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次报警都找不到的丈夫

2020-07-09 10: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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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日晚上8点,我们派出所接到指挥中心转警,辖区居民杨虹求助,称被丈夫李红军家暴。

杨虹家住在朱雀小区6号楼3层,我和同事孙力赶到现场时,屋里一片狼藉:电视摔在地上,鱼缸破了个大洞,水流了一地,几条金鱼在地板上躺着。杨虹额头肿起,坐在客厅沙发上哭,李红军则不知去向。

我建议杨虹先去医院,但她摇头,又问她丈夫去哪儿了,她说不知道。孙力让她讲一下事情经过,沉默了好一会儿,杨虹才断断续续地说:李红军傍晚回家找她要钱买麻果(一种毒品),她拒绝,李红军就动手打了他,然后把家里的东西也砸了。

孙力让杨虹跟我们一起回派出所做报案笔录,她踉踉跄跄站起来去卧室拿包,我看着满地碎玻璃渣,气不打一处来——那时我手里至少有7起与李红军相关的警情,第1次是2014年5月18日朱雀小区北门烤鱼店的杨老板大早上报警称,李红军砸坏了他店里的卷帘门;剩下的6次报警人都是杨虹,每次都是说丈夫吸毒和家暴。

我给孙力说,“先不回派出所。”

孙力看我一眼,“今晚搞他?”

“早晚都得搞,正好今晚没事儿,辛苦一下。”然后又转头对杨虹说,“给你老公打电话,说你同意给钱,让他回来拿。”

杨虹点点头,给李红军打了个电话,告诉我们说人晚上9点回来。我和孙力安排好派出所值班事宜后,便坐在杨虹家客厅,等李红军现身。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9点了,人没回来,10点了,人还是没回来。我让杨虹再给李红军打电话,电话打过去,对方却关机了。眼看时间过了11点,所里有新警情需要处置,我叹了口气,只能跟孙力准备回去。

杨虹送我俩下楼,孙力去远处开车,我站在楼道口问杨虹:李红军最近在做什么?

“除了四处瞎混还能干啥?前段时间说8月初要去重庆涪陵打工,但也没见有要走的迹象。”

孙力开车过来,我把社区民警名片递给杨虹,反复交代“李红军回家马上通知我们”。杨虹接过名片不住点头,嘴里说着“谢谢警官”。

回去路上,我坐在副驾驶一边抽烟,一边翻着手机通讯录,打算联系特情摸出李红军的位置。打了几个电话,有人说他去了重庆,有人说他在武汉,还有人说他可能在沙市躲债,反正没人在本地见过他。又问了几个麻将馆老板,也都说他很久没见人影儿,一些放过码钱给他的家伙也在找他。

挂了电话,我问孙力最近有没有见过李红军。孙力摇头,说自己还有两起警情与他有关,也找不到人。“都这样了你也不急,真能坐得住。”见我有点抱怨,孙力笑着说:“不是不找,是真找不到,那个混蛋死了才好。”

我叹了口气,又点了支烟——孙力说的不错,李红军真要是死了,我所有的麻烦也就一了百了了。

其实,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找这个“老毒么子”。

当初,在杨老板报案的次日,我配合邻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去辖区一家网吧抓“网逃”时,撞见了李红军正在用别人的身份证开卡上网,因为要配合兄弟单位工作抽不出身,李红军身上的案子也不大,又没带手铐,只能先让网吧保安看住他。但转头等我回来,李红军却不见了,保安说他趁乱跑了,我训了保安几句,他们很委屈,说都知道李红军吸毒,谁敢管他?

回到派出所后我被领导痛骂一顿,之后的几次会上,领导一直因为这事质疑我的工作态度。我又羞又气,想方设法找到李红军。但邪门的是,自网吧那次“偶遇”后,我竟再也没找到他。

而这晚令我恼火不仅是李红军,也包括杨虹——这大半年里的6次报警,每次都是李红军跑了她才拨110。我叮嘱她无数次,“下次李红军一回家马上通知我”,她每次都说“好”,但下次还是照旧——就在半个月前,李红军用晒衣杆抽得她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她先去了医院,验伤之后才来派出所报案。我无奈给她做完笔录,又把老话重复了一遍,她依旧说好。等到了这晚却又是如此。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给孙力吐槽:“这女的脑袋有毛病吧?!”

孙力说,这倒也正常,涉毒人员的老婆一般都比较纠结:一方面希望警察帮老公戒毒,另一方面又不想老公被警察抓,杨虹八成也是这种情况。

“现在还算好的——以前杨虹从来都是护着李红军,前年广化(派出)所要抓李红军去强戒(强制隔离戒毒),杨虹被李红军打得鼻青脸肿却还帮着他跑路到襄阳——她现在也算是进步了”。

回到派出所,我把警情录入平台,打电话给所领导“批警”时,值班领导看到了“李红军”的名字,问我:“这次人抓住没有?”我只能实话实说,领导不太高兴,让我“发挥主观能动性”,别总是守株待兔指望李红军自己出现。

挂掉领导电话,我长叹一声,去了监控室,调取了朱雀小区两个大门的监控——按照杨虹说法,李红军晚上7点左右回家要钱,8点左右离开家不知去向——我按照这两个时间段,紧紧盯着屏幕,把两段视频都看完了,完全没有李红军的影子。

保险起见,我到值班大厅把辅警队长叫了进来——他在所里工作多年,之前抓过李红军很多次,肯定不会认错。辅警队长把监控视频也仔细看完了,说没见李红军。

这下我有些迷糊了——杨虹记错时间了?我又把两个监控视频时间向前拉长了2个小时,跟辅警队长瞪大了4只眼睛看下来,还是没发现李红军。

“她掰()你的吧?”辅警队长问我。可她用这事骗我对她有啥好处?况且她家里被打砸也是真的,她头上还受了伤。

我又想起杨虹半月前的那次报警,情况也类似——派出所社区面监控可以保存1个月,应该还能找到上次李红军进出小区的影像——于是又翻出报警记录,查好时间,跟辅警队长一起找监控视频。

这次我俩每人“看”一个大门,时长截取了4个小时。忙活了好久,我这边啥也没看到,辅警队长那边只看到杨虹一个人踉跄着走出小区大门。

“这他妈奇了大怪了,难道李红军长翅膀了?翻墙进出的小区?”

我又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或许李红军在这个小区里还有一处落脚地,这两次他压根没有离开朱雀小区呢?

天亮之后,我向领导汇报。领导同意我的判断,让我联系朱雀小区居委会,尽快把李红军找出来送去戒毒。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纳闷:这个小区就在我的管片内,我每天不定时巡逻3次,没事还会着便衣过去转转,一年多了,怎么愣是完全没碰到过李红军。况且,李红军在本小区若有其他房子,杨虹也不应该不知道,为什么几次报警都不跟我说?

