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世前,他们对病情一无所知

2020-09-25 10:32:22
0.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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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年秋天,一个夜班,老丁的妻子来到病区办公室,说老丁胸口灼热很难受,想让我过去看看。我起身赶去,可站到病房门口,眼前的一幕让我感到啼笑皆非——

六十多岁的老丁把灰色POLO衫的下摆撩到胸口,双手高举,整个胸腹部都紧紧贴在墙壁的白色瓷砖上。他扭头看着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洛医生,我的胸口太热了,这样贴上去就很舒服。”

南方初秋暑意未消,早晚间依旧有些凉意,我担心老丁着凉,便劝他坐到床上让我听听心肺。老丁一脸不情愿地离开墙面的瓷砖,一屁股坐在床上,露出孩子般赌气的神情:“洛医生,这都打了这么多天针了,为啥还是反反复复的不舒服呢?”

老丁的额头很开阔,眉间拧成一个“川”字,黑白相间的短发矗立着,隐约能看见头皮。他脸颊的肉顺着唇角微微下垂,配上抿紧的嘴唇,看上去既焦虑又紧张。

我含糊地“嗯嗯”了两声,把听诊器放到他的胸口,听了一会儿,然后按了按他的肚子,问这样按会不会痛?

“不会。”

我把听诊器收到白大褂的口袋里,露出一个微笑说:“您这是慢性病,肺气肿,本身就是没法完全治好的,而且随着时间拉长会有所加重。我们治疗的目的就是尽量把这个症状减轻,减少发作的次数,不过这需要时间,咱们得耐心点儿。”

老丁皱着眉头,忧心忡忡,“我听老朋友说这是热气迫肺,属于内热,需要使用清热解毒的药物,你们有没有给我用上啊?”

我看了看他正在使用的药物单,正巧,里面有一款“清热解毒”的中成药注射剂。他听后,眉头稍稍舒展了一些,神色有所缓和,我趁热打铁让他别再贴瓷砖上降温了,一方面医院里细菌多,瓷砖很脏,另一方面这样做确实容易着凉,“着凉了可不好,外寒内热,病情会加重的。”

“那我该怎么办?”老丁望着我。

“可以弄块凉毛巾来敷一敷,我这边再给您用点药,就肯定会舒服了。”

“用什么药?”老丁忽然露出警惕的表情。我怔了一下,说是缓解症状的药。

“等等吧。”老丁眼里闪过不信任的冷光,“我先敷一敷毛巾。”

走出病房,我让护士给老丁量个体温。过了10分钟护士来报告,说他的确有些低热,但暂时还不需要做药物处理。我心里很清楚,无论是老丁胸口灼热还是发烧,其实都不是肺气肿引起的……

我是一名内科医师,在一个南方小镇上的卫生院工作。

卫生院占地面积不大,大门仅能容两辆小汽车同时出入,楼与楼之间的空间狭小逼仄,就诊人数多的时候,院内到处停满了各种车辆。冬天有风的时候还好,每到潮湿闷热的夏季,行走其间,总令人感到胸口憋闷,仿佛待在蒸笼里一般。

外部空间如此,里面也好不到哪儿去。卫生院体量不大,总共也就开放200多张床位,这个数目,甚至还比不过大医院的某些病区,所以病房里的拥挤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

走廊放了加床和床头柜之后,留下的空间只够两个成年人毫无间隙地并排走过。三人病房里的病床间距不到80厘米,双人病房好一些,但也就1米左右。每次需要将病床推出来的时候,都要像个娴熟的老司机一样左挪右闪才能成功把病床带出病房,待到要推进去的时候,又要大费一番周折。

与这样条件相匹配的,是捉襟见肘的医疗资源:老旧的医疗设备、学历低的年轻医生、药品种类不齐全的药库……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但凡有条件去大医院就诊的人,都不会将我们这里作为首选。所以我们收治的患者大多都是家在附近、病情较轻的。而特别危重的患者,选择来我们医院,基本上都是出自于同一个原因——等死。

