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卑诗省爱情故事：娶个白富美，再把她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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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加拿大疫情爆发时，加拿大政府官员的“操作”可谓十分“奔放”，三级政府官员都去中餐馆吃饭、拥抱加拍照，号召民众不要排斥中餐厅。新闻照片中，总理杜鲁多在中餐厅露出标志性的帅哥微笑，想鼓励国民：“到中餐馆吃饭，不会传染！”

政府官员这样作秀，除了安抚民众，也是因为中餐已经算是加拿大的一个“支柱型产业”，特别是在温哥华的列治文，这个城市被戏称为“两岸四地”，满街的中餐馆创造了当地1/3的GDP。

但列治文的中餐馆联盟并不买政府的账，从2月开始就连续开会，决定休市，并强烈呼吁政府发补贴。

在“呼吁政府支持中餐厅休市”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个西人记者心怀叵测地问：“对中餐厅的补贴，是不是应该以去年报税的营业额为依据？”

会长回答：“这是当然的！”

记者又问：“您知道列治文的中餐馆行业是‘现金为王’吗？”

会长答：“我不知道，我不了解，我从不知道哪个餐厅收现金。”

记者继续咄咄逼人：“最近一个华裔开办的肉联厂爆出税收诈骗案，老板年收入160万，报税却只报5万/年。他隐匿的现金收入，就是多个本市的中餐厅在他这进货用的现金。”

场面一度变得十分尴尬，会长和副会长只匆匆回答了一句“我不知道这家肉联厂”，就掉头走了。

当时，我在报社翻译到这条西人媒体的新闻时，脸上热辣辣的。华人社区很小，大家从街头巷议中早知道了这起税金诈骗案的大概：这个给外国媒体递刀子的肉联厂老板姓方，岁数不大，他来加拿大后迎娶白富美，创业成功，走向人生巅峰。后来和妻子闹离婚，打了几年官司，跌落云端，蹲了监狱，拖下的债不知道啥时还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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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在中国是个成功的商人，2002年，全家投资移民加拿大，把家安在温哥华。他在温西买下一栋大宅给妻子和独生女茜茜住，自己继续做中国的生意，太平洋两边飞来飞去。

茜茜在加拿大念完高中后，考上了东部的一个大学，念了4年都没毕业，便在2010年转回温哥华的一个大学继续念经济学。就在这年年底，21岁的茜茜遇上了真爱——穷，但是上进的好青年小方。

那时的小方还是个货车司机，在一家华人开的肉联厂打工。小伙子意气风发，他告诉茜茜，自己是从计算机系毕业的（后来小方父亲说，他没毕业），梦想是开一个自己的公司。他还说，自己在好多公司都有10%到15%的股份。

相比起富家女茜茜，小方的成长经历要复杂得多。他父亲是在2003年以难民的身份来到加拿大的，等拿到身份后，就以“家庭团聚”为由将妻子、儿子和女儿都从中国“申请”了过来，一家四口先在多伦多安了家。

虽然方妈妈后来说，他们在中国时阔得不得了，有好几套房子，在多伦多也阔得不得了，买了好几栋楼，但在2004年，方家搬到温哥华的时候，小方带着新婚妻子和新生的儿子，和父母、妹妹一起租住在温东的地下室里。

随后几年，除了还在念书的女儿，方家的每个成员都在为生计奔波。小方和父亲做货车司机，方妈妈做保姆，小方妻子生完孩子不久就出去教钢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小方和妻子离婚，妻子带走了小宝宝。

认识茜茜时，打工几年的小方已经小有积蓄，在2011年7月还给自己置了一套列治文的“城市屋”（就是国内说的townhouse），算是完成了阶层跃升的第一步——在温哥华，许多西人若没有父母的帮助，四五十岁才能混到这个份儿上。

这房子一楼是车库，二楼是客厅，三楼有3个卧室，家具都是小方从Craigslist上买的，这个网站像国内的“58同城”，又像是“闲鱼”。

根据法庭资料，小方的房子在这个街区，类似的格局。（作者供图）

茜茜对小方的话压根没核实，交往一段时间后，她就蹦蹦跳跳地带着小方见家长。

虽然两人的家只隔10多公里，可若开车从温西往温东走，仿佛穿越了两个世界——温西的独立屋街区，绿树婆娑、鲜花盛开，路边剪草的老人笑容亲善；车子越往东开，路两边越变得破烂，没精打采的流浪汉就坐在街边，入夜后的人行道上，会展开无数的铺盖卷。疫情期间，温哥华政府花了血本把这里的流浪汉都请去住酒店，预防聚集性传播，却没料到流浪汉们拿着政府发的钱，在酒店里各种嗑药，往死了嗨。最后嗑药造成死亡率创了历史性新高，比新冠的死亡率还高。