辅警队长顺着我的疑惑,说:“你尽快去看吧,看来朱雀小区里八成有个咱都不知道的毒窝,你去找到李红军,顺便把那个毒窝也掀了。”

2

经过协调,派出所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对朱雀小区里的租房户、外来人口和前科人员进行了一次彻底清查。可兴师动众忙活一番,除了发现几个藏在地下室里的“晃晃馆”(麻将馆)和几名在册吸毒人员外,还是没有李红军的踪影,也没找到他在小区里的其他落脚之地。

没等领导发作,我就又去了杨虹家,打算质问她之前两次警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大概多久能见到李红军一次?他每次回家的时间有什么规律?你再回忆一下,他有没有常去的地方,或者和哪些人走得比较近?”一股脑问了这么多,我又安抚她,“你也别有啥心理负担,我们抓他也是为了救他,如果放任他这么吸下去,你受罪不说,他本人最后也是个死。”

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跟杨虹说话,但她却一直面无表情,只是目光呆滞地流着眼泪,反复絮叨说丈夫在外面赌博、吸毒,只要没了钱就回来找她要钱,不给钱就用晾衣杆抽她,按着她的脑袋往墙上撞,任我口干舌燥,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

这么说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我干脆让她领我去李红军的房间,想找找这个家里有什么能找到李红军的线索。杨虹把我领进卧室,语气有些哀伤地说,李红军的东西都在这里,但他已经许久没动过了。

打眼看去,卧室陈设并不复杂:一张凌乱的双人床,堆满杂物的书桌,立式衣柜,还有3个塞满书的书橱。

“看不出来,你们家里还有这么多书。”我感慨道。

杨虹说,书多数是李红军的,他以前是设计院的工程师,吸毒前喜欢看书,也喜欢存书。

这话令我十分意外——自我来派出所上班起,李红军便是在册吸毒人员,留给我的印象就是精瘦、佝偻的身板儿,胡子拉碴,一头乱发,脸色发黑,还有疲倦中带着亢奋的眼神。我以前能见到他的地方也多是公共厕所隔间、晃晃馆、垃圾回收站的角落,非赌即毒——真没想到,他以前竟然也是个知识分子。

我问杨虹:“李红军当初怎么染上毒品的?”

她沉默了很久,方才在我背后幽幽地说,在山东的牌桌上。

关于李红军的过去,那天杨虹没有跟我说太多,可能是这些伤心事她不想再回忆。她只是说,如果当年李红军不去山东就不会迷上打牌,不上牌桌就不会上当染上毒品。吸毒前,李红军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人,爱读书、不沾烟酒,浪漫、知性、温柔,没有任何坏习惯。

我说估计李红军现在本人都不记得自己吸毒之前是啥样子了,你还跟他过个啥劲,离婚算了。杨虹却叹口气,说还是不想放弃丈夫——她清楚记得李红军吸毒前的样子,她迷恋那种感觉,相信有朝一日,丈夫可以回头,所以下不了离婚的决心。

我一边听她说话一边翻看着书柜,想找一下有没有李红军留下的类似车票、消费单据之类的票证,好摸出他最近的活动范围。书多是李红军的专业书籍,也有一些经典小说,很多书的扉页上都印着篆体的“李红军印”,有的还写着“XX年X月X日购于XX书店”。书柜最下层摞着几捆旧杂志,但看封面,都是十几年前的。

“你看哪本感兴趣拿去读就行,反正这些书也没人看了。”杨虹说,以前李红军对这些书宝贝得要命,还不厌其烦地做了书目,每本书都有固定位置,外人别说拿走,就是想抽出来瞧瞧都得看他心情。“我当年也是爱上他这一点,都说东北人粗犷,但他这1米8的东北大汉,不爱抽烟喝酒却爱读书,衬衫烫得平平整整,还做得一手好菜,心思细得像个南方姑娘……”

我看到一本1986年版的《尼采诗集》,想抽出来看看,不想书插得太紧。一用力,和诗集一同被带出的还有一个相框,黑色仿木质,里面是一张男人的五寸半身照,我一眼认出就是李红军。

“噢,这是他99年拍的,当时单位拍证件照,他顺便照了一张大的留纪念,你看,那时多好,多帅。”杨虹看到我拿着相框端详,就在一旁解释。

的确,照片上的李红军高鼻梁、大眼睛、剑眉,戴金属框眼镜,中分发型、面庞瘦削,应该是未吸毒时拍的——但这张照片又给我些许怪异的感觉。我盯着照片看了半天,翻过相框,背面角落里印着“重庆大德”几个小字,之后是地址和一串手机号码。我趁杨虹不备,偷偷用手机拍了这些信息。

之后我又跟杨虹聊了一些别的事情,临走前借走了那本《尼采诗集》和另外两本书,约定下月初还她。杨虹似乎有些不舍,但又不好开口拒绝,只是细声嘱咐我说书的年份久了,纸张易破,翻书时一定要小心。

我点点头,再一次嘱咐她:“如果之后李红军回家,务必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杨虹点头称是,我又拿出社区民警名片给她,她却摆手说上次给过了,还在包里。

3

之后,我大概有2个月没见杨虹——那段时间市里总丢电动车,局里搞专项行动把我抽走,一来二去,直到2015年国庆节后专项行动结束我才回到所里。

回来后的第一次所务会上,领导上来就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我被骂得云里雾里,听了半天方才明白,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李红军又犯事了:他偷了同栋一楼住户的摩托车,还为要钱又打了杨虹两次,甚至在9月25号晚上,差点用绳子将杨虹勒死。好在后来杨虹说出银行卡密码,李红军才放过她。

那次杨虹本没有报警,但第二天上班时,单位同事发现她脖子上有勒痕,细问之下得知事情经过,便帮她报了警。所里领导一听又是李红军涉案,立马发了火,碍于我当时人在专班,不好直接打电话找我说,一直忍到我回来才发泄出来。

会上,领导不断问我:“李红军到底在哪里?你都做了哪些工作?是抓不着他还是压根不想抓?还有,你跟杨虹说了些什么,为什么她差点被勒死却不报警?这事儿不能再拖了,他是个重大隐患,这样下去说不好哪天搞出人命来,必须尽快把人抓回来!”

李红军偷摩托车和勒杨虹脖子的案子在孙力手里,领导让我和他搭班,我主办他协办。

我灰头土脸地回到办公室,从孙力手上接过杨虹和那位摩托车失主的笔录材料。孙力说,其实两起案子都没啥难度,条理清晰证据齐备,唯一难点还是在于李红军的去向——他偷摩托车的案子立案后局里给他上了“网逃”,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把他抓回来。

我心里苦笑,这话等于没说。我问孙力这两起案发后他有没有设法找过李红军,孙力说找过,但就是找不到。

“摩托车被偷的监控在哪里?顺线追了没?”

