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唱西北花儿的人们

2020-07-30 10:18:28
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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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遥古城站出来,正对着的是一座巨大的金色铜牛,底下写着“冠云牛肉”。这个著名的冷吃卤牛肉是这个县城最好的生意,车站外沿路的杂货店密度很高,贴满了红底黄字招牌,无一例外地写着“冠云直销”和“散装汾酒”。

平遥国际电影节的开幕舞台矗立在这个灰扑扑的北方县城中心,看起来有些突兀,传统的瓦砾屋檐下是“亚洲最大露天4K银幕”,建筑原型是贾樟柯的电影《站台》。苏阳很喜欢那部电影,因为像他早年的走穴生活——坐着拖拉机和牛车走遍河南大大小小的县城,重复着拆装舞台、唱歌表演的动作。

当下,苏阳带着他的“黄河今流”计划,做了两年西北民乐采风,结识了唱花儿、说书和秦腔的民间乐手,成果做成了影像、动画和展览,一路直奔纽约、哥伦比亚和纳什维尔。跟拍苏阳西北之旅的纪录片《大河唱》在2019年5月上映,3个月后只回本两三成。连续跑了多地路演,他本人出现的签售场也无法满席。去年8月24日的平遥放映演唱会,是宣发的最后一站,他们希望在国庆档之前,能再获得一些热度。

那两天,平遥的雨一直没停。每天,苏阳照样像以前一样,右手食指指天出场,只不过戴上了黑色卫衣的帽子。台下的几个男歌迷已经唱了好几遍《贤良》,见他来了直喊:“苏阳牛X!”乐队还在调试,苏阳对着麦克风回了句:“过会儿再牛X。”

苏阳在平遥的舞台上(图源:纪录片《大河唱》)

这是我第一次看苏阳的现场,西北乐队在南方的演出实在太少。父母是西北人,我作为移二代在广州长大,却被这支来自宁夏的摇滚乐队吸引。但某种意义上,苏阳也是西北土地的异乡客,他7岁半从浙江来到宁夏,在同心路上的厂矿家属院里长大,来自天南地北的人说着口音混杂的银川话,他们听从家长的教育,和本地小孩保持着微妙的距离。回忆小时候,他曾说:“我不适应这里,我甚至吃不惯他们的食物。”

这次,苏阳联手老狼,找来8个黄河流域的音乐人,以自己家乡的民间音乐为母体进行再创作。这张名为《九曲》的合辑,跨越了黄河流经的9个省,灵感来源除了陕甘宁青的花儿、民谣,还有山西、河南的童谣,山东、四川的小曲。合辑的最初构想成型源于跟老狼的一次聊天,苏阳给这个点子想出了一个拗口的名字:“基因之声的时代染色”。

十几年来,苏阳逐渐打磨出了自己在音乐上的欲望核心——他相信那些西北老人口中的歌是来自土地的,因此也是本质的,具备超越语言的共通性。来自土地的音乐,对于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他一刻不停地思考着这个问题,最终在《九曲》中给出了答案:“每一粒沙属于自己,这才是河的声音。”

这一切开始于2003年的一次茶馆演出,苏阳和乐队租下了间老人棋牌室,将改编成摇滚的童谣和民歌小曲,重新唱给老人听。

17年的那次演出前,苏阳特地前往海原拜访过马生林(这位老人前两年已经过世)。大年初七,西海固作家石舒清骑着小摩托车,带苏阳到了三岔河庄,路过一座简陋的清真寺,一口庄子前的水井,一些落败的土房子。老人的家整洁干净,农具倚在土墙,菜地拢了些葱。

他们将马生林从炕上迎了出来,老人就牵着最小的外孙的手,在院子里唱了起来,声音干枯,眼眶湿润。那是一首河州花儿《白牡丹令》:

尕妹妹牡丹啊花园里长,二阿哥是空中的个凤啊凰,悬来悬去没有望想,吊死到白牡丹的树上。

十几年后,苏阳向美国民歌手解释“花儿”——是春天花儿盛开,隐喻的男欢女爱。它诞生于中国西北五大河流交汇之处,歌声沿河而下,流过黄土,覆盖了甘宁青的8个民族。旧时庙会是集会祭拜的场所,借着节日聚在一起的男男女女在山头对歌,围观的人群簇拥着他们,不时爆发出哄笑。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情爱小曲,在广袤的山头溪涧尽情释放。

