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农村里的苏南知青

2020年春节因疫情的缘故，我一直耽搁在老家，闲极无聊就去大溪河钓鱼。每次路过水泗林场，都会看到渡口边的那两间破瓦房，木门上胡乱绞着几根铁丝，冷冷清清的。

几年前，父亲带我到林场渡口钓鱼，阿恒还住在这里。阿恒是个拾荒汉，早年父亲敲白铁，废边角料都卖给他，俩人熟识后，父亲便把他当“老伙计”，不仅时常接济他旧衣旧鞋，还多次拉他回家喝酒。

我考上大学时，跟着父亲曾去一起见过阿恒，当时两间瓦房门口分门别类地堆着各式废品，一旁的杨树下还拴着一只狂吠的狗。

父亲高声招呼，一个瘦老汉从屋里钻出来，身形佝偻，破衣烂衫。父亲递烟过去，说是喜烟，又示意一旁的我：“呵呵，儿子刚考上大学。”

阿恒连忙拱手道贺：“大学生，天之骄子啊，老吴你不容易！”随即钻回屋子，在柜子里翻找出红纸，要包红包。

父亲赶忙进去捉住他的手：“不能，不能，心意领了。改天升学宴你去喝酒就行。”

阿恒继续翻箱倒柜，还给我看了一张泛黄的通知书，上面写着：

*恒同志：
你积极响应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申请参加农业生产，已经荣获批准，希望你做好一切准备，奔赴农业战线，特此通知。

“小伙子，到大学去练好本领，将来建设国家要靠你们。”阿恒语重心长，不时重复地念叨，“唉，你们赶上好时代啦！”

后来父亲告诉我，阿恒是留在我们当地的老知青，“肚子里有墨水嘞”。这让我对阿恒心生好奇，之后又陆续随父亲拜访他数次，那段积满尘垢的岁月，才得以款款展开。

1

1949年，阿恒出生在苏南某城市。他的父母都是教师，父亲在美术学院教油画，母亲在中学任教，哥哥大他两岁，一家人的生活平淡而幸福。

1966年，阿恒的父亲率先被打成右派，罪名是“画光屁股的女人，有伤风化，是资产阶级的毒瘤”。他的作品被撕得稀巴烂，画室被泼油漆，人也被拉到了城郊劳改农场关牛棚。

阿恒的母亲其实算不上右派，但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任职的学校为了完成“坏人占5%”的硬指标，把她划归“中右分子”——谁叫她丈夫是个右派呢？母亲接受了繁重的劳动改造，没多少日子，腰腿都落下毛病，胃也不好，整个人如同惊弓之鸟。

由于父母都成了“阶级敌人”，阿恒兄弟俩在学校根本抬不起头，在一场批斗会上，阿恒的哥哥毅然写下大字报，揭露父母身上的“小资情调”，迅速与他们划清界限。阿恒私下埋怨哥哥心肠硬，哥哥却表示对他很失望，批评他“政治觉悟低”、“阶级立场不坚定”。哥哥还说：“你要是再敢有什么意见，就别怪我做哥哥的翻脸不认人！”

本应在1966年和1967年相继高中毕业的阿恒兄弟，直到1968年夏天才艰难毕业。1969年年初，他俩收到迟来的通知——阿恒被下放到里下河地区的射阳湖湿地插队；“政治觉悟高”的哥哥并没有因为积极表现获得留城的机会，被下放到盐城的黄海农场。

收到通知书，阿恒的母亲一日也不敢耽搁，抓紧给儿子们办好户口和粮油迁移关系，又用票证采购生活物资。可是就在哥俩出发前，上头却命令集体缓行，时间另行通知。

春节在即，缓行对于家庭成分好的青年来说是件好事，可以跟家人再多待一段时间，而对于“右派”家庭来说，等待就是煎熬。

阿恒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可以到农村历练几年，如果能在农业战线上有所作为，说不定可以早日摘掉“右派子女”的帽子；忧的是父亲还在“关牛棚”，三天两头挨斗，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

母亲知道了，便宽慰他：“你放心去，革命青年要志在四方。”

1969年3月下旬，阿恒出发的那天，母亲送他去码头。两天前哥哥出发没让母亲送，阿恒知道他是怕受牵连，母亲却说自己不怪他。

码头边的10多艘铁驳船首尾相接，排成一字长龙，载了1000多人。船头的高音喇叭唱起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两岸人头攒动，阿恒很快就看不到母亲了。

