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儿报仇，是舅舅一生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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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外婆早年在岸上没有土地和房产，全部家当只有一条木船。他们受雇于几家商行，通过水路，把浙江西部大山里的茶油、茶叶、笋干等土产运到杭州，再从杭州运火柴、肥皂、煤油、布匹等日用品到山里。一年四季，都在钱塘江上撑船。

1940年，我母亲在船上出生；1941年，舅舅也在船上出生。到了1950年，水运逐渐萧条，外公只好弃船上岸，在森工站谋到一份职业，养家糊口。

由于没有房子，一家四口只能租房过日子，受够了四处搬家的苦。母亲18岁那年，外公外婆就把她嫁了，看中的是我父亲在县城东门外有几间破房。

外公外婆上岸后，还有一件要紧事，就是逼舅舅去学一门手艺。都说“手艺在手，吃饭不愁”，以前，舅舅经常看木匠师傅修木船，觉得这门手艺吃人热的，拿人硬的，还受人尊敬，就拜在一位木匠门下做学徒。他手勤嘴甜，讨人欢喜，师父也毫无保留，把全身本事都传给了他。

3年后舅舅出师，能给人起新屋、架房梁，还能打家具、做棺材，挣口饭吃不成问题。后来他进了县木器厂，成了一名工人，眼见着日子越来越好，外公外婆却因病相继去世。

舅舅26岁那年依然单身，这在同龄人当中是很少见的。他长得不难看，浓眉大眼、身材匀称，侧面看还有点像一位叫“达式常”的演员。我母亲为他的婚事愁白了头，托媒人张罗了好多姑娘，但都没有结果，媒人如实相告，说人家嫌弃舅舅连一间躲风避雨的房子也没有。

后来，舅舅的婚事解决了。他有一个工友与县城北门利水弄的刘家相熟，刘家夫妇都是老实本分人，老刘在一家中药店帮工，妻子纳鞋底卖，他们有一个独女，20岁，长得白净秀气，初中毕业后学成裁缝手艺。刘家的三间平房专门腾出一间让她开制衣铺，她又收了两个乡下的女徒弟，每个月挣的不比工人少。

两个年轻人见过面，彼此满意，刘家夫妇高兴得合不上嘴。可我母亲知道这事后，既高兴又心酸。

我们县城不大，有两条笔直交叉的街道将县城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片区。本地有句顺口溜形容四个片区的人：“东门怂、西门笨，南门疯、北门穷。”

听老辈人讲，利水弄在北门，原叫“井水弄”，因为附近有个掘于明朝的老井，遇到干旱的年份，井水也不枯，县城里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打水，队伍排出很远。上世纪60年代规范地名，才改叫现在的名字。

早年在利水弄落户的，大都是打杂卖艺的穷人。他们看到这里有块空地就砌砖、垒墙、竖柱子，再在上头盖几捆稻草，就算扎下了根。刘家祖上是从江西南丰迁居到利水弄的，好几辈子嗣都不算兴旺，到了老刘夫妇这儿，晚年得女，香火都没续上。

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但老刘夫妇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招个“上门女婿”——这样既有人养老送终，刘姓也可以往下传，而且不会再出现因为没有儿子在弄堂里抬不起头、被原住户排挤的情况了。

为了结婚，舅舅只能答应了老刘夫妇开出的条件。我母亲无奈，带舅舅去给外公外婆上坟的时候，姐弟俩都哭了，觉得给祖宗丢了脸。

1970年1月，简单办了几桌酒席，舅舅正式“入赘”刘家。按老规矩，舅舅从此得改姓“刘”，但刘家老两口人好，说不必了。

刚开始，舅舅进出于利水弄总有些不自在，特别是看到有人在窃窃私语，总觉得他们是在议论自己。好在岳父岳母对他很好，妻子也知冷知热，舅舅慢慢地把自己从“上门女婿”的卑微中解放出来，开始体会家庭生活的幸福。