后来苏阳的那首《凤凰》就来自那首《白牡丹令》,平遥演出中间,他也唱了这首歌,仍在重复诉说着这个凄美的故事。台下躁动的人群安静下来,有人不动声色地跟着唱完了整首。

演出快到尾声,苏阳报幕:“中华名曲大家唱!”不用说,是摇滚爱好者们多少能哼两句的《贤良》。

最后,我听到苏阳在演出尾声的口播中,也感谢了那个本地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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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苏阳和乐队还在银川金色歌舞厅上班。晚上给来喝酒的客人弹弹伴奏,白天,他就在附近闲晃悠,在公园门口的旧书摊上找到了一本《西吉民歌选·下册》。

抱着吉他,苏阳唱起里头的谱子:“石榴子开花嘛叶叶子黄,姨娘嘛教子女贤良。”他听过不少不同版本的《女贤良》,就觉得手上的这版最好听,就沿着那两句词编了下去:“一学那贤良的王二姐呀……”

几个月后,一个搞当代艺术的朋友请他们为一间能容纳上千人的酒吧搞个“开业演出”,苏阳他们抓紧机会唱了这首“新歌”。演完后,苏阳坐下休息,一个朋友上前,给他介绍了李世锋,当时西吉县文化馆副馆长。

李世锋年纪比较大,和酒吧的热闹气氛颇不相容,他坚持用长辈式的语气做了自我介绍,却还是透露出按捺不住的激动。

80年代,李世锋正年轻,骑着政府发的大二八,响应国家号召,搜集整理民间艺术资料,挨家挨户打探民乐小曲,记下乐谱和唱词。这是一份枯燥又辛苦的工作,他一直觉得不过是应付差事挣点钱,直到这一晚,他在银川的酒吧里意外听到《女贤良》的“摇滚版”。

几天后,李世锋又去了金色歌舞厅,掏出写着自己名字的《西吉民歌选》送给苏阳,上下两册终于完璧。

这些民间音乐的背后是生动的人,苏阳越发想亲耳听到“别人”是怎么唱这首歌的。2004年,在黄燎原搞的贺兰山音乐节上,苏阳第一次正式演唱《贤良》,一年后签约独立厂牌“十三月唱片”,推出同名专辑。

又过了两年,机缘之下来到西吉,苏阳意外认识了马少云,当时宁夏西吉酸刺村的书记,也是官方认可的宁夏花儿的传承人。心里一直埋着的想法又蹦了出来,苏阳试着给他哼了两句,问:“你听过这个旋律?”

马少云当然听过,他随口唱起了《十劝人心》,正是那个就着鼓点唱过无数次的旋律,规规矩矩地劝人三从四德、孝顺父母,少了反讽意味,竟然感觉有些陌生。

随着对西北土地的逐渐深入,苏阳开始厌倦摇滚,他的歌里像第一张《贤良》专辑中那种能躁动全场的剧烈鼓点越来越少,身上的民间乐手气质却越来越浓。这种变化在2010年的《像草一样》里初见端倪,他直接大量采用民乐唱法和唱词,其中《招招手》里点睛的一句“哎呀我的哥,哎呀我的妹”,就来自西北民歌《张先生拜年》。

2017年推出的《河床》,标志着苏阳在“黄河今流”的想法上愈发笃定。这张专辑制作精良,成熟的器乐编配让音乐场面更为宏大,改编自土族酒曲的《黑骡子》,就是以缓慢的节奏唱出了一个踽踽独行、坚强隐忍的西北老人形象。

同样痴迷和推广西北民间音乐的媒体人和作家宁二,对《黑骡子》的评价是:“最早听到小样的时候,耳朵一激灵,第二遍就可以跟着唱了,旋律真好听啊,上口,在民歌历史积淀之上的创作往往如此。”继而,他又有些感叹:苏阳是真累了。

