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记忆：从车站到医院

征稿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城市正成为我们最为主要的生活空间。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城市所塑造着，也塑造着城市，审视着生活，也被生活审视。我们每个人，都因不同的时代与个人遭际，在心底建构出城市的万般模样。2020是个被迫禁足的年份。无论我们人在何处，是淡定、是烦躁，是一筹莫展、是心有余悸，都是一个适合的机会，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己与“一座城市”的关系。眼下，人间编辑部大型征文再一次开启——「人间·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记录下你与自己现在或曾经所处城市的故事，记录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关于梦想、爱与希望问题的答复，记录下所有你在此处念念不忘的人与事，记录下它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模样。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人在城中」。期待你的来稿。

1

2017年10月初的南京依然很热，从医院出来，整条马路被晒成一道白光，刺得人睁不开眼。我忙把木愣愣的老公阿文拖到阴凉地，然后站到马路边打车。也许是因为太热，路上车少人少，好不容易才打到一辆出租车载我们去南京站。

这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南京站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准备返程的人。下了车，我搀扶着阿文穿过人流，来到空无一人的售票窗口。显然，窗口已经没有票卖了，但阿文不接受这样的结果，他紧紧皱着眉头，像个倔强的孩子，又沉默地在自动售票机前捣鼓了好久。

其实在医院的时候，我就在手机上查过了，当天早就没有回苏城的高铁票了。可阿文不信，认为手机上查到的不能作数，“这才3点多，怎么可能没有票呢！”我只好跟着他来到车站探个究竟。

不远处，车站保安一直盯着售票机前捣鼓的阿文，一定以为他是个潜在的破坏分子，准备随时采取行动。

“要不，我们住一夜，明天再走？”我低声，小心地央求。

“住一晚？你是不是很有钱？”阿文转过头，用凶狠的目光死死盯着我。

“有。不就是住一晚么？不就是最后一次来南京了么？”我崩溃了，一屁股坐在售票机前，痛哭失声。

阿文有些无措，尴尬地四下里望望，脸上的表情渐渐柔和下来。但是骨瘦如柴的他已经没有力气将我拉起来了。

自从2016年生病以来，一向好脾气的阿文几乎变成了火药桶，一点就着。我除了忍耐还是忍耐，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就找个朋友倾诉一下。但这并不是生活中最令我痛苦的事，就在刚刚，我对医生说：“不管花多少钱，多少努力，请一定救救他！”医生无奈而抱歉地摇摇头，劝道：“回去吧，吃点好的，尽量开心，想干嘛就干嘛。”

此刻，在异乡的售票大厅里，没有力气拉我的阿文也坐在了地上。做了20多年的夫妻，多少有些心意相通，我俩泪眼相对，无语凝噎。我平静了些，抹了一把眼泪先站起来，又把他拉起来，强颜欢笑：“我知道附近有一家酒店，五星的，看上去不错，要不就奢侈一把？”

阿文还是不说话，不说话就等于默认，我知道，他有限的体力快耗尽了——他苍白的脸上汗涔涔的，这不只是因为热，还因为癌症晚期的疼痛。这时候，人是无法继续倔强的，我必须尽快找个舒适的地方让他躺下休息。

搁在平时，五星级酒店，我们想也不敢想。这两年为了看病，我们在南京也住过几晚，都是200多一晚的经济连锁酒店。一来，我们节俭惯了；二来，阿文的病已经掏空了家里的积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

可今天不一样，天气实在太热，我怕刚才一路打车把阿文给折腾坏了。还有另一个在心头起伏的念头我无法明说——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来南京看病了。

2

我带头，阿文跟在后面，穿过五星级酒店富丽堂皇的大厅，从电梯直达28楼。拉开房间的窗帘，远处巨大的水面直扑眼帘，那是夕阳下的玄武湖，波光粼粼，仿佛触手可及。

我忍不住唤他：“老公，快来看，玄武湖。”没声音，我回头，发现阿文已经躺下了，他的身体蜷缩成一只虾的样子，整张脸都皱着，好像每个毛孔都在痛苦地抽搐、呻吟。

我赶紧拉上窗帘，帮他把汗湿的衣服换下来，又轻轻地替他擦身子，可是疼痛并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我只好说：“换张芬太尼贴（强效阿片类镇痛药）吧，别强忍着了。”

