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子上挂着造口袋的“厉害角色”

2020-09-30 11:06:00
0.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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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2年5月,我因肠梗阻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胃肠外科急诊住院。医生先采取静脉输液的保守治疗,希望能疏通我的肠道,可国产的药、进口的药都试了,却没效果。

后来做了各种检查,医生综合考虑情况比较严重,我就被推入手术室挨了一刀。医生将一部分有肿块的结肠切除,然后将结肠末端缝在一个开在腹部的口子上。这个手术叫“造瘘”,由于“造口”(假肛)没有括约肌,患者术后不能控制排便,就要用造口袋收集排泄物。

手术后,我被五花大绑——脖子上插着中心静脉导管,腹部插着引流管,腰间裹着一大圈缠绕伤口的医用绷带。术前一个多月,我没吃东西,全靠注射营养剂支撑着,整个人昏沉沉的。等手术完毕,意识到了腹部“造口”的存在,就有种被再次撕裂的感觉。

爸爸安慰我,说造口是为了缓解囊肿切除后的肠道压力,“以后还有可能复原的”。我的脑子嗡嗡作响,觉得他可能是在忽悠我,但盯着他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又深知这不是较真的时候。

造口袋是塑料做的,会随着深呼吸,在我起伏的肚子上发出零碎的“哗哗”声。尽管反感不安,但我仍逼着自己去盯它、触碰它,心里还有个恶狠狠的声音响起:“如果自己都嫌弃的话,余生怎么办呢?”

毕竟,后半辈子,我可能要一直带着造口袋生活了。

我的第一任护工受不了整晚看针的辛苦,只干了一天就拍屁股走了。我爸找胃肠外科的“护工头子”何师傅发了一顿火,当天下午,何师傅就带着来姐到我床边,说她吃过苦,保证会对我好。

于是,在来姐的看护下,我开始了漫长的术后恢复期。

每次只要何师傅一来,来姐就会跑到病房门口去。一胖一瘦的两个人小声嘀咕着,间或传出憋笑又炸开的气音,木门中镶嵌的玻璃正好框住两颗团子样的发髻,时不时地颤动着。

我扯着嗓子嚷:“我在打针咧,万一我要上厕所呢?”

“好啰。”来姐勉强应了,跟何师傅转移到病房里来继续聊:

“麻城护士又被护士长骂,她被骂了要我去收拾,开玩笑,我又不管那。”

“中午电梯太满,根本不落这层,玻璃门后面有医生电梯,有门禁。”

“莫去菜场那几个家打饭,往深处走,靠居民楼巷子口那家实惠。”

胖胖的何师傅经常笑,很慈祥的样子,实际上却并不好惹。她在这家医院大概做了七八年护工,人事清楚,技能娴熟,若护士忙不过来,来姐遇到问题都要去请教何师傅。

我兴致勃勃地盯住何师傅开合的嘴,听她说着各式各样的新鲜话。我实在太无聊了,从住院到手术,这一个多月,隔壁的两个床换了三波人,有的还没搭上一句话,人家就出院了,而我依然躺在床上。

见何师傅停顿下来,我连忙招呼她吃根香蕉,她“吧唧吧唧”啃完,长叹一声:“哎,回去啰,不然那个又要嚼(啰嗦、唠叨)了。还是小来,你几(多的意思)幸福,这个脾气好。”何师傅临走拍了拍我的被角,算是当面表扬了我。

何师傅照顾的病人,我早就从来姐那里听说了。她叫“小红”,是众人口中的“厉害角色”。她念到了博士后,是名校里的正教授,“事业作为女人算是到顶了”。但“身世蛮可怜,一个孤儿,40多岁也没成家”。

小红是在我入院的第二周进来的。每当有新病人入院,何师傅总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和家属探寻一下发展业务的可能性。那天,小红独自来办理住院,她告诉何师傅,自己就是病人,要请最好的护工,价格好商量。何师傅马上说这家医院没有护工比自己更好,她要价120元一天。小红没还价,干脆地同意了。其实,医院里的护工根本没分级别,正常收费都是100元/天。

小红同样做了肠道肿瘤根治术和造瘘术。大概是因为共同的遭遇,虽然还未曾见面,但我竟对这个陌生人产生了单向的“革命情谊”。

拿到高薪的何师傅并没有开心太久。一天下午,何师傅等小红打完针,溜进我的病房来诉苦:“命太硬了,不好!你爸每天还会来轮转几小时,我必须从早到晚守着,买个饭也得快去快回,电梯又难等,一回来她还要骂。”