见面后，小方用自己的能力和才华，迅速征服了茜茜全家。老高夫妇表示无条件支持女儿的选择。或许是见时机成熟，几个月后，小方才向老高夫妇和茜茜“坦承”了自己那段伤心的婚史。

老高只问：“结过婚，那有没有孩子呢？”

小方斩钉截铁地说：“没有！”

“真的吗？”

“确定！”

于是，小方这“短婚未育”的过去就算翻了篇儿，小两口就开开心心筹备婚事了。

这桩婚事的筹备阶段，一直是老高一家在买买买。老高先给小两口5万加元的现金，又送了他们10万加元的手表。茜茜的亲友们也纷纷给小夫妻写礼物支票，在结婚当天，小两口往自家账户上存入了6.3万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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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小两口将小方的房子做婚房，还摆了进屋酒，请了好些朋友来玩。不过现实生活并非有情饮水饱，在温西住惯了“大屋”的茜茜，很快就觉得自己住不惯温东的“城市屋”了——毕竟，老高的豪宅跟孟晚舟的洋房只隔了几条街而已。

老高见不得宝贝女儿受委屈，就带着女儿成天看房，过目了二三十套房之后，在自家住的那条街隔壁，“一碗汤的距离”，看上了一栋售价210万加元的独立屋。那栋房子的外表虽然不起眼，但房主在内部装修下了血本，装修款都顶小方房子的一半价值了。

小方跟茜茜说：“（虽然我们家庭经济状况相差很大，但是）我什么都不想要。”还很磊落地跟老高提出：“我和茜茜现在买不起这个房子，但是有一天我会有钱买下它，不如爸爸来买它，放在我的名下，这样会帮助我建立商业信誉，做生意方便。如果以后房价涨了，我就按照涨的价格向爸爸买下它，如果房价跌了，我也按照每年10%的增值来买下它，还爸爸的首付。”甚至还说：“我和茜茜可以还按揭，就算给爸爸房租了。”

老高家信奉“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女婿一身傲骨，无论房价涨跌都愿意自己扛，老高觉得也没道理不同意女婿将房子挂在他名下的“唯一要求”，就当是“代持财产”好了。

于是，房子的首付老高来出，房子是小方和茜茜住，按揭也由小两口来还。老高给女儿转了85万加元，小方自己去申请贷款，对银行声称：“我月入1.8万（实际上他月薪3000加元），我妻子在一家企业工作，月入4千（实际上茜茜没有工作，这个企业的老板，是小方的客户），我开着一台奔驰，价值9万（这辆车确实他开了一两次，不过车主是他岳母），首付款，我在银行账户有85万。”

银行问：“你有债务吗？”

小方回答：“没有任何债务。”

在加拿大的银行贷款，表格的最下方有一行字：“我声明我所说的都是真的，如果有假话，我承担责任。”申请贷款的人签个字，就表示这都是真的了，银行也不会喊你去找单位盖个公章，找一堆什么证明材料。信用社会，就是这样。

小方打肿脸充胖子，骗了银行迅速放款，但茜茜有点发愁，跑回家问老高：“按揭办下来了，可月供怎么还？”老高二话不说，又拿出1万加元，贴补小两口去付头3个月的月供。

接下来，小方全心扑在事业上，扩展自己的公司业务，开始频繁指使茜茜回家要钱：

2012年9月，茜茜跟老高说：“小方需要4万刀（加元），钱要不能到位，他的公司就要死了！”

2012年10月，茜茜又回家，向父亲又借了4万加元。

2013年2月，茜茜说，还要再借钱……

总之，只要小方叫她去跟父亲要钱，她就照做，至于钱啥时候还、有没有抵押、算不算利息，她都不去想，在岳父家，反而小方总是显得更懂事的样子：“爸爸，你借给我的钱，我都会每年算10%的利息给你。”

宠爱女儿的老高也没多想，有时直接说：“你自己到家里去保险箱里拿，有2万刀现金在里面，先拿着，我再安排其他的钱。”后来见女儿总来要钱，干脆说：“我已经做好准备借给小高更多的钱了，要支持他的事业。”

