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城管和小贩，只是生活里的两张皮

《大国小民》第11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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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窗外不远处，一条粗铁链把一块一人高的移动广告牌紧紧地绑在树干上。车里，一群城管正盯着这个目标，跃跃欲试。

市容二中队的齐队长迅速分配任务：“老毕拿好断线钳，下车后立即剪断铁链。小王负责把广告牌往车后斗扔。我去拦主家，干完迅速上车，司机开车走人，都明白了么？”

大家点头后，齐队长把手一挥，豪气地喊道：“出发！”

这次突击行动一气呵成，我们没给主家留下任何反应的机会。等人从店里追出来，我们的车早跑远了，背后的谩骂声越来越小，直至完全消失。

1

2012年9月初，我进入城管执法局工作，参与此次收缴移动广告牌行动的时候还是个新兵蛋子，心里五味杂陈。

城管执法工作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挨骂是轻的，有时还可能会挨刀——就在不久前，我们二中队就经历了一次“捅人事件”，上任队长在执法工作中被小贩拿刀捅了个血窟窿。大家很受挫，可局里的中层领导没人愿意来一线，于是当兵出身、敢打敢拼的齐队长就临危受命。

齐队长的搭档姓毕，是副队长，也是带我的师父。师父人很好，看起来憨憨的，有点小聪明，他见我在日常工作中缩手缩脚，便安慰道：“不用太担心，我们的工作还是以劝说管理为主，执法为辅，90%的小商贩还是很好说话的，除了那几个极个别的刺头。”

几天后，我就见到了师父口中的极个别的刺头之一——老李头。

那天我们在外巡逻，经过一个三岔路口时，发现有很多摊子未按规定时间收摊。我找到负责此地的辖区协管韩可，询问原因。韩可一脸丧气，指了指远处。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我发现了一辆装满水果的小货车，车下还摆着一个大大的水果摊。两样加起来，人行道和车行道就被占了一大块，摊主却不知所踪。

“这是谁的摊子？都几点了，赶快收了！”

我刚喊完，师父就跟着过来：“别喊了，八成在车上睡觉呢。”

走近小货车的驾驶室，只见一个50来岁、黑黑瘦瘦的光头男人正躺在座位上，鼾声如雷。打开车门，一股浓烈的酒味涌了出来，熏得我不禁往后退了两步。

“这个老李头！喝了这么多，估计是叫不醒了。”师父看着他说。

我正想把人推醒，师父却挡住了，然后顺手关了车门。他叹了口气：“咱俩给他收了吧，这伙计要是醒了，指不定会借着酒疯和咱打成什么样呢。”

听了这番话，我感觉有些窝囊，愣在原地没有动。师父知道我心里不服气，就教育我：“小王，不是我们怕他，对这种酒混子，实在没有必要和他纠缠，有那工夫还不如多清理几个摊子呢。你有打狐狸的想法是好的，但可千万别惹一身骚。”

尽管有情绪，我还是跟着师父把摆在地上的水果都归置到了小货车上。

临走前，韩可说起了这一片摊贩晚收摊的缘由——中午，老李头喝了几杯白的，晕晕乎乎地回到摊子上，周围的几个摊主故意激他，说快到点要收摊了，“你喝这么多，到时城管来了，可没人帮你收”。

老李头性格单纯，有点像愣头青，哪里受得了旁人这样挑拨？他不仅不收摊子，还当街骂起城管，凑巧韩可在这里定岗，老李头就把气都撒到他头上，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韩可很委屈，但他明白老李头这个“刺头小贩”不好惹，只能忍气吞声到一边坐着。其他摊主一看这个情况，也都纷纷跟在老李头后边，谁也不提收摊的事。

师父听完，郁闷地摸摸头，感叹辖区里有个这样的酒混子真难办。接着他又问老李头的媳妇在哪儿，“要是他媳妇在，也不至于这样”。

韩可摇头说好几天没见他媳妇了，估计俩口子吵架了。师父却不以为然，说老李头没那胆子，“别看对咱们吆五喝六的，在他媳妇面前老实得跟个绵羊似的”。

又过了几天，我也见到了老李头的媳妇。

当时她正在收拾摊子，拖着臃肿肥胖的身躯，搬上搬下，不是很灵活，干了一会儿就气喘吁吁。我看她收拾得慢，就跑过去帮忙，她看看我，说“又来新人啦”，然后还道了声谢。

我挺诧异，这个女人的脾气与老李头完全不一样，俩人竟然能过到一块去。后来我才发现，她可不简单——她身上有股泼辣劲儿，不管是对丈夫还是对占了他们家摊位的商贩，都能叉起腰来骂街，一小时之内不重样。师父看到我吃惊的样子，嘿嘿地笑，说这也是他不想惹老李头的原因之一。“之前好几次，咱们中队都败在老李头媳妇的嘴上”，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不过，老李头媳妇也不是完全不讲理，只要我们的管理工作不过分，她一般都会配合。有时老李头冲我们犯浑，她也能让老李头闭嘴。

