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籍贯，写着武汉

征 稿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城市正成为我们最为主要的生活空间。 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城市所塑造着，也塑造着城市，审视着生活，也被生活审视。我们每个人，都因不同的时代与个人遭际，在心底建构出城市的万般模样。 2020是个被迫禁足的年份。无论我们人在何处，是淡定、是烦躁，是一筹莫展、是心有余悸，都是一个适合的机会，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己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眼下，人间编辑部大型征文再一次开启——「人间·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 记录下你与自己现在或曾经所处城市的故事，记录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关于梦想、爱与希望问题的答复，记录下所有你在此处念念不忘的人与事，记录下它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模样。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人在城中」。期待你的来稿。

1

我1995年出生在四川内江，小时候，城里只有两个商圈，周末一家人去逛街，总会不断停下来与认识的人打招呼。

那时的我从没想过会离开这座城市，没有肯德基、麦当劳，胖妈炸鸡也很好；不能吃奥利奥，菜市场糕点铺6元一斤的饼干也不错；还有油炸粑、牛肉面、肥肠粉、跳水兔……然而，在这个城市里长大的我却被不断告知——你不是本地人。

最先这么说的是爸爸，上小学时要填素质手册，我去问他“籍贯”那栏填什么。

“佳佳，你要记得你不是这个小城市的人。你的籍贯是武汉——啰，武汉。”他用手蘸水，在木桌上写下铁划银钩的两个字。我根本不懂籍贯是什么意思，只觉得“武”字容易多写一撇，错字就要重写，烦不胜烦。

不过，这倒让我留心——爸爸说的确实是地道的四川话，而爷爷的口音真的和我们不大一样，他说“干什么”，是“搞莫斯”，而不是“干啥子嘛”。有次，别人问爷爷是哪里人，爷爷笑呵呵地答“武汉”，我尖着耳朵，在一旁听得提心吊胆，生怕哪里藏着同班同学，被人听见，也把我算作“外地人”。

再之后，也不知怎么回事，叔叔阿姨们见到我就总打趣儿道：“佳佳什么时候回武汉啊？”“什么时候让你爸爸带你回武汉啊？”我就哭着喊说“我不要”，反倒把他们逗得哈哈大笑。

武汉，这个我没有任何概念的城市，在旁人的不断提及中，变成地下河，悄无声息地润湿了我家这片土地。

后来我才知道，爷爷年轻时是武汉砖瓦厂的员工，家就在武汉周边某个水湾里，爸爸他们兄妹四人都在那里出生、长大。爸爸高考考入石家庄军校，随部队到了四川，“被川味迷了魂儿”，转业时就留了下来。之后，小叔接了爷爷“铁饭碗”的班，奶奶肝癌走了，爷爷从武汉来投奔我爸这个大儿子。爸爸在内江娶了个本地姑娘——我的妈妈——又生下我，爷爷也在这里找了个电厂退休的婆婆，搬到女方的单位房里，老两口一起过。

爷爷和爸爸常常会跟我共享关于武汉的记忆，他们在酒桌上用并不一样的武汉口音，说着以前的事。

“武汉有长江，有汉江，比起来，内江的江只能说是池子。”

“唉，四川的牛肉面太贵了，一碗14块，收入低物价高，武汉热干面才3块5一碗，还要把人涨憨！”——用素热干面和牛肉面作对比，爸爸偏心偏得让人哭笑不得。

说着说着，微醺的爸爸便会忘记场合，口不择言。

第一个被冒犯到的是我外婆。这个在内江过完一生的老太太，只有两个女儿，小女儿早年去深圳打工，然后留下结婚生子，眼下，仅剩我妈这个大女儿陪在身边。

爸爸有次喝了点酒，又对着外婆熬的筒子骨藕汤指点江山：“四川的藕都能熬汤啊？说到藕，还是洪湖的藕好，还有我们老家塘里面的藕，三四年的藕炖出来又粉又扯丝，才巴适哦。”

外婆把刚提起的不锈钢汤勺往汤盆里一摔：“武汉好，回你武汉去，过来干撒子！”