一般茜茜拿了现金，都是先存进自己账户，再给小方写一张支票。就这样，陆陆续续，小方从岳父家借走了22.8万加元，没打过一张欠条。一次家庭聚餐，老高开玩笑说：“哎呀，小方啥时还钱呀？”茜茜立刻排揎了老爹一顿：“人家都说了，要给你10%的利息的嘛！公司要运作，没钱怎么行？”

当然，小方并没告诉岳父，他“代持”的豪宅，已经拿到银行去抵押贷款了，套出50万。小方喊茜茜去银行签抵押协议，茜茜也痛快签了，一句也没跟父亲提过。

后来，茜茜在法庭上说：“我签字，因为我从没有想过我们有一天会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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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岳父的资金支持，小方的“信用”一下就建立起来了。他本来也能干，很快在列治文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他创办了一个肉类加工厂，没过多久，这个肉联厂就成了列治文的不少中餐馆的供货商，还是一些华人的肉类食品采购地。

列治文的中餐代表了加拿大中餐的最高水平，餐厅数量多，菜品价格贵，生意火爆，随便找个小馆子吃碗牛肉面，加税加小费，也要20加元（折合120人民币），还得等位。中餐厅利润高，进货量也大，给他们提供原材料的肉联厂，生意自然也不差。

我去过工业区里的两家华人肉联厂，进门一个小开间，门口停着几辆冷藏货车，办公室有巷道连着冷库，牛肉、猪肉各种肉制品堆到天花板。小开间多半是老板坐的，三面都是玻璃，方便老板眼观六路——往里看，能观察到员工是不是在埋头工作；往门口看，能看到顾客是不是要出门、手上提了多少肉；往外看，看车子是不是老老实实待在车位上。

这类肉联厂，往往有一张白纸贴在墙上，写着各种肉类的价格和“只收现金！”不管顾客买多少货，都不能刷卡。但这并不会减少顾客，因为一些只有华人才吃的东西，像大肠、蹄子、猪肚、猪板油、火锅肉片，只能在这种地方买到。

小方的肉联厂（图源：Richmond News）

小方把家人都安排在肉联厂里工作，妹妹是会计，爸爸帮着打理，妈妈也领工资。

他曾意气风发地告诉茜茜，肉联厂一天就能卖出8万加元的货，有时候能到10万。每天小方带着当天收讫的现金回到家后，累得人往沙发上一瘫痪，钞票一扎，就往保险柜、往床头柜里一甩。等到要用钱时候，直接从抽屉里拆开一扎钱用。每天出门时，小方的钱包也总是鼓鼓囊囊装着3000元以上的现金。

小方有时让茜茜帮着点算家里的现金，但从不让她帮忙记账，小方用收据来记录这些不入账的现金，茜茜常常在家看到收据，有3位数的，也有4位数的。

后来茜茜在法庭上对这段婚姻生活做的陈述（作者供图）

有一次，茜茜听到小方抱怨：“我爸太不像话，在厂里帮我忙，就把收的现金拿走了！”茜茜后来听丈夫讲，那天出纳把现金一收，晚上给公公交账，没想到公公立刻揣着现金直奔赌场。自此后，小方吃一堑长一智，再不让父亲碰钱。

小方还曾经带着茜茜去收账，他开着车，一家家中餐厅收货款，都是现金，茜茜就坐在副驾驶座等着。

从2013年7月开始，小方让妹妹做账：每个月给岳父付800加元的工资，给岳母付1200元的工资。陆陆续续，工资“发”了2万多刀。

后来有懂财务的朋友给我说：“小方造工资单有经验，算计的是真精明。”亲爹亲妈、岳父岳母、妹妹都在账面上帮公司打工，还给从没进过厂门的前妻发着一份工资，厂子工资成本高，交给税务局的税就少了。他一边“收现金”开源，一边“发工资”节流，税务局要收点小方的税，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那大约是茜茜婚后最舒心的时间——眼看着丈夫走上了成功的道路，虽然不知道他到底赚了多少钱。

尽管小方的肉联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每个月他只给茜茜1000加元的生活费——这笔钱，连交他们温西大宅的水电、燃气、垃圾费都有点勉强。好在娘家有钱，茜茜的生活也不窘迫。

家里的现金多得发毛，但小方没还岳父一分钱，还有空就带着妻子去说服岳父：“爸爸，我们一起投资个房子吧，温哥华房子要火。”

老高想必对女婿的商业眼光的“前瞻性”表示了肯定——后来，看了几十套房后，小方选中了列治文的一栋独立屋。他写下一个协议，自己先签了字，交给老高，协议上建议：“我们一起集资买房，房子写我妈妈的名字，由我妈妈向银行贷款。”