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第三天上午，船队抵达里下河地区的宝应县。在宝应船闸，阿恒和几十名知青下船，大部队继续北上，奔赴黄海农场。

再次踩上土地，阿恒感觉双腿发软。经过一番休整，午后，知青们由各公社安排车船接应。傍晚，阿恒和几名“插友”才抵达扬、盐、淮三市交界的射阳湖畔。

接收阿恒的，是水泗人民公社蒋家村大队——蒋家村是阿恒父亲的祖籍地。大约在民国时期，阿恒的爷爷从这里搬去苏南，不过，阿恒家的祖屋早就难觅踪迹了。

2

蒋家村还有一些阿恒的本家亲戚，只是家家孩子成群，挤着茅草屋，饭都吃不饱，自然不会收留他。更何况，他还是个“右派子女”，亲戚们避而远之，都不让自家孩子跟他走近。

阿恒在支书家的柴房里挤了两天，办好组织和粮油关系后，支书就把他打发去水泗林场做守林人。搬到林场，住进一间勉强能遮风挡雨的茅草屋，阿恒才明白为啥支书口中这个“活儿少、拿大工分”的饭碗没人抢——水泗林场倚靠大溪河北堤，隔着河南望渔业大队，方圆三里之内没有一户人家。在大堤上巡个来回大约要10分钟，两侧的杨树林里，一座座坟茔夹杂其间——巡林还要捎带看坟场。

白天，阿恒帮着林场工人育苗修树，少得清闲；傍晚，工人们陆续回家，偌大的林场就只剩他一个。阿恒睡前要巡林一趟，起夜时再巡一趟，头几夜，是由原先的守林大爷领着去，算是交接，后来阿恒一个人去，只能牵着狗壮胆。

稍有微风，河滩上的芦苇和蒲草嗦嗦作响，手电光穿过灌木草丛，冷不丁就杵在墓碑上，红黑碑文赫然在目。阿恒越是闭眼，越是忍不住眯一条缝偷瞄，胆子这东西，吓一吓才能长大，阿恒记性很好，巡了几次夜，就把这些“老邻居”给认熟了。后来河堤上添了新坟，他就权当搬来了新邻居。

安顿下来，阿恒就给母亲写信，他说自己很受重用，一来就被安排到了公社林场守林，一切都好。他问母亲好不好，父亲好不好，也想知道哥哥好不好。

阿恒满心期待，母亲的信却带来一个噩耗：父亲去世了。母亲在信中说，父亲是在劳改农场病故的，已经安葬。“生老病死，无可避免。你刚下乡，万望扎根农村，切勿回城奔丧”。

阿恒却立马向公社请假，在公社领导看来，这种屁股没坐热就要脱离农业战线为右派父亲奔丧的行为是不折不扣的坏典型，不过丧假不批又显得不近人情，最后还是让他回了家。

母亲责备阿恒不听话，他却看出母亲一直在极力隐藏着自己的脆弱与崩溃。母亲说，他们下乡没多久，针对父亲的批斗会就一场接一场，父亲嘴硬不肯认罪，更不肯疯狗一样“乱咬人”，最后逼急了，说了不该说的话，又被扣上了一顶“反动”的帽子。他被拉着游街，又受了拳脚，没过多久，农场就通知说他“病死了”。

那时，阿恒的母亲还不到50岁，看上去却像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多岁。阿恒悲愤又痛心，见哥哥迟迟没有回家奔丧，对他长久以来的不满一下子爆发了，化作难以释怀的恨。

丧假结束，阿恒得回蒋家村了。他放不下母亲，就问母亲要不要打个申请，跟他一起下乡住林场，母子俩好歹有个照应。母亲拒绝了，说她一走，这个家就连根拔掉了，万一哪天阿恒和哥哥有回城的机会，城里的家没了，他俩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阿恒没有再坚持，他去坟上跟父亲告别，再次北上。而此时，蒋家村的夏收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公社的人忙得团团转，等阿恒回来的时候秧已快插完，只剩个尾巴。

那天，阿恒弓着腰跟着老农学插秧，不远处的两个知青故意将对话放大声量：

“还是这小子机灵，大忙回城休假去了。”

“听说是‘右派’老子死了？”

“哼，真会挑时间。老的小的，资本主义的尾巴都斩不断！”

想到父亲死得不明不白，死后还要被人议论，阿恒登时火冒三丈，操起秧把子往他们脸上砸去，溅得两个知青满脸泥水。两人愣怔了一下，接着便把阿恒扑倒在水田里扭打起来，插好的秧苗也毁了一片。

