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的出走一生

2020-08-03 15:42:48
0.8.D
0人评论

1

我的老家在临近太湖的一个普通的小耳朵村。我小时候,农村还没有实行包田到户,每天大人们都早出晚归,在田地里辛勤劳作,给孩子们的照顾不比给一只小动物的更多。

当时,生产队里有明文规定,50岁以上的妇女只用干些“看场”之类轻省的活儿,即便她们迟到早退,队长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家没有小孩?家里有个老人照顾生活,孩子们放学回家起码有口热菜热饭吃。

我特别羡慕别的孩子,因为自打我记事起,我就没有祖母,家里没人提起她,街坊邻居也都不提。她仿佛是一个消失了很久、久到淡出人们记忆的人,但我隐约知道,我的祖母不是过世了,只是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活着。

记得6岁的某一天,我在田埂上割完猪草后就独自坐在湖边看小鱼。一个女人突然出现了,两条粗粗的麻花辫垂在她的胸前,细格子衬衫里隐约可见纤巧玲珑的身材。她微笑着,深情地看着我,给了我一把糖果和桃酥饼,还有颜色花哨的蝴蝶结。

我不知道她是谁,就捧着那堆东西飞奔回家,母亲听完我绘声绘色的描述,像是被吓着了似的,压低声音叫我把东西收好,然后小心地看了一眼正在抽烟的祖父和父亲,又严厉地叫我不准再提起这个人。

从此,我再也不敢拿这个神秘的女人给的东西,看着她满怀失落地捧着那些对我来说充满诱惑的东西走远,我的失落感远比她的更强烈。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人就是我的祖母,我真的太吃惊了——村里,别人家的祖母都老得可以做她的妈妈了,她们的脑后梳着千篇一律的髻,一到秋冬,就把脑袋包在颜色俗艳的毛巾帕子里,穿难看的灰色大褂子和肥腿裤子。

我的祖母那么年轻美丽,与众不同,可她为什么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好奇心如浮标似的在我的心里起起落落。

在我的家族中,最年长的是隔壁的太婆,她是一个慈祥可爱的老太太,平时总做些缝补的活儿,因为眼力不济,我经常被唤去帮忙。一次,我帮她穿好针线后,假装不经意地问起了我的祖母。

太婆的反应竟和我母亲一样,她先看看四周:“你祖母啊,名字叫福珍。”然后脸色又严肃起来:“小孩子不要打听从前的事。”

“那她是个好人吗?”我天真地问。

太婆想了想,缓缓地摇了摇头。

8岁那年,我跟着父亲到邻省的一个镇上去卖菜,路途遥远,摇船就要摇3个小时。

那天早上,我们遇到了一场大雨,菜场里人很少,带去的青蒜一把也没有卖掉,父亲很沮丧,饿着肚子把青蒜扛回小木船上。他望着连绵不绝的雨势,突然对我说:“走,带你去个地方。”

我俩提着两大把青蒜,走了很远的路,来到一座有些破败的小洋楼前。父亲悄悄地说,这是一个中学校长的家。他礼貌又胆怯地敲门,门开了,我又一次见到了祖母——她的麻花辫不见了,头发短了,身上系着白色围裙,像一只春天的燕子。

我跟着父亲去镇上卖菜是常有的事,可去看祖母,却只有这一次。因此,祖母的衣着和神态,笑容和眼神,多少年过去后依然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中。她看到我们惊喜得有些慌张,父亲明显局促起来,嚅嚅地解释说天下雨,菜不好卖,拿回去也下不了田,所以就来看看。

祖母赶紧把我们让进屋,沏茶又摆出许多小吃。父亲显得更加不安了,轻声问:“东家不在么?”

祖母说,他们都去上班了,要到下午4点左右才回来。父亲这才安心了些。

在同一间屋子里,他俩不大说话,只是拘谨地坐着。祖母坐在椅子上,身体板正,屁股只挨着一条边,双手交握着放在膝盖上。那是一双青筋绽露、皮肉粗糙的手,与她清秀的脸组合在一起,产生了极大的反差。我心里震了震,这样的手,只有常年不停劳作的人才会有。

坐了半天,父亲压低声音问:“你身体还好吧?这家的主人还和气吧?”