老高对写亲家母名字倒没有意见，还好心地问：“写在你妈妈名下，又要你妈妈去贷款，那你妈妈的利益怎么体现呢？”

小方大方地说：“没事，不用给她什么回报。”

老高说：“那不行，如果亲家母来贷款，那么这房子以后要是卖了，要给她5%的利润作为报酬。”

老高将自己的建议添加进了协议，便给女婿转了钱，小方再转给自己的妈妈，当首付。

这栋价格147万加元的独立屋，便挂在了方妈妈的名下。

然后，小方还专门成立一家新公司，买下了肉联厂的厂房。他自己只占公司10%的股份，剩下90%的股份写成了父母和妹妹的。小方还用自己父亲的名义买下了库房，每个月“给”父亲一笔租金。通过施展财技，小方做到了“一人致富，带动了一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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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茜茜生了个女儿。

生了宝宝，茜茜也生了疑心病，总怀疑小方在外面有女人。她刷Facebook时很认真，终于翻出一张照片：“这个男孩是谁？为什么和你一起合影？”

小方只好承认，这是他儿子，就是过去“短婚未育”那场婚姻的结晶，也住在列治文，跟着妈妈，快上中学了。

解释完，小方拂袖而去，茜茜还没决定是吵还是闹、要不要马上回家告诉母亲，却听见手机一响，婆婆发过来一条短信：“抱歉，是我让儿子不要告诉你这件事，我怕你们因此走不到一起。”

方妈妈说来说去，总之，“他是有娃娃，不过这个娃娃一直跟着妈妈，所以从技术上来说，相当于没有娃娃。”

如果遇到不较真的中国姑娘，估计男方家哄一哄、跪一跪，这关也能过。但对于加拿大人来说，在子女问题上说谎，相当于把天捅了个洞。

在前年，加拿大移民局曾将一个已经都拿了枫叶卡的中国男士遣返——这个中国男士在移民时无论填表还是跟海关、移民局，都掩盖了自己和一个已婚女士婚外情产下私生子的事实，说自己没有子女。等若干年后孩子妈妈离了婚，跟这位男士再婚，想“配偶移民”时，移民局查了孩子的DNA，判定该男士“欺骗加拿大”。

在加拿大长大的茜茜自然不能原谅小方，两人越闹越僵，终于闹到了离婚的地步。但因为没有签婚前财产协议，婚后的财务状况又混乱得一塌糊涂，小两口各执一词，连谈判基础都没有。

茜茜以为，他们夫妻俩的共有财产包括有3栋房子，1个肉联厂（1个厂房和1个库房）。

但小方却亮出了底牌：列治文的小房子，是自己婚前买的，在自己名下，是婚前财产；他们住的温西的大宅，写两人名下，已经被拿去做贷款抵押，他一断供，银行就有权利收房子；列治文新买的大房子，写在他母亲名下，算他母亲的财产。

至于厂房，是小方和父母、妹妹合开的公司名下的，他只有10%的产权，分给茜茜5%可以了；

库房在方爸爸名下，方家的公司为了避税，除了要给家庭成员开着很高的薪水，还要给方爸爸的库房付不菲的租金，“保本微利”，年收入多少、利润率多少，茜茜从来没有碰过账本，怎么可能知道？

见小方原形毕露，茜茜于2015年底向法院起诉离婚，要求小方按照100万加元的年收入付“配偶赡养费”和女儿的抚养费。

我查过一篇加拿大律师写的关于“配偶赡养费（spousal support）”的普法文章，“人到中年就想换老婆”的人看了，会哭晕在厕所。

配偶赡养费有两种，第一种是补偿性质的compensatory support，“如果一方曾经因为要带娃，要做家务，要配合另一方的工作调动，到另一个城市，放弃自己的职业，放弃自己的学业，那么离婚时她/他应当得到经济补偿”；第二种，是劫富济贫性质的non-compensatory support，“离婚双方更富有的一方，有责任保证另一方的生活水平不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在加拿大，按照“配偶赡养费指导（spousal support advisory guideline）”，离婚时一方给另一方的费用，最高可以达到收入60%到70%。

我曾经看到一个西人男士在社交媒体上@了一大堆律师，含血喷天：“我60%的薪水都划给了前妻和孩子，我怎么活？这个法律还让不让人活！”一个离婚律师凉凉地回了他一句：“天平的另一头是2个甚至3个人，你怎么活，他们就要怎么活。”