孙力说追了,摩托车上了国道之后便追丢了。我叹了口气,让孙力把截取的盗窃摩托车监控调出来给我看。

按照视频监控上的时间,2015年9月17日凌晨3时10分,李红军头戴鸭舌帽进场,在朱雀小区南广场附近徘徊一阵后走向6栋,那栋楼前没有监控,但2分钟后,南广场监控拍下李红军驾驶摩托车穿过,3时15分,小区东门监控拍下李红军驾车出门,沿公路径直向东离开。

“你确定这人是李红军?”我问孙力。朱雀小区是老旧社区,南广场上的探头还是十几年前安装的数字模拟型的,夜间拍摄的效果很差。视频里的人戴着鸭舌帽,拍不到正脸,即便我对李红军印象颇深,也无法通过视频确定此人就是他。

孙力说,他也不能确定这人是李红军,但所里同事听失主说是李红军,就找杨虹过来做过辨认,杨虹一眼就认出了那顶鸭舌帽,确定这人就是她丈夫,为此还给失主赔了3000块钱。

“李红军之前有过盗窃电动车、摩托车的前科吗?”我问道。

孙力说有过两起盗窃电动车电瓶案,都是“治拘”,最近一次去年3月。

“这就更不对了,”我说,“从监控上看这人从进场到出场一共用了不到5分钟,除去路上时间,撬开摩托车只用了1分多钟,明显就是个惯犯,而且手段高明得很,李红军有这本事吗?”

孙力说这点他也注意到了,但一来失主怀疑李红军,因为整栋楼就他吸毒,之前还跟失主打听过摩托车情况;二来李红军此次作案距离上次盗窃电动车电瓶已经接近一年,真要有人教他“技术”,1分钟撬开车也不是难事;三来杨虹咬定说那顶鸭舌帽是她在夜市买的——如果不是李红军的话,杨虹为什么要主动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领导那边的意思是,盗窃摩托车的案子暂时先这样放着,看之后李红军还偷不偷,如果再偷,迟早有天会被我们抓住尾巴。所里针对李红军和杨虹的问题开了几次会了,大家一致认为要抓李红军还是得从杨虹身上想办法。”

的确,眼下唯一与李红军发生过直接接触的人也只有杨虹。但事实上杨虹一直没有配合过我,我甚至开始怀疑她是不是压根就不想让我抓李红军。

我将之前她的数次报警和查监控、查小区的事情讲给孙力,孙力也不解了:“你和杨虹接触的次数多,是否发现她这个人有啥异常?你是否想过,会不会是杨虹报假警?李红军这人,是否真的出现过?”

“8月1日晚上的现场是咱俩一起出的,情况你也看到了,难道是杨虹自己搞的?她这样做的动机何在呢?诬陷老公吗?”

孙力却说,9月底那次杨虹同事报案后,技术队的胡法医按程序来看过杨虹脖子上的伤,也问了一些情况。当着杨虹面胡法医没说什么,等杨虹一行人走了,胡法医才私下跟他说,杨虹脖子上的这道勒痕有些奇怪——按道理,人被绳子勒住脖子后,会下意识地用手指去抓绳子,勒痕附近通常会同时伴有指甲造成的伤疤,但杨虹脖子上没有抓痕,至少很不明显,所以胡法医怀疑这道勒痕是杨虹自己搞出来的。

当然,这也可能跟杨虹来派出所的时间有关,根据笔录材料,李红军找杨虹要钱是9月25日晚上,那天是周五,之后双休,同事发现杨虹脖子上的勒痕是周一下午,期间隔两天半,杨虹还去医院抹过药,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伤痕形态。

10月12日,我和孙力一起去了杨虹家。我带着之前借走的书,见面先跟杨虹表达了超期归还的歉意,杨虹笑着说“没事儿”。

孙力在客厅跟杨虹聊李红军的事,我进卧室把书放回书架。前两本书的位置我都记得,放《尼采诗集》时,我记得旁边应该是李红军的相框,但找了半天却没找到,便喊杨虹进来帮我一下,她闻声而至,顺手把《尼采诗集》插在了书架上。

看是这样,我只好直接问她:“李红军那张照片在哪里?我想再看一下。”

杨虹却面露迷茫,问我“什么照片”,我说,就是之前那张放在相框里的、李红军1999年拍的半身照。听罢,杨虹从书柜里掏出一本影集,从里面拿出了那张照片。说前几天整理书柜时不小心把相框玻璃摔破了,就把照片直接夹在了影集里。

我又看了看照片,确实就是一张放大的证件照而已,似乎也没上次那种怪异的感觉了,便把照片放了回去。

那天孙力跟杨虹聊了1个多小时李红军的去向,杨虹从头到尾还是说着之前跟我说过的那些车轱辘话。见问不出什么,孙力就问杨虹要李红军父母或其他亲属的联系方式。杨虹说,公婆几年前便去世了,李红军还有个姐姐,一直在黑龙江工作,前几年逢年过节还会打个电话,或来看看他们两口子。说完去拿了家里的通讯本,找了半天,给了我们一个座机号码。我问有没有手机号、微信之类的,杨虹说以前有手机号,但后来李红军赌博吸毒,总打电话找姐姐借钱,姐姐换了手机号就没再告诉过他俩。

回派出所路上,孙力问我刚在卧室跟杨虹聊的啥,我从手机里翻出上次偷拍的照片,孙力盯着看了半天,说确实很怪:“黑色相框、黑白半身照片,摆在那里怎么看怎么别扭,而且你看,这照片边条也是黑色的,就是尺寸小点,放到A4纸那么大,妥妥就是一张遗像嘛。”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想起相框背面的“重庆大德”和地址信息,急忙按号码拨了过去——一个女人接了电话,说自己是专业定制、销售殡仪用品的商家。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

4

“这女人怕不是精神有问题吧?”这是听到我们汇报后领导的第一反应。

随后,领导让我去警综平台上查,至今所有涉及到李红军的警情,再把这期间所有办过李红军案子的民警都叫来办公室开会。

从2014年7月第一次接到杨虹家暴的报警至现在,李红军在警综平台上一共有19条涉警记录,除我手中的7条之外,另外还有3位民警处置过12起报警,报警人基本都是杨虹。

“你们谁在这一年里亲自跟李红军打过交道?路上遇见过、跟本人通过电话的都算数。”领导问道。但大家回忆了一番,都说没见到过本人。

领导有些恼火,“一个大活人平白无故消失了不成?”

一般民警,平时手里有两三起案子一时找不到嫌疑人的情况很正常,我们都想着吸毒人员跑不远,也许哪天碰巧就抓住了。但所有人把案子聚在一起,方才感觉不对劲——这李红军是一直涉警却一直不见踪影,这算哪门子事?