我问小红是怎么骂的,何师傅想了想,没有具体明说:“哎,蛮嚼得啊,不停,真的。她精神还是蛮好,她也听说你了,说欢迎你过去玩。”

“等我强点。”我答应道。

术后我的身体十分虚弱,第6天才起身,医生交代得适量活动,胃肠才能正常蠕动起来,我只能扶着床边的栏杆绕圈,依托挂点滴的铁架子慢慢走几步,自顾不暇。

2

小红突然出现在我的病房里,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我和来姐正躲在床帘子里更换造口袋。

平常,我是不会在床边换的,但那天袋子里已装了一些排泄物,瘘口还不断地往袋子里排气,袋子像气球般逐渐鼓胀,粘贴的边角开始出现褶皱,感觉下一刻就要崩开。偏偏这时候,病房里的厕所被借用,来姐去敲了两次门,里面的人都置若罔闻。

我盯着浑浊潮湿的造口袋,感觉腹部的造口边缘被挤压得发疼,眼角就开始发红,逐渐湿润了。这时候,我真的没法顾及别人的感受,在病房里换袋子肯定会很臭,排泄物还可能会崩出来。

来姐拿了个塑料袋接在我的肚子旁边,我一手顶住肚皮,一手迫不及待地去撕扯造口袋的边缘。正在这时,床边的墨绿色帘子被掀开了一个口,何师傅庞大的身躯半探进来,熟稔地说:“小金啊,在干什么?小红老师来看你了。”她侧后方又探出个清瘦的女人,白色的住院服外披着红针织衫,对我说:“你好。”

我粗声粗气地回答:“换造口袋呢。”

我以为自己说完,她们会阖上帘子,在外面等一等。结果小红却说:“正好,我来学习的。”

我被这种刻板得很自然的语气惊了一下,何师傅又怂恿道:“你看,小金从来都是自己换的。”

不等我答应,两人就挤了进来,何师傅反手合上了帘子,狭窄的空间里顿时变得热气腾腾。她们低下头,一本正经地盯着我的肚皮,我的额头开始冒汗,心想:这也太不讲究了吧!

在医院,私密实在是件矫情多余的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机械地一点点撕开粘贴处,把废弃的造口袋丢进塑料袋,然后拿棉棒清洗造口,再撕开新的造口袋,比划好位置,粘上,最后用手指按压一圈。

等我放下衣角,来姐收拾清楚,墨绿色的床帘就拉开了。一切重回光亮,我绷紧的身体逐渐放松,长吁了口气,才向小红点点头。

和我一样,小红术后也没有洗头,油腻的头发一缕缕地披散在肩头。她面目白皙、颧骨高耸,嘴角、眼尾都雕刻着向下的纹理,显得严肃又认真。

她缓缓落座,后腰杆挺得很直,像一颗空心又笔挺的树,这在经历过腹部手术的病人当中并不常见。她说“你用的造口袋不一样”,我就解释,她用的可能是从医院拿的,而我是在淘宝上买的,“另一型号,同一个牌子,便宜点”。

来姐把包装盒递给小红看,她举着盒子上下左右转了一圈,又兴致缺缺地放在床头柜上,嘱咐我不要去奇怪的地方买,粘得皮肤容易破。我赶忙问怎么了,“你发炎了么?”

小红说现在还没有:“但是我看书上说,可能会。”

接着,小红口头复盘了我刚才换造口袋的所有动作,分步骤,一二三。我插不上话,只能小鸡啄米式点头,小红又扭头对身后乖巧站着的何师傅说:“你看,你就说不清楚,回去再看我做一遍。”

这时候我爸爸进来了,我向他介绍了小红,听说小红是某高校的教授,爸爸露出一副久仰大名的样子,按住我的肩膀:“她就是某某大学的。”

我赶紧把腰杆挺了挺,准备接受老师的“检阅”。但小红好像不太在意,说她没带过我的课。可爸爸坚决表示,那也是老师,冲我严肃地强调:“以后得叫老师,听到没?”