所以，加拿大的西人是谈离婚色变的。多数情况下，离婚不但分走一半身家，给配偶赡养费、抚养费，还要扒掉一层皮。常有收入颇丰的西人在社交网站上征友时心慌气短，先标注一行小字，给未来女伴说：“我要付前妻的赡养费和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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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精明如小方，是绝不会让自己落到那步田地的，对于他来说，婚姻是只能赚，不能赔的事。

小方两手一摊，在法庭上甩出自己的报税单——他年年给税务局的报税的收入都是5万加元，因为妻子指出他做生意使用现金交易，他还给自己的收入增加了一点，承认实际收入有6万加元——按照小方这个收入，配偶赡养费和抚养费，顶天了也就2000加元一个月。

除此之外，小方打出一套组合拳——他让他母亲上法院把自己给告了：“还钱，他欠了我70万，这是个共同债务，该他和茜茜一起还。”

母子二人对法官说，小方为了做生意，在2011年向母亲借了36万，这笔债务越拖越大，到了2016年，已经有70万。方妈妈还出示了两张新鲜打印的表格，记录着儿子借了自己多少钱。

法官问：“当时打过借条吗？”

方妈妈说：“我本来每次借给儿子钱，都在笔记本里记了的，但是这个笔记本现在找不到了。”

过几天，法官再问方妈妈：“你的笔记本呢？”

方妈妈估计已经忘了上次自己随口扯的“笔记本”一说，答：“我是记在纸条上的，我的纸条找不到了，我每次出庭带的大包，纸条肯定就在里面。”

可她是从哪儿来的钱借给儿子的呢？方妈妈在法庭上发了誓后，开始痛说家史：“方家是很富的，我们在中国有几套房子，多伦多买过楼，我还曾经开过炸鸡店，做过生意。我们家当年移民的时候，有几千万人民币的资产。”

茜茜的律师问：“多伦多的几栋楼，和您做生意的炸鸡店，我们是否可以看看证据？”

方妈妈反手就亮出几张炸鸡店的照片，可谁也看不出在哪儿拍的。

“营业执照呢，账本呢？”

没有回答。

“那你们当年为什么要申请难民，而不是申请投资移民？”

没有回答。

茜茜律师又追问：“当年入关的时候，有没有申报过你们的财产？”

（注：按照加拿大政府的规定，移民登陆的时候，或者是第二年报税之前，要向税务局披露自己的所有海外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这是个“交家底”的意思，银行里有多少钱，在原住国有多少房，都先说清楚。如果不说，一声不吭的从国内转钱过来，那就会被税务局当成收入了。）

还是沉默。

律师：“你借给儿子这么多钱，这些钱从哪儿来的呢？”

方妈妈：“朋友给我的。”

法官：“那把朋友喊来作证！”

又是沉默。

“为什么方在向银行申请温西房子的贷款的时候，没有声明过自己欠你的这笔债务？”

没有回答。

律师转头又对小方出示了他当年贷款时的申请表格：“那，当初向银行申请贷款时，你为什么没有提过这笔债务？”

小方说：“这申请表格不是我签的。”

律师目瞪口呆，说：“这表格是从你的贷款文件file中拿出来的。”

小方看了一眼，只答：“只有签字是我的，其他的话都不是我说的。”

法庭上下，被方家母子的魔幻表演惊得鸦雀无声。法官沉默了，在后来的判决中，他幽怨地写了一笔：“反正，方的父亲已经回到了中国，也并没有被审判。”

面对丈夫和婆婆的无耻行径，茜茜气急败坏地对法官说：“这些年，婆婆一直住在我丈夫婚前买的房子里，这房子租出去至少是5万刀一年，婆婆并没有给过租金。婆婆每个月还在公司里领工资，她不吭气地全收了——难道这些补贴都没有还清婆婆的钱，居然还冒出来新的欠款？”

法官一翻工资单，在家带着3个孙子的方妈妈，一直在公司里领着薪水，真不知道她老人家什么时间来上班的。

小方的前妻也被当作原告方证人传上法庭，但她的证词却是：“我嫁到方家的时候，全家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我从没有听说过方妈妈借给我前夫钱的事。我和他离婚的时候，也没有分过债务。”

因为加拿大打官司贵，80%以上的案件是根本不到开庭就结束了——在开庭之前，两边把证据拿出来往桌子上一摆，大概就知道是谁输了谁赢了。然后，赶紧在开庭之前和解。如果非要上法庭，通常也不敢“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而是两方律师坐下来，有商有量地拟定个庭审计划，快快审完，可以省钱。