大家安静了一会儿,余警官突然开口。他说想起2015年4月份处理的一起杨虹的报案,那是一起打人的治安案件,受害人同样是杨虹,但打人者却非李红军,而是一个姓徐的男人,原因是“感情问题”:“那个男的是沙洋县一个饭馆老板,说是为了跟杨虹在一起跟老婆离了婚,但杨虹三心二意跟前夫纠缠不清,那个男的一怒之下打了杨虹。”

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事——以往与杨虹的接触中,感觉他对李红军的感情还是有的,也没听说她在外面跟别人谈过恋爱。我问余警官那起案子最后怎么处理的,余警官说两人和解了,也就没走治安处罚程序。

“那个男的为什么说‘杨虹跟前夫纠缠不清’?是怎么个‘纠缠不清’法儿?”领导在一旁问。

余警官说,那个男的好像也是憋了一肚子委屈,但当时具体说了啥他也忘了。不过案子录了平台,有那个男人的联系方式。

男人名叫徐业辉,40多岁,是沙洋县一家火锅店的老板。听我和孙力说明来意后,他把我们领进自家酒店的一个包间里。

“那个女的简直是个精神病!”

徐业辉说,他与发妻关系一直不好,2014年10月份认识杨虹后便跟妻子离了婚,但两人谈了半年恋爱,最后还是不欢而散了。

“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处(对象)之前她跟我说自己是死了老公的,后来在一起了又跟我说其实老公没死,但是吸毒从不回来,跟死了没两样。她说和我交往一段时间试试,合适的话她就回去跟老公离婚。当时我蛮喜欢她的,虽然有些不高兴,但也忍了,走一步看一步嘛……”

杨虹是徐业辉喜欢的那类女人,温柔、娇小、体贴、有修养,与他膀大腰圆的前妻正好相反。徐业辉去过杨虹家,确实是长期没有男人生活过的样子。

那段恋爱的初期,两人一同去过湖南凤凰、张家界等地方旅行,徐业辉说那时他仿佛找到了青年时代恋爱的感觉。但后来随着交往的加深,他却逐渐感觉到一些问题:

“我们一块住过一段时间,从2015年春节到4月底,大概不到3个月吧,我发现这女人好怪,一天到晚跟我叨叨她老公怎样怎样,让我穿她老公的衣服、留她老公的发型,还弄那一柜子书逼我读,甚至我俩做那事儿的时候她都喊她老公的名字,你说这事换你能忍吗?”

的确,细看之下,徐业辉眉宇间和那张照片上的李红军有些许神似。

“你和杨虹谈恋爱期间有没有见过她老公?”孙力问。

徐业辉说没见过,也不想见,自己的身份很尴尬,加上早就听说吸毒人员难缠,他不想招惹李红军。

“警官……”徐业辉欲言又止,咽了咽口水说,“现在想想,这女人太不正常了,我甚至感觉老公早被她弄死了……”

我问徐业辉此话怎讲?

“明明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她却总好像在跟别人说话似的嘀嘀咕咕,家里有张她老公的黑白照片,平时摆在书柜里,杨虹没事儿就站在那儿跟照片对视,一看就是个把小时,有时还会说话。最吓人的是,我有一次半夜醒了发现杨虹不在床上,起来一看,她竟然跪在阳台上给照片上香!”说到这里,徐业辉神色中带着一丝惊恐。

我问徐业辉,这么说有证据吗?

徐业辉摇头,说两人刚同居时,他曾建议杨虹来他家住或在外租房,免得哪天回家遇上她老公发生冲突。但杨虹说什么也不同意离家,只说了句:“你放心吧,他永远不会回来的。”

“刚听这话时我也没多想,但我俩同居的那俩月,我几次听到她夜里说梦话喊‘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我想把你推下去’……第二天我关心她问是不是做噩梦了,但她就发脾气,每次都跟我大吵一架,好像我戳破了她的什么秘密似的。我把这些事联系起来一想——妈呀,怕不是她把她老公推下什么地方摔死了,所以永远不会回来了……”

“你俩什么时候分的?”我继续问。

徐业辉说,2015年4月底,有人从重庆给杨虹寄来一个包裹,杨虹有意避着他。他怀疑是她老公寄来的,醋意大发,跟杨虹吵了架,还动手扇了杨虹一巴掌,“当时是你们所的余警官来处理的。虽然当着警察面杨虹没再说啥,但警察一走她就要跟我分手,说之前她老公从没打过他。听她说这话,我也就绝了跟她继续处下去的念想。”

我按住心里的诧异,继续问:“你为什么怀疑那箱东西是她老公寄给她的?包裹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说,杨虹之前一直说她老公在重庆,不是她老公还能是谁?如果是别人,杨虹用得着躲着我吗?但至于快递箱装的是什么东西,徐业辉说他也不知道。

“快递发货具体地址你记得吗?”——这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或许这个地址就是李红军的落脚处。

徐业辉说“记得”,然后开始翻手机,翻了半晌,给了我一张照片:重庆市XX区XX街道XX路X号,后面还有一组电话号码。

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脏似乎被一股电流击中,顿时全身震了一下——我赶紧打开手机翻出那张照片,没错,是“重庆大德”的地址。

5

回到派出所,我和孙力把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询问能不能给李红军上“技侦”,但领导说李红军的涉警记录连刑事案件都算不上,估计上级不会批,但他会尽量争取——领导可能看出了我的意外,解释说,摩托车盗窃案被广化派出所破掉了,人抓住了,赃车也追回了,嫌疑人并不是李红军。

这就更令人困惑了——此前辨认时,杨虹的信誓旦旦是从何而来?难道真的只是因为她认错了人吗?

“那么从警综平台上剩余的18起涉警记录来看,李红军从未现身,而且除了杨虹外,这一年多来再无其他人见过李红军本人。”一旁的孙力说出了我的想法。

“徐业辉提供的信息十分重要,照目前情况看,李红军的去向成谜,虽然没人报案,但往小里说,他身上关系着我们18起报警记录,我们需要找他核实情况;往大里说,这事也许人命关天,李红军是死是活我们必须得有个定论。”领导给事情定了调子,我们必须查出李红军下落。

从领导那里出来,孙力问我:“你感觉有没有可能真像徐业辉怀疑的那样,李红军已经被杨虹害死了?”

“如果真是她已经把李红军干掉了,那一个劲儿给我们打电话报警是为什么?怕引不起我们的注意,还是存心挑战我们的工作能力?”我反问道。

我联系了公安局技侦部门,领导前期的沟通起了作用,技侦部门同意用技术手段锁定李红军位置,但需要我提供李红军本人常用手机号码——我手机里的李红军号码早已停机,找杨虹要来新号码,但技侦经过分析之后告诉我,没有意外的话,这个号码也已停机多时。

我联系电信部门核查李红军的手机号码,对方告诉我半年前号码已经欠费停机——我找出8月1日那晚出警时的执法记录仪录像,没错啊,杨虹当时确实给李红军打了电话,让他回家拿钱——我又请电信部门查询杨虹在8月1日当晚7点至11点间的手机通话记录,记录显示,她确实拨打了李红军的手机,但是根本没有接通,更不可能有人告诉杨虹“晚上9点回家”。

结合那晚朱雀小区大门监控里根本没有李红军的影像,我开始深切怀疑,杨虹那晚所说的,恐怕都是子虚乌有了。那么,她为什么要骗我?那晚她头上的伤又是怎么弄的?另外,除了8月1日那次外,其他17次警情有哪些是真的?