年底，舅舅的女儿出生了，随母刘姓，取名刘婕。刘婕满月时，刘家夫妇抱着她，给利水弄里的每户人家送上1斤扎了红纸的挂面。

2

利水弄整体呈东西走向，长七八十米，里面的路弯弯曲曲的。两边的房子墙靠墙紧紧挨着，狭窄、破损、简陋。

住在这里的人家只要打开大门，私人生活几乎暴露无遗。弄堂前面有个动静，不到一支烟的功夫，后面的人们就都知道了。而且弄堂里的人喜欢添油加醋说闲话，“弄堂口倒了一瓶油，弄堂尾死了一头牛”。

在逼仄狭小的空间里生活，催生出了一种奇特的人际关系——大家彼此亲近又相互提防，有时好得不分你我，有时又会因为一件小事大打出手。

1973年8月，南方的午后异常闷热，弄堂口传来了卖冰棒的叫卖声。3岁的刘婕开始掉口水，舅妈摸出3分钱，刘婕拿钱就朝弄堂口跑去。拿到冰棒，她正要舔上一口，站在她背后的小男孩突然伸手一把抢了过去，几口就吞下了肚。这个顽皮的小男孩叫黄猛，8岁，是利水弄里黄家的小儿子。

这一幕正好被从外面回来的舅舅看见了，他当然不至于跟一个小孩子计较，只是为了吓唬一下黄猛，喊着：“你这个兔崽子，敢抢我女儿的东西，我打你！”他在原地快速踏脚，假装追赶，黄猛撒腿就跑，可慌乱中被绊倒，摔掉了一颗要换的乳牙。

舅舅走上前扶起黄猛，发现孩子满口是血，就感觉有些不好意思了。于是，他和四周的邻居们调笑：“大家都看到了，这叫‘自取灭亡’。”

黄猛哭着回了家，不久之后，他爸爸黄汉成带着另外3个儿子气势汹汹地出现在舅舅家门口，骂他自降辈分年岁，跟摸鸡屎的小孩一般见识：“你还真下得去手，不就是3分钱一支的棒冰吗？”

黄家与舅舅家门对门，两家人路上遇见会打个招呼，但交往不深。黄汉成前些年没有正经工作，靠打零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下面又有4个好像永远也吃不饱的儿子，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所以偶尔会干点偷鸡摸狗的事，利水弄里的人都有些不待见他。黄汉成也识趣，跟人交往总显得低眉顺眼的。后来，黄家有个亲戚当了官，把他安排进了机械厂。加上大儿子参加了工作，手头顿时宽泛了许多，于是黄汉成走在弄堂里说话的嗓门都大了起来。

舅舅感到冤屈，向那些目击的邻居求证自己并没有动手打黄猛。然而那些邻居们竟然全部言辞含糊。

当年的市井生活单调无聊，不少人抱着看客心态，总希望周围发生一些事，好给自己平淡的日子增添一些乐趣，为此不惜煽风点火。那个假意追赶的场景，后来被邻居说成了舅舅追上黄猛，把他按在地上往死里打。

黄家父子4人向舅舅扑过去，胆小怕事的刘家夫妇早被吓傻了，根本不敢上前帮忙，舅妈和刘婕只能哭。舅舅被打得在地上足足躺了十几分钟，才在家人的搀扶下起身，一瘸一拐地走进家门。

在那个年代，打架是利水弄里的居民高效解决纠纷的方法，很少有人会找警察。打完架，吃亏的一方要么咬碎牙齿吞下去，从此认怂；要么凭血性打回去，一洗前耻。

半个月后，舅舅身体恢复过来，一天见黄汉成独自走在弄堂里，走上去将他打翻在地。第二天，舅舅遭到更猛烈的报复，黄家父子齐上阵，连8岁的黄猛也加入进来，他们围住舅舅痛打一番，之后舅舅就住进了医院。