可如果到了法庭上，一方面对白纸黑字还抵死不认，谎话连篇，那庭审会被拉得长之又长，搞出来天文数字的律师费，原告或被告，总有一方最后必须买单。

小方和茜茜这场离婚官司，光是质证就开了31天庭。

说到离婚原因时，小方的回答也是亮了。

茜茜的律师问：“你为什么不告诉茜茜你已婚、有孩子？”

小方答：“我早就告诉过茜茜我有孩子，她一直知道，是她让我瞒着她父母的。”

律师出示了方妈妈的短信，问：“那你妈妈为什么给茜茜发短信，说孩子这事是瞒着茜茜的？”

小方：“我也不知道。”

而后说到温西的大宅，小方称“房子是岳父给我们的结婚礼物”，再说到婚后他不断指使妻子向岳父借钱时，小方却不承认了：“这些钱是我妈妈借给我的。”

律师说：“这是你的银行记录，其中，XX年X月你存入的2万，是茜茜在父亲保险柜里拿的，然后给你的，你存入了你的银行账户。”

小方：“这就是我妈妈给我的钱！”

律师拿出茜茜开的支票留底：“这是茜茜当时付款给你的支票存根。”

小方：“那好吧，就算是吧。”

后来，看着岳父打出来的一笔笔转账的银行对账单，小方又信口开河：“我从岳父这儿拿走钱，是因为我和他有个‘现金协议’，他在加拿大给我多少加元，我就在中国给他多少人民币，是我要帮他。”

这套说辞不由让很多旁听的人哑然失笑：老高那里有一大叠汇款单，都是从中国把人民币换成加元汇款过来的，每一次汇款的汇率损失和汇款费用，都是自己承担——如果按照小方的说法，老高先把人民币换加元汇给女婿，损失一笔汇率和费用，再让女婿从中国给自己人民币，再损失一笔钱，这是何苦？

茜茜气得给小方发过一条短信：“你说我爸爸要和你加元换人民币？他是关心你，要帮你才汇款给你的，他的钱并不是闲钱，换起来也很麻烦。你要用钱赚钱，我爸爸也知道怎么用钱赚钱，我宁可他是把钱拿去赌，拿去输光，也不要借给你。你太卑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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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方的生意虽然以现金交易居多，但自知还是不保险。在和茜茜离婚后、等待财产判决的那段时间里，他迅速又注册了个公司。新公司用老公司的办公场所、设备、员工，依旧是父母和妹妹都弄来当股东。

小方忙着通知之前有业务往来的餐厅和老顾客，以后就从新公司拿货——老公司从此变成个“扛活”的，出品的肉，用很便宜的价格卖给新公司，然后再卖给餐厅和顾客，利润就算在新公司了。

这样，即便到时老公司被茜茜分走一半，也损失不了多少。

但高家毕竟是个移民快20年的、根深叶茂的富商家庭，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有力的证人。列治文一个餐厅老板站出来作证：“XX年X月，方的妹妹通知我，以后就从新公司拿货了。”这个餐厅老板还证实，每一个老顾客的迁移，都是几十万的进货额度。

小方公司的出纳也出来作证：“公司里有一本发票，是千位的，凡是不入账的钱，都记在这本发票上。我收了现金之后，每天会把它们都交给老板，老板会记在一本手工账本里。”

见自己的伎俩被识破，小方搬出了温西的大宅，开始每日流连赌场，一方面是给自己减压，一方面是给茜茜示威：他宁可进赌场也不付赡养费和抚养费，法官2015年底发给他的支付令，每个月8000加元，他付了2个月就不付了。

而且，他搬出温西的房子后，就停止支付房子的按揭款。几个月之后，茜茜收到信——这栋房子就要被司法拍卖！

加拿大的司法系统在“配偶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的这件事上，历来只怕一种人：真·穷人。

在卑诗省，有专门的立法来给单亲父母讨债，省政府有专门机构来管“拖欠抚养费/赡养费”的追讨，申请简便，手段凶狠，免费服务。单亲父母只需要给该机构寄一封信，填一个表，把当年法院登记过的离婚协议附上，这个机构就如狼似虎地来讨债了。

不给抚养费/赡养费？

一张notice给银行，银行就乖乖把钱划走了；一张notice 给雇主，雇主就老实把欠债这方工资扣下来划走了；一张notice给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就把欠债这方该领的福利直接划走了。