爸爸像被针扎的气球，瘪了，一声不吭灌白酒。

从外婆家出来，爸爸对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我说：“你婆婆是个铁匠，越老脾气越不好，你以后一定不能留在这儿，不然她天天把你当铁打。”

我莫名其妙有些怕，虽然外婆说话嗓门大，但带我多年，从没真正打过我。

“我不留这儿，我去哪儿？”

“武汉啊。”爸爸一脸理所当然。

我摇头：“我没有去过，我不想去。”

“瞎说！走，回去看照片！”

那天，爸爸摩托车开得飞快，风割耳朵。到了家，他扯出一本相册，指着里面第一张照片让我辨认——照片里，妈妈很年轻，把着我的肩膀，对着镜头皱眉，约摸三四岁的我趴在栏杆上探头往电视塔下望。

照片上的场景，我完全没有印象。爸爸却自顾自地说：“你个狗崽子胆大得很，你当时穿的是你哥（小姑的儿子）的衣服，你妈这套好看吧？在白马商城买的……”

接着往后翻，是他和战友在武汉聚会的照片，一圈中年男人酒杯高举，满面红光。爸爸用指头指着照片里的人一一给我介绍：那是你陈叔叔，现在在某局做重要职位，这个是你李叔叔……爸爸说起他们，很是自豪，仿佛他们的功名成就都与自己息息相关。

看完照片，他幽幽地补了一句：“当年要不是我留四川了，现在我都该是……”

2

我能记起的“第一次武汉之行”，是2008年小学毕业的暑假——是爸爸对我能上市重点初中的奖励。

我们住在小姑家。爸爸每天喝酒、拔火罐，两兄妹多年没聚倒也不生分，血缘真是神奇的东西。

小姑的餐厅当时正好装修，便带着我们全家出游，一起坐轻轨。那时对我们来说，轻轨还是稀罕玩意儿，爸爸一边走，一边啧啧赞“家乡好”。待播报时，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武汉厉害吧？”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小姑和爸爸都笑了，然后又转头聊他们小时候的事和武汉这些年的变化。我往妈妈身边靠了靠，她看着黑洞洞的窗外没有说话。

等姑爹送我们回川时，一再说：“大哥你要早点回来哦。”

“一定，一定。”爸爸应承着。

自打那次回内江后，我家的电视常常被摁到湖北卫视，爸爸吃着花生米，咂着白酒，总看到很晚。我不爱跟他一起看，因为他总指着电视说：“我给你说，当年武汉这里……”

似乎有一条奇怪的脐带，弯弯曲曲把他跟武汉那块土地勾连上了，也许一直都勾连着，只是这时越发明显。我近乎动物性地感知到爸爸的脚正逐渐变轻、漂浮，离开这片我们共同生活的土地。

我曾私下问妈妈：“以后爸爸会回去吗？”

“以后的事以后说。”妈妈回答时，连眉目都是淡淡的。

然而，比爸爸先回武汉去的却是爷爷。

2009年，爷爷多次向爸爸提出要回武汉。妈妈听到爸爸唠叨时，叹了口气：“造孽啊——你爸走了，电厂那个婆婆怎么办？”

爸爸也叹了口气：“我劝了，但婆婆近两年痛风高血压，动不动就卧床不起，老头子也快八十的人了，确实照顾不动，老了就希望落叶归根。”

我妈啧了一声，没再说话。

大姑患有严重心脏病，住在武汉附近的农村，常年靠最便宜的药维持，自是不能负担赡养老人，爷爷能选择的是下岗后在武汉做苦力的小叔和开餐厅的小姑。他的意思是“一家住半年”——他不想去小儿子那儿受苦，又担心一直住在小女儿家被人戳脊梁骨说儿子不孝顺。

之后一两周，我常听到爸爸给小姑和小叔打电话，商量爷爷的去向。小叔一口答应下来，小姑那边也没有太多意见，说她儿子刚送去当兵，房间正好空出来，只是做餐饮的人饮食不规律，“老头子只能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或者提前去店里拿”。

