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人生前30年，最难的是装成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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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的夏天，程栗通过一个记者朋友联系上我，说想要找一个听故事的陌生人，讲讲自己过去28年的人生经历。

程栗出生时患有双侧隐睾症。这是一种先天性发育畸形，指的是胚胎发育时男孩的睾丸没有落到体外的阴囊内，而是留在了腹腔里。大部分的隐睾症儿童在婴儿时期就会被父母发现，而后接受治疗。但他没有。他和别人一样长高长大，睾丸却已被腹腔里的高温捂死，性发育却停滞在儿童时期。

28岁那年的春节，他去做了切除手术——瞒着他的父母。

随着和程栗的接触，我渐渐发现，这不仅仅是关于疾病。我开始怀疑过去所熟悉的观念，而重新思考：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性别？

这个原本只是胚胎发育时出现的小小失误，却完全颠覆了一个人的命运和灵魂。

1

在几次长电话后，2018年9月，超强台风“山竹”登陆广东的前一天，我见到了程栗。

我们约在商场里的一家餐厅，晚上7点半，在座位上等了30分钟后，对面才有一个穿白衬衫的男生落座。肤色白皙，戴着黑框眼镜——与电话中那个腼腆的声音对应起来了。

他没有立刻跟我打招呼，我便先开口了：“是程栗吗？”

对面的人放下包，点了个头。

“我差点以为你要跑路了。”我开了个玩笑。

“没有，工作上有点事情。”他解释。

餐厅里放着音乐，刀叉磕碰和说话声起起落落。他说，这是自己第一次堂堂正正坐在一个知道他秘密的人的对面，见面前，他还发来雀跃的文字：“太好了，是去见你，那我就可以不用伪装了吧？”

此刻，对面的男孩神情自然，并不长时间跟我对视，看不出高兴或者紧张。他的说话声很小，我不时要往餐桌上伸一点脖子。一有服务员走近，他的声音就会蓦地收住——像触角碰到异物而迅速缩回去的蜗牛——视线也会收回去，投在自己眼前的菜碟。

半个小时后，他提议说：“我们还是用家乡话吧。”

我们都是潮汕人，切换了语言后，我问他：“你是怕别人听到吗？”他点头。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怕。没办法像个没事人一样。我会想，别人要是听到这个人没有睾丸，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没有喉结，没有胡子，说话轻柔，这是疾病给他带来的外表特征。他从不去游泳馆，也没法使用男厕里的站立厕位。工作这3年来，他几乎每天出门，都要在裤子里面用上一些道具，以掩饰性器官没有发育的表象。试验过好几种东西，乒乓球不好固定，游泳用的鼻夹不舒服，最好用是剪下一团小毛巾，贴到裤子里面。男性内裤广告里看起来都饱满得夸张，他暗暗咂舌，觉得难以想象。

对于程栗而言，日常生活变成“伪装成一个男人”的一场戏——但常常搞砸——有一回，他大早上去健身房，想着人不多，就偷懒了没有做伪装，只穿了个宽大的运动裤。练着练着，一位女性教练来给他指导，做弯腰后仰的动作时，裤子紧绷起来，他观察教练的神色，看见对方瞥了几眼自己没有线条起伏的下腹，表情似乎有些疑惑。他心里“噔”地一声沉下去：被发现了？

随后落荒而逃。

伪装需要动用一切手段。医生给程栗开了一种叫“十一酸睾酮”的雄性激素药物，可以让他长一点点胡须，说话声粗粝一点。长这么大第一次摸到自己的唇部四周扎手的胡须时，他感到无比新奇，又有一点心情复杂，对着手机自拍了好几张。薄薄的一层，不吃药就会掉光。医生也叮嘱他，不能长期服用，会加重身体负担。眼下服药已经持续半年，程栗小心翼翼地保护这些胡须，像爱护自己精心养育的植物。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去看的医生？”我问。

“2015年吧。”

“那为什么到了2018年春节才做手术？”

他顿了一下，撇了撇嘴，神情有些孩子气。“这中间我去看了很多家医院，之前一直在逃避……没有真正去看医生。”

从小，程栗就知道自己的身体有问题，但从没有跟人说过。

长大一点上网去查，也总是匆匆刷过页面就关掉了。直到毕业后，他第一次走进医院去检查，医生才告诉他，这是“隐睾症”，做手术太晚，已经回天无力，建议他切除掉腹腔内已无用处的睾丸。并警告他，如果拖延过久，器官有病变的风险。但他拒绝了。