城里的知青掐架，这种戏码不常有，村里人看得咯咯笑。后来，公社领导严厉批评了他们，并要求做公开检讨。至于是阿恒先动的手，还是那俩知青先动的口，领导懒得追究。

3

除了守林，梅雨防汛、秋收秋种、冬天挑堤，都是阿恒躲不过的活儿。不知多少次，他被镰刀割破手，被扁担磨破肩。手心、肩头一次次磨破皮，又叠起一层层的茧子。

一两年下来，阿恒适应了插队生活，凭借着少说话、多干事、夹着尾巴做人，上至公社领导，下至生产队的农民，都对他这个“右派子女”有了不少改观。阿恒也学会了变通，巡堤时若发现有渔民把枯树枝拖上船当柴火，只要不太过分，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大家都是为了生活。

农林两不误，阿恒挣的又是大公分，年底分了红，他就给母亲捎两条大鱼、几只芦花鸡补身体。母亲总敦促阿恒要买一些糕点特产送给公社领导和大队干部，送给工友、熟人，“要感激别人的照顾，将来有个推荐回城的机会，有人帮忙说话”。

阿恒嘴上答应，但心里知道，鉴于自己的“成分”，就算再怎么表现也很难成为“先进典型”或“积极分子”，至于推荐读大学、招工这种宝贵的机会，他压根没指望。

一届届的知青像潮水，一浪接一浪从城市涌向广袤的农村。70年代初，连城里无所事事的社会青年都被撵下了乡。在一两次挑堤、三五次农忙之后，最初的“广阔天地炼红心”的豪情往往就土崩瓦解，青年们逐渐发现自己并没有“改天换地”的本领。

农事繁重，回城无望，悲观的情绪在知青中间蔓延开来，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事情屡见不鲜。每次农忙或节前，县里都会下发通知，要求各公社和各生产队提高警惕，时刻提防“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和知识青年”的破坏。

总之，知青成了祸水。

那时候，公社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两次“知青活动日”，目的就是防止知青在劳动之余惹是生非。除了学习政治材料，就是开茶话会，有人带菜，有人带酒，一群人常常喝得醉眼朦胧，唱一首叫《扬子江边》的知青之歌：

蓝蓝的天空上，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边
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故乡
长虹般的大桥，飞架两岸横跨长江
巍峨的钟山俯视着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告别了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
……

每每此时，阿恒总不由地感慨自己的前路，面对汤汤的大溪河水，他一次次抹开泪，又一次次将泪揩干。他会想起去世的父亲，想起独自守在城里的母亲，他不愿想哥哥，思绪却又不自觉地拐过去——即便是春节探亲假，哥哥也从不回家，母亲说，哥哥在黄海农场每年都能评上“积极分子”。

哥哥这么努力是有原因的，文革期间知青若想返城，途径无外乎三种：推荐读大学、招工、病退或者照顾回城。第一、二类的名额只有那些“先进典型”才有份，以第三类途径返城的知青非病即残，有人为了获得一张返城的“通行券”，甚至不惜自残自伤。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知青们终于看到了回城的曙光。1977年年底，阿恒接到母亲来信，得到了两个好消息：第一，组织对母亲的审查结束，摘掉了她“中右分子”的帽子，他父亲的名誉估计不久也会恢复；第二，哥哥已经获批回城了。

1978年春节，离家快10年了，阿恒终于看到了哥哥。他憔悴了很多，眼神中似有愧意，领着一个女知青，说是他的未婚妻。弟兄俩相顾无言，再也亲热不起来。

母亲差不多到了退休的年龄，哥哥回城后，就顶替她的教职。母亲想让阿恒也回来，她想办法给他寻一个“铁饭碗”。阿恒不忍心让母亲再去奔走求人，就说高考恢复了，他想试试，就算考不上，林场好歹算半个事业编制，养活自己不成问题。

母亲说，既然工作给了哥哥，城里的这套房就给阿恒。阿恒没接受，说房子还是给需要它的人，不论回城工作还是结婚都需要房子。

对于阿恒的善意，哥哥没有拒绝。

4

工作之余，留给阿恒复习的时间少之又少。初中课程还好，一来知识浅，二来基础打得扎实，可高中课程被耽搁了，与其说是复习，不如说是从头学起。

1978年初夏，正当阿恒备考进入冲刺阶段，城里拍来一份电报：母亲病重。阿恒请假回城，母亲已经住进了医院，几个月不见，她几乎瘦脱了相。医生的诊断是胃癌晚期，已经没有开刀的机会了。