爸爸把两边的意思都转达给爷爷，爷爷笑呵呵地点头，小声说先住小姑那儿。

接下来，就是找个不失体面、又在情理之中的由头，跟电厂的那个婆婆离开——爷爷想让小姑过来“请”他，小姑听到这话，立刻没了好气，说生意一天离不得人。

直到我2009年暑假的末尾，姑爹终于提着大包小包来到内江，把两个老人在本地的子女聚在一起，说明来意，做了“恶人”。当时气氛紧张，爷爷便主动提出，将这些年共同积蓄的15万元全留下给婆婆，众人这才齐声理解，其乐融融吃完了饭。

爷爷回武汉后打来电话，语气愉悦，说“都挺好”，就是小姑和姑爹晚睡晚起。爸爸说，那是人家要赚钱。爷爷连声说“也是，也是”。

我问爸爸：“爷爷还会回来吗？”

爸爸摇摇头，迟疑了一下：“应该不会。”

爷爷在小姑那儿一住就是大半年。2010年过完年不久，小叔借着酒劲在小姑家里大闹，“说好一家（住）半年，你是不是想要我这个哥哥掉脸子（没面子）？”

第二天爷爷就打包好东西跟小叔坐公交走了。可到小叔家还不到1个月，爷爷就给我爸爸打电话，说钱不够花。

“你一个月退休工资两千多，你吃得了？”爷爷离开内江前，爸爸单独给了他5000块钱，过年又打了2000，在姑姑那边住时，鱼、肉都是从餐厅里做好，现成放在冰箱，姑姑不时还会补贴爷爷一些，怎么会不够花？

爷爷絮絮叨叨说，小叔做苦力辛苦，老婆在服装工厂做工，儿子也不争气，辍学了，在他姑的店里学手艺，虽然他姑不会亏待自家人，但他年纪大了，到底要结婚。

“孩子结婚不可能找你这个爷爷拿钱啊。”爸爸听出些深意。

“也不全是这原因……”

爷爷又说，回武汉后，砖瓦厂的老熟人都带着小孙子来看他，他面子挂不住，都给了打发钱。他辈分又高，知道他回去后，家家户户办喜事都要请他这个“老祖宗”，老祖宗去了，小辈一磕头，处处都是钱。

放下电话，爸爸又背着妈妈给小姑打了3000块，让她给爷爷捎去。自那以后，爷爷每次打电话的保留节目就是哭穷，理由不带重样的。爸爸多少都会给点。

但即便如此，爷爷在小叔家生活也并不顺遂。爷爷年轻时下力，饭量大，而且饭菜还得热烫、要软烂，跟小叔一家口味差别很大，婶婶受不了天天下班回来还得做两次饭，开始抱怨、不满。

于是，在一次并无大碍的摔跤后，爷爷表示，年纪大了，身边还是需要一个人。2011年初，在姑爹的张罗下，我便有了第二任没有扯证的奶奶。过完春节，爷爷跟“三婆婆”一起搬到姑爹单位分配的一套两居室过日子，在武汉城郊。

没多久，内江电厂的那个婆婆病故，爸爸嘱咐我别跟爷爷说——其实，爷爷早在一年前，就借故耳背，跟电厂婆婆断了联系。

3

不管爷爷在武汉怎么折腾，我在关键的高中时期，基本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过，我知道，“武汉”一定会出现在我未来的高考志愿里——从高一开始，我爸爸就在私下里念叨着，让我将来去武汉读大学，那样，他和妈妈以后就能师出有名，跟着我留在武汉。在他不断地洗脑中，渐渐长大的我，对那个在湖水中氤氲着的武汉竟也生出一种向往。

我学习成绩不错，总以为未来一切顺遂，天大地大的，梦想就是准备来让我去实现的。但，人生总喜欢给你开个玩笑。

2013年高二的暑假，我被强奸了。这事儿来得突然，以至于过了很久我都没反应过来。

妈妈当时在菜市场做生意，那片儿治安很乱，屋顶上不仅有小孩烤香肠吃，还有人围成圈拿打火机烤锡箔纸吸毒。我家不住那里，但妈妈收摊晚，便让我去附近卖猪肉阿姨的家里跟她女儿一起写作业，她女儿比我小，我可以给她讲题。