我决定直接问杨虹,让她向我解释明白。

面对我的质疑和手中所调取的电信部门通话记录,杨虹坐在客厅沙发上一言不发,无论我问什么皆是有问无答。她的态度令我恼怒却又无计可施,只能耐着性子对她说:“也许你有很多难言之隐,但还是希望你能信任我们,你和李红军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现在人到底在哪里?”

但她依旧不说话,怔怔地看着地板,不知在想些什么,就这样跟我僵持了2个多小时。

我只好转头去了朱雀小区的居委会,找到治安干事,让他立刻安排人手24小时盯着杨虹家,有什么人去了她家或者她什么时间出了门,马上通知我。

另一边,孙力找到了徐业辉口中2015年4月份从重庆寄给杨虹的那份快递,经过核实,发货方并非李红军,而是“重庆大德殡葬用品店”,至于发来的东西——“是一个骨灰盒,杨虹订的”。

本地也不是没有殡仪用品店,为什么杨虹要舍近求远去千里之外订购这些东西?着实有点奇怪。

孙力与“重庆大德”的老板又打了一次电话,对方说自己还依稀记得杨虹。因为这是家小店,买东西的大多是周边居民,没有网店,也从未通过快递发送过货物,杨虹是这么多年来首例邮购的客户。

“核实完快递的事情后,我顺手查了杨虹与李红军两人的购票信息,两人在2014年6月2日各自买了一张从本市去重庆的动车票,但6月8日只有杨虹买了一张从重庆返回的车票,李红军再无购票信息。”孙力说,除了铁路部门外,民航、公路部门能查的他也查了,都没有李红军的购票信息。

的确,也是从这个时点之后,我再没有在辖区内见到过李红军。于是,整个事件的时间线大致如下:

2014年6月2日,杨虹与李红军二人共同前往重庆,7天后杨虹返回,李红军不知去向;
2014年7月,派出所第一次接到杨虹有关李红军吸毒家暴的警情,8月接到2起相同警情,9月接到2起警情;
2014年10月,杨虹与徐业辉相识并恋爱,至2015年春节前的4个月间,警方接到杨虹1起报警;
2015年春节后杨虹与徐业辉开始同居后的近3个月内,警方再未接到过杨虹报警;
2015年4月底,杨虹在“重庆大德”邮购骨灰盒,同月与徐业辉分手,此后至2015年10月,警方连续接到11次杨虹报警。

“你看,杨虹认识徐业辉后报警的频率明显降低,两人同居后再无警情,分手后警情又陡然上升。”孙力说,除非李红军“配合”杨虹,当她身边出现恋爱对象时便不来骚扰,但这可能吗?自己的老婆在家中跟别的男人天天睡一张床,李红军不更应纠缠杨虹吗?

“2014年6月她与李红军去重庆后,李红军本人再未出现过,结合徐业辉提供的同居期间杨虹在家的非正常举止,我深度怀疑李红军恐怕已经不在人世,而杨虹至少是整个事件的知情者,甚至……”孙力顿了顿,我明白他想说啥。

我叹了口气,说这个结论我不是没想过,但是杨虹反复报警这事,你能解释得通吗?如果她在重庆时真把李红军杀了,那她应该竭力隐瞒情况、尤其是隐瞒李红军的踪迹才对。李红军本就是一个老毒么子,日常行踪飘忽不定,在本地又没亲属,如果杨虹不发声,谁会管李红军的死活?可现在她反复报警,相当于推着警方寻找李红军下落,这对她来说有一丁点好处吗?

“你说杨虹会不会真像徐业辉说的那样有精神病,所有事情都是她自己臆想出来的?我想来想去,总觉得正常人做不出这种事情来。”

当然这很有可能,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就算之前所有遭遇家暴的事情都是杨虹妄想出来的,但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还是——李红军去哪儿了?

6

2015年10月22日,在获得上级批准后,我、孙力和另外3位同事前往杨虹家中进行现场搜查。虽然是以搜查吸毒人员李红军住处为名,但我和孙力心里都清楚这次搜查的关键点在哪里。

杨虹似乎对我们的到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像接待普通客人一样给我们开门,还给每位民警倒了茶水。搜查开始前,我把杨虹拉到一旁,依旧努力用平和的语气问她:“李红军到底去哪儿了,你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杨虹还是之前那副样子,低着头什么也不说。直到我提出她在2015年4月从重庆买骨灰盒的事时,她才明显怔了一下。我看事情或许有突破,接着问她买那东西干什么用?现在骨灰盒放在哪里?杨虹没有回答我,只是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似乎噙着泪水。

既然多说无益,我和同事们只好着手开始搜查。

很快,贴着李红军的照片的骨灰盒在杨虹床头柜下被发现了——她并没有费心思去隐藏这个在一般人看来十分敏感的物件。

我把骨灰盒从床头柜里抱出来,感觉有些分量,问杨虹:“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以为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但作为搜查中的法定程序,我必须要杨虹亲口说出里面的东西。杨虹静静地看着骨灰盒时,我的嘴边已经准备好下个问题——“李红军是怎么死的?在哪儿被火化的?”

然而,杨虹却说了句:“里面不是骨灰,你打开看吧。”

我用执法仪对着杨虹说,你站到骨灰盒前面来,当着我的面把它打开。

杨虹照办,盒子打开了,所有人都愣住了,里面装的确实不是骨灰——两本日记,一摞信件、一件白色衬衫、一条西装裤还有几个小小的饰品,便是骨灰盒里所有的东西。

两本日记一红一绿,都是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款式。绿皮的是李红军的,红皮的则属于杨虹。一摞信件都是李红军写给杨虹的,我打开几封看了,长短不一,大多是当年李红军写下的情诗。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装裤都不是新衣服,剩下的就是一副耳环和几个小玩意,应该杨虹戴过的。

孙力不死心,伸手进去又翻了一遍。我也没想到是这结果,场面一时很尴尬。

半晌,杨虹淡淡地说了句:“警官,骨灰盒里放这些东西不犯法吧?”

19次报警都找不到的丈夫

大家铩羽而归,我又被领导骂了一顿。

我们动手可能太早了,手头没有确凿的证据便抛出了骨灰盒的事情。虽然现场搜查找到了那个骨灰盒,但里面没有我们预想中的东西,如果杨虹真有问题,那么这时她也肯定对我们的动机有所察觉。

“不管骨灰盒里是什么,现在人肯定已经‘惊’了。先把她带回派出所来,你们也别跟她兜圈子,直截了当地问吧。”领导交代。

那天我们把杨虹带回派出所,讯问室里,我和孙力先询问了8月1日她虚报警情的事情,她只承认那晚骗了我们,说头上的伤是自己不小心撞的。但对于其余17次警情,她坚持称确实存在,没有骗我们。

“你最后一次见到李红军是什么时候?”我问杨虹。

“一个月前,他来家里找我要钱。”

“你给他钱了?”