尽管我已经毕业5年了,那一刻还是差点举手敬礼。心里对小红的敬畏感,又不禁深了几分。

某日,我一边输液一边在医院的走廊上转圈,来姐指着一个双人间说,这是小红的病房。推门进去,小红正坐在病床上吃饭,何师傅和一个黑脸男人靠墙坐在对面。

小红语气平淡地让我坐,何师傅自觉起身,对我挥手:“你坐,我出门逛一圈。”然后“啪”地一声,将病房的门带上了。

“你看,总是急急忙忙、想方设法地往外跑。”小红说着话,吐出一根鱼刺。

我问她吃的啥,她说是红烧黑鱼,只取了正中间的一段,三四厘米,“我给他出一整条鱼的钱,但只用带一部分给我”。我偷偷瞄了一眼身旁的黑脸男人,想着他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每天来送饭的“小红同事的亲戚。”

黑脸男人像邀功似的,说自己一大早就去了菜场,挑了这只6斤的黑鱼,最粗的地方有扁担粗细,刺少肉嫩。小红却有气无力地放下筷子,后背往摇起来的床垫里陷:“以后得放点葱去去腥。葱白杆子在烧的时候先放,放下味。葱叶脆,最后放,点一下。但葱也别添进碗里去。”

侃侃而谈的黑脸男人木讷了下来,说他还留了一截鱼放到冰箱里,准备明天加豆腐做汤。

“反了反了。新鲜的先做汤,隔天的做红烧。”看着黑脸男人懵懂的眼神,小红有气无力地说,“算了,那截鱼你们吃吧。”

看男人的样子,不像是经常操持家务的。我问他是不是住在医院附近,他说不是,自己是楼下的网吧经理。网吧收银台后面有间屋,有煤气炉、冰箱啥的,他有时住在里面守夜班。说完这些,黑脸男人起身收拾不锈钢碗筷,他看着沉甸甸的碗,瘪瘪嘴,走了。

小红向我解释,她之所以对饮食这么仔细,是因为术后大便还不成型。我也附和起来——常人是不会把排泄物与食物放在一起讨论的,但这就是胃肠外科病人必须关注的日常。

聊了两句,小红的眉目耷拉下来,尾音渐渐低落。我和来姐起身准备告辞,小红先环顾四周,然后唤来姐帮她调整一下坐姿,又嘱咐我们出去后要是看到何师傅,就叫她回来。

人一旦得病,病床前是不能离人的,即使是普通家庭都会缺人照顾,继而想到人丁兴旺的好——来姐作为护工,已经十分靠谱了,可我爸爸还是每天来监督、替换一阵。每当家里有亲戚要来看望我,爸爸总会说“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只强留对方照顾我几个小时。

那天晚上,来姐躺在折叠床上突然问我:“大学老师是不是很有钱?”

我沉默地盯着被帘子圈住的方型天花板,不知怎么开口。

小红只有她自己,即使在用钱方面毫不吝啬,也难以避免陷入困境。住院前,她安排黑脸男人照顾饮食,又请何师傅照料起居,但当她行动不便、身边又无人监管时,这两人或故意或无意的疏漏,都是雪上加霜。

来姐又说,何师傅常向她抱怨小红的护理要求太高,搞得她头都是大的。比如每天早上打针,小红若看到下手太重的护士来了,她宁愿等,若等不来,就要何师傅去找她指定的几个护士。偏偏护士也忙,不是那么容易叫的。

疾病捏碎了一些东西,但人又总是想尽力去保有原有的生活习惯、饮食偏好。但在统一管理、按部就班的医院里,这些东西就和隐私一样,统统成了奢侈品。

3

术后第10天的下午,爸爸照例来医院帮我看针,替换来姐去午休。来姐走后,他说:“你单位的同事蛮关心你,在帮着申请重疾赔付,快的话3天就下来了。”

我在保险公司做理赔工作,几乎是下意识反驳道:“恶性肿瘤才是重疾,有几个指标的,肯定得出病理报告、手术记录、出院小结,3选2。”觉得爸爸不懂,我又絮絮叨叨地解释理赔依据,说着说着,喉咙里突然涌上一股苦涩。

我扭头看向爸爸,突然意识到我的病理报告应该出来了,可我还不知道具体情况。爸爸笑眯眯地说:“唉,那没事。”然后打开保温杯喝水。

我向另一侧翻身,造口袋碰撞到了床单,我把头埋进被子,试图调整一下角度。可能是看到我耸肩的动作,爸爸隔着被子说:“哭吧,哭出来就好了。”然后从被缝里塞进来几张纸巾。