“可是还没到时间，昨天才换了新的。”阿文有气无力地回我。按照说明书上写的，芬太尼贴每次贴3张，能管72个小时，可这贴贴上还不到30小时，他就疼成了这样。

“别管了，人舒服最重要，这么疼，吃不下睡不着的，如何熬到明天？”我开始在包里翻找。

“也是，反正也是最后关头了，舒服最重要，管他72小时还是24小时。”说服了自己，阿文居然笑了一下，语气轻松。

阿文生病的这段时间，我好像已经习惯了他在肉体与精神双重折磨下露出的痛苦状态。他这样故作轻松，反而让我心酸难忍，我转过头，假装用力撕开包装，怕他看到我眼里的泪。

换了止痛贴，药效和心理安慰同时涌上来，阿文终于沉沉睡去，我独自倚在窗边，见天色慢慢暗下来。这是秋天黄昏最好的时刻，太阳已经下山，黑夜还未真正到来，天上有星月淡淡的影子。远处的玄武湖边依然浓荫叠翠，微风过处，湖水荡漾，一波又一波，记忆也拍岸而来。

2016年4月29日，我在下班途中接到婆婆的电话，一向果断爽利的她有点语无伦次，说阿文不舒服，在人民医院拍了胸片，医生还建议他马上去苏城检查。

婆婆说自己的腿都吓软了，我的心也是一阵惊跳，赶紧给阿文打电话询问。他倒镇定，轻描淡写地说自己的胸腔有积液，准备去苏城检查，还叫我不用担心。前两个月他一直在重感冒，估计是肺部有炎症。

5月如期而至，万物勃发，阳光炙热，渐渐有了夏天的味道。五六天后，阿文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我们一家人却都跌入了寒冷的冰窟——放在我们面前的医院诊断书写着：胸腔积液达93%，右肺完全浸没在积液中，充分怀疑是肺癌晚期，预后不良。

天地顿时倾覆了过来，我只记得自己当时麻木、绝望，站在阳光底下都背脊发凉。可躺在病床上的阿文没有丝毫病态，轻松地说：“怎么可能，一点感觉也没有，一定是误诊了。”

我们又做了各项检测，坏消息纷至沓来，阿文到底是“中奖”了。医生无奈地表示，阿文这种情况不能做手术，化疗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恐怕只有半年的时间了。

那天，阿文给了我这辈子最难看的一个笑容：“别人的人生都是起起伏伏的，为什么我的人生只有伏没有起？以为到最坏了，没想到还有更坏的。”

2008年，我们经历了一场投资失败，背负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为了尽量弥补损失，8年来，阿文不分昼夜地努力工作，想早日把外债还清。总想着还没到50岁，我们再艰苦奋斗几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谁知平时连感冒都少得的阿文，会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

还记得我陪阿文去做脑部CT的时候，这个穿着夹克衫和牛仔裤的男人，依然像20年前一样英挺秀气。我隔着门，看他慢慢在CT床上躺下，像一只突然被驯服而显得软弱的小兽。

等最初的绝望、慌乱过去，我们终于冷静下来，决定依着我们的方式，和时间来一场赛跑。当人开始寻医问药，生活马上就变得魔幻，像有一条巨型的鞭子用力抽打着往前走。

由于不能手术、化疗，我们只能选择中医保守治疗，四方打听，最后选了南京的一家民营的中医院。南京是省会城市，但对于我和阿文来说，并不比其他大城市更熟悉。因为许久不出门的缘故，难免木讷，我们两个在火车站摸索了半天才办好了各种手续，准时坐上了高铁。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南京站，车站颜值很高，简直就是建在景区里。站在广场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但我们却无心欣赏。

我们要去的这家中医院离南京站很近，出租车司机好奇地看了看我们俩，关心地问：“去医院，谁看病啊？”估计，在外人看来，我和阿文都足够健康。

虽然推荐的朋友早就给我们打了预防针，但到达医院时，我还是吃了一惊——这个医院的大门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旧工厂，走过一个水泥地面的小院，老式楼房的阴冷寒气扑面而来。东北角挂号的窗口，清溜溜的，没人。

这里与一般的医院截然不同，我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失望，回头看阿文，他也疑惑：“就是这里吗？”

取了号，我们上了一部“哐哐”作响的老式电梯，3楼楼梯口，一位护士笑容满面地表示欢迎，帮阿文量了血压和体重，让我们在大厅候诊。大厅里除了几排椅子外，另放了一张桌子，上面没有饮水机，只有热水瓶。

等待期间，我上了一趟医院的洗手间，发现里面异常洁净，连放在水池上的拖把滴下来的水都是清澈的。这时，我那颗微微忐忑的心才放了下来。再四处打量，我发现除了干净，这家医院所用的桌椅板凳都是旧的、不成套的，向病人收取的检查费也十分便宜。