如今,《九曲》将苏阳发扬西北民乐的努力推向了高潮,他已经不满足于自己闷头创作,而要让整个黄河流域一齐发出声音。青海的张浅潜、四川的欧珈源、甘肃的张佺、内蒙古的胡格吉乐图、陕西的马飞、山西的闫泽欢、山东的刘东明、河南的王应天和宁夏的苏阳,每人一首歌,用自己的风格表达对土地的理解。

平遥演唱会开场苏阳演唱《珍珠卷帘》(视频来源:《大河唱》纪录片) (点击即可查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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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越来越难听到来自土地的歌了。

那些藏着一把好嗓子和满脑袋未被记载的精彩唱词的老人们,有的因为一点薄利勉强配合着当地文化部门的录音采集,收集来的资料却因缺乏市场化潜力而被埋没尘封。

宁二是甘肃武威人,大学时迷上了西北民间音乐。2004年,他和兴趣相投的网友文子,一起创办了“土地与歌”论坛,这个论坛,如今则以公众号的形式存在。

文子虽来自四川,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北民间音乐爱好者,年年跑“花儿会”,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各地方言。他会拿着摄像机站在一群农民中间,和有名的“唱家”攀谈,没有人把他当外人,包着头巾的老太太坐在烛火边,会对着他的镜头即兴发挥:“今晚夕我给你莲花山上把佛祖一挂念着哩,你把摄像机过来过去转着哩。

苏阳一直是“土地与歌”的常客,当年他录完《贤良》后,顺手传了上去,宁二听完觉得摇滚改编挺新鲜,忍不住出谋划策,“这个贝斯和二胡怎么编排更好”,两人就认识了。

当时,互联网方兴未艾,天南地北的民乐爱好者搜集自己的家乡音乐,上传到论坛和网友共享,视频就刻成光盘互相邮寄。宁二常光顾嘉峪关农贸市场前的地摊,向一对年约五六十岁的夫妇买磁带,一盘50来块,花儿、秦腔、说书、贤孝,都是当地的民间音乐。

其中一张,就是著名的1992年“莲花山花儿会”的现场录音。

每年农历六月初一至初六,甘肃康乐县的莲花山就站满了人。如今,山顶的最佳地段是政府组织的表演舞台,音响设备一应俱全,人们跟着midi节奏演唱着现代化的本地民歌,让花儿原本“唱歌如同说话”的独特换气方式荡然无存。即便如此,也有人拿着手机拍快手,有人按下微信语音在群里直播。

在半山腰或是溪水边,“花儿会”仍保留着旧时“山场”的形态。当地人用马莲草编绳,拦住过往的车辆行人,必须现场唱一句花儿“验身”才能放进去。接着是“浪山”和“夜歌”,人们举着颜色各异的伞划分阵营,像打擂般用歌声互相戏谑、挑衅,对答要精妙也要迅速,否则就会被对手的唱词无情嘲讽。

拿到这份录音后,宁二反复听了很多次,渐渐动了找到这些民歌手的念头。他们中有的失去了嗓子,在中学当普通校工;也有老太太在家带孙子,张口仍是一把好声音,却不愿出来唱。花儿的情感表达像西北人的个性一样真挚热烈,其中不乏描写情爱的“荤曲”,因此与当地宗教和公序良俗产生抵牾,花儿唱家多是受到桎梏更少的男性,妇女则是在农忙时节,才得以与姐妹在空阔田间学唱两首。

在“花儿会”拥挤的人群中,谁要想开口唱,就先得用一嗓子漂亮的“哎——”,唤起众人的注意,某些时候,这起调用的是难度颇高的尖音,也就是我们说的假音。宁二和苏阳一致认为,1992年莲花山花儿会的录音里,一个叫王德贤的唱家唱出了最好的一版《八宝塬令》。他们四处打听,有人说王德贤搬去了河西走廊,有人说在安西县,也有人说在酒泉。

2008年的一天,苏阳意外在“宁夏非遗传承人名录”中看到了王德贤的名字。作为生态移民政策的一部分,王德贤从甘肃东乡土族自治县,搬到离苏阳很近的贺兰县金乡,依靠着河套平原的水土丰美,卖起了个大水多的西瓜。