2

2013年春节后，为了加强市容管理力度，城管局里对中队机构进行了变动，中队长由“一正一副”变成了“一正两副”。监察科的岳哥来我们队做第二副队长，齐队长见我已经基本出师，就安排我全力协助岳哥的工作。

这年8月，局里搞了一次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因为三岔路口是重点整治路段，我和岳哥每天都要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一天中午，我刚到单位，岳哥就喊我出去巡逻，“监察科今天要暗访市容工作”。

我笑着打趣，说他不愧是从监察科出来的，消息来得这么快。岳哥却严肃地告诫大家：“这次可要弄好了，千万不能出纰漏。”

夏天日头很毒，直直地射在空旷的街道上，柏油路和水泥地上笼罩着一股热浪，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接到通知后，各定点协管都匆匆跑出来，在高温之下巡视着自己的管理范围，快速地整理着市容市貌。

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拿出来一看，是韩可的电话，顿时觉得不妙——果然，他辖区内的老李头又撒酒疯了，韩可帮他收摊子，他不仅拦着不让，还差点拿板凳揍人。

我立即向岳哥汇报，岳哥很又烦又气，一边让司机抓紧往那边赶，一边让我给师父打电话，让他也带人赶过去。我看气氛有些不对，就问：“这是要收拾老李头？”

岳哥点头，说：“这伙计太不听话了，得借着这事拾掇拾掇，不能总惯着他。”

很快，我们就到了三岔路口，韩可正站在水果摊前等我们，岳哥问老李头在哪儿，韩可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店铺，说他在里面和老板下棋。

岳哥看着店铺门口嗡嗡转的空调外机，骂了一句，然后扬扬手，招呼大家赶快把东西往货车上搬。其实老李头一直盯着自家水果摊的动静，看我们收拾起来，迅速从店里冲出来，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你他妈的还让人活不活呀？这大热天的我们摆点摊子容易么？你们倒是按月发工资旱涝保收的，就不能给我们小老百姓点活路？土匪！就他妈的一帮土匪！”

老李头一边骂还一边拉扯替他搬东西的城管队员。岳哥的脸色一下暗了，头上的青筋也冒了出来，冲我喊道：“打开执法记录仪，全程录像！”我赶忙打开记录仪，找了个合适的位置录了起来。因为事态紧张，时间又紧，我又给齐队长打电话说明了情况。

岳哥的执法经验并不多，只见他掏出执法证，按程序对老李头说了一番话，然后就开始抢夺车上的电子秤。老李头硬压着不给，两人僵持不下，岳哥似乎被激怒了，骂一旁看热闹的几个队员：“眼都瞎了吗？杵在那干啥？还不快来帮忙，地上其他的东西，能扣就扣！”

其他人缓过神来，开始把地上的水果箱、凳子等杂物往执法车上搬。老李头夺了这个丢了那个，眼瞅着自己的东西都要被拉走，只能污言秽语继续骂。

这时，齐队长和师父也赶了过来。老李头一看领导来了，立即放开其他人，一把抓住齐队长的衣领，嚷着让他下命令住手。齐队长一边安慰老李头，一边冲大家使眼色——继续扣。

双方正纠缠不清的时候，老李头的媳妇终于赶到了。她看着自家的摊子一团糟，先劈头盖脸骂我们，又一把将老李头推开：“你这个老不死的，喝了几两马尿就耍酒疯！让你收就收呗，弄成这样就舒服啦？”

双方暂时熄了火，齐队长松了口气，安排执法车拉东西先走，又让我按程序将扣的东西开出明细单。开单子的时候，我听到齐队长与老李头媳妇小声说话：“我说嫂子，今天老李哥确实喝得不少，不但不配合我们工作，还阻止我们帮着收拾，眼瞅着检查的就要来了，我们才急的。事情闹到这地步，不可能不扣东西，我让小王给你们写个清单，你签收一下，明天来局里处理吧。”

老李头媳妇面露不悦，但还是点头答应了。老李头看着执法车拉着东西要走，叫嚷着要去拦车，结果被他媳妇一把拽了回去。

我将写好的单子交给了老李头媳妇，她看也没看，就签了字。

3

第二天，齐队长让我师父外出巡逻，留下了岳哥和我，说是让我俩等老李头来处理被扣押的东西。其实我知道，他是怕岳哥到了三岔口，老李头再故意找茬，发生二次冲突。

直到中午，老李头也没来，到了下午上班的时候，我突然接到办公室女同事打来的电话，声音非常焦急，让我快去4楼。

4楼都是城管局领导办公室，我心里奇怪，还是跑步往上赶。刚到4楼楼梯口，就闻到了好大一股酒味，老李头嚷嚷的声音也传了过来：“你们领导呢？我要找他，还有那个姓岳的狗杂种，也让他过来！”