我捏着纸巾,脑子仍是懵的。之前,隔壁床的一个病友得知自己得了癌症,哭得声嘶力竭,而得知真相的我只是象征性地流出几滴眼泪,把被角略微浸润了点。

后来,再回想起这段反应,我觉得可能是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启动了。

那天来姐回来后,爸爸和她站在墙角嘀咕。聊到中途,来姐小心翼翼地打量我的脸,我心想:好嘛,连来姐都比我先知道我的病情。

越想越心烦,我在床上颠来倒去,阖眼只看到黑黢黢的一片,心脏在胸腔里猛烈跳动,好像要冲出重围。我起身,迫不及待想动起来,又叮嘱来姐不用跟着我,独自推着铁架子就出了门。

铁架子上已经没有挂点滴了,但我还是推着它,依靠着它,“哐啷哐啷”向前走。逛到另一侧的双人病房,我突然发现小红住的病房一直都那么冷清。

推开门,小红正在休息,整个人陷在白茫茫的床里。她干枯的嘴唇,惨白的脸庞似乎要和枕头合为一体了,只有睫毛悠悠地颤动,有种脆弱的易碎感。她的病床前空空的,何师傅不在,我忍不住心想:“这个老何,是有点不像话。”

可能是感受到了我炙热的目光,小红睁开了眼,我比划了一下耳朵,问她是什么时候剪了短发。小红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反正要化疗,总是要掉的。”

只有癌症病人才需要化疗,我赶忙说“我也要化疗”——这就像个暗号,我们互相表明身份,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眼。

找到了同样倒霉的同伴,我的心情莫名稳了,连对她的畏惧感都冲淡了几分。我主动坐到她床边,说我准备回去休息两周再做化疗,小红听了皱了皱眉,说直接开始化疗更好。她肯定又查了很多资料。

那天,小红滑开自己的手机相册递给我看,有几条鱼和泥鳅从桶里跌入水中,白花花的水波四溅。小红解释:“这是我认识的一个师父,帮我放生祈福。我转了600元给她,帮我在菩萨面前供灯。”

我有点惊讶:“你教政治经济学的,居然信佛?”

肚子上挂着造口袋的“厉害角色”

她说自己还没有皈依,但看经书,放生陆陆续续也坚持了3年多:“泥鳅我喜欢慢一点倒,看它们回到水里,扭动身体,下沉再上浮。心情就平静了。泥鳅生命力很强,只要有东西吃,就可以饱腹。”

小红问我信不信宗教,我摇摇头,她斩钉截铁地说:“哦,那可难得熬。”

每天晚上9点半以后,病房就会逐渐趋于安静。前两日走廊加床上来了个车祸病人,家属每晚会在床边吟诵经文,大多是连音,每个字一滑而过,但同频板正地释放出来,令人烦乱。来姐说,她读的是地藏经。

我翻出手机查阅经文,没太明白,有的字也不会读,又打开解说,好像说的是一个为救母发愿修行,普渡众生的故事。翻着翻着,我睡着了,做了一个漫长的梦,梦里似乎有鱼在黑波中翻涌。

早起后重回现实,所有的事情都逼在眼前。

爸爸来送早餐,说医生催出院了。他准备先捎些东西回家,然后把脑袋探进壁柜里,翻检起来——把纸巾放在袋子下面,再把牛奶搁在上面,头重脚轻,袋子一下倒了。他躬身去捡东西,我看着他那带着几分笨拙的模样,心里泛出些酸楚。

妈妈去世后,爸爸再婚了,我叫她阿姨,最近阿姨的女儿体检也出了问题,她得赶去另一座城市照顾。成年人的世界,闹心事来临就像下冰雹,成批地往下砸,之间几乎不留喘息的缝隙。

我回家休养,爸爸怕自己一个人应付不来,打听了一下,请阿姨大概要3000元一个月,和请护工差不多。我实在不想让陌生人撞见我更换造口袋的样子了,就劝来姐跟我回家,之后再无缝衔接上化疗。