杨虹点头,说自己怕被李红军勒死,说出了密码。这些问题孙力第一次受案时已经问过,当时杨虹说李红军拿走了一张建行储蓄卡,里面有7600块钱,孙力核实过那张卡,金额没错,但从没人取过里面的钱。

“9月25日那天李红军回家时穿的什么衣服?”

“白色衬衫、黑色西装裤。”

“7月15日那次呢?就是用晒衣杆打你那次。”

“白色衬衫、黑色西装裤。”。

“6月10日呢?”。

“白色衬衫、黑色西装裤。”

我一巴掌拍在办公桌上,“杨虹你放老实点,李红军天天穿那件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装裤吗?他从没换过衣服?”杨虹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地点点头,说李红军每次回家都是穿那身衣服。

“就是你放在他骨灰盒里放的那一身吗?”孙力突然在一旁幽幽地问道。

杨虹愣了一下,竟然点点头,说是的,就是那一身。

孙力当场就火了。

警情聊不下去,我换了一个话题:“2014年6月2日,你和李红军一起前往重庆,7天后的6月8日你买了一张返程车票,而李红军却没有任何购票记录,这件事你能否向我们解释一下原因,另外,你们在重庆的7天都做了什么?”

“我陪他去找工作,然后在重庆旅行,我们去了洪崖洞、磁器口、歌乐山,吃了火锅、坐了长江索道……”杨虹陷入回忆之中。她的记性似乎很好,快时隔一年半,两人当时在洪崖洞下餐厅吃的日料,在磁器口商户买的挂件,竟然可以一一陈述,说到开心处,脸上还露出了笑容,仿佛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昨晚一样。

我仔细听了大概20分钟,打断了她,说行程够详细了,讲一下返程车票的事情,为什么只有她一人的返程票记录。“是你们记错了,我俩一起回来的,离开重庆后我们去了成都,红军要看一下他的母校……”

孙力开口要打断他,被我制止了,让杨虹接着往下说。杨虹说,李红军大学同寝室好友王平毕业后留在母校工作,他俩一起去看了王平,王平还请二人吃了饭,第二天还带他们去逛了武侯祠。

我听到新人名,马上上网查询,那所学校确实有叫王平的教师。我留下孙力在屋里继续和杨虹谈话,自己跑回办公室,先通过指挥中心联系了那所大学辖区派出所,取得了王平的联系方式。表明身份后,我问王平,2014年6月初,你的大学同寝舍友李红军夫妇是否曾到访?

“李红军?怎么可能!我跟他已经十多年没联系了,1998年夏天,他刚结婚时带老婆来过我这儿,当时我领他们在成都玩了两天。之后两人再没来过。”王平说2014年6月前半个月自己一直在北京开会,都是有参会记录可查。

挂掉电话,恼火的我匆匆返回讯问室,想揭穿杨虹的谎言。没成想刚走到讯问室门口,就听孙力正在里面吼:“你就跟老子胡扯吧,今年是哪年你能搞清楚不?要不要给你做个尿检?你是不是也跟李红军一起吸麻果了?!”

我推门进去,杨虹坐在讯问椅上目光呆滞,孙力已经站了起来,满脸怒气,正叉着腰教训杨虹。

我问孙力怎么了。

“要不是我在重庆上过大学,还真就信了她的邪!”孙力说,杨虹说李红军带她去了重庆会仙楼吃饭,还去了楼顶的空中花园,但会仙楼2009年就被拆除了,当年孙力正在重庆读书,还记得当时爆破拆楼的新闻。

7

就在我和孙力商量如何盘问杨虹时,领导打来电话,让我俩去他办公室一趟。领导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中年男人,领导指着他介绍说,这是杨虹的姐夫,某国营企业的书记张国华,随后又说,“问话到此为止吧”。

我正揣摩领导这又是个什么意思,领导却递给我一份精神病医院的诊断证明,我打开看,是杨虹的,精神分裂症。

“给警官添麻烦了,她得这病已经2年多了。”张国华在一旁面带愧色。

就这一句话,让孙力直接在领导办公室跟张国华拍了桌子:“她有精神病这种事你们怎么不早向公安机关反映?她个精神病人折磨了我们1年多,浪费了多少警力处理她的事情,你们知不知道?!”

我先把孙力劝了出去,再回到办公室,张国华脸色也不太好看,毕竟大小也是个书记,领导正在打圆场。

我强压着不满放平语气问张国华:“我去杨虹家很多次,从没见到她吃药,今天在她家进行现场搜查时也没看到家里有精神类的药物。我是社区民警,手里掌握着辖区所有精神病人的资料和情况,为何从未听说杨虹有精神病这件事?”

张国华有些不好意思,说这是他们家属的原因。之前杨虹的病情时好时坏,但吃药能够控制,他们担心杨虹丢工作,就没跟任何人提起过,“毕竟李红军靠不住,杨虹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如果单位知道她有精神病,肯定会让她转岗放假,咱这边病休的薪资待遇情况您也知道……”

说到这里,张国华面露无奈。我心里一下明白了他的小九九——杨虹有精神病,丈夫李红军是第一监护人,但李红军因吸毒无法承担监护责任,这个责任就要落在张国华和他老婆身上。谁家也不想平白无故落个精神病人要照顾,这恐怕才是张国华一直帮杨虹隐瞒精神病的根本原因。

这话我也不好当面说破,只能继续问他什么时候发现杨虹精神不正常的?

他说大概在2014年初,是李红军说的,杨虹精神不正常,时常对着空气说话。开始他们两口子不信,觉得李红军吸毒后嘴里没实话,甚至一度怀疑李红军闹幺蛾子找他俩骗钱。但后来有一次,李红军脖子上带着伤跑去找他们,说夜里睡觉时差点被杨虹勒死。他和妻子看不像是假的,去杨虹家里,发现她精神确实不太正常,于是带她去了医院才确诊的。

我问张国华,杨虹这一年多给我们打了十几次报警电话说李红军打她,你知不知道?

张国华很吃惊,说从来没听杨虹说过李红军打他的事情。这次是因为警察上门带走了杨虹,对门邻居通知了杨虹姐姐,他才来的派出所。

“自从李红军吸毒之后,我们两家几乎没来往了,我们劝杨虹赶紧跟李红军离婚,她不同意,谁家也不想沾这么个吸毒亲戚,况且李红军还经常为钱的事来纠缠我们,所以平时没啥事干脆就不走动了……”

我便问他近期有没有见过李红军。张国华却啐了一口,“谁知道那个狗日的死到哪里去了,不提他我还不生气,如果不是李红军吸毒,杨虹也不会害上这毛病!”