我心里暗道不好，老李头在街上闹也就算了，咋还跑到局里了？闻声望去，他正坐在局长办公室门口的地上，一手提个白酒瓶，另一只手抱着一个白色塑料桶。办公室的女同事看到我，露出一脸无奈，说已经联系了齐队长，他马上到，“趁领导还没来，你快把他弄走”。

我蹲下望着老李头，他也醉醺醺地回瞪我，我不太自然地笑了笑，劝他有什么事跟我到队里去说。老李头喝了口酒，没理我，大约过了5分钟，齐队长赶来了，想伸手把老李头扶起来，老李头却不领情，依然叫嚷着要见局长和岳哥。

齐队长哄老李头，说岳哥去市里学习了，要过几天才回来，又叫他去自己办公室喝茶：“既然来了，什么事都好商量。”

老李头说没什么好谈的：“既然你们不让我们活，我也不让你们活。”然后，他举了举拎着的白色塑料桶，说里面是满满一桶汽油：“你们要是把我逼急了，咱们就同归于尽。”

在场的人都愣了。齐队长回过神，悄悄安排女同事报警，又让我去楼下找人，他则留下稳住李老头：“如果能让他放弃最好，如果他来真的，你们就冲出来摁住他。”

我往楼下跑，迎面碰到急急忙忙往上赶的师父。师父听说老李头拿了汽油，急忙打电话叫人，我们几个悄悄躲在4楼的拐角处，盯着老李头拎着的那个塑料桶，只要他一动桶，我们就会立马冲过去。

齐队长说了一句又一句的好话与承诺，努力安抚着，老李头终于答应先不找局领导了。齐队长搀扶他慢慢地往楼下走去，吊在我和师父嗓子眼的那块石头才缓缓落地。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跟着下楼，师父瞅着那桶汽油朝我使眼色，我就假装轻松地说：“老李哥，来，我帮你拿着这些东西。”然后伸手就把汽油和酒瓶从他手里拿了过来。

刚到楼下，警车就从大门开了进来，老李头发现自己上了当，转身就要夺汽油桶。我急忙往后跑，老李头年纪大，又加上喝了不少酒，根本追不上。很快，警察就制服了他。

报警的女同事和齐队长跟着警察去录口供，我和师父留了下来。我深呼一口气，说终于结束了，师父却嗤之以鼻：“你想得倒美，战斗才刚刚打响。”

下午4点多，齐队长回到办公室，我给他倒水，问起事情的进展。齐队长说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对于是否要严惩老李头，派出所想参考我们的意见，“毕竟咱们是受害者”。

齐队长觉得从轻处罚就好，发生矛盾也是因扣了点东西，并不是啥深仇大恨，“何况他们一家就靠摆摊卖水果过日子，我们是管理者，但做事不能太绝”。

对于这个决定，我感到有些不解——毕竟老李头拎着汽油闯局长办公室，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谁也脱不了干系，而且，这样的做法万一被人学了去，我们以后的工作会更难办。

可齐队长却说，老李头其实人不坏，就是运气不好。看离下班还有段时间，他就讲起了老李头的往事。

4

80年代，老李头接了父亲的班，成了本地国有机械厂的一名正式职工。他全心全意投入工作，拼命地干，厂里年年开表彰大会，他都会上台领奖。

那时，齐队长的父亲也是机械厂的职工，偶尔会带着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去参会。齐队长至今还记得，当年父亲指着老李头教导自己，要他向这个哥哥学习，在学校也要年年拿奖状。

到了90年代初，老李头已经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了。一天下夜班，他刚出厂门没多久就听到不远处有人喊救命。寻着声音找去，发现一个女孩正被两个小流氓骚扰。老李头啥都没想就冲了过去，与两个小流氓打了起来，最后小流氓动了刀，把他的鼻子割了一道口子，鲜血瞬间喷涌，小流氓怕了，撒腿就跑。

这个女孩也是机械厂的职工，事后，厂里对见义勇为的老李头进行了表彰，还专门召开全员大会让他上台作报告。伤愈后，荣誉的光环慢慢褪去，鼻子上的疤痕却愈发扎眼，这让老李头的父母发愁——他长得本就不好看，脸上又被人拉了一道，就更难看了。眼瞅着30岁越来越近，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没过多久，那晚被救的女孩来到老李头的家拜访。她对老李头心生好感，私下打听过他的个人情况，结果越打听越喜欢。之后两人开始交往，不久就结了婚。