阿恒没日没夜地守在病床边照顾。母亲焦心，劝他回去复习。阿恒推说自己基础差，多复习一年，把握还大些。

病房太吵，弟兄俩决定把母亲接回家照顾。哥哥提出要和未婚妻登记结婚“冲喜”，母亲默许了，阿恒不由地感伤起来——母亲怕是熬不到自个儿成家的那天了。

哥哥结婚当夜，母亲去世了，阿恒就睡在母亲的床榻下，竟然一点都不觉得恐惧。等父母合葬后，阿恒动身离开了这个埋着父母、葬着他童年和少年时光的城市。

回到林场已是7月底，高考结束了。按照当时的招考规定，考生不得超30周岁，1979年的高考是阿恒最后的机会。可这时候，公社领导泼了一盆冷水：“你就是考上了，政审关怕也难过吧？”

这是阿恒一直逃避的问题——他四处替父亲奔走申诉，组织上说，他父亲不仅是“右派”问题，更严重的是发表“反动言论”，这帽子难摘。相关部门还存留了一份关键证据——他父亲的日记本。那些牢骚话很多人都私下说过，只是父亲把它们白纸黑字记下来，成了铁证。

据说，这个日记本是阿恒的哥哥当年交给有关部门的，10多年来，阿恒是头一次听说这档子事。这下他更恨哥哥了，赌咒一辈子不再与哥哥来往。

他不死心，继续备考，可到了1979年5月，县招生办发出通告，规定高考考生一般不超过25周岁，学习成绩优秀的未婚青年，经单位证明，年龄可放宽到28周岁。

这是当头一棒——阿恒当时已经30岁了，还没进考场他的大学梦就碎了。林场的工友得知消息，笑话他：“哪能谁都成天之骄子呢？”

5

时间一晃，阿恒竟在水泗林场待了30多年，期间他有多次升入公社（或后来的乡镇）林业站的机会，结果不是成分审查不通过，就是被人挤掉了。有人曾点拨阿恒，花点钱，通通关系，但阿恒说自己是个外乡人，没关系，而且腆着脸皮要前程的事他做不来。

2000年前后，县里打造“中国荷藕之乡”的名片。按照规划，水泗林场的育苗田要陆续改种莲藕——一座颇具规模的荷园风景区也将落成在大溪河北岸。2001年春，水泗林场正式撤销，乡里的领导专门来了一趟，说水泗林场非国有林场，没有事业编制，“撤场”是上级林业局的林业改革计划。

乡里研究决定，一次性给予阿恒“撤场安置金”15000元，把他的户籍落在蒋家村，再分他几分地。阿恒感谢了一番，说撤场后自己没地方住，想认购河堤上林场的两间瓦房。领导同意了，两间瓦房按4000元作价卖给了他。

林场里其他几名工友听说阿恒可以领一笔安置金，不由地敲起了怪话：“唉，城里来的‘正式工’就是不一样，像我们这些‘泥腿子’，就是‘临时工’的命喔。”

阿恒一笑置之。

当他拿到安置金的那一刻，只有一股酸楚涌上心头。他下意识地抽了自己一巴掌：“妈的，万把来块钱，我就把大半辈子卖掉了？”

林场撤掉后，阿恒开始自主谋生，第一份营生是卖菜。

他弄了一辆三轮车，每天凌晨摸黑去邻镇农贸市场拿大棚货，天麻麻亮赶到乡菜市场门口摆摊。在农村卖菜很难，时令菜卖不出价，反季菜损耗大，有些人恨不得把菜摘干净再过秤。做了大半年，挣得不多，阿恒实在受够了摸黑起床的苦，就不干了。

第二份营生是收破烂。

多年巡堤，阿恒发现林场渡口的码头上隔三差五就有废品收购船停靠，它们空空地来，没多少日子就装满开走。阿恒决定做个中间人，他推着三轮车走村串庄收破烂，一边收，一边捡，经常搞得蓬头垢面。三轮车后头，还常常拴两三只脏兮兮的狗，不少人可怜阿恒的境遇，卖废品都是半卖半送。

两间瓦房成了“废品中转站”，阿恒把收回的破烂分好类，井然有序地堆在门口。收废品的船主都很乐意和他做生意，这个“中转站”地理位置好，靠岸即拉货，无需再挨家挨户上门吆喝。