他说,李红军和杨虹去重庆的事他知道,当时杨虹说陪李红军去涪陵面试,他和妻子还阻止过,因为杨虹还在吃药,李红军的样子也不像是去找工作的。至于骨灰盒的事情,他就不清楚了。

我说2014年6月杨虹从重庆回来之后,你们有没有再见过李红军?张国华说没见过,听说李红军走了,高兴还来不及,后来偶尔问起李红军在重庆的情况也是客套一下,杨虹一两句话带过,他们也没多问。

送走张国华,我回到所领导办公室。领导点了支烟,说眼下的问题是,即便杨虹跟我们说她已经把李红军杀了,作为一名精神病患者,她的话也很难作为证据,怎么办?

“即便做不了证据,我们也得把李红军找出来,因为他是杨虹的法定监护人,如果失踪或死亡,需要走变更监护人手续。”

“那就分开搞吧,杨虹该治病治病,继续留意李红军的下落。”领导说。

李红军涉警的案子就这样被暂时搁置了,很快,杨虹就被送去做了精神病司法鉴定,确认了在之前数起虚假报警事件中不承担法律责任,她的姐姐暂时承担法定监护责任。

我问孙力,案子办到现在,你觉得李红军的失踪有多大概率与杨虹有关?孙力说,“你这是明知故问。李红军失踪的所有线索都指向杨虹,如果她不是精神病,现在几乎就可以确定杨虹在整个事件中的责任。”

的确,一纸精神病鉴定书完美解释了此前所有事件中的谜团,也给了杨虹所有不合理行为一个合理解释。

“你们处理了那么多次关于杨虹的警情,材料也做了一份又一份,都没发现她精神有问题吗?”一次所务会上,领导问其他几位处理过杨虹警情的同事。

“你说没有觉得异常吧,那真不可能,但当时都在往案子的方向想,推测她是因为某些涉案因素、想隐瞒某些真相,所以说话做事不合逻辑,可谁能想到她是因为精神方面有问题呢?”一位同事说。

“你给她家人看过杨虹放在骨灰盒里的那些东西吗?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线索或者疑点?”领导问我。

杨虹被家人送去精神病院后,我确实协调杨虹姐姐一起去了她的住处,又找出了那个骨灰盒。那次我把两人的日记、信件都打开了,讲的全是两人过去的事情。又在杨虹姐姐的讲述下,大体勾勒出当年杨虹与李红军的爱情故事。

8

李红军1993年大学毕业后到我市工作,早年还教过书。1995年转到某研究院工作后,一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奖项,他作为在研究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代表研究院去北京领了奖,之后在本市做公开汇报。汇报结束后,接受了市里机关报记者杨虹的专访,两人就此相识,几个月后发展为情侣关系。

最初杨虹家人并不看好李红军——杨虹父母都在四川南充老家,姐夫张国华是福建人,与杨虹姐姐婚后,两边的老人为照顾孩子颇费周折,因此他们都希望杨虹能嫁一个本地人家,这样父母至少免去奔波之苦。另外,杨虹父亲年轻时与东北人结过梁子,杨虹母亲则一直对东北人印象不好,担心女儿会吃亏。

杨虹个子不高,穿着高跟鞋也不超过1米6,也是大学毕业后分来本市报社的。她外表柔弱但性格很要强,别人很难改变她的想法,尤其是在婚恋问题上。好在之后的相处中,杨家人发现文质彬彬的李红军确实也不错,就默许了两人的结合。

“李红军年轻的时候确实与众不同,他心很细,对杨虹也非常好,关键是两人的兴趣爱好相投。”杨虹姐姐说,妹妹从小喜欢读书、旅行,还热衷于打理一下花花草草,恰好李红军也喜欢这些。两人刚结婚时住在李红军单位分的公房里,不到30平米的小屋子堆满了书籍和各种花草植物。两人还经常外出旅行,一同去过新疆和海南。

杨虹与李红军的美满生活持续了近10年,“当年设计院和机关报社相距几公里,李红军每天下班后骑车去接杨虹,风雨无阻。每周五晚上两人都会去城南的红苑餐厅吃饭,然后李红军载着杨虹去机关影院看电影,杨虹在后座搂着李红军。我那时候还总是抱怨我家那口子说,‘你看人家,结婚这么多年就像刚谈恋爱一样,你再看看咱俩’,可谁也没想到,他们两口子后来会走到这个地步……”

2006年春节前,在设计院已经准备提拔科长的李红军突然选择前往山东外派工作,杨虹也整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杨虹姐姐察觉到问题,一边安慰妹妹一边打听原因。起初杨虹和李红军什么都不说,直到李红军去了山东之后,杨虹才在她的追问下说出原因。

原来,杨虹在武汉读大学时,爱上了报社带她的男记者。那个记者大杨虹十几岁,已婚。两人的地下恋情持续了半年,被记者的老婆发现。那女人先闹到报社,又闹到杨虹的大学,男记者慑于老婆的泼辣,选择与杨虹一刀两断。杨虹很伤心,不久又发现自己竟然怀了孕。

此事杨虹没有跟任何人提起,她借钱打听医院做了流产手术,在毕业季的忙碌中瞒过了身边所有人。她可能以为男记者和那个拿掉的孩子只是自己人生路上一块小小的绊脚石,绕过去就过去了。但令她始料未及的是,她低估了这场恋情带给自己的伤害。

杨虹与李红军的婚姻里,唯一的缺憾就是两个人一直没要上孩子。两人借外出旅游之机在武汉、长沙和北京的医院看过,后来医生确诊,杨虹受当年流产手术影响,在当时的医疗技术下已经很难生育。

这个结果令杨虹和李红军深受打击,尤其是李红军,他怎么也没想到妻子对自己隐瞒了这段经历。那段时间杨虹精神状态很差,甚至一度想要自杀。李红军一直陪在她身边,继续像往常一样接送她上下班,周末依旧一起去红苑餐厅和机关影院,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在李红军的陪伴下,杨虹用了一年时间才从失去生育能力一事中走出来。但正当她接受现实、平复情绪准备重新投入与李红军的二人世界时,李红军却突然告诉他,自己年后要去山东外派,时间2年。

杨虹当场呆住,哭着问李红军为什么悄无声息地要去山东。李红军没有像往常一样给她解释外派工作的原因,只说是单位临时通知。

杨虹知道丈夫是一个温柔到不会发脾气但内心却十分执拗的人,哭着问姐姐两人会不会因此分道扬镳。杨虹姐姐说,得知整个过程后她也很崩溃,既不知道该怎么劝妹妹,也不知道自己能做点什么,最后只能劝杨虹放宽心——李红军需要时间自我调整,既然选择外派两年那就去吧,也许等他回来,一切便都过去了。