那天，我又去阿姨家里，拐上四楼，看到三四个小混混靠着栏杆和墙抽烟。继续往上走，走到他们中间时，不知谁的手横了过来。我的嘴巴被臭东西塞住了，下身很疼。有老人从开门探头望，有个混混对老人吼了一声，门就快速闭上。

第一个完事的男孩对着我的脸撒了泡尿，温的、骚的。去到阿姨家里，电视里正在重播《快乐大本营》，借了浴室洗澡，把衣服洗好晾出去。不管阿姨的女儿怎么询问，我只说“被打了”。被霸凌，在菜市场孩子的童年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阿姨的女儿也只说“下次要小心”。

没有人知道我怎么了，我谁也没告诉。我只觉得自己脏了，必须完成高考后就去死。我之所以高考定为目标，是因为爸爸说过：“幺幺（四川方言里，指家里最小的孩子，引申为最疼爱的孩子），加油哈，高考那是比命还重要的事。”

比命还重要，完成了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吧？既然要死了，至少得让爸爸高兴一下，让他有一个考上了武汉那边大学的女儿，哪怕是过去式。

高考出分，意料之中的好，我填的大学也全是武汉的，被录取基本没有悬念。志愿填完没几天，我与自己约定的第一次自杀如约而至：看贴吧里关于“无痛自杀”的讨论，说安定是处方药，高中生没有正规渠道获得。心灰意冷之际，又在几条跟贴里翻到——“扑尔敏药量够大足以致死”，于是去药店买了200片扑尔敏，一次吞服下去。

当然，最后我还是醒来了。我都不知自己去没去医院。很久之后，听我妈说，我被送去洗过胃，没有住院，被父亲拉回来了，怕丢人：“你爸都不肯打电话，我打电话给李叔叔（一个她认识的医生）问他，邻居小孩误吞两瓶药怎么办？”

我只记得醒来后，爸妈没怎么说话，也没问我吃药的原因。外婆又是心疼又是骂我，我想，她说话时一定跟平时那样声大如雷，只是此时传到我耳朵里的声音，像是我把头嗡进水里，只有耳畔嗡鸣，什么也听不清。我想着想着，就笑了，大家停下来看我。外公说了句什么，大家依次出去，他缓缓合上门。

外公走到我的床边，坐下，握住我鸡爪样在抖的手，看着我，发黄的眼球里盛着很重的感情，让我突然就想别过头。他对我张开双臂，做个小时候“抱抱”的姿势，我一头扑进外公怀里，狠狠地哭出声来。外公说：“幺幺，公公晓得你苦，公公晓得，乖哈。”

那天，外公在我床边一小块一小块喂我吃苹果，我们说了很多话——原来，我妈妈也曾试图自杀过。

我给外公说，我不想去武汉，我怕。外公摸摸我的头，知道我志愿全部填的武汉后，叹了口气，说：“上完大学就回来吧，外公等你。”

“好。”

有等待你归来的人，我忽然觉得没有死也挺好的，但自杀的原因，我还是守口如瓶。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除了手抖，基本恢复正常。看着纸上的“武汉”二字，反倒又轻松起来——武汉，爷爷、爸爸的故乡，他们心里向往的大城市和海市蜃楼，去便去吧，读完书便回来。这样想着，我的心平静了许多。

爸爸自然是开心，逢人就夸耀：“你孩子考得怎么样？我那孩子啊，唉，也就只考了个武汉的大学。”

他提议说自己可以休假陪我去武汉散心，也算是提前熟悉下大学周边的环境。他吃到心心念念的热干面，汗水从额上滴进碗里，又拿起焦香酥脆的面窝，大口咀嚼，然后把吃了一半的面窝凑到我嘴边：“幺幺吃，这个好吃。”

我摇摇头，那时我肠胃不好，吃什么吐什么，听着四周陌生的武汉口音，只觉得一阵恍惚。

妈妈把豆浆递给我——我跟她一样，吃的是粉，我们还习惯不了热干面里芝麻酱的味道。

小姑的餐厅已经营业，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我提议我们一家住酒店，爸爸一口回绝，说，回家不住家里，像什么样子？