这个南方小镇有一个传统的说法,人的最后一口气必须在家里或是祠堂咽了,否则就会变成无人供奉的孤魂野鬼,找不到回家的路,也没办法投胎转世。

因此,镇上的人会把濒死的亲人送到卫生院,让他们在医护人员的围绕下,走上最后一程。当某一天,医生宣布“可以回去了”,家属们便迅速将病人送上救护车,一路奔向村里的祠堂。

在这些等死的病人当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晚期肿瘤患者。老丁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已经是肺癌晚期了,和很多病友一样,他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病情。

2

老丁不是我的病人,卫生院规定,“谁收的病人谁管理”,原本我和他并不会有太多交集,第一次接触,是因为同事的嘱托。

那天夜班,轮休的同事王医生忽然给我打电话,说他的一个病人请假回家后不舒服,要回科室来处理一下,让值班的我先帮忙看看。我把手机放下不久,老丁就来了,一同过来的,还有他的儿子和妻子。

老丁的儿子比我高,大踏步地走在父母的前头,一见到穿着白大褂的我,便扬起下巴,毫不客气地说:“王医生说他刚交代过了,让我们来这里处理一下。”

没有称呼,也没有个“请”字,在医院里,这种家属并不少见。老丁夫妇倒是十分客气,口中说着“麻烦了”,脸上也都带着笑,不过老丁笑得有些勉强。

我让老丁在他走廊的加床上坐下,问他哪里不舒服。他摸了摸胸口,告诉我:“这里不舒服,总觉得闷闷的。”我常规用听诊器听了一下,没有听到什么特殊的呼吸音,做了个心电图,也没发现特别的异常。

老丁显得特别紧张,眉头紧皱,嘴唇紧紧合着,抿成一条细细的直线,本就勉强的笑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靠在床头的姿势,都透露出几分僵硬。他问我为什么要做心电图,我耐心解释说,因为他以前患过肺病,现在又胸闷,所以要做个心电图,看有没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那结果怎么样?”老丁的儿子问话的时候,下巴高傲地指着我的鼻梁,像我欠了他百八十万一样。我说老丁有一些心肌缺血,可能是慢性肺病时间长了,影响到了心脏。

“王医生说要开点药来用,你给他开一下。”老丁的儿子命令我。

我不再理他,转向老丁说:“阿叔,给您用点药,吸一会儿氧,待会就舒服了。”老丁很感激,连忙问我姓什么,我把自己的胸牌晃了晃。

开好药,老丁吸上氧,我回到办公室的电脑前开始写病程记录。过了一会儿,老丁的妻子踱进来,堆着一脸笑,凑到我的旁边轻声问:“洛医生,用这点药就可以了吗?”

其实在他们到来之前,我就匆匆了解过老丁的资料,肺癌晚期,家属期望不算高。我告诉老丁的妻子,老丁的症状不算太严重,可以先用这些药看看,要是没什么改善,再加也行——我仔细斟酌着用词。

每次和家属说病情、治疗方案的时候,我都会谨小慎微。想起自己此前还在重症监护室工作,一天,一位重症病人的病情有了起色,检验的各项指标也明显好转,我喜不自胜地把好消息告诉前来探视的家属,家属连连称谢。结果到了第二天,病人的情况急转直下,家属立即翻脸,连声谩骂,不堪入耳——从此以后,我说话都会留三分,也学会了保护自己。

那天晚上用完我开的药,老丁感觉好多了,自此以后,每当在病房走廊里遇到,老丁夫妇总会主动向我打招呼。有时遇到我值班,老丁还会拎着他的吊瓶走进来,跟我聊两句。

兴许是王医生病人太多,平时没什么时间跟老丁沟通,一打开话匣子,老丁就停不下来,除了聊自己的身体状况,还会讲些他年轻时候的事。一来二去,我慢慢了解到老丁的一些往事。

老丁年轻的时候在采石场工作,开山放炮、切割石块、扛包搬运……什么都做过。因为知识有限,没有做防护措施的意识,工作时都没有佩戴口罩,积年累月患上了尘肺病。

尘肺病是由于长期吸入粉尘,导致肺部出现纤维化的慢性病变,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明显表现,等年纪大了,就会开始出现胸闷、咳嗽等症状。随着病情逐渐进展,就会发展为活动后气喘,更严重的还会呼吸困难、有生命危险。