刚工作没几年，程栗遇到了喜欢的女孩。谈恋爱4个月，两个人一起去山里漂流，被下雨的天气留在了当地。在旅馆里，女孩发现了他的秘密，先是惊愕，而后反应过来，指责他不够坦诚。被揭穿秘密的他完全愣住了，只觉得天都塌了下来。如同一夜间被折断的树苗，爱情戛然而止。

回去后，他开始辗转各个城市的大医院，北上广深，协和复旦。咬着牙从信用卡里刷了七八千，再一点点慢慢还上。可所有的医生说的话都一样。

他还把目光投向了网上铺天盖地的男科广告、甚至巷子里的老中医牛皮癣。沿着指引，找到藏在城中村巷子里的那些门店，匆匆进去，匆匆伸手把脉，匆匆拿药，丢下一两百块钱就走，像是在走一个过场。医生开完药，也总会劝两句，“还是去大医院看看吧”。他没有说，自己就是从大医院来的。其实已经不抱希望，但为什么还要来呢？

灰霾弥漫了26、27岁那两年。也就是那时，正在迷惘中的程栗在一次工作场合认识了记者小鱼。小鱼性格温和，在另一个城市工作，毫无交际重叠，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倾诉对象。

一次心情脆弱的时候，他对着小鱼说出了自己心中从未对人开过口的话。得知不做手术会有癌变的风险，小鱼耐心劝导他许久。最后，手术终于被提上日程。大医院手续繁琐，需要家人签字，程栗转而回到老家，在县城里找了一家二甲医院。医生打了包票，不用家人签字，同时提了一句：睾丸在身体的高温里已经失去活性，现在做手术下降到阴囊也没有用处，但也可以试一试，不行再做切除。他没怎么犹豫，就决定尝试。

2017年9月，程栗的手术做完了。腹部的伤口比他想象的小，缝合后只有短短一道，像一条被啃完的鱼骨头。如果这个手术是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做，他将有很大的概率长成一个健康的男孩。而现在，只是花了2000块，挨几刀，做一次还不死心的尝试。

3个月后，这被证明确实是无用功。2018年春节回家，他回到了县城的医院，挨了第二次刀，切除了睾丸。这时他已经28岁了。

他借口去朋友家玩，独自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两天。出院后回到家，没怎么跟妈妈说话，很快就进了房间。父亲没有回来，家里跟往常一样，只有两个人，冷冷清清的。但他心里有些慌张，不敢看妈妈的眼睛。好像精神上也被带走了什么。程栗躺在床上，脑子里空空荡荡，躺了一会儿，拿起手机给小鱼发了几条信息：

“我想跟你聊聊天。”

“今天做手术了，感觉好虚弱。”

2

20岁上大学之前，程栗一直住在老家。

潮汕平原坐落在广东的东南海岸，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自己的语言和信仰，农村地区至今还有主办红白二事的宗族。它以美食和古建筑闻名，同时也流传有“重男轻女”的名声，婚恋与家庭观仍然相对保守。

小时候，程栗的父母都在城里打工，他跟着七十几岁的外婆在舅舅家生活。那是一个离海边不远的城中村，有着狭窄的街道和形形色色的打工者，一到夏天，登革热就跟着下水道里的蚊虫而来。四周商品房拔地而起的时候，这个村落仿佛被时间留在了过去。

寄人篱下的孩子懂事得早，他很少向年迈的外婆哭闹要什么东西。仅有的一次是他5岁那年，一天表姐回家时带给他一个面包，形状就像一只蝴蝶，他好喜欢，吃完了还想吃，又不好意思说，就咿咿呀呀地跟外婆比划着：“蝴蝶，蝴蝶飞走了……”外婆愣了一会，随即听懂了他的话，笑着给他买来了。

9岁时，妈妈把他接到了城里。那时爸妈已经分居，各自都有自己的相好，他跟着妈妈两个人住。妈妈在工厂做包装工，性格冷淡，对他疏于关心；父亲在运输厂里工作，如陌路人一般，过年都难得来一趟。他感觉自己像个累赘。

在城里上小学，男孩子们一起上厕所，脱他的裤子欺负他，笑他“没有蛋蛋”，他不敢反抗，也不告诉妈妈，每次看见那些坏男孩就绕道走；初中那时候也没有生理健康课，程栗错过一个了解自己身体的机会；到了高中，寄宿的男孩子们挤在一起看小黄片，青春期的荷尔蒙充斥着整个宿舍的时候，他总是尴尬地避开，估摸着过了一些时间再回来，看到纸篓里他们扔完的纸巾，心里既别扭又难堪。上厕所更是件每天都要面对的麻烦事——要怎么跟同学解释他每次都是进到隔间，而从来不使用外面的站立便器呢？这是他持续多年的困扰。