提着牛奶和水果,苏阳开始频繁拜访王德贤。在当时留下的录像里,王德贤身穿翻毛领黑色皮衣,戴着浅褐色墨镜,站在自家平房前中气十足地唱着,声音比录音带中听起来精神不少,宁二说,他是“返童”了。唱到兴头上,只见他伸出右手似乎抓住什么,又随着声调徐徐落下:“哎哟,好马上配的是好鞍子,鞍子上搭的是好褥子,褥子上骑的是人尖子,生揉啊皮毛的金边子……

王德贤演唱花儿《八宝塬令》时

2010年,苏阳翻唱了这首《八宝塬令》,作为专辑《像草一样》的最后一首,歌中思念爱人的远行者,一边连夜赶路,一边细数着家乡水土丰美的绿草滩。许多人因这首歌,算是第一次听到了花儿。

那几年,苏阳跑了不少音乐节,现场观众稀稀拉拉尚未聚拢在舞台前的时候,音响就开始了,先是一阵风声,其后是狗叫,再是王德贤在田野间唱《河州大令》的录音,歌声悲戚动人,“上去高山望平川,哎哟平川里一朵才开牡丹……”,这也是著名的花儿唱家朱仲禄的成名曲。

然后,大鼓才逐渐进入摇滚歌曲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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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不喜欢苏阳,黄志庆就是其中一个——或者说,他不认可对西北民间音乐的一切改动,对他来说,花儿不应走入现代生活,“山头一躺,朝天吼”是它不可改变的本来面貌,来自土地的人,自有他的孤傲。

2019年7月底,北京东四的胡同里,独立音乐爱好者们熟知的DDC酒吧与往常不同,下午3点就已人满为患。没有发色各异的年轻女孩,进门时也没人往你手背上盖荧光章,一位看起来是工作人员的中年男人,在打印整齐的A4纸表格上找到了我的名字。

参加活动的多是中年人,他们颇为自然地融入了这个改自老旧四合院的小型演出场所。天井下,几位中年女性聊得正欢,将随身携带的保温杯放在台面,其中一位穿着红底大花的罩袍,目光对视时向我毫无防备地微笑。

是宁二组织了这场“胡同花儿会”,他戴着眼镜,留中长发,穿印花黑T恤,不做串场主持的时候拿着DV,拍摄花儿唱家和台下观众。他让在场的西北人举起手来,2/3人举了手,其余的人面带惊讶地四处张望。

演出者不乏职业音乐人,黄志庆是为数不多的业余爱好者,观众对这个在汽车公司工作、穿绿色polo衫的男人印象很深,因为他实在唱了很长时间。他想起来一首就唱一首,大多不在主办方事先准备好的歌词文档里。青海方言有些难懂,舞台侧边坐了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小伙,一直拿着摄像机录像,黄志庆唱完一首青海话花儿,转头问人家:“Do you understand?”

我后来问他,为什么当时一个人唱了那么久,他说:“那个场地的音效比卡拉OK好多了。”

2019年7月24日,胡同花儿会现场 (点击即可查看视频)

黄志庆来自青海贵德,这个县城位于海南藏族自治州东北部,靠近黄河,水源丰富,一年能收两次庄稼,种青稞、小麦和油菜籽,粮食却还是刚刚够吃。倒是山头绿意盎然,草场灌木生长良好,放羊成了当地很好的营生。

几家人把羊掺在一起轮流放,每年剪一次羊毛,打三回预防针,洗一次澡,再打上用以区分的颜料。别人家用彩色油漆,他们家买不起,就改用电池里的液体,兄妹三人在院子里砸开电池,争先恐后地往羊群的屁股上打黑点。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寒暑假回家的黄志庆就负责放羊,直到他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只有很短的年假,父母才依依不舍地把家中80多只羊卖掉。就是在那些寂静无人的山头,羊在丰沃的草场兀自吃草的时候,他顺势在四下无人的草地里躺下,对着辽远的天空和刺眼的阳光,一个人大声地唱起花儿。

有时羊群和别人的混在一起,一阵手忙脚乱之后,两个牧羊人就会对唱一阵,倘若刚好是一男一女,唱词自然也就暧昧起来。有时好几天见不着人影,却能听到另一个山头的人应和,彼此互不相识的两人,就以颇具穿透力的花儿歌声,遥远地聊起天来。