从此，两家人结了仇。

3

几次正面过招，都以舅舅完败告终，这让他满腔愤怒又无可奈何。他家老的老，小的小，在县城除了我父母就没有其他亲戚，没有人可以帮衬。而黄汉成正值壮年，再过几年儿子们长大了，就更可怕了。

此时，舅舅才意识到“儿子”的重要性，他跟舅妈商量：“至少也要生5个儿子，比黄家多1个。”

1973年年底，舅妈怀孕了，非常喜欢吃酸的东西。老人们常说酸儿辣女，八九不离十是儿子。舅舅高兴坏了，对我母亲说：“我快有儿子了。”

可最后，舅妈生下了一个女孩。舅舅决定把这个女儿送人，舅妈舍不得，舅舅扯起裤子露出大腿上拳头大小的疤痕说：“这个伤留在腿上，痛在我心里，我只要儿子，不要女儿。儿子能给我报仇。”

舅妈拗不过他，第二天天没亮，舅妈把女儿喂得饱饱的，给她穿上新衣服，还把一张写有她生辰八字的纸条放在她怀里。舅舅用一只竹筐把孩子提出了家门，舅妈在后面追了几步，又停住哭了起来。

那天，舅舅偷偷将竹筐放在菜市场大门口，然后站在十几步开外的暗处装着等人的样子。没一会儿，竹筐前就围了好些人，他们议论纷纷，都骂这孩子的父母的狠心。

舅舅叹口气，扭头走了。

舅舅年轻时学做家具连接处的榫头，连做几次都没成功，被师父打了一尺子。第二天师父去木工房见他还在做榫头，满眼血丝，一夜没睡，师傅见了直摇头。他固执、认死理，认准的事一头牛也拉不回。为了生儿子，舅舅经常带着舅妈看医生、吃中药，听说哪里的菩萨灵验，不管多远都要去拜。

2年后，舅妈再次怀孕，又生下一个女儿。满月后，舅舅就把这个孩子抱给别人。对门的黄汉成知道了，得意洋洋，在弄堂里说：“刘家风水不好，绝对生不出儿子。女儿有什么用，以后都是要嫁出去的，撑不了门面，最多招一个上门女婿充充假。”

这话触碰了刘家最疼痛的部位，这次，连老刘夫妇都冲进黄家拼命，结果全家人都被打了。那次是我去派出所报的警，警察把双方教育了一番就走了，警察告诉我：“这种事多去了，所里人手少，真的管不过来。”

以前，舅舅下班会给别人做做木工活，赚点外快贴补家用，可自从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生儿子”这件事上后，其他事情就都耽误了。舅妈也一样，她的制衣铺半开半关，几个女徒弟散去，几乎没什么生意。老刘夫妇年纪越来越大，干不了活，家里的生活条件一落千丈。

可对门黄家的日子却越过越红火，大儿子找好了对象打算结婚，房子不够住，黄汉成就把原来的平房拆除，在原址上造起了一幢两层的楼房。

以前黄家与舅舅家是门对门，但准确地说，门是错开的，一个偏左，一个偏右。但这次造新房，黄家的大门比舅舅家的门大了许多，而且是正面相对。过去的人迷信，认为邻里门对门不吉利，造房子时会有意避开。利水巷里有人偷偷对舅舅说：“黄家的大门就像一张血盆大口，你家以后别想有好运气。”

可人家的大门想怎么开，这是人家的自由，舅舅知道来硬的不行，就去街路上买了两瓶酒，第一次低声下气地找黄汉成协商，希望他把房门往左或往右挪一挪，尽量不要正面相对。谁知道黄汉成把舅舅赶了出去，两瓶酒也摔在路中间。

舅舅气得全身发抖：“这辈子你也别想好过！”

在道士的授意下，舅舅在自家门楣正上方挂了一面镜子和一把剪刀，以求避邪镇恶。可这年秋天，不好的事还是发生了，他的岳父老刘被查出食道癌，拖了半年，人就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