驾照？取消！各种职业执照？取消！有房子/车子/船？lien （留置权，相当于冻结令，不结清欠款不能卖）！只有老赖的银行里没有钱，没车房，没职业执照，没工作，也不指望政府的养老金、残疾金、失业保障金，那加拿大司法系统才拿他真没有办法了。

尽管小方“坚壁清野”，给自己的财产设下重重防火墙。但他还要做生意、收现金，就不是真穷人。被逼急了的茜茜，翻来覆去地跟法庭申请：“他自己开公司，一定藏了很多现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满屋都是现金。我不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我申请要搜查证据！”

法官回顾了之前31天质证的艰辛，想起自己在法庭上好几次命令方家母子说真话，法槌敲了又敲，然而并没有什么用，母子两个心理素质好得很。法官也领悟了：“方是这样的人，他只承认被查出来的东西，他对法庭的蔑视，令人震惊！”

既然小方不见棺材不掉泪，那就进他公司去搜！2015年11月25日，法官给出了搜证令，允许茜茜的律师和一个中立的律师一起，去小方的肉联厂搜财务室和厂房，寻找隐匿财产的证据。

律师手拿搜证令走进肉联厂时，小方正在门口的玻璃小开间里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里录入票据，他一眼认出来茜茜的律师——毕竟是法庭上大战了好几十个回合的——马上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说时迟，那时快，隔着玻璃墙，律师看到小方往窗前一扑，抓起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票据，还有一把车钥匙，往窗外呼地一扔，哐当一声，笔记本电脑在地上砸得粉碎。

被小方这个举动惊住的两个律师们，与小方面面相觑。震惊过后，恢复了语言功能的律师立即质问：“刚才你扔了什么？刚才你桌上是有个笔记本电脑吗？”

小方也恢复了镇定：“没有笔记本电脑，我只是有点气闷，我打开窗子透了个气。”

听到律师的描述后，法官愤怒了。

2016年，小方没能在家过年。他因为“伪证和蔑视法庭，判处监禁6个月，执行1个月监禁，其余5个月缓刑。”

按照加拿大的“家庭法”，当事人最多被羁押30天，法官的缓刑，是想在小方头上悬把刀，指望着他洗心革面，不要再满嘴跑火车。

然而威慑没有达到效果，接下来进驻肉联厂的法务审计师的工作，依旧陷入了僵局。

7

2018年，再次经历了13天艰苦的搜证工作，法务审计师终于走上法庭：

“我没办法知道我的报告是否完全正确，我只能说，欺诈是大规模的。我查出隐匿的270万现金，而这只是隐匿现金的冰山一角。我没办法知道，我是不是看到了全部的账本。

“我派出的说英文的手下，在肉联厂里待不到一天。

“销售员去拜访餐厅的时候，我的人根本跟不上，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餐厅老板那里）收了现金。”

“货车司机出门送货，我的人跟不上货车，所以无法确定他们是不是送货时就（从餐厅老板那里）收了现金。

“方的母亲没有来上班，我就算待到11:30，也没见她人影。

“我看了大量的账本，但是没法知道缺失的账本在哪儿。

“我找公司要每个人的岗位说明，一直到结束审计都没有拿到。

……

“我只知道，有的事情十分荒谬！”

法务审计师的陈述记录（作者供图）

审计师发现，小方妹妹做的那本现金账和总账对不上，卖掉的肉，总账上很多都没有出现过，而收来的钱，现金账本上也没有记全。肉联厂的利润率时高时低，在小方和茜茜离婚前，年利润率有8%，在他们离婚后，利润率从8%掉到了5.3%，最后跌到2.6%。

这个肉联厂，有的人工资很低，例如老板小方——2017年，按照账本上看，肉联厂盈利230万，但是发给小方的工资只有5万；而有的人工资很高，例如小方的新伴侣——她只在周六来上班，月薪却有4000元。

最后，审计师得出结论：小方的肉联厂，营业额约2400万/年，估计至少有270万左右的现金被藏起来了。

The Mirror的报道：离婚案涉及税务诈骗，按揭诈骗、伪证和回扣！新闻题图为挂在方母名下的那套房子

此时，高家再一次找来了同业证人，当年小方打工的那家肉联厂的老板自愿出来协助调查。

老板说：“我的公司和小方的公司，在产品线和价格上，不说是完全相同，也是相当水平了。在餐厅里，顾客现金付款是很普通的。饭店里的员工、厨师，都愿意公司以现金方式发工资。肉联厂的高层管理人员年薪应该在10到11万（加元）之间，我的公司净利润率在6%以上。”