“可那里不是我们的家啊！”——这句话我没说出口。现在想来，可能爸爸还是为了省钱，节约了一辈子，他实在花不下手。

爸爸觉得我左右无事，让我干脆去小姑店里做服务员，体验生活，点单、抹桌子、收拾碗筷。妈妈陪着我，但她有胃病，常常会因为餐厅吃饭太晚胃疼不已，最初还忍着，后来只好让我去隔壁超市给她买苏打饼干，给人上菜前先吃两口。而爸爸这次归乡，都是在每天的战友聚会和酒局里泡着，每次喝醉了回来都说，武汉好啊，哪个叔叔厉害了，像是夸耀，也像是不甘心。

我有时也望着这个让爸爸眷恋的城市发呆，祈祷未来的日子，它能让我焕然一新，彻底忘掉旧事。

4

大学刚开学，我也跟着同学去了武汉的东湖、省博物馆省美术馆，去到这座热闹城市各个街角，吃热干面、牛肉粉、豆皮……然而，我心底的阴影并未随新环境而消失，反而如海啸铺天盖地而来。

大学里同学的笑脸很陌生，美好得可怕。他们的幸福开朗照痛我，显得我格外脏。我心里冰凉，开始独来独往，常常一个人在武汉的大小街道瞎逛，希望这个城市的热情能给我更多的力量。

可生活并没往我预想的方向发展。

2016年初，当美工刀把大腿根划得稀烂，我想我病了。去网上搜索，隐约觉得自己是患上了抑郁症。正准备去校医院时，被贴吧里同校的抑郁症学姐告诫，“千万别被学校知道”。她私下加了我QQ，给我说了关于她被学校劝休学，在复学时却被大学和医院踢皮球的事，我被吓得脖子一紧。

按学姐的指示，还有网上同城病友推荐，我去了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带着2000块钱——那是外公外婆私下给的“升学钱”。

量表测试就花了750元，开药时我反复跟医生说，我钱不多了，不要贵的药——这是学姐教给我的经验，同一种药，国产跟进口价差很大，没钱一定要跟医生说。医生很好，给我开的紫色盒子的文拉法辛和艾司唑仑。艾司唑仑很便宜，只要几块钱，睡前15分钟吃。

但哪怕抗抑郁药再便宜，只靠家里每月给的800元生活费是不够的。因此，除了上课，但凡精神状况不太差时，我就在做家教和各种兼职中游走。吃药之后脑子木讷，我对爸爸希望的继续读研、读博已经不抱信心，比起美好的未来，我更想得到本月的药费。

2017年，就在我挣扎在没钱买药、课业将废的深渊之前，爷爷也出事了。

三婆婆不想跟爷爷过了，“他要我去看他拉的屎！”不仅如此，但凡三婆婆买了爷爷不爱吃的东西，爷爷便说她乱花钱，然后冷暴力。而爷爷自己去归元寺花5000块钱求了幅观音图挂电视机旁，每天对着观音磕头上香，上供果烧纸，还要求三婆婆也这样做，说是能长命百岁。

三婆婆边哭边说，自己忍了这么多年，人老不经气，还是分开好。她一个电话，她儿子就开来了面包车，连人带东西都拖走了。

三婆婆走后，姑爹把爷爷接回小姑家去住了段时间。小叔却一再要求爷爷去他那儿，爷爷只好过去。可刚爷爷才住了一个月，小叔便要求爷爷把养老金全部上交，还找我爸和小姑，让他们一人每月拿1000块作为他“专人照顾爷爷”的补贴——婶婶因为偷公司物料被开除回家了。

我爸爸跟小姑的意思，是把爷爷送去养老院，可能每个月花费高点，但放心些；再说，小叔的儿子快30岁了，刚娶了媳妇，以后婶婶肯定要带孙儿，照顾爷爷也不方便。结果，爷爷一听“养老院”就拍了桌子，说只有子女不孝顺的老人才会去，“我死也要死在家里”。大家只好作罢，遂了小叔的意。

