2020年新年到来之际,疫情忽然来得猝不及防。大批企业现金流吃紧,挣扎在生死线上。我所在的汽车行业更是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4月份,David终于入职了一家医疗行业的民企,职位没变,而薪水却不到原来的2/3。

“一鸟在手胜过双鸟在林,这个时候先求稳定吧。”电话中我安慰他。他却语气平淡:“下一步准备自己创业,毕竟,这个年纪在职场中已经不占优势了。”

在这个时候,生存尚且不易,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一切,眼下再追问工作的意义,已变得苛求且不合时宜。

然而,即便如此,作为David的同类,我依旧固执地想知道,当我们退休的那一天,是否还怀有对所从事的工作一如既往的热爱?除了生存的必须,我们能否从其中找到可以丰富和圆满我们人生的要素?并且自豪于自己曾经这样用力活过,找寻过自己对这个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我难以忘记比利·林恩重回战场的那一幕,他如同牺牲的布雷姆一样,眼含热泪对着兄弟们说:“我爱你。”也许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也许意义和困惑一辈子也想不明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满怀热忱,重返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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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