祖母点点头,脸上瞬间露出夸张的笑容,说教书先生都讲理,好相与。父亲又说今天我们带来的菜都没有卖出去,“不然……”

祖母立马会意,说她的钱完全够用,“在这里花不了什么钱”。

父亲点点头,嘱咐她要注意身体,祖母也点点头,然后去厨房下了非常美味的雪菜龙须面给我们吃,并没有久留我们。

回家的路上,天突然放晴,河水也变得清澈,我从父亲的脸上看到那种安静的感觉。过去,我们一起出门卖菜,要是换不回钱,心情都会很糟糕。可这次,虽然船舱里还堆了像小山一样的青蒜,但我们似乎都没有看到。

我突然明白,父亲过去对祖母的拒绝、冷硬,更多的是做给家中的祖父看的。

2

在雨后的水面上,父亲摇着船,橹声欸乃中,他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起了祖母的故事。

祖母很小的时候在逃荒的路上与亲人失散了,因此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人贩子把她卖给祖父做童养媳时,说她13岁,这个年纪是否真实,谁都不知道。婆婆交完钱,就把她随身携带的东西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另外还给她取了个新名字:“福珍”。

福珍身材纤弱,模样俊俏,说一口约略能听懂的南方话,村上一个见多识广的人说,她可能是杭州方向的人。此后,福珍就一直以“杭州人”自居。对于十分闭塞的小村子来说,杭州人就是外地人,活该被排斥。只要福珍从村里走过,小孩们就常常跟在她的后面发疯似的叫喊:“杭州人!杭州人!杭州人!”

福珍在外被挤兑,在家也不讨婆婆的欢心。作为童养媳,她个性天真,行为率直,被打骂饿饭是常事,手脚上总是带伤。19岁那年,福珍生下大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即便如此,她在家里仍然没有一点地位——那时候,婆婆还健在。

福珍的婆婆、我的曾祖母,是个厉害的女人,她早年守寡,家里没有顶梁柱,在乱世中靠着一点薄产独自拉扯两个儿子,颇吃了些苦头。那些残酷的经历让她变得性格暴戾,做事狠辣,两个儿子都十分怕她。

来年春天,20岁出头的福珍又生下了一个女儿,但这个女儿还在襁褓中就被婆婆悄无声息地抱走送人了。不仅如此,尚在哺乳期的福珍还被迫出去做奶妈赚钱,喂养别人的孩子。

福珍的丈夫,也就是我的祖父,比她大8岁,是家中的长子,对母亲千依百顺,从无半点抗拒,遇事不分青红皂白,无一例外只站在母亲的那一边。丈夫的木讷与寡情一次次地打击福珍,在深深的绝望中,她想过逃亡,但丢不下从小体弱、患有先天哮喘的儿子。

父亲告诉我,他从小就有哮喘,几乎是曾祖母养大的,“算是半个娘”。在他的记忆里,母亲福珍总在干活儿,每次犯了错误就没有晚饭吃。他很小就知道在碗橱的角落里偷偷留下半碗饭,趁曾祖母不在的时候再捧给母亲吃。因为这一点,福珍更遭婆婆的忌恨了,偶尔被发现,她又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

最后让福珍对这个家庭、婆婆和丈夫失去最后一点温暖奢望的,是一只碗。

一天晚饭后,福珍在厨房洗涮时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碗,这在从前被认为是非常不吉利的事,而且再买又要花钱。福珍害怕极了,拔腿就跑,婆婆二话不说,操起一根门闩就追,两个女人在夜色中从河这岸追打到了河对岸。

眼看就要被追上了,福珍闪身进了一户人家,婆婆把手里的门闩使劲朝她后背扔去,这时里屋突然窜出一个男人,把福珍往边上一推,那根门闩撞在了堂屋的一扇门上,发出一声巨大的闷响。一时间,几个人都愣在那里。

这个男人是河对岸的木匠,福珍认定,木匠是她的救命恩人。从此以后,福珍好像变了个人,她不再多嘴多舌,变得沉静、木讷,也失去了原有的灵气。经过这次追打,福珍终于明白,如果自己再犯错,婆婆真的会狠心要了她的命,不会有一丝怜悯。

在1952年,福珍经历了一次小产,再次失去孩子。到了冬天,农船要翻修,福珍就去给木匠打下手。

木匠是乡间的传奇人物,除了主业,其他工种也样样精通。据说,只要备好材料,他一个人可以将三间瓦房盖起来,而且他还有绝活儿,可以用一把凿子裁出一件衣服。不过,木匠虽然才艺出众、仪表堂堂,但多数女子心动而不敢行动——他已经接连死了两个老婆,还拖着几个需要照顾的孩子。