婶婶再没有出去工作，小叔年纪大了，苦力干不动，也没人愿意请，同样在家坐吃山空，反正有爷爷这棵摇钱树。

爷爷又开始轮着给我爸和小姑打电话哭穷。他总在小姑餐厅最忙时打电话，搞得小姑只好拉黑了他，后寻思不过味，又让姑爹去看看“爸爸搞么斯啊”。姑爹去了，看见穿得脏兮兮的爷爷坐在院子门口吃烫饭，一碗烂糊糊，小叔正喝得烂醉发酒疯，婶婶在楼上，姑爹吼了一声，才急忙忙从楼上跑下来。

姑爹当天就把爷爷带回来了，爷爷一直念叔叔狠啊，“喝了酒哪个都打都骂，不回去了，不回去了”。

爷爷就跟着小姑住了，小姑的儿子毕业后继承了餐厅生意，但小姑还是早出晚归去餐厅坐镇，姑爹给人工程牵线搭桥做中间人，时常一周半月不回家。爷爷白天找不到人聊天，每天的活动仅是出门买个菜，自己熬点饭。

这个想了武汉几十年的老人，忽然在武汉找不到家的感觉了，便又想起我爸，说想回内江了，“回到武汉还是觉得内江好，毕竟待了二三十年，虽然城市小点，但来来去去都认识，都能打个招呼，不像武汉，出去买菜，人都不给你说话的，没口热乎气儿。”

当时我爸开着免提坐在餐桌上吃饭，听到爷爷的话，妈妈一个劲摇手，用嘴型说：“不行。”

我爸吞了一大口口水，对着话筒大声说：“你回来万一死了，没人把你送回去武汉土葬啊，你想好！”

爷爷那边是长久的沉默，过了一会儿，又像是自言自语地重复：“算了算了。”

5

爷爷的事算是解决了，我的人生也渐渐好转。

靠着药物控制和自己的努力，2018年我顺利拿到毕业证。爸爸抱怨我没有继续考研，我说我精神不好，他没有说话。这些年，虽然我没再次自杀，但爸爸也知道我心里面藏了事儿。不过，令他欣慰的是，毕业后我还是决定留在武汉工作，这给想重回武汉的他服了一颗定心丸。

事实上，在我大多数同学拿着闪闪发光的毕业证、选择更加有前途的就业时，我之所以选择留在武汉且选择了一份挣钱多的销售工作，除了想赶紧挣钱给我爸在武汉买房，完成他的夙愿（这事儿除了中彩票，肯定只能靠我），更为现实的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严重的“躁郁症”（先诊为抑郁后为躁郁），医生建议住院治疗。我希望自己能挣更多钱，保证自己住院期间的治疗质量，而武汉的医生和医院我都更为熟悉。

躁郁症不是纯粹的抑郁症，时而会有几天到十几天不等的躁狂期。躁狂期人的感觉很好，喜欢与别人交谈充满自信，每天甚至只需要睡3个半小时，以至于我上司说我是超人。拜躁狂期所赐，这份销售工作我干得风生水起，月入几万。我暗自下定决心，只要躁狂期一过，我撑到不能缓解的抑郁期，就立马逮着月初辞职去住院——职工医保要次月15号停，还有一个月可以报销的时间。

尽管我这边小算盘打得噼啪响，然而这年8月底，我爸体检查出肺部磨玻璃结节，不确定良恶，但是数量很多，医生建议去大医院复检。妈妈当时就哭了：“你说孩子还没结婚，让你抽烟，让你抽烟！你看，好了吧！”

他们又去重庆的大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已经有3个结节大小可切除，双肺还有不可计数的小结节，如要进一步确定肿瘤良恶，需要做活检。

妈妈哭着对我说，我爸拒绝做活检的建议，决定保守治疗。我不解，爸爸笑着说：“做了活受罪，剩下要有一个是恶性的，你爹这条命也就完了——你还记得去年得脑瘤那个陈叔叔吗？人财两空，你爹才不干那傻事！”

妈妈从重庆回了内江做生意，爸爸独自来武汉看我。我租住的单间，只有一张床，我便提议给他开间房。我爸赶紧说：“不用，不用，我住你姑那边。”