按我们当地的风俗，老人咽气前，儿孙要上床把老人扶起靠在自己胸上，意思是：“放心上路不用怕，有儿孙做靠山。”老刘临终前靠在舅舅的胸前拼尽力气，指着对门说：“斗不过，就别斗，自己过日子，更要紧。我走了心里也不踏实。”

老刘去世后，按风俗要给他做“七”，也就是每隔七天，亲属要奠祭一次。期间，舅妈劝舅舅把门上挂的镜子和剪刀摘掉，舅舅想了想，只用一块红布把它们遮了起来。

舅舅家门上挂的镜子和剪刀，多少年过去，镜面脱落，剪刀生锈（作者供图）

4

在刘婕12岁那年，舅妈再次怀孕。为了提前鉴定胎儿性别，舅舅又是托人又是送礼，最后B超结果显示还是个女孩。舅舅面无表情，让舅妈把胎儿打掉，这次引产对舅妈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伤。

我的父母再也看不下去了，再次劝舅舅不要斗了，干脆把利水弄的房子卖掉，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如果缺钱，我们先给垫上。”

可舅舅一口回绝，仇恨像一颗种子，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已经占据了他的心。他不走，就要留在利水弄：“看他们能把我怎样。”

两个家庭的矛盾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刘婕像是路边的一株小草，在夹缝里慢慢地成长。她逐渐懂事，越来越觉得自己对不起家里，认为全家人的痛苦，全是因为她。

女儿的心理的变化，舅舅完全看不见，但他知道黄家每一个人的岁数，甚至知道他们喜欢吃什么，平时跟什么人来往。

1985年，刘婕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重点高中，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舅舅才认真看了看这个女儿。更让他感到兴奋的是，10月，39岁的舅妈终于查出怀孕了。

可那时计划生育已经被定为基本国策，对超生的打击异常严厉。舅舅舅妈是城镇户口，按规定不能生二胎，为了不走漏风声，舅妈关了制衣铺，每天足不出户。

一天，舅舅专门来到东门外，偷偷告诉我母亲，说死去的老刘托梦给他，说舅妈这次怀的是男孩。可舅妈怀孕6个月的时候，一天中午正吃着饭，家里的大门被人使劲推开，十几个男女把舅妈拖出门，塞进了路边的一辆面包车。

等舅舅赶到医院时，舅妈肚子里的胎儿已被引产了，是个男胎。舅舅的眼珠子血红，一个像个小领导的中年妇女怕他闹事，就解释说，他们也很无奈：“要不是有人举报，我们也不会知道，既然有人举报，我们就要有交待。”

舅舅问举报人是谁，中年妇女没有明说：“这个你心里面比谁都清楚吧。”

回到家，舅舅拿出自己做木工时用的斧子，冲进了对面的黄家——不久前舅妈被人拉走，黄汉成夫妇在门口看热闹，分明还露出了笑意。

“你这个杀人犯！”舅舅指着黄汉成的鼻子，流着眼泪，“要不是你举报，我儿子就不会被引产，你杀了他，你欠我一条人命！”

说罢，舅舅抡着斧头把黄家的东西劈了个稀巴烂。第二天，黄家作了回应，把舅舅家烧饭的灶头也挖平了。在我们当地，挖灶跟挖人祖坟一样，被视作最恶毒的报复。

经历这一次的闹腾，舅舅元气大伤。他开始酗酒，用酒精麻痹自己，试图从无尽的痛苦中短暂地解脱出来。

1988年，刘婕考上大学离开了家，42岁的舅妈再次怀孕，又一次燃起了舅舅的希望。被强行引产的那次，她本来要做结育手术，但由于身体的缘故被耽搁了。

刘家在江西那边还有几个远房亲戚，舅舅想让舅妈到那边“躲生”，等生米煮成了熟饭，再把孩子抱回来。我母亲知道后，竭力劝他们慎重考虑，毕竟舅妈是高龄产妇，比较危险，而且那几年很多人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受了处罚。可舅舅根本听不进去，他还想再赌一把，我母亲也不好再多说，只能偷偷塞给舅舅200元钱。