确诊后,老丁去了省城的大医院治疗,恢复得还不错。之后他离开了采石场,干起了装修,这一干又是十年八年。装修工地也躲不开粉尘,还存在各类化学刺激性气体,老丁的肺最终变得越来越差。前几年,他感觉自己身体状态每况愈下,体力不支,活动量大一些就会有气喘,才把装修的活儿给停了。

说到年轻时工作的事,老丁总是眉飞色舞,眼里闪着光,可一说到现状,他的眼神就会黯淡下来,“这是第三次住院了。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会做,哪有像现在这样(虚弱)?”老丁摇了摇头,嘴角还带着一丝自嘲的笑,“也不知道这病什么时候是个头。”

3

其实1年前,老丁就在我们这个小卫生院住过两次院。离开之后又去了省里的大医院,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在化疗及靶向药物治疗过程中,老丁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整个脑袋都长满了血泡,因此不得不停止。省城的医生告诉家属,“没办法了,回去当地姑息治疗吧。”——当然,这些不是老丁告诉我的。

省城大医院医生提出来的“姑息治疗”,确实能舒缓恶性肿瘤病人身体及心理上的痛苦,提高他们最后一程的生命质量。前两年有一部叫《生命里》的纪录片,里面提到上海临汾社区服务中心设立的“舒缓疗护区”,就是这种理念的实践形态。但拥有这样配置的医院少之又少,且绝大多数都只在资源丰富的大城市。

在我们这家小卫生院,甚至没有开设肿瘤科,当然也没有各种各样新型的抗肿瘤药物,可以开展的肿瘤治疗手段少得可怜。如果医生发现患者属于早中期肿瘤,会建议家属去更高等级的医院治疗;假如患者已经进入晚期,家属多半是不愿再去上级医院的,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与其去大城市受尽折磨,人财两空,不如留在家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后回祠堂也方便。

当然,这里的病人家属们也似乎总愿意相信,即使是生了重病也不该让患者本人知道。他们“贴心”地隔绝了信息,而这么做的理由通常是——“怕知道后承受不了”。所以每当有癌症晚期患者来我们科室,家属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先找个理由把患者留在办公室外,然后提着一大堆病历资料走进来。他们凑近医生,压低声音,告知患者患了什么癌,然后补上一句:“他自己是不知道的。”短暂的眼神交流后,医生和家属就达成了一种不能言说的默契。

其实按法律规定,患者享有对自己病情的知情权,而医生也有将病情详细告知患者的义务。然而现实却是,如果家属明确要求医生不要告知患者实情,医生还是不管不顾地说了,患者若是做出什么过激行为,比如:轻生、对他人造成伤害……医生就会面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轻者遭到家属的投诉、谩骂和殴打,严重时还会被一纸诉状告上法庭。

相比冒这么大的风险,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玩笑,大多数医生还是会选择参考家属的意见。毕竟,医生也只是普通人罢了。

老丁第三次住院结束,出院后的第11天,我竟然又在病房里看到了他。他的眉头微微蹙起,唇边挤出一丝笑容,说:“发烧了嘛!”

因为还有别的事情要忙,我没有多问就匆匆离开了。那天午休,我和王医生在值班室里闲聊忽然想起这件事,便问:“哎,老丁又来住院了,这次怎么样?”

“就那样呗,癌症晚期该怎样还是怎样,想怎样也没法怎样了。”王医生喝了一口茶,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我倒是发现他总会去找你聊天,怎么样,他有没有总是跟你说‘这里,就是胸口这里被热气堵到,所以才会难受的’?”他一边说一边模仿着老丁的样子,在胸口比划。

我点点头。

“我都快被他烦死了。一个上午就找我四五次,每次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只要稍微有一点不舒服立马就提着吊瓶进来了。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一看到他过来,我就去查房。”王医生苦笑:“其实就是肿瘤嘛,没什么好办法的,他自己肯定也怀疑,他家属又不让跟他说,弄得病人神经兮兮的。”

离世前,他们对病情一无所知

我也觉得老丁这么敏感,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他很焦虑,总想通过蛛丝马迹来确认自己的猜测。因为家属不让明说,这种猜测大概只会让他越来越焦虑。