大概是想起了小红订制的葱烧黑鱼块,来姐担心自己做的菜不合我的胃口。我说咸点淡点都没事,爸爸也加入劝说,来姐想了想,决定先去看看。

下午,何师傅来向我借造口袋。因为小红发现她从医院拿的造口袋也是不同批号,且不在医保范围内,所以想试用一下网上买的。

来姐和何师傅在门外嘀咕了一会儿,来姐进门后,视线停在我脖子附近,嗫嚅地说:“可以去,但是工钱得3500,老何就是这个价。”

我说:“行。”

到了我出院那天,小红过来说她来不及上网买造口袋了,“多的话再给我几个”。来姐递了半盒给她,她大大方方地接了,然后要给我几盒斑蝥胶囊。

我说自己买的已经够了,她点点头,爽快地转身走了。红色连衣裙的裙摆在她侧身的那一刹摇曳起来,腹部放造口袋位置鼓鼓地凸了出来。那一刻,我悲伤地意识到,一旦换下宽松的住院服,整个夏季,就没什么衣服能遮住造口袋了。

4

回家后,我开始尝试独自更换造口袋、清洗造口,因为控制不住排泄,有时会手忙脚乱。起初,来姐在卫生间门口试探着问:“真不用我?那你有空儿叫我吧!”

但我一直没喊她。

一次,我的T恤被排泄物溅到了,我匆匆贴上新的造口袋,脱下衣服,光着上身在水龙头前搓洗污处。我的双手使劲地揉,泡沫溅到盥洗池,又弹射入我的眼睛。眼皮越来越沉。我闭上双眼,手上的动作依然不停——这种强迫,更像是一种对自己的惩罚。

我的生活还离不开来姐,我需要她帮我洗澡,因为淋浴会打湿前方的纱布。来姐进到浴室,用毛巾帮我擦洗背部,水汽蒸腾,空气燥热,我觉得自己无论怎么洗,身上都萦绕着一股洗不去的汗味和臭味。

洗完澡,我就蜷伏在自己的小屋里,偶尔无法回避身边人,心里还会对他们抱有歉疚。但小红不同,她是我的战友,我愿意和她分享很多生活中的意外和不便。

一天,我蹲在厕所里,因为肚子上粘贴着固定的圆圈,下蹲时,腹部也无法蜷缩。我撕开粘贴条,发现皮肤上的红印愈发明显,甚至出现了几个鲜艳的红点,有的还渗出了血。我立即电话给小红,咋咋呼呼地说:“真的,有出血点了!”

小红很镇定,建议我去医院问问。到了医院拆开纱布,护士看了一眼说正常,除了让我注意清洗,避免破损皮肤和排泄物接触,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我又打电话给小红,告诉她我想到的法子——“用不同型号的袋子,大圈再小圈,换着带。”

“可以试试。”电话那头,小红的语气清冷,她说自己正在承担一个国家基金资助的项目,不能耽误,然后匆匆挂了电话。但她简短的肯定,让我获得了一种奇异的安慰。

又过了几天,我突然接到了许久未联系的硕士导师的电话。他听说我病了,问需不需要帮忙组织捐款,我表示感谢,但拒绝了。我生病住院的事,除了几个避不开的同事,就再没主动告诉别人。虽然硕导没说自己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但我猜,肯定是同校做老师的小红在默默帮我联系。

挂上电话,我不禁有些感慨。小红从不像其他病友一样乐于寒暄,甚至话语简短到让我有打扰她的惶恐。但此刻,我捕捉到她与人疏离从外表下的热心,突然有种不再是我“单相思”的感觉。

一般来讲,术后隔两周就可以做一期化疗,但因个人原因或床位有限,有时会推迟两三天,所以我和小红总是错开的。

小红让我把每次注射的药水清单拍下来发给她,她再对照自己的,告诉我两者有什么不同,可能是起到什么作用。“地塞米松”、“西咪替丁”、“希罗达”……她能把这些拗口的药名念得很顺。

接受化疗,针剂从我血管壁中穿过,摩擦出痉挛性疼痛,药水一点点缓慢地滴下,结束似乎是遥遥无期。我耳边突然响起小红冰冷的声音:“钾,帮助能量代谢的。”于是,我又能继续忍下去。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我准备出院,扭头发现小红戴着一顶红毛线帽在护士台登记。我走过去轻拍她的肩膀,她抬头,可能是回家后调理得当,她两颊开阔了些,眼里迸射出一点星光,难得笑了:“你居然没掉头发?”