所以，小方的肉联厂，货不比这家肉联厂的便宜，生意不比这家肉联厂的差，那么，小方“少赚”的钱，自然就是藏起来的钱。

看到“现金收入”已经被坐实，小方在法庭上开始沉痛承认：“我是收过现金，现金都是我一个人收的，我的妈妈，我的妹妹，他们都不知道。我愿意把我收的现金，都向税务局主动披露，披露之后补税就是了。”

可他“主动披露”的，还是比查出来的少。他说公司有12个客户是给现金提货的，可工作人员说，至少有20到30个客户是现金交易的。

审计师推测，小方的公司有大量的发票被销毁了，而这些发票都是小方保管的。小方也承认：“笔记本电脑硬盘摔坏了，我也没备份，我也没辙。”

即便如此，法官还是拼凑出了小方公司收现金的操作流程：

列治文有20到30个中餐厅，在小方的肉联厂现金拿货——送货的司机送货时从餐厅收现金，回来后直接将现金交给出纳，出纳清点现金之后，交给小方，由他亲自在现金账上记账。

此外，还有证据显示，肉联厂的出纳被法庭命令要交出票据的时候，方妈妈曾挡住监督人员视线，让她去销毁票据，可能有一麻袋票据被偷偷运出去销毁掉了，其余的大量记录，则在那台被小方摔坏的笔记本电脑硬盘里。

8

2020年2月，卑诗省高等法院的法院，法官终于做出判决：“方的一家，毫无信用，持续的说谎、编造，用尽手段来延误诉讼。我并非对原告的证据完全地满意，但他们的证据确实拼出了大部分真实的情况。”

小方的肉联厂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估值240万加元，一人一半，茜茜应当拿到120万。如果茜茜怕收不到钱，可以直接坐镇小方的厂，来行使一半的股东利益。

小方的收入，法官裁定是160万/年，按照这个数字付配偶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其中，子女抚养费1.2万/月，茜茜应当拿到80万的一次性赡养费。

小方从老高那里借的钱，和10%的利息，必须归还。

列治文挂在方妈妈名下的房子，到了2019年价值245万，必须卖掉，收益87%归老高，其余归小方和他母亲。

温东小方的城市屋和温西的大宅，一起被税局加了lien。两套房子都得拍卖，卖掉的钱先还小方欠税务局的税，再还小方向银行借的50万贷款，最后才是老高的首付款。

对胡搅蛮缠、把诉讼越拖越长的当事人，卑诗省的民法有个特殊的谴责方法：“special cost”。法官为了表达对不诚实的当事人的鄙视，直接判一大笔对方的律师费给他。在法官看来，在法庭上一方故意做伪证，就是让另外一方不得不花大量的律师费来揭露真相，那律师费得归做伪证的一方出——41万的律师费，小方必须马上付清。

眼见半生奋斗要化成灰，小方第一时间上诉到卑诗省Appeal court（上诉法院），申请对一些金额进行重审。几十万的律师费换来一箱箱的证据，估计还要花几十万律师费，这场战争才能真正结束。

他的上诉，让列治文的中餐馆集体躺枪。媒体又开始夹枪带棒地讨论，言下之意，希望税务局要严查中餐馆。

随着讨论的发酵，一大波中国的投资移民也开始被波及。早在2016年，加拿大税务局就开始招募懂中文的雇员，目标是核查“隐匿的现金收入”。

2019年3月到9月，卑诗省被查出漏报税款就有1.5亿。UBC大学的一个学者提供数据称：列治文是投资移民定居率最高的城市，2014年的国家统计显示，这里的投资移民在定居10年后，收入低于难民。

一家媒体也写道：“我一直很奇怪，列治文有最多的中国投资移民，最高的房价，居民报税的中位数收入却是6.5万元/年——加拿大的中位数收入是7万元，大温哥华的中位数收入是7.2万元。”

小方这些年撒过的谎，像他搬起的一块大石头，重重地砸在他自己、列治文中餐业和“年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投资移民的脚上。

判决那天，出了法院，茜茜一家向左走，小方一家向右走，没说一句话，也没人回头去看一眼。

英语有俚语说：Law can never protect one’s heart, law can only protect one’s right（法律维护权益，却从不维修破碎的心）。如果上帝能够大手一挥，把这两个人放回到2010年，枫叶染红的温哥华的街巷，白富美遇到俊朗的货车司机，司机真心诚意地说：“我离过婚，有一个孩子，我可以追求你吗？”

白富美会掉头就走吗？

（文中的当事人均为化名）

编辑：许智博

题图：《彩虹的重力》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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