我想说，爷爷在电话里曾经说姑爹其实对你意见很大——但我没有开口。

爸爸是捡周末来武汉的，小姑和姑爹都不知道他的事。我们几个坐在小姑的餐厅里，照常的老三样——红烧武昌鱼、泡藕带炒牛肚、凉拌毛豆。小姑在柜台里拿出还有一半的白云边给姑爹和爸爸喝。酒过三巡，两个男人都有点微醺，姑爹用武汉口音的普通话撺掇我爸把内江的房子卖了回武汉买房，我爸脸上没松劲，嘴上却连连说好，最后，两人还去了隔壁的房屋中介。

我在店里给小姑择菜，过了一个半小时，姑爹跟我爸一前一后地回来了。见我爸脸色铁青，姑爹环顾周围，说道：“大锅（哥），你不了解武汉行情。几十万买一套武汉两室一厅，你说我去哪里找？”

一旁的小姑笑了：“确实确实，大哥这次回来多看看行情，多住几天再回去。”

那天吃完晚饭，爸爸拿着小姑家的钥匙，送我到地铁站说：“幺幺，武汉变化好大啊。”

我低着头说：“嗯。”

爸爸干滋滋地说：“最近几年房价涨得太凶了，以前九几年、零几年的时候，你姑买的时候才3000多一平，现在抢人哦！”

我说：“零几年，3000块钱一平也不便宜。”

“不不，零几年3000块钱虽然多，但按国家那几年工资……”

我听着他把话题扯大扯远，心里松下劲儿，站在扶手梯前面冲他挥手：“爸，我走了啊，你知道怎么回去吧？”

爸爸往前几步，想追上来又停住，也挥挥手：“放心，这点路你爸晓得。拜拜。”

我转头扶着手扶梯往下，泪珠子往下滚。

“幺幺！”爸爸的声音就在身后，我往后回头，只见他隔着两个人跟着手扶梯往下走，像几年前送刚来武汉读书的我那样，把我送到地铁站刷卡入口：“幺幺，好好工作哈！”

“好。”

我没转身看他，我俩都被人群淹没了。武汉，这个爸爸想了一辈子的地方，早已在人来人往中蜕变了万种模样，一刻都不等还停留在原地的人。

爸爸这次在武汉只住了3天就打道回府了。他回去后妈妈打来视频说：“也不知怎么回事儿，你爸从武汉那边回来，整个人更郁闷了，还常背着我抽烟，吼都吼不住，你休息时，也帮劝着点。”

我连连答应。

其实我大概知道爸爸心里想的是什么事——那天晚上，我们在小姑家吃完饭后，我在厨房洗碗时，客厅里传来姑爹不算清晰的声音：“大哥啊，你一辈子都在四川那个小地方，老了肯定要回来吧？而且姑娘肯定要留到武汉吧？你不给她买套房子，至少要给自己买一套吧？不然在酒店出嫁要被人看不起咧……”

爸爸连声说是。

6

见我工资还不错，爸爸顺势提出全家集中力量在武汉买房的建议。我咬紧牙关拒绝，说自己这边还想攒点钱，即使爸爸一再劝说“买房才是投资”，我也没有松口。我心里对爸爸非常愧疚，但知道自己也无法维持这个高收入太久，准确来说，是无法维持正常生活太久。

果然，10月，公司出了件大事，我心理一下崩溃，干脆破罐子破摔，掐着月初辞了职，打视频给爸妈说最近很忙，要准备公司内部考试，不经常跟他们联系。

爸爸小心翼翼地说：“要升职吗？”

我摇摇头说：“考不过就要被辞。”

“好好好，好好考。”

挂断电话，我便约了第二天的门诊。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医生问我确认是要药物加量、换新药还是住院？我想住院，又怕没人来看我，更怕失去人身自由。医生看出我的犹豫，便说，先药物加量试试。

药物加量的结果就一整天一整天地昏睡，没有进食，胃不住绞痛，面包就在床边的桌子上，但我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第四天，实在撑不住了，但我的医生没有门诊，便赶忙挂了另一医生的号，去了医院要求住院。