和我们一样，大部分来这家医院的病人，都是冲着创始人张院长来的。他是名医，号很难挂，在每个病人身上花费的时间都很多，所以等我们见到张院长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了。

年过古稀的张院长穿着一件短袖白大褂，脸色苍白，目光严峻，动作如机器人精准、规范，一丝不苟，他周身散发出的那种古朴做派，如今已经很少见了。

我和阿文都很紧张。不过，张院长一开口，我才知道他并不古板，反而言辞幽默，妙语连珠。他对阿文的病情和预期表述也十分客观，先给我们普及了肺癌的成因与治疗流程，然后说阿文的病情虽然已经严重到无以复加，但只要他配合治疗，希望还是有的。

最后，张院长又语重心长地对阿文说：“石先生，你年龄还小，许多社会与家庭责任都还没有履行，所以你必须要好起来，我们一起来努力。”

那些天一直被坏消息包围着的阿文似乎很受鼓舞，认真地点了点头。

一切办妥，已是下午2点多，不知不觉间，我们在这家医院待了4个小时。打车到南京站，买好票，我看着阿文苍白的脸，心里刚刚升起的那点希望的光亮又暗淡了下去。我知道，对于他，对于我，这都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我们也愿意有漫长的路要走，哪怕余生都奔波在寻医问药的路上。

“吃碗鸭血粉丝汤再回去吧，这可是南京的招牌啊。”我勉力微笑着，征求阿文的意见。他的眼神似乎亮了亮，说：“好。”

我们走进了一家店面不大但十分整洁的店。一口标准南京话的老板娘热情地迎上来，末了问我们：“哈要辣油？”我们吃得满头大汗，阿文的不适感好像也因此减轻了些。

3

从这以后，每隔30天左右，我们就要去南京一趟。每天两大碗中药喝下去，阿文的病情慢慢有了起色，至少在大半年里，没有再恶化，生活质量也没有下降。希望的火花再次被点燃，南京之行对我们来说就像短途旅行，充满了喜悦。

很快就到了冬天，日头变短，早出晚归两地奔波连好人都吃不消，何况是阿文这样重病的人。一次，我们到达医院时已经没有号了，张院长看我们远道而来，不忍心，又添了一个号，看完病已是晚上9点。

也正是这一次，我们遇到了妙姐。

候诊的时候，我和妙姐坐在相邻的位子上，我的脚边有个电源插座，妙姐要给手机充电，我顺手帮她插上了插头，接着就攀谈了起来。

“是你老公生病了？他看上去很年轻。”妙姐看了阿文一眼。

我点点头：“是啊，他一向身体很好，没想到查出来就是晚期了。”

妙姐按了按我的手臂，以示安慰，并说要相信张院长：“有很多人在这里起死回生的呢！”

“姐姐你是？”我委婉地问。

“哦，我啊，我就是来配点中药，没有什么大事。”妙姐笑笑。

我心里轻松了一下，心想：如果我们也是这样该多好啊！

妙姐50岁，身材高大，相貌美丽，在一个中学当校长，家就在医院附近。我们说着话，妙姐不时拍着我的背安慰。这突如其来的温暖让我泪目，也让内心积压的委屈几乎要喷涌而出。

最后，妙姐得知我们拿号困难，就十分热心地说，以后她可以早上来医院帮我们拿号：“我住得近，多早都没有关系，或者你们可以头天晚上来，住在我家里。”

大冬天起大早，任谁都不情愿，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妙姐却豪爽地说：“完全没关系，反正我上了年纪，起得早，举手之劳。”

我自然对她千恩万谢。

下次，妙姐果然一大早就帮我们拿了号，是我们从未拿到过的3号，也就是说上午就能看病。她把号码票和3本关于癌症治疗方面的书放在个布袋子里，关照了窗口的工作人员，再去学校上班。

过去一直紧赶慢赶的我们，因此心情轻松了许多。在南京寒意刺骨的清晨里，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张院长的办公室与其说是医生办公室，不如说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房间很大，里面满满当当，迎面是一幅花鸟屏风，四壁都挂着书画卷轴，屋子里还有几十盆绿植。他的办公桌超大，桌面右上角放着一排十来支削好的铅笔——他用铅笔开药方，写楷书，每个字都像印刷上去的一样。