彼时我剪了短发,层次很薄,比较蓬松。我不好意思地说:“也掉了,但不明显。”

小红邀请我去她的病房坐坐,在医院进进出出一阵子,我们都有种当家作主的错觉。

进到病房,何师傅正在拆被套,把医院硬邦邦、沉甸甸的棉絮藏进柜子。

来姐故意跺脚,粗声粗气地吓唬她:“老何,你在干什么?”何师傅手脚不停,笑嘻嘻地让她小声点。她们有阵子没见了,来姐凑过去,两人亲亲热热地往医院的白被套里塞小红从家里带来的棉絮。

小红跟我说,何师傅是惯会偷懒的,本想换掉她,但想着也是一个“缘法”。她拉开抽屉,里面有两卷医用胶带:“(何师傅)鬼点子也多,不晓得从哪个小护士那里要的,打针时多固定几道在手臂处,翻身时不容易压到胶管。”

这次见面,小红的话明显多了点,她说她师父爬山时遇到路边有人卖灵芝,汤锅口大小,认为和她有缘,就寄了过来。“我切了一半放在冰箱里,这次忘记了,哪天要你爸过去取”。

我委婉地回绝了,小红瘪瘪嘴,但忍住没说什么,又塞了一袋斑蝥胶囊给我:“反正你总归要吃的。”

这次,我收下了。

我还大胆摆弄起小红抽屉里的物件,发现了一套高级护肤品。我笑她住院还带这个,她理直气壮地反问:“我有,为什么不用呢?”何师傅也笑:“你是不晓得,她都躺着动不了,还要我帮她涂。”又举起自己的无名指,“要用这个手指尖尖点——哎,我算是学到了。”

小红连连摆手,嘴角却扬了起来。白炽灯照耀下的病房突兀的明亮,在这个疼痛不离的场所里,恍惚间有安宁、融洽的感觉。

5

医生原本估算我只需要6期化疗,可收尾时,管床医生说他帮我算过药剂量,再多一个疗程会比较好。眼看得胜利在望,医生还要加码,我软弱地挥着青红的胳膊问:“可不可以不要?”

每个人化疗的反应不一样,我头发掉得少,但呕吐很严重。有的人每期只吐第一天,甚至后几期适应了就不吐,但我期期不落,而且几乎是从第一天吐到最后一天。

所以只要进医院,我就觉得自己要去受苦受难,只带旧衣服和毛巾,连洗脸都是马马虎虎的。但看过小红带的行李后,我开始学着做一个生病也保持精致的女人,往书包里丢洗面奶、眼霜、面霜。尽管有时难受起来头晕脑胀顾不上用,但还是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在床边的抽屉里,触手可及。

潜移默化中,我开始变得有点像小红了。

何师傅的生意很红火,在医院,我总能遇见她带着不同面孔的客人。她记得我,也惦记小红,一次她遇到我就“告状”,说小红来医院化疗会提前约她的时间,但最后一期化疗隔了一个月她都没来。

我打电话过去问,小红不慌不忙地说:“赶一论文,快年底了,有时间要求的。”

小红孤身一人,忙起来肯定没日没夜的,她走到现在,执着、硬挺才是成功的关键。在这个时候,这种拖延就挺让人着急,前一刻还在医生面前讨价还价的我,顿时理直气壮起来:“不好好打针,吃完一整个灵芝也不行啊!”

小红说没事,再过一个星期她就可以来医院了。等化疗完,她还准备跟师傅去野外放生。

没办法,我只好告诉何师傅,小红正忙着做学问,她还得再等等。何师傅圈着手臂,歪着脑袋说:“哎,这个女人也真是了不得。”

后记

化疗结束,我回到广州,爸爸代我去看了小红一次。

小红精神不错,已经开始上课了,她请爸爸吃食堂,又送了几盒斑蝥胶囊给我。爸爸临走时,小红还特意交代他转告:“要不怖不畏,带着造口袋也一切如常。”

时间流走,某日,我在一家书店里看书,休息的时候刷微博,却意外看到了小红的讣告。只有一串头衔和几句板正、简短的告知。

我盯着那张红底的登记照细看,照片里的人,脸圆润些,涂抹很艳的口红微笑着。她像我在医院里遇到的小红,又不像。

我突然哭了起来,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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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