杨虹姐姐再次见到妹夫,已经是2007年10月,她说那时的李红军变化不大,只是整个人比之前瘦了些。李红军说自己不放心家里,申请提前结束外派回设计院上班。

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杨虹。李红军提前回来了,就说明之前的一切都过去了。之后的日子里,李红军依旧每天骑自行车接送杨虹上下班,周五晚上带杨虹去红苑餐厅,只是那时机关影院已经关门了,两人不再去看电影。

“大概是09年国庆左右,我们开始发现李红军不太正常,他频繁找我们借钱,先是三千五千,说家里买东西周转,后来三五百也借,说是应急。当时我们也没多想,便借给了他,但后来一合计,李红军前后一共借走了三四万,一直没还。”

这个数字那时对工薪阶层来说不是笔小钱,杨虹姐姐当时很纳闷:李红军和杨虹都有工作,也没见妹妹家里添置大件。起初她以为妹妹和妹夫遇到了什么困难,直到2010年春节李红军被抓,她才知道原来那些钱都被他拿去赌博和吸毒了。

在她的追问下,杨虹才讲出实情。

“那时我才知道,李红军在山东时被同事拉拢参与了驻地村里的赌局,那边有些团伙知道外派人员的工资高又没有花钱的地方,手里都有钱,所以专门‘做局’坑他们,俗称‘杀鸭子’。李红军文质彬彬没啥社会经验,很容易上道成了‘鸭子’,一年多不但输光了外派工资,还欠了同事一大笔钱,最后又在牌桌上受人蛊惑吸上了冰毒……”2007年,李红军因吸毒被山东当地警察抓过,碍于影响,外派单位没有声张。但提前结束合同,把他赶了回来。李红军回来后大概收敛了一年,但后来还是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本地“道友”圈。

“2010年,还是张国华偶然得知李红军因吸毒被拘留的消息,到公安局一问才知道,已经不是一两天了。如果不是他问到消息,我们还蒙在鼓里不停地给李红军借钱呢。”杨虹姐姐说,自己也是后来才知道,李红军吸毒后,杨虹想过很多办法,最初想帮他戒毒,也考虑过离婚,但最终李红军没能戒毒,两人也没能离婚。

杨虹不能接受李红军吸毒赌博,但又深爱他,同时因为不能生育感觉有愧于李红军;李红军不能原谅杨虹婚前隐瞒的历史,却也深爱杨虹,本想靠外派工作暂时逃避现实,却又染上毒瘾无法自拔。两个人分不开又合不拢,只能相互折磨。

“这么说吧,这两个人如果早离了,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了。”杨虹姐姐感慨说。

9

摸清了杨虹与李红军的过去,似乎对我们寻找李红军的去向也没有多少帮助。

我和孙力始终觉得李红军的失踪与杨虹有关,至少杨虹应该知道其中情况。我们联系重庆警方查询对应时间段的报失人口、无名尸等,对方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经过核实都与李红军无关;我们又查询了长江重庆段下游一些县市提供的无名尸协查通报,也未发现符合李红军信息的线索。

后来在日常工作中,所里同事也在留意有关李红军的信息,尤其是那些曾与李红军有过交往的“道友”,每次抓到后都会审问李红军的去向,但同样没有结果。有次工作中遇到之前借过“码钱”给李红军的人,我问他钱要回来没有?他摇着头说:“哪个晓得他跑哪里去了嘛,他女人又得了精神病,找哪个要钱?”

2016年8月,我陪父母去重庆游玩,一天晚上老人去坐轮渡,我晕船没有同去。在酒店里玩了半天手机,突然想起之前的“重庆大德”,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索性打车去了那家店铺。

店子开在江边,很不起眼,店主是对50多岁的夫妇。我亮明身份,说想了解一下杨虹和李红军的事情,两人很是意外。店主说去年不是在电话里已经把情况告诉你们单位同事了吗?“不就是往你们那里寄了一个骨灰盒,两年了还不消停,早知这样当初说啥也不做那单买卖。”

我说自己只是正好路过这里,来问点事情,案子早就结了。店主说,那你快问吧,我们这里也快打烊了。

我说我想知道杨虹为什么来你这里买东西,她是如何知道你们这家商店的?

老板娘说她还有点印象,杨虹好像是一天早上来的店里,当时店子刚开门,她是第一个客人。杨虹说她老公在江边落水死了,尸体也不知飘到哪里去了,我家店子离她老公出事地点最近。

老板娘说,那时她还问过杨虹有没有报警,没有的话她帮忙通知警察,但杨虹说已经报过警了,然后买了一个5寸的遗像相框。老板娘也就也没多心。

2015年4月,老板娘接到一个电话,说是要邮购一个骨灰盒。之前没遇到过这种生意,起初老板娘没答应,但对方说自己去年去店里买过相框,老板娘想起了是杨虹,就答应了。

但挂了电话,老板娘又有些纳闷:杨虹为何去年买相框今年才买骨灰盒,难道老公的尸首今年才被发现?她加了微信后随口问了杨虹一句,但杨虹没回答,只是转了钱。

老板说,2014年他还在开出租车,是老板娘自己看店,但后来骨灰盒是他寄的,留的也是他的电话。警察打电话问骨灰盒时他才问了老婆这件事,当时还跟老婆说以后别再惹这份麻烦。

离开“重庆大德”后,我给孙力发了一段微信,把老板娘提供的情况讲给他听。孙力回复我说知道了,信息很重要,他会向上汇报。

这年年底我离开公安局,移交工作时嘱咐孙力,希望他能在之后的工作中继续寻找李红军的下落。孙力说当然,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2018年6月,我回单位处理一些事情,那时孙力也准备调回老家工作,我俩一起吃了个饭,又说起当年杨虹和李红军的事。孙力说李红军依旧没有消息,他联系上了李红军远在黑龙江的姐姐,希望对方能够提供一些有关弟弟的信息,最好能来我们这里一趟,代替杨虹为李红军报一个人口失踪的案。但李红军的姐姐拒绝了,她说自从弟弟吸毒之后,两人便一刀两断了,李红军是死是活都与她无关。

我问杨虹现在是什么情况,孙力说,病得越来越厉害了,吃药看病似乎都没啥用处,以前是间歇性的精神分裂,现在几乎常态化了。她姐姐姐夫偶尔来看看,但多数时间没人管,现在已经上了公安局“肇事肇祸”的名单。

“她犯了病会穿着以前放在李红军骨灰盒里的那身衣服在街上晃悠,逢人就说自己是李红军,当年是杨虹在重庆把他推到水里淹死了,周围人都躲着她。也有人报过警,可是她这副样子,说的话哪个肯信呢?”孙力说。

在我提笔写下这个案子时,手头依旧没有李红军的确切消息,但我听到过一个有关李红军的传言:2019年,有人在南方某座城市里见过他,他还活着,而且戒掉了毒品,改了名字,以送外卖为生。

我又给孙力打过电话,他说,如果真是这个结局,他倒可以理解:“‘社会性死亡’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总比我们之前猜测的结果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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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猎谎者》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