他最喜欢“花儿王”朱仲禄的《河州三令·油泼辣子油泼蒜》,每一句句尾的发音都有一点微妙的上拐,听来十分舒服,却极难模仿。这是当代声乐训练里找不到也学不来的技巧,是来自田间地头的特殊馈赠。

“你能从歌声里听出来,他就是山里放羊,或田里种地的。”

脱粒机出现以前,农民把麦子在空地上铺开,让牲口拖带巨石一圈圈地碾。“八楞子碌碡满场滚,尕马儿拉出个汗来;活忙的时候把活做,活闲了把尕妹看来。”“尕妹”是花儿里常出现的代指年轻姑娘的词语,而看起来颇为生僻的“碌碡”则是指那块碾谷子的石头,普通话发音是“liu zhou”,贵德的发音接近“lu zhu”。农业机械化之后,农民们还是难以割舍“八楞子碌碡满场滚”的农忙意象——石头碾过的草更碎软,还可以给牲口做食粮。

如今,多数贵德老人已不再务农,黄志庆父母偶尔在自家院里种点菜,一同生活的长子和儿媳选择进城打工,在家的时间很少。

2005年,黄志庆到北京发展,大众汽车公司是他的第六份工作。按时下班,有时出差,他很满意。他手机里仍保存着女儿四五岁时唱花儿的视频,不无遗憾地感叹女儿长大后不再愿意唱。前两年回老家,他仍在山头放羊的发小送了他一根赶羊鞭子,长长的鞭绳结成几股,牢牢包裹着一块石头,挥动起来可以从羊身上恰到好处地掠过。他把鞭子带去北京家附近的公园里甩了几次,过了过瘾,还录了视频。

妻子受他影响,学唱了一些花儿,跟他一块拿着手机在微信群里语音唱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夫妻对唱。”

那是一个有50名成员的“大西北之魂·花儿交流群”,像这样的群还有很多,青海老乡们在线唱花儿,排解思乡之情。群主叫张存秀——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花儿唱家的儿子,运营了藏歌与花儿分享的两个公众号——正是他私聊了群友黄志庆,问他要不要参加DDC酒吧里的“胡同花儿会”。

黄志庆想制造出花儿会该有的气氛,怂恿着台下观众对唱,应和者寥寥。一个齐刘海、穿黑色连衣裙的女孩站起来,问他:台下这么多漂亮女孩,有没有看上哪个?

他明白女孩希望他以一首花儿作答。但即兴演唱并不容易,“花儿会”上的对唱要么事先排练过,要么提前背下了不少唱词。他正搜肠刮肚思考如何回应的时候,台下一位大哥突然鼓起了勇气似的,说:“我来唱两首!”

他对没再接上这个对唱感到颇为遗憾。他本可以回那个女孩:“石崖头上的猫娃儿草,镰刀老了着没割,来我把你看哈得早,羞脸儿大着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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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像黄志庆这样的“花儿原教旨主义者”,面对西北民间音乐,“理念”也重要起来。

每当涉及到对自己音乐理念的解释,苏阳就会讲起这个故事:多年前的一个闷热午后,他在喜欢画画和爵士的朋友家中听到一张非洲田野录音。那歌声并没有勾勒出另一片大陆上劳动人民的形象,他脑海中反而浮现出的银川平原绿意盎然的田地,还有儿时的歌谣:“宁夏川,两头子尖,东靠黄河西靠嘛贺兰山……

银川平原位于河套平原西侧,西北人的命运多舛皆因靠天吃饭,黄河呈“几”字型流经这片土地时却网开一面。两头尖的宁夏川,东靠黄河润泽土地,西靠贺兰阻挡风沙,黄河水蜿蜒穿过田间,将银川平原分割成深浅不一的绿色田地,齐人高的麦子养活一代代人。

后来苏阳给这首童谣编了副歌,加入器乐,想找个民间场地演出。

西北城市随处可见秦腔剧团的茶馆,多是老年活动中心的小铺面改造的,在门口站着也能听,但花钱入场有面子,观众喝着过甜的盖碗“三泡台”听戏,在麻将桌上小赌一把,或是去门外打台球。舞台下方小桌放着一摞“挂红”,折叠成手帕状的红色被面上写着20元、50元、100元,最多1000元,这些类似公众号打赏的金额选项,是秦腔班子主要的收入来源。