我们进了办公室，张院长正在看阿文的CT片，神色严峻。我不敢说话，他不忘回头请我们坐，然后慢悠悠地取下片子，踱到我们面前说：“石小先生啊，病情有进展，但你的身体机能仍然健全，心肺脾都好，肝肾功能也完好，这一路大军的任务完成得不错。但癌症本身有发展，说明敌人的势力太强大了，所以你必须要强大起来才足以抵抗。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增加你自身的免疫力，激发你的免疫系统奋起战斗。这是一场谁也无法预测输赢的战争，我们精诚合作，走出一条具有石先生特色的光明的生命之路。那样，你将不输于一个奥运会冠军，或者创造一项吉尼斯记录。”

张医生不仅医术精湛，还是一个情感沟通的高手。虽然知道阿文病情有进展时内心惶恐又沮丧，但因为张院长施了“魔法”，我们从办公室出来时，内心还是满满的信心、希望还有温暖。

在回程的高铁上，我给妙姐发了一条微信，告诉她今天看病的情形。她热情地叫我们坚定信心，又转来2000块钱。在这场艰辛的战役里，我们已经得到太多亲朋好友的帮助了，妙姐与我们萍水相逢，我没有收钱，只收下了她对我们的鼓舞和希望。

这时，苏城医生之前预计的半年存活期已经被超越了。我对阿文说，现在的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新生，阿文也信心满满：“现在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着呢？”

4

可是到了2017年1月，也就是确诊的8个月后，癌痛突然加剧，这表明阿文的病情有了迅猛的发展。也正是从那时起，脾气温和的阿文开始变得喜怒无常，有时还十分暴躁。

因为距离下一次去南京还有很多天，我避开阿文，到阳台打电话咨询要怎么处理疼痛，张院长说可以吃些止痛药。

一开始，止痛药是管用的，但它严重副作用会导致内分泌紊乱，阿文的吃喝拉撒睡全部乱了套。他胃口差到连饭菜都吃不下，更何况是中药。上厕所是每天最头疼的事，阿文往往在马桶上一坐半天没消息，各种治疗便秘的方法都不管用。有天早上，我突然听到卫生间传来“呯呯呯”的声音，开门一看，阿文正拿自己的脑袋往墙上撞，我忙抱住他，两个人以别扭的姿势拥抱在一起哭了好半天。

从早到晚，每一天都开始过得异常艰难，如此恶性循环，阿文整个人很快垮了下去。好不容易挨过春节，大年初三，我们不得不去南京住院。因为是春节期间，医院住院部就只有我们俩。阿文开玩笑说：“这是什么待遇，总统？”

等我们办好手续安顿下来，一个壮实的中年男子就微笑着走进来，操着一口浓重的南京口音说自己是医院的厨师，问我们晚饭想吃什么。

无事寒暄了一会儿，我就说到阿文的癌症指标不好。

“不要说癌症指标。”厨师看了看阿文，轻声示意我，又一板一眼地说，“说肿瘤指标。”

“有什么不一样么？”

“癌症指标太难听了，肿瘤有可能是良性的。”厨师笑着解释。

我愣了一下，一时没有会过意来，看了看床上的阿文，又转头对厨师说：“好，听你的，肿瘤指标。晚上吃什么都行，能让他多吃点就好，但要清淡一点。”

厨师点头说他有数，然后拿着记菜单的小本子出去了，看着他的背影，我沉思了许久。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我虽然关注阿文的病情，但很少像厨师这样注意自己说话的细节，注意病人的情绪。

我真的有些精疲力竭了，转头看床上的阿文，他已经沉沉睡去。

可能是住了院，心情安定了下来，阿文的病情也稳定了些。我们常常在晚饭后去散步，有一天傍晚，阿文的兴致特别好，我俩就打车去了玄武湖。

那天天气虽然冷，但公园里的人很多，除了观光客，大多是附近来做运动的居民。趁着天光还亮着，我们像外地游客那样在城门口拍了照，阿文在小摊上给我买了一杯果汁，我们在湖边坐了很久。

面对着一塘残荷，回顾已经走过的路，憧憬着完全未知的明天。风过耳际，寒意渐浓，我想，如果一切重来，我们又会选择怎样的人生呢？

元宵节那天，在上海实习的儿子要求来南京陪爸爸过节，让我回家歇一歇。那天，他们居然在南京的街头吃到了美味的汤圆，还看了一场小型的烟花秀，父子俩都很高兴。

出院之后，阿文的病情稳定了一段时间，到了夏天，又是断崖似的下滑，只好又去南京住院。这次，张院长的助理来通知我，说院长晚上要找我谈话。我心下惶然，知道事情不好了。

当我忐忑地来到院长办公室，张院长热情地招呼我坐下，我一颗心“呯呯”直跳，仿佛即将聆听上天的宣判。

“你辛苦了，这一年多来。”张院长说。

我低下头，勉强笑了一下，在张院长面前落泪不丢脸，我又抬起头来。

“情况不太好，癌细胞已经通过胸膜转移至本来完好的左肺，接下来，会很快了。”张院长沉吟着，说得很慢，好像在考虑怎么说才能把带给我的伤害压到最小。

我感觉自己的脸都是苍白的，连忙问我还能做什么。张院长说，像原来那样就好。

“我只是想，你心里有个准备——估计半年吧。”张院长摘下眼镜，又戴上。

我心里瞬间平静了下来，距离一开始医生说的“半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我们应该知足了。正是这一点信念，让我有力量对张院长微笑，说了声“谢谢”。