这份不体面、不起眼的活儿，阿恒一做就是18年，算得上是他下半生的事业了。不知不觉，他信用社账面上的存款越来越多，竟超了20万。

阿恒有钱这件事，根本不是什么秘密。

蒋家村有本家亲戚摸上门找阿恒借钱，说给利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钱存银行利息低，账面上存款太多，难怪低保都不好办。”还有几个老汉要带阿恒去找“小姐”：“打了一辈子光棍，你不潇洒潇洒？”更有几个小大娘来勾搭阿恒，要跟他搭伙过日子。

阿恒统统将他们拒绝了，他的钱是啤酒瓶、易拉罐换来的，不敢糟蹋。

从2010年开始，阿恒的身体出了问题，他的腰椎反复酸痛。一开始忍忍就过去了，顶多买几张膏药贴，可六七年拖下来，终于发展到坐卧不安，连走路都迈不开步子的程度了。

2019年年初，阿恒做了一场手术，取出两根骨刺后，困扰他多年的“老腰痛”大大缓解，腰杆也挺了起来。他说开刀花了小2万，得亏医保报了1万3，“不然得卖多少易拉罐和啤酒瓶才能赚回来？”

医生叮嘱他手术后不要再去捡破烂了，容易复发：“你这么大岁数，再开刀，可就不是两万块的事情了。”

70岁的阿恒，这才终止了他收破烂的事业。就这样，一个瘦老汉，一车破烂，三两只狗，一声吆喝，老旧在水泗的一段时光里。

6

自2017年，大溪河堤内的水泗荷园景区陆续扩建，打出了“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口号。除了上头拨款，坊间还传说，乡镇领导在酒桌上拉来了几个亿的商业注资。

扩建工程声势浩大，除了大面积征田，还拆了一座自然村。村子不大，五六十户人家，1000多万元，一个村庄就被连根拔起，捎带着祖宗八代，干干净净。

2019年年中，作为荷园景区扩建的配套工程，大溪河沿岸景观改造项目也正式动工。大溪河水泗段，东西各打起一座坝，河水抽了个精光，裸露出多年不见天日的河床。

河床上，当年“挑堤”挖的沟沟坎坎还清晰可见，可“战天斗地”的人山人海却再不见了。阿恒不禁感叹：“钩机一铲子，铁锹刨半天。”

阿恒那两座瓦房附近规划了一座景观桥，按照乡里通行的拆迁补偿标准，两间瓦房将获得拆迁补偿金5万元。

阿恒死活不肯，只想要房子：“我一把年纪了，再倒腾地方住，折腾不起。”

乡领导说，他们是按规矩办事。可守了一辈子规矩的阿恒不愿再守规矩了，他老骨头一把，往地上一瘫，“个性化要求”很快就得到了重视。最后乡里用5万块拆迁补偿款在蒋家村给阿恒买了两间地段不错的旧瓦房，带个小院子，养狗种菜不在话下。此外，乡里还给阿恒申请了“五保”。

这样安排，阿恒才乐意接受。

2020年春节前，乡里通知蒋家村的大队干部帮阿恒搬家。离开林场的那天，阿恒把自己从头到脚拾掇个遍，乡里照相馆的师傅为他拍照留念，就在那两间即将被推倒的瓦房前。

快门按下，半个世纪的时光如山似海，向阿恒排涌过来。

2020年暑期，父亲领我去蒋家村看望阿恒。时值傍晚，阿恒正坐在路边大杨树底下摇蒲扇，他不再收破烂，腰病好了，面色也不错。

阿恒的瓦房地段不错，靠近乡村公交停靠站，去乡里方便。只是门朝南，屋子被西山太阳烤得发烫，里面没装空调，进不了人。父亲在外面转悠，发现他卧室的窗户碎了一大块玻璃，纱窗也捅开了大窟窿。

阿恒说，有天他去乡里，家里遭了贼，“屁都没偷到”。阿恒收废品多年，家里常常没人，养成了把现金毛票都揣身上的习惯，一旦凑了几张整的，立即存进信用社。

聊了一会儿，我就劝阿恒出门走走：“叔，当年你们北上插队，如今人都往苏南跑嘞，这些年苏南发展很好，你可以回去看看。年底宝应高铁也通了，又快又稳。”

听说，阿恒自从母亲去世后，除了几次清明节，没回几次城。他都是在大溪河堤上给父母焚香烧纸。这些年，哥哥拖家带口去水泗林场几次，无一例外，都吃了他的闭门羹。

那晚没有亮月子，一抬头，满天的繁星点点。阿恒说：“好，趁还走得动，是该出去遛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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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山楂树之恋》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