王医生无奈地摇摇头,叹了口气,说现在凡是要加点药,老丁都会问是什么药?有什么作用?有时候给他打的是缓解症状、镇定情绪的药物,还要专门编个理由来骗他。

“真是心累,这样的病人,管一个顶俩。不过——”王医生斜眼看了看我,戏谑地笑:“现在有你帮我分担火力了,好好加油吧。”

王医生这边话音刚落,我就看到老丁提着吊瓶从办公室门口走了进来,我拍拍王医生的大腿,轻声说了句:“来了。”王医生扭头一看,笑容立马收起来,问有什么事。

老丁先和我打了声招呼,又皱起眉头,一脸严肃地倾诉起来:“王医生,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热气憋在胸口,再加上最近洗了冷水澡有点着凉,热气发不出来,所以才会胸口难受,你说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王医生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了老丁的自我诊断。

4

面对一个个被亲人“善意的谎言”蒙在鼓里的肿瘤患者,卫生院的医生护士们早就习以为常了,但还是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演技。

我曾经管过一个胃癌晚期的患者,老方。进医院的头两天,他突发下肢瘫痪伴有尿失禁,同时腰下部位的触觉、痛觉、温觉完全缺失。入院前,亲友们安慰他,说这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老方也觉得问题不大,来卫生院住几天,输液输到能走就可以回家了。

那天,老方热切地望着我这个主治医师,眼神里满是期待,我也笑着拍他的手:“嗯!我们打几天针看看,会好起来的!”

事情当然不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么简单。我看了老方近期的复查资料,某一项肿瘤免疫检测指标的数值很高;另外,腰椎核磁共振的报告的确提示了腰椎间盘突出,但里面还提到了几个微小的、建议进一步检查的异常信号。

“肿瘤转移的可能性极大。”我建议老方的儿子将他转回原来的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最起码,人家的仪器设备是全的。亲属们同意了,不过几个月后,老方就又回来了,他躺在平车上,依然不能动弹,尿管还留在原来的位置,人比之前更瘦了。

在那家医院,老方做了腰椎手术,截瘫还是没能好转,肿瘤又发生了全身多处转移,持续发烧了一个月。医生让家属们好吃好喝伺候着,随后办理了出院。而家属们这次送老方来卫生院的目的也很明确——“只要人舒舒服服地走,就行。”

每隔几天,老方都会殷切地问我,他的脚什么时候才能动?

而我,由于经常被家属请求对病人隐瞒病情,不仅练就了一身炉火纯青的演技,还有一套成熟圆滑的话术——当患者问“医生,我到底得了什么病,为什么还没好?”“医生,我是不是得了癌症?”之类的问题,脸上一定要做到波澜不惊,然后说出一个无懈可击的答案——医学知识浩如烟海,说一个存在类似症状的诊断,大多数时候很简单。

那天我告诉老方,他的腰椎间盘突出比较严重,“压得周围的神经细胞死掉了很多。神经细胞是最难长的,死了一个是一个,咱们输液是给腰部的神经消消肿,给它补充营养,尽最大的努力,看能不能恢复过来。”

每次我这么说,老方总是会点头称是,旋即又会抛出另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我还总发烧呢?”

“在床上躺太久了,活动太少,这肺里的痰不好排,里面就容易长细菌,容易发炎,所以就老发烧呀。”

其实老方发热的原因很复杂,不但有肺炎,还有尿路感染、营养不良、恶性肿瘤的影响。然而在隐瞒病情的前提下,说清楚反而成了难以做到的事。好在每次解释一番之后,老方都很满意,继续安心接受我们的“姑息治疗”。

有时候我甚至会怀疑,其实老方早就已经猜到了自己的真实病情,只是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转而向医生求取一些虚假的心理安慰罢了。

面具戴多了、戴久了,也会感到疲惫。若是碰到能坦然面对病情的患者和家属,就会轻松得多。

王医生告诉我,他曾管过一个六十多岁的女患者,姓赵。十多年前,赵阿姨曾经因甲状腺恶性肿瘤在省城的大医院治疗,之后一直未发现明显的复发迹象。2018年年底,她因为一次心肌梗死住院,检查后发现肿瘤早已复发,还悄悄转移到了大脑、肺和肌肉等位置。