那时候,福珍虽然有了孩子,但连生活中的点滴温暖都很少得到。在婆婆的严厉管制中,她的眼睛从来没有往外看过,可是等一条散发着桐油味的大船下水时,她和木匠的爱情就无法也不想掩饰了。

婆婆守寡一辈子,强势了一辈子,出了这样的家丑,如同生生撕下她的脸皮。她要当着族人的面打死福珍,幸好那时已经是新社会了,即便千错万错,她也无权取别人的性命。

私底下,有族人劝福珍给婆家磕头认错,大事化小。福珍恐惧又无助,盼望丈夫站出来说一句话,可丈夫站在母亲身边,始终没有说出一个挽留的字。相反,木匠表现出了担当,他对福珍说,只要有他在,就不会让她受苦。

至此,福珍像吃了称铊,铁了心。

那个年代,在江南的一个闭塞落后的小村子里,福珍无疑是掀起一阵滔天巨浪。她表现出了罕见的勇敢,拼了命也要从家庭中冲出去。

婆婆咽不下这口气,临死还不忘关照儿子,如果福珍以后想要回来,必须按乡间旧俗,受打十三门闩、九火筒之罪,作为背叛的惩罚。

婆婆始终看不起福珍,认为她总有后悔,回来求饶的那一天。

3

父亲告诉我,祖母当年离开家的时候,他才8岁,当时的情景已经记不大清了,只记得家里的大人们大吵一架,闹得很凶。母亲走了他也没有放在心上,总觉得她还会回来,可过了几天,就有人悄悄逗他:“你妈不要你了,跟别人跑了。”

木匠对福珍的疼爱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他手艺出众,家里的生活也比别家富裕。福珍在爱情的滋润下褪尽青涩,格外明艳,像所有传统妇女一样全心服务家庭。她烧得一手好菜,把木匠的家打理得一尘不染。那时候,这种讲究并不属于乡下人,福珍真的活出了“杭州人”的样子。

可是,村上的人见了福珍都自动回避,实在无法回避就装作没看见。很多年里,福珍没有见过一张和气的笑脸,没有听过一句问候,她的“丑事”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嘲笑,即便是那些对她一无所知的人也瞧不起她,其中甚至包括某个时期的我。

福珍是村里的一个笑话,直到很久以后我长大成人,有了一些经历才慢慢理解她。倘若没有遇到木匠,日子再苦,她大概也是能继续承受下去吧?她与木匠感情很好,一共生育过3个儿子,但总因为各种原因不幸夭折,这使得她对我父亲极为看重。

父亲说,曾祖母作古后,祖母就偷偷回到河对岸来看他,暗地里照顾他的生活。他结婚的时候,祖母无法明着参加他的婚礼,但暗中准备了一条丝棉被子,叫他趁着夜色去取。60年代末,村里绝大部分人家都拿不出一条丝棉被子,想必她为这一天准备了许久。

那天,祖母再三关照父亲要善待新娘子:“把她当成真正的自家人。”

1977年秋天,祖母悄悄捎来两双白色回力球鞋,送给我和妹妹。

那时候,木匠年事渐高,失去劳动力,比他小十几岁的祖母决定走出村子,寻一条新的活路。她到城里做保姆,那个住在老洋房里的中学校长就是她的东家之一。后来她一直往外走,没有停歇。

在这之前,我们姐妹穿的都是妈妈做的布鞋,想要一双白球鞋几乎想疯了。我们拿着新鞋在家中狂喜,父亲和母亲看到了都没有说什么,祖父则根本不会关心。

那年国庆节前,父亲偷偷和我们说,祖母要带我们去镇上看电影,我们更是雀跃不已。我和妹妹只在乡下看过露天电影,从未进过电影院。到了约定的那一天,父亲把我们送到,祖母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衬衣,黑色裤子,正微笑地看着我们。

祖母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妹妹走进了影院,还给我们买了蜜饯和汽水。放的什么片子我早就忘记了,只记得出场时人太多,挤挤挨挨,把我和妹妹脚上的白球鞋踩脏了。

我们心疼不已,祖母说:“没关系,我有办法。”