从小到大，程栗错过了一切男孩子建立友谊和性别认同的活动，他从来没有成功地融入过身边的男性群体之中——永远只是个在边缘孤单站着的小男孩。

学习填补了他漫长而黯淡的青春期。程栗顺利考上一所工科大学，学校里男女比例悬殊，放眼望去没几个女孩，参加的唯一一个社团是天文社。没事的夜晚，和那些不熟悉的人在草地上借着望远镜看星星，漆黑的夜空里，星星闪烁着，一颗与另一颗离得远远的。让他觉得安心。

毕业后来到大城市工作，每天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他开始为下巴上没有胡子感到焦虑，担心会被看出异样，也开始在裤子里做一些“伪装”。同事偶尔也取笑他，说话的神态“像个女孩子一样”，他便板起面孔，抿着嘴瞪了对方一眼。他清楚那是一个玩笑，但仍忍不住觉得自己“被揭穿了”。

“就跟女孩子上班之后会开始化妆一样”，他迅速地想要变得跟身边的人一样。

母亲一直少言寡语，直到这两年打电话时才会偶尔试探着问：快30了，可以找女朋友了。

程栗总是含糊几句就挂掉，听多了心里还有些气：该关心的时候又去了哪里呢？记忆中，父母不曾亲手给他洗过澡，不曾为他换过衣服，身体的话题从来没在母子间展开过，他确信父母对此一无所知。

那抚养他长大的外婆呢？她知道吗？可是在他还没有想好怎么开口问的时候，外婆就去世了。他怀念童年那个给他买蝴蝶酥的老妇人，只是，“想起这件事，心里总是有一点点埋怨的。”怎么就没有人发现这个孩子的身体有问题呢？如果小时候就有带他去就医，又怎么会走到今日这一步？

当他想要尝试去爱的时候，身体的缺陷就像一块巨石横亘在他面前。

手术后的复诊，他为自己增加了一项“精子活性检查”——对于他，这是个尴尬且痛苦的检查，需要医生戴手套从肛门伸进去刺激前列腺以产生前列腺液。

走廊外面等结果的时候，还有好几个人，从小孩子到四十多岁。程栗试着跟他们攀谈，有的是侏儒症，有的是后天遭遇意外，有的是单侧隐睾症。隐睾症在男性中有1%的发病率，但大部分都是单侧隐睾——这部分如果手术及时，还能保留一部分性和生育的功能。他们手里拿着的要去检查的试管，里面的液体都呈现着不同程度的浑浊，只有他自己是完全透明的。在这个本来最有可能得到认同的情境里，他仍然发现自己是最不正常的那个。

理智地讲，这项检查其实毫无必要。生物课本上就写着，精子从睾丸里产生，既然手术已经取出了睾丸，还怎么可能有有活性的精子？

但他不愿相信。一点点的幻想还在折磨着他。

3

“一个正常的男人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程栗问我。

生物学的意义上，带有“y染色体”就是男性。但这个答案似乎并不对，日常生活里，没有人会通过问一个人：“你有没有y染色体？”来判断对方的性别。通常，看外表就足够了。通过精心伪装和吃激素，程栗自信可以在外表上扮得很像一个男人。

“可是就像一个人应该有两只眼睛，一大一小可能不好看，但如果没有，就是不正常。而且，一个正常的男性也不会像我说话这么小声，不会嘟着嘴。我也不会像很多男生一样有攻击性，容易有暴力的行为。”

他在比较的，是一个社会意义上被塑造出来的男性。

“你会不会以为我很希望成为一个男人？”他问。

“你是这么希望的吗？”我说。

“其实……没有。”

我有点惊讶。他却迟疑了一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因为太多不一样了，我很难认同自己是一个男性。可以做男人嘛，当然很好。不行的话，我做一个女人好像也可以。但是现在我什么也不是。我身体不是男孩子，心理上既不是男孩子，也不是女孩子。”

我想了一下，说：“你了解过跨性别吗？”

“是说身体是男性心理是女性吗？我不是。无性别吗？我也不是。”

餐厅里人流喧闹，男男女女对坐着举杯交错。这个社会只给两副模子，我们没有选择地跳入其中一个，面对由此而来伴随一生的角色、期待和责任。可是那些不属于这两个模子的人，他们该往哪里去呢？身体与心理不同性别的人，甚至，两个性别似乎都不是的人，他们该往哪里去呢？