那次出院以后，阿文的情形果然如张院长所料，疼痛加剧，身体迅速瘦弱下去，生病以来一直努力保持着的140斤体重也开始明显下降，精力一天不如一天。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恶劣的心境。我知道，哪怕我再感同身受，也无法体会到他绝望心情的万分之一。我所能做的就是包容再包容，完全以他为重。

2017年9月底，我俩商量着再去一趟南京。南京，这座并不熟悉的省城，给了我们动人的温情和难忘的记忆。虽然结局无法改变，但近两年的南京之行，一次又一次给我们前行的力量和战斗的勇气。如果没有医院和张院长，没有妙姐等人的帮助，我们也走不到如今。

这次出行与其说是看病，不如说有很大的告别的成分在里面。

“你在看什么？”身后传来阿文的声音。我扭头，看他笑意晏晏地坐在床上，与刚躺下时痛得扭曲的样子截然不同。我心头一松，忙问他，是否好些了？要不要吃东西？一看手机，已经快11点了，我居然对着玄武湖站了几个小时。

“想喝点粥。”他说。

这两年来，我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心情，好与坏，都围着他转，他笑我也笑，他哭我也哭，现在，他想吃东西，我才意识到自己饥肠辘辘，腹鸣如鼓。

深夜11点，楼下的麦当劳还是人声如沸，站在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中间，我感觉自己的心情也松快了不少。我忍不住点了一杯饮料，坐下来慢慢喝完，才打包了两碗菜粥。观光电梯上升的时候，我又一次看到玄武湖波光粼粼的水面，夜色中，还是美得令人窒息。

有一个人，将永远无法看到这样的人间美景了，我也不知道天堂的模样。我的眼泪不可控制地流下来，淌了满脸。快两年了，南京站、玄武湖，什么都没改变，又什么都改变了。

这一夜，疼痛没有再次袭来，阿文美美地睡了一觉，早晨起来，脸上的病色仿佛都减轻了一些。下楼去车站，在电梯里，我指给他看远处的玄武湖，清晨的水面有种不一样的美，阳光下，水汽氤氲，如梦似幻。

阿文长长叹息一声：“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来南京了，看到这么美的玄武湖，住过这么好的酒店，也无憾了。”

我无言以对，低下头，一滴泪落在地毯上，瞬间被吸收，看不到痕迹。

虽然酒店距离车站很近，我还是请前台帮我们打了一辆车。上车时，司机过来扶着阿文，小心翼翼地将他放在车后座上，非常贴心。

回家后不久，阿文的病情急转直下。他几乎吃不下任何固体的食物，即使接着氧气，还常常气闷得无法呼吸，面孔都变了色。只要稍一变动体位，都会引发声嘶力竭的大哮喘，哪怕做个最微小的动作，都要坐在床边喘息半天。

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下来了，之前阿文跟我商量过，不进ICU，不做气管切开。为了节省体力，少移动，我开始给他用成人纸尿裤，晚上又请了护工。

2018年2月2日晚，阿文开始陷入短期昏迷，儿子匆匆赶回，看到疲惫不堪的我，坚决要求留在医院陪夜，换我回家休息。可是回到家又哪能睡的，凌晨12点，儿子发信息说：“老妈，明天早上早点来，情况不太好。”凌晨2点，儿子喊我：“老妈快来。”

早晨，医生看着昏迷不醒的阿文，和我们商量最后的事宜。中午12点，在撤去抢救设备的半小时之后，阿文停止了心跳。

后记

时间是良药，我已经不像最初那么伤心欲绝，至少能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但我没有一天不想他。

从苏城到南京，我和阿文奔波几十次，但对我来说，南京依然是陌生的，熟悉的只是从车站到医院的那段路。我曾想打个电话给张院长，但终究没有，我不愿意让年迈的他听到这个坏消息。

从此，南京在我心中变成了一个既伤心又温情的城市，我开始有意无意地避开它，却又会忍不住想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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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