那个医生说，病历不互通，要全部重新做量表治疗，我说我没力气了。掉头出来，我在楼梯间大哭，导医台护士给我递纸，我说：“我必须要找到秦医生，求你求你……”最后，她打了一通电话，告诉我我的医生在另一个病区住院部的具体楼层，让我去找她。

精神病院的住院部是全封闭的，出电梯需要等护士来开门，进门是医生办公室，走廊尽头是一个铁栏门，透过门可以看到里面的护士站，听到病人尖叫嘶吼。

秦医生正好从大办公室出来，看到我说：“来啦？”

进了她单独的办公室，我哭着说：“我不住院了，我怕。”

秦医生没有怪我，说：“好，按时吃药。”

一瞬间，久违的清新空气漏进肺里一点。

打车回家，车开上长江大桥的时，形状完美的落日映入水面，洒下细碎波光，汽船像一只只幼兽呜呜鸣叫，在水面划出“V”字的涟漪。两岸都是公园，小如米粒的人们在岸上徐徐而走。桥上，一个女人骑着电动车，圆滚滚的狗头从她背着的书包里探出来，左右转悠，狗在好奇地又充满天真地打量这个世界，我对它“汪汪”两声，它转过头也“汪”了一声，我撞进它黑溜溜的眼睛，像初识世间温柔。

好像还可以多活一阵子吧，我想。

回到出租屋的第四天，公寓的催房租短信来了。房租是一季度一付，虽然手上还有钱，但没钱的恐惧感已经裹紧了我——没钱就没药，没药就痛苦，痛苦就会死。我给自己做了一晚上思想工作，第二天给妈妈打电话，坦白说：“我辞职了。”

我妈说：“怎么了？”

我说：“我好累，加班太多了，身体受不了。”

妈妈说：“换个轻松点了，乖，幺幺乖，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眼泪瞬间流下来。

第二份工作，我选了比较轻松的文员，爸爸没说什么。只是，自打做文员后，他鲜少说起买房的事了，他知道我负担不起。我反倒轻松许多，病情也渐渐缓和。

当然，事情并不会因为逃避而不复存在。

2019年春节，我爸的微信名从“老头”改作“在异乡的武汉人”，我知道他还想回武汉，我也知道他对我期望着什么，但是我什么都没说。这期间，他又多次试探我每月能承受多少房贷，我没做答复。

今年疫情四川那边结束得早，我爸6月份去医院复查了肺部，结节没有变大。妈妈打来电话开心得不得了：“医生说，不发生病变，只要好好保养，就性命无虞。”

“爸爸以后退休还回武汉吗？”我问。

妈妈没有答复，还是说以后的事以后看。

前段时间，爸爸照例打来视频，询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还好”。我们都没什么话可说，我惯常问他最近抽烟还抽得凶吗，他把手机镜头对准桌上烟灰缸：“你自己看！”

烟灰缸里有3根半烟头，最后半根明显是刚掐灭的，烟丝漏了两根在外面支棱着。我说，“那就好”。

我们又没话了，挂断电话前，爸爸说：“幺儿，要是遇到武汉本地合适的，就差不多行了啊。”

他说这话时，脸上竟有一丝羞耻。他的意思我懂——武汉本地的，差不多行了——以后我回武汉也有个落脚地。

其实在他打视频来前半小时，我刚接了外公外婆的电话。外公说，武汉这边疫情还严不严重？实在不行就回四川来，大城市消费高，小城市到底住家里便宜些。

我也没有答复。

我爸又给我说，前几天，已快90岁的爷爷打电话给他，“他说想回内江，说武汉不好，还哭了，又让我赶紧办退休来照顾他，说这样才算一家团圆”。爸爸说完，嘿嘿笑了两声，干滋滋的，视频两头陷入短暂沉默。

“幺儿，你会在武汉定下来吧？”

我低下头，只是沉默。

我知道，对于籍贯上填写的这个城市，我们一家三代的心底都有各自的想象、落差和秘密，至于各自的归与去，只能以后的事以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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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万箭穿心》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