程栗说，自己甚至有些羡慕同性恋群体，因为他们有个“群体”——“起码他们人多，他们就可以说，我不结婚因为我是同性恋。起码社会对他们有了解，不会觉得是异类。”

“我是在男跟女之间的人。”——长时间的思考之后，他暂时为自己选了个位置。

晚上9点半，餐厅打烊了，我们转移到商场门口的奶茶店。夜空下的城市依然灯火通明，人流从我们身边路过，程栗的声音明显随之下降，我把塑料椅子拉得离他近了一些。

程栗问我是否介意他抽烟，我摇摇头。他从公文包里摸出烟和打火机，熟练点上了一根。

“你怎么开始抽烟的？”

“工作之后吧。有时候心情不好就抽一根。而且，”他把烟拿开了一点，问我，“这样看起来会man一点吗？”

我笑了一下，违心地点了点头。其实因为长相过于柔和，他看起来更像背着老师偷偷尝试抽烟的好学生。夜风清凉拂面，抬头可以看到一座巨大的高耸的建筑，在深蓝色的夜空里耸立着。天空难得的澄澈，那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

4

第二天，从太平洋海面上来的超强台风“山竹”登陆了广东。整个城市交通停摆，地铁进水。程栗窝在他的出租屋里睡觉，任凭飓风把窗户砸得啪啪作响。因为不喜欢跟人一起住，他自己租了个单间。

台风过境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城市，整理完之前的访谈内容，提出想要继续电话采访。但程栗突然说，想先看我写的稿子再继续。我解释说，访谈还没有完成。又试着询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顾虑，他说没有，却仍不肯退让。

我很困惑，他怎么突然往后退了一大步？我想起了小鱼。

之前程栗一直对我说，“你是唯一完整知道所有事情的人。”以至于我以为小鱼也并没有了解太多。可当我联系上小鱼时，却从她的讲述里，看见了一个更为尖锐矛盾的程栗。

在手术前后这一年，他们有过多次对话。程栗对小鱼坦言，自己很想有个女朋友。他还发过一张身材火辣的女孩照片，说刚跟对方去看了电影。他一直在困惑，自己是否应该跟父母坦白，也曾多次追问小鱼是否无法传宗接代就不算一个“真正的男人”。更多的时候，他都会将这些情绪通通倾倒给小鱼。

“今天又差点被人发现了，好累啊，这种伪装比生理的残疾更累。”

“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找女朋友？不应该耽误人家……”

“我真的不能有孩子了吗？我应该跟我的爸妈说吗？可是要怎么说啊？”

他重复地发问，但似乎什么回答也不能让他满意。即便在小鱼耐心告罄的时候，对话框也没有停下来。屏幕那一头，只剩下一个狂乱的、无序的，不知如何面对自己的心灵。

最让人惊讶的是，他还曾说了这样一件事：手术后医生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说有一个富豪，常年不在家，家里有老婆和三个女儿，想聘请一位管家，打理家中事务，50万年薪，但要求净身。

这是真的吗？听起来也过于离奇了，他也从未跟我提起这件事。或者，这是他编的吗？我想起，程栗的确曾经试图撒谎。

我们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父母是知晓他做手术的，但后来，却在我追问更多细节时承认并非如此。当时他踟蹰着解释：“我是觉得我这样子但不告诉父母，你可能会觉得不好。”像抓住一根线头抽丝了整件毛衣，我突然间意识到，在伪装之下生活了二十多年，谎言本就是他的生存策略。

跟小鱼打完电话后，我百感交集，转头联系程栗，他却仍以同样的理由推脱掉了。我感到无从下手，同时也隐隐有些生气。随着我们的关系陷入僵局，采访也被搁置了。

联系只是偶尔，我忙着工作的时候，间或还能收到他的问候。2019年春节，他发来一条信息：“祝我唯一知心的朋友，新年快乐。”我看了那句话愣了一会儿，点进他的朋友圈，看到他发了一张和家人亲戚聚餐的照片，照片里的人围着餐桌面带笑容，看起来就跟所有普通家庭一样。

又过了半年，7月的一天，他突然很有兴致地发来一大段话，跟我谈起一个设想。他问我，大家都在关心网约车如何保障女性单独出行的安全，如果把像他这样的人集合起来做一个女性夜间专车，会不会让人感觉更安全？

其实他一年前就跟我提过这个事情，当时发生了一则轰动的新闻——一个打夜车的女孩被网约滴滴车司机性侵杀害，引发了社会上持续的关注。那时他就问过我这个事，事隔一年，他再次提起，好像我们从未聊过这件事一样。