赵阿姨的孩子们并没有向她隐瞒病情,最后是赵阿姨自己拿的主意,决定不再治疗,而是回家休养。偶尔来住院也是因为身上实在难受,来缓解一下症状。

一天轮到我值夜班,查到赵阿姨的床时,看到她像平日一样坐着吸氧,肩膀一耸一耸的,很费力。她脑后绑着长长的马尾辫,头发烫过,染成了棕黄色,很时尚。见到我,赵阿姨的脸上还是挂着笑。

“阿姨,今天吃东西能吞得下吗?”我知道她的肿瘤已经开始压迫食道,可能已经影响了声带,所以进食会比较困难,声音也变得嘶哑。

“粥水可以吃下去些,太多就没办法。”她笑。

“会不会痛?胸口或者别的地方?”

“今天不会。”

我给她听了听双肺,还是老样子,里面有些地方声音很弱,有些地方很嘈杂,这是肿瘤和肺炎共同导致的。我收起听诊器,她依然笑着看我,依然不问任何有关于自己病情的问题。

5

像赵阿姨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少了,更多的肿瘤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治疗,很容易对自身的病情产生疑问,由于医方的语焉不详,随着肿瘤病情进展、不适感增加,患者会进入一个负面情绪不断放大的恶性循环——这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让老丁备受困扰。

老丁第四次住院,住了将近一个月。那段时间里,他一直反复发热,无论是用退热药、激素、高级抗生素,都没法完全遏制。这应该就是由肿瘤引发的低热,然而我们无法解决。老丁变得烦躁不安,脸上完全失去了笑容,见到我也不再主动打招呼了,而是僵着一张脸。除了在卫生院里治疗,还喝了很多中药,好在最后体温降到了正常范围,他出院了。

再往后,老丁成了我们卫生院的“常客”,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对王医生的意见越来越大,好几次我都听到他们在办公室激烈地争论,内容无非是关于病情为何一直反复,治疗为何不按老丁的意思来……

兴许是受到老丁焦虑情绪的影响,他的妻子也开始变得神神叨叨的。

之前,她一直都很配合医护人员,和我们一起劝老丁要宽心、不要想太多。每当老丁对我们发泄完情绪,她还会私下来找我们道个歉,赔个不是。可后来,她一会儿站在老丁的立场上,批评我们治了这么多次都不见好;一会儿支持老丁的那些站不住脚的“理论”,干预医生治疗;一会儿又倒过来批评老丁,说他不听医生的话,才会反反复复……以至于我都不由得开始怀疑,她会不会也忘了老丁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不愉快多了,老丁对医生护士们都心生嫌隙,再也没有提着吊瓶过来找我聊天。有一次我在医院的走廊上碰到他,习惯性地向他点头,他却直直地瞪我,目光中竟透出狠厉。

我心里一跳,暗想:“他会来砍我吗?”后来,王医生听了我的担忧,哈哈大笑,然后拍拍我的肩膀安慰道:“别担心,要砍的话也是先砍我。”

2020年的夏天,卫生院租了旁边的一栋厂房,把一些办公机构转移了过去,原先的门诊楼又扩充了两个科室,环境逼仄依旧,夏日闷热依旧。

我也因临时缺人被调到了急诊科。5月的一天,我正在值班,原科室的同事路过办公室进来坐了一会儿。我想起前段时间似乎在路上遇到过老丁,便随口问起他的情况。

“死了。”

“死了?!”我一惊,努力回想起最后一次遇见老丁的样子——还是那件灰色POLO衫,眉头紧皱,人比以前瘦了,也黑了,但看上去还是精神的,活动也自如。

“对啊。”同事说老丁走得很突然,前一天精神还挺好的,但到第二天早晨,人一下就不行了,没抢救过来。

这时候,外面下起了雨。端午未至,岭南的雨还是如春雨一般,细细密密,悄无声息。我和同事各自沉默了一会儿,同事便起身告辞了。

我又想起在2019年国庆节去世的老方。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因为被隐瞒了病情所经受的那些焦虑、烦躁和痛苦,相比得知真相后可能产生的恐惧和绝望,究竟孰轻孰重呢?

我一直没找到答案,似乎也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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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