1989年5月，舅妈在江西南丰生下一个女孩。得知消息，舅舅似乎已经麻木了，瘦瘦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回，轮到舅妈想把孩子抱给别人，但舅舅坚决不同意，满月后就把她们母女接回了家。

毫无疑问，舅舅被开除了公职，丢了工作。原来在木器厂，舅舅工作认真、技术过硬，一直被领导赏识，还把他列入培养对象，准备未来提拔他当车间主任。可是因为超生，一切都泡了汤。

从此，舅舅只能开木器铺养家糊口，他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在利水弄显得垂头丧气。对于黄家人有声无声、有形无形的欺侮和伤害，他无动于衷，甚至都不会抬起头来看一眼。

黄家的儿子一个接一个长大成人，连三儿子都要结婚了。婚礼那天，黄家摆了好多桌酒席，邀请了弄堂里的很多邻居。当然，舅舅被排除在外。舅舅不吵也不闹，只是把木料和工具都搬到自家门口，开始“乒乒乓乓”地敲打——他在打一口棺材。

黄家人气得不行，但也不好发作。然而这件事，却让利水弄里的舆论风向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些原来同情舅舅的人开始心生反感，觉得他采用这种手段报复实在太过分、太阴损。

说来也巧，从这之后，黄家人的运气似乎都不太好：先是黄汉成的妻子生了一场大病，住了3个多月的医院；接着，黄家大儿子跟妻子离了婚；不出几个月，黄猛骑自行车经过十字路口，被一辆进城拉化肥的拖拉机撞断了3根肋骨。

黄家把这一系列的厄运都归罪于舅舅的诅咒。报复、反报复，在两家周而复始地上演着。

那段时间，母亲让我去舅舅家看看。我无意中注意到，舅舅的小女儿刘姣有了令人担忧的变化，在家人数落、诅咒黄家人的时候，小小年纪的她会拣起小石头，扔向对门。

“可别把孩子给毁掉了。”母亲跟舅舅舅妈商量，把刘姣接到了我家生活。每到了星期六把她带回去，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顿饭。

一天傍晚，我带刘姣走出利水弄，在晚霞的余晖里，我回头望了一眼。弄堂里的人在吃饭、乘凉、拉家常，热闹又寂寞。

5

1992年刘婕大学毕业后本可以分配在杭州的一个行政部门工作，但舅舅坚决不同意，让她必须回来。我去劝舅舅：“刘婕有机会在省城工作，这是天大的好事。”

舅舅看我一眼：“我家的事情我做主！”

我从凳子上“腾”地一下站起来，冲他吼道：“舅舅，你会毁了她一辈子的。”

最后，刘婕还是回到本地，在一家国有企业当技术员。她是大学生，长得又漂亮，很快就成了很多男青年追求的目标。可她早就心有所属，对方是她的高中同学，师范毕业后在本地的一所中学教书。这个小伙子我见过，长得斯文，性格坦诚直率，应该是一个值得托付终生的人。

刘婕的自由恋爱遭到了舅舅的激烈反对，他抛下了一句话：“要是你还继续跟他交往，以后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了，当我没生你这个女儿。”

刘婕没办法，只好哭着和恋人分手，再次接受舅舅的安排。

舅舅看中的人姓胡，叫胡进，长得人高马大的，在一家工厂当机修工，算是县城里的一个“人物”。胡家三兄弟在社会上结交了一帮小兄弟，偶尔打群架，下手还特黑。

和刘婕交往的那段时间，胡进经常带着一帮小兄弟在利水弄里进出。后来，黄家的窗玻璃和屋顶的瓦会莫名其妙地碎掉，黄家四兄弟走在路上也会被人偷袭暴打，他们心里都明白是谁干的，但无可奈何。