而这个话题打破了我们之间持续大半年的沉默，我问他是否还有意愿继续访谈，他给了肯定的答复。电话里，我说起“富豪管家”的事情，问他是不是虚构的。对面的人沉默了一会儿，声音犹犹豫豫：“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虚构……”

那个故事的想法来源于在城中村的小诊所看病时，一个老中医随口说了一句：“说不定有专门找你这种人的工作，有些有钱人家里要的。”

他没追问下去，却在心里记下了，而后便“脑补”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常常想，如果真有那种专门给他这样的人的工作，该有多好，也想看看小鱼会不会劝他去做这个工作。他甚至和我感慨：“要是我生在古代就好了，可以进宫，做太监就不用伪装，还可以有身份认同。”

我也明白，那些真假难辨的故事，都不过是一个孤独的人的幻想罢了——他希望这个社会能够留有一点缝隙，让他有正当的容身之处。

“那你坦诚地告诉我，还有其它事情是你虚构的吗？”我问。

“没有了，真没有。”

“所以上次访谈到一半退缩，是因为什么？”

“我不喜欢你问我家里的事情。”

我有些惊讶，一时没有说话。记忆里一段对话跳了出来。

那时，他主动坦白自己说谎了之后，我问他，为什么手术这么重要的事情，没有同父母说？电话那头是他惯有的那种语调，声音很小，句子拉得很长，好像对自己说的不太确定，也不太在意。他回答我：

“我觉得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吧，从小他们就不怎么理我。他们关心我也不喜欢，不关心我也不喜欢，什么反应我都不喜欢。”

5

2020年春节，肺炎疫情来袭，程栗被困在了家里。走亲访友全部取消，他跟父母三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个多月。

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情，但也没有人踏出那一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空间里，所有人仍默契保持着距离，不触碰各自的内心世界。2月中旬，他就收拾东西回了城市——那时候，城里的病例数超过了300例，是家里的10倍不止。

疫情并未太多影响他的情绪，独居生活甚至更为自在，可以一个人呆着，也可以去海岸边散步。7月的一个晚上，天气炎热的夜晚没有一丝风。我站在屋门口跟程栗通电话，看见一只萤火虫一闪一闪飞进了黑漆漆的夜色中。这是今年夏天我见到的唯一一只萤火虫。电话挂掉之前我问他：

“那你现在对自己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嗯。我感觉自己再没有幻想了，慢慢接受事实了。”

两年过去，身体里的风暴渐渐平息，不安和焦灼稍稍远去了一点。他已经接受自己和“男人”的区别，有时还能跳出自己的困境和我讨论一下：“原来人的生理会对心理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啊？”

服药的频率已减少到了每一两个月一次，健身房不再去了，就在屋里追剧，看《隐秘的角落》和《三十而已》。

这个夏天，整个南方都格外地酷热，白天多是30度以上的高温。傍晚时，天色常常艳丽得像新海诚漫画里的世界。一天夜晚下班走回家，程栗看见路边石凳上睡着一个流浪的阿姨，全身家当只有一个包裹，包裹上系着一条绳子，拴着一只睡在她身边的小猫。他停住了脚步，心柔软了一瞬，“好感慨，她的生活和世界好简单，可是都有爱。”

跟着单位里一个大龄单身男同事，他也注册了一个婚恋平台，加入了每年成千上万个试图通过算法找到对象的人中。性取向比性别好判断。以前目光盯着身材火辣的女性，那是出于对一个“正常男性”的笨拙模仿。事实上，他喜欢看起来亲切和蔼的女生。试探、聊天、见面。一年了，最成功的发展就是一顿饭。

作为他仅有的异性朋友，他问了我许多次，什么时候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去坦白自己的情况，他会不断地预演和想象，如果坦白，自己又将面对些什么。

生活已在30岁的程栗身上铺展开来，他要学着怎么跟身边的人坦诚，怎么去信任，怎么建立亲密关系——这是他从未在与父母的关系中习得的，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

2年前他已经迈出第一步了，在他找到我，打算讲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在一次长长的电话即将结束之际，他问我：“你说，这个故事写出来对我有什么意义呢？”

没等我回答，他继续说下去了，像在喃喃自语：

“我想，我把不敢给别人看到的那一面说出来，就像在另一个不是现实的维度里生活。一定还有一些和我一样的人，或者我能给他们一些勇气呢？我想让大家看见我们，想知道外界的看法，也想尝试认识我自己。”

（应受访者要求，程栗为化名）

编辑：沈燕妮

题图：《女朋友，男朋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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