不知道她从哪里找来了一截白色的粉笔,蹲下身子,帮我们把鞋子上脏的地方细心地描白。我站着,清晰地看到她头顶的黑发中夹杂着缕缕白发,开始明白,她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就是一个普通的祖母罢了。

不久之后,木匠去世了,祖母料理完后事,仍旧在镇上做保姆。可能是因为又没有家了,这样辗转各家的生活对她来说也容易适应。

我在镇上读初中时,祖母在镇卫生院的李医生家做保姆。她想给我补充营养,就用自己的钱买了菜,等东家上班后煮好了送到我的学校里来。因为从小没和祖母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总是沉默的时候多。祖母一如既往地讲究,总叮嘱我吃完后要及时把碗洗干净,“不然要发霉”。

有一回,祖母给我做菜被发现了,东家怀疑她偷菜,她只得拉我去说明情况。那位李医生长着一张刀条脸,不是很和蔼,等我满面涨红地说完,他已经不生气了,还问我的学业如何。我那时学习好,立马来了自信,祖母在边上也跟着松了口气,脸上流露出了自豪的神情。

也是那一次,我真切地体会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我对于祖母产生了一种既羞愧又怜悯的复杂感情,这个卑微的女人,给我的爱也显得那么卑微。

4

我离开小镇去别处读书,祖母也经人引荐去上海务工,当时她还不到60岁。此后,祖母很少回村,逢年过节偶尔回来,无论是衣着、生活方式还是宗教信仰,都与乡下的老年妇女有天壤之别。因为有着让人无法追赶的距离,村里的人都不大理她。

祖母住在木匠的老屋里,偶然会悄悄来看我父亲。那时,我父亲已身患重症,右侧身体已经完全不中用了。

有一次,祖母是明着来的,那天祖父也在家,他们两个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祖母哭着说,我家的三间瓦房是她年轻时做奶妈挣下的,她有理由回来住自己的房子。祖父一听,二话不说就抄起了手边的门闩。

当时,我父亲靠在南墙边,动弹不得,他的脑袋支在窗台上,闭着眼睛,脸上露出痛苦而无奈的表情。我想,听着年迈的父母争吵,他可能是想起了幼年时的某些场景,而此刻他依然无力帮助自己的母亲。

我怕父亲想不开撞墙,就扶着他回厢房坐下。外面继续吵了一会儿,到底也各自收了声。离开前,祖母到厢房来摸了摸父亲的脸:“我走啦,下个月放假再来看你。”

看着祖母依依不舍离开的背影,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祖父母、父亲、我,还有这个家,都纠缠在一种扭曲而无能为力的情感中。

从此,家人的心上有了一个疙瘩,总觉得祖母回来是想抢房子的。但彼时的我已经长大,知道生活不是白加黑那么简单,我隐隐觉得,与其说祖母想回来争房子,不如说她想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照顾自己生病的儿子。

祖母在上海侍候一位患病的老教授多年。

一次,我去看望祖母,也许是因为当时我正读着上海最好的大学,也许是时隔多年,人们的观念有所转变,老教授对我的态度非常和蔼。他问我的学业和对将来的打算,还用英语打听我有没有男朋友。

我红着脸低头不语,祖母在边上急着问他说的是什么,就在这一瞬间,我敏感地觉察到了某种暧昧的气息,令我感到非常不适。走的时候,祖母在阳台上收衣服,渐渐沉落的夕阳把她依旧苗条的身子涂了一层金边,但她流露出的老态已经无法掩饰了。

“祖母难道又要开启她人生的春天了么?”一种不适感压得我难以呼吸。

一直以来,我对祖母都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一方面,血浓于水,无法隔舍,而且即使她被所有人唾弃,我仍然能真切地感受到她身上那些光亮;另一方面,从小到大,她带给我很多不安,特别是她给全家带来的耻辱也让我从小就被迫承受着某种压力。

现在,随着年岁的增加,我理解了生活的复杂,回想起这一幕已经没有那么难受了。站在祖母的角度想,她唯一的儿子得了重病,她无法回到他的身边,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做打算也是应该的。只是那位老教授不久之后就撒手人寰,他的子女过来锁了房子,谦和有礼地让祖母离开,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祖母总是显得过于天真。她一生率直,不懂为人处世之道,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更不把虚名浮利放在心上,所以吃了很多亏。可能是因为早年的不幸经历,只要别人给予她一点点温暖,她都会全心全意地相信,甚至还要像飞蛾扑火般扑过去,全然不顾后果。只是在她的人生中,所有的幸福似乎都是短暂的,像雨中湿了翅的鸽子,扑簌簌地掉下来。