21世纪初的煤炭开发热,让茶馆盛极一时。宁夏平原东侧是一片蕴藏着近1400亿吨的煤炭资源的广阔土地,能源化工基地建设送来了大量工人,他们兜里有钱,却难以融入银川的城市娱乐,这些不爱去歌舞厅夜总会的小老板们就爱听秦腔,一晚上打赏两三千。纪录片《大河唱》里的秦腔戏班长张进来赶上过这趟顺风车,一直没下来,电影拍到他的时候,这段民间演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摄像机镜头下,他在昏暗的后台局促地点数着手中的百元大钞,下定决心似的抽出两三张,交给即将离开剧团的年轻男孩。

苏阳知道一个日租200块的茶馆,离他们常去喝酒的富宁街很近。他心想,10张票就能回本,结果1张票也没卖出去——音箱乐器拉到促狭的活动室里,音量震倒了底下的麻将牌,脾气不好的老头叫来了警察,接到投诉的警察和被噪音吸引来的街坊,就在门口听了起来。乐队唱了七八首改编的老歌,都是老人们耳熟能详的旋律。人群安静下来,门口传来莫合烟的味道,一位50多岁的老妇踮着脚尖,把耳朵贴在窗户上听,结束时有人冲里头喊:“不唱了?再唱会儿!”

这次演出之后,苏阳开始被一件事吸引:将来自土地的音乐吸收后再还给土地。他看中了银川的西门桥头早市,每天清晨6点,来自周边乡镇的妇女都会把那里堵得水泄不通。他想在这片混乱密集的人群中唱歌,唱给市民听。

究竟为什么,音乐要回到土地?苏阳解释了很久——关于音乐是一种共通的语言,关于人要往前走,就要从根源寻找营养。

再一次,他说起之前在永宁县采风民歌手张德江的事情。那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性格开朗,不太识字,但很能唱,看着他在宁夏的田间地头唱歌,苏阳突然感觉又回到了在朋友家中听非洲田野录音的午后。

“非常原始的感觉,说不清。”

“你会觉得土地都差不多。人和土地的关系无非生老病死。”

离开银川后的苏阳越来越忙,再也没有回到那个桥头,完成那场幻想中的演出,而是去了好几趟美国。“黄河今流”计划在华尔街举办多媒介艺术展,他在纽约街头想找一碗牛肉面——也就是他小时候难以适应的食物。第一次发现自己开始想念曾经讨厌的食物的时候,他说:“我想我已被那条河染黄了。”

有的时候,关于食物的记忆能更直接地抵达那些语言之外的情感。在通稿采访中回答“黄河文化究竟是什么”的时候,苏阳提到,银川的牛肉面比兰州的汤底更清淡,一如丰饶的“塞上江南”宁夏平原,比黄河流域的其他地方更显秀气。

这是一个感性的描述,他不假思索地以对食物的通感表达对故土的理解。我突然想通了苏阳在他的音乐中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一种难以回避的、对隐喻的向往。在那些漂浮于音乐、文字、地域之上的抽象里,有他汲汲追求的某种共通性。从宁夏平原到北京、纽约,或是非洲田野,共享同一种感受的人们,在以音乐为载体的难以名状的力量中,寻得的共同的语言。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对谈会上,美国学者安东尼与苏阳讨论“正反拍”的差异——英文的语言习惯导致歌曲最开始唱第一个音时,往往比中文歌慢了半拍,也就是所谓的“反拍进入”,而绝大多数中文歌的开头,都踩在了第一拍正拍上——这会否导致理解的隔阂?

实际上,美国人安东尼和西北老汉苏阳都很清楚的一件事是:《贤良》的副歌部分“你是世上的奇女子呀……”,恰好是一个以反拍进入的例外。可无论是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国际诗歌节的舞台下,还是平遥电影宫的现场,人群总会受到某种共同情绪的感召,在副歌进入的那一刻跳离地面。

某种意义上,正是苏阳作为西北异乡客的疏离感,将他不断推向距离黄河更远的地方,在审美的最短对焦距离之外,他得以追求更贴近本质的共通,也在对他者的认识中补全一个更具有灵性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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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纪录片《大河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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