那段时间，舅舅显得扬眉吐气、得意洋洋。他已经初步通过刘婕的恋爱，改变了自家与黄家的力量对比。只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利水弄里的人孤立了。

舅舅想让胡进跟自己当年一样当个上门女婿，可胡进一听，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绝对不行，这让我以后怎么在社会上混？”

1995年5月，刘婕嫁给了胡进。一年后，胡进为了替一小兄弟出头，参与了一次群架，把对方的一个人打成了残疾，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宣判当天，黄家人在自家门口放起了鞭炮。舅舅躲在家里，半个月没有走出大门。

南方的冬天阴冷彻骨，利水弄里的老人们总爱在午后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自从老伴去世，舅舅的岳母就像被抽去了魂魄，变得木木的，连饥饱都不知道。一天，她竟坐到了黄家的大门口，弄堂里来往的人都觉得奇怪，直到她从椅子上滑下来，有人过去扶，才发现老人已经没了气息。

人死在自家门口，黄家人感到非常晦气，又觉得十分害怕。这件事情发生后，黄家的四个儿子先后从利水弄里搬出去住，屋里只剩下黄汉成夫妇。

过了两年多，胡进从牢里出来了，就像变了个人，再也不去社会上混了，在自家兄弟的帮助下凑了一笔钱，开了一家餐馆。后来生意越来越红火，又盘下了一家酒店。

刘婕所在的国企越来越不景气，2001年，她干脆辞掉工作和胡进开起了“夫妻店”。几年的时间两人就攒下一笔钱，在新开发的城南小区买了一套跃式房，精心装修，打算让舅舅舅妈从利水弄里搬出来，跟他们一起生活。

舅妈心动了，但舅舅死活都不肯。那天晚上，我去劝舅舅搬家，他说：“我就住在利水弄，要看着他们一个个不得好死。”

对于利水弄，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舅舅都充满了埋怨和仇恨。换作别人，恨不得尽快远离伤心之地，而舅舅仿佛是自虐一般，依然要直面这些人和回忆。他的话让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疼痛，昏黄的灯光把我们的身影映照在老屋的墙壁上，显得十分空荡、冷清。

2005年，刘婕生下了一个儿子，舅舅知道了又笑又哭。刘姣大学毕业后，考进了一家事业单位，2015年结婚，现在她的儿子也4岁了。随着年纪增大，舅舅舅妈会经常想起那当年没留下的女儿们。

我帮着到处打听。据说，第一个孩子多年前就迁到金华生活了；第二个孩子直接被抱到了安徽，没有任何线索。舅舅叹口气说：“现在她们应该都结婚成家了吧？”

每到双休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刘家两姐妹就会拖家带口回利水弄陪父母吃顿饭。舅舅把两个外孙叫到跟前，一手牵一个，要在弄堂里慢吞吞地走上两个来回。

两姐妹无奈地摇头，舅妈说：“由着他吧。”

后记

城市向外拓展，利水弄被高楼大厦围在中间，年轻人满世界讨生活，纷纷在外面买房搬走了。原来的住户，只剩下像舅舅舅妈、黄汉成夫妇这样的老年人。

好多次，我去利水弄看望舅舅舅妈，会与黄汉成夫妇正面相迎。他们满头白发、表情痴呆、双眼浑浊、步履蹒跚，有时候还会跟我打声招呼，声音沙哑又缓慢，透出一丝慈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会不会经常回忆往事。

直到利水弄拆迁前，两家人依然对门住着，只不过都安分了许多。有可能是由于多年斗下来，累了、倦了；也可能是年纪大了，都想开了。

要拆迁的利水弄（作者供图）

今年7月初，政府要对城北的“利水弄”进行拆迁改造，我舅舅也是拆迁户之一。舅舅搬家那天，我去帮忙了。狭窄破旧的弄子里被进出的人和车子挤满，十分喧闹。几十年的老邻居们相互大声问好，有的在互留电话号码，有的在拍照留念。

只有舅舅站在自家门口望向弄堂尽头，目光空洞。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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