5

1997年,祖母的右眼长了一个瘤子,不得不摘去眼球。

75岁失去右眼的她离开了都市,回到乡下,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祖父还健在。名义上,祖母早就是木匠家的人了,我们的血缘敌不过俗世中的很多东西,在村委会的调解下,她还是住到木匠的老房子里,由木匠的后人为她提供一份口粮。

在祖父弥留之际,祖母过来看他,俩人都没有说话。祖父是说不出话了,他一生都无法谅解她,作为那个年代的男人,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一生都难以在村子里抬起头来。祖母大约是无话可说,她的人生兜了一大圈子,最后还是得赶来送他。

直到祖父去世后,我们一家和祖母的来往才真正没有了障碍,只是几十年里夹缠不清的关系以及长久以来对于这种祖孙关系的逃避与渴望,我们之间总是与别人家不同,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欲迎还拒。

据我所知,祖母晚年在乡下的日子并不好过,她从年轻时就一直做体力活,即使老了饭量还是不小。木匠后人精打细算给的口粮不足以养活她,所以断炊的事时有发生。好在那时我已经工作了,时不时可以接济祖母,她基本除了吃,不花别的钱,花费并不多。

我在城里工作生活,对祖母的照顾很少,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乡下帮她洗被褥、大件的衣服。在河埠头,把被褥泡在大盆里,我负责踩洗,祖母用一个小铅桶帮我加水。有时,冰凉的河水会让我冷得跳起来,祖母看到了,干瘦的脸上会绽开笑容——她的笑像花一样,慢慢地绽放,又慢慢地消失。

稍后,我们把洗净的衣物晾晒在院子里的绳子上,阳光下,风吹过,荡下一片片阴影,平静而又安宁。我们坐在阴影里喝茶,吃祖母做的一两样简单的点心,那是我们在一起最美好的回忆。

2006年春节,因为忙于工作,我没有回老家,于是托母亲带2000块钱给乡下的祖母。母亲回城时,把钱又悉数还给我,“她说她身边还有一点钱,她的脸开始浮肿了,身体也开始乏力,也许没几天活了,不想再糟蹋小辈们的钱”。

祖母这样冷静、平淡地看待死亡,让我不免有些心酸。

这一年初夏,乡下打来电话说祖母不慎跌了一跤,晕了过去,“已经开不了口了,怕是凶多吉少”。

我赶回去看,她躺在一顶蓝色的蚊帐里,干枯瘦小的身体好像一个孩子,一动也不动,只有粗重的呼吸声表明她的生命还在。我环顾祖母生活了多年的小屋,觉得有些震惊。简单的家什摆放得整整齐齐,厨房的灶台上纤尘不染,不多的几件器具擦得锃亮,抹布也洗得泛白,连灶膛口的柴禾都摆得整齐划一……

我不知道这个84岁的老太太是怎么做到的,这种坚持对别人来说可能毫无意义,但对她来说,那是“杭州人”流在血液里无法改变的执着。我的眼泪忍不住喷涌而出,心都绞痛起来,我站在床前叫祖母,边哭边叫。

走出小屋,我和木匠的孙子一家又寒暄了一会儿。虽然我们有着共同的祖母,但因前辈的纠葛,我们素无往来,甚至比一般的村上人更加疏远。那天,他们热情、客气地倒出两样茶来,一甜一咸,我按照礼节各喝了一口,然后就说到祖母是如何摔倒的,以及她会不会度过这一关,等等。

每个人的声音都自如地回应着对方,这一刻,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也没有多么复杂离奇,只是普通的乡邻。

3天后,他们打来电话,说祖母在中午时分过世了。她始终没有苏醒过来,是在昏迷中走的。当然,也不知道我去看过她。

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我并没有流下眼泪,也没有特别的悲伤。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像得了病似的,总是不能专心做事,心里好像空了一块。

我想,对于福珍来说,这个结局可能是上天给她的最后一点福气吧。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3000-12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题图:《相爱相亲》剧照

无障碍浏览 进入关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