夫妻俩是双职工，生活还不错，可是到了90年代末，机械厂的效益每况愈下，转型失败后，连工资也发不出，只能裁人。于是，谁先下岗成了一个大难题。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车间里并没有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则，而是采取抓阄这种上不了台面、但看起来“最公平”的办法。老李头和他媳妇比较倒霉，双双被抽中，成了机械厂第一批下岗职工。

年年拿荣誉的劳模成了第一批被淘汰的人，老李头有些想不开，但他并未拉下脸面去找厂领导闹事。没了收入，生活压力使他开始酗酒麻痹自己，醉了就发泄不满，他认为周围充满了不公平，自己就是一个牺牲品。慢慢地，他成了一个酒混子。

为了生存下去，老李头夫妇决定摆地摊卖水果。刚入行，他们不懂如何挑水果，上当受骗是常事，也不知道什么好卖，每次进的水果都要烂掉小半车。好在那时还没有城管，不用担心摆摊的时间和地点，只需要跟别的小贩争抢好地段。

一开始，老李头夫妇根本抢不过旁人，被其他小贩打了几次后，两人终于拉下脸，开了窍，也加入打架和对骂的队伍中。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改变着人，他们从此练就了伸手就打，张嘴就骂的本事。

水果一卖就是十几年，他们赚了点钱，就把三轮车换成了小货车，之后又去外地批发水果回来卖，生活渐渐有了点起色。不过十几年的风吹日晒与打拼，把老李头磨成了一个精瘦干巴，一言不合就动手的小老头，也把他颇有姿色的媳妇，变成了一个步履蹒跚的悍妇。

5

由于城管执法局没有深究，老李头就被定为“扰乱公共秩序”，被派出所拘留了15天。我以为这件事告一段落了，没想到老李头被拘留的第二天，他媳妇就带着儿子跑到局里一哭二闹三上吊。她说自家男人进去了，可那一整车新鲜水果还留在我们这里。儿子会开车，但马上就要开学了，她自己从来没摸过方向盘，这车水果算是赔光了。

最后，局领导只能开会讨论——好在局工会要给城管队员们发福利，于是便买下老李头的这一车水果。

几天后，局里认为岳哥不适合干市容工作，就把他调出了我们中队。很多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他惹了这么一个大麻烦，差点闹出火烧城管局的乱子，可我的心里却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这次和“刺头小贩”斗争，好像是以我们输了告终。

老李头出来后，依然经常拒绝配合城管的工作。每次他喝得晕乎乎的就满大街找巡逻车或协管闹事，有时还带着其他摊主不按时收摊。三岔路口成了我们中队每月考核的薄弱点，经常被扣分。

2013年国庆节过后，局里准备召开第三季度市容点评会，各科室、中队的负责人将跟着局领导统一乘坐中巴车，对镇、街道、区直属中队的市容工作进行现场点评。三岔路口作为“问题路口”，位列其中。

接到通知后，齐队长马上召开中队会议，要求协管员提前跟管理地段的商铺和小贩沟通，确保点评那天不出问题。会后，韩可来办公室找齐队长，愁眉苦脸地问老李头那边怎么办——如今他都不敢找老李头了，只要找，必定会挨一顿骂。

齐队长安慰韩可，让他先通知其他摊点，“老李头这边我亲自去找”。韩可离开后，齐队长就给老李头媳妇打电话，她答应那天会支开老李头，自己看摊子，“一定不给齐队长你惹麻烦”。

转眼到了点评会那天，秋高气爽，我们开着车不停地来回巡逻。看到三岔口老李头的摊点早早收拾起来后，师父松了一口气，说这次点评肯定能拿个高分，“真不容易呀”。

中午11点，点评车来到我们辖区内，我们开着巡逻车跟在后面。起初一切还算顺，连三岔路口的整治情况也得到了局领导的认可。可就在我们沾沾自喜时，几个啤酒瓶突然从天而降，点评车一个急刹，我们的巡逻车差点追尾。

本来有说有笑的我们瞬间傻眼，立即下车跑到点评车前查看，先看见散落一地的玻璃碴，抬头向前看去，老李头正站在不远处的马路牙子上，拿着一箱空酒瓶子冲我们笑。

局领导和齐队长也下了车，老李头不但没跑，反而又扔来几个瓶子，“啪啪啪啪”一阵脆响，直接堵死了点评车前进的路。齐队长的面子挂不住了，冲我们喊：“快去把老李头拦住，别让他再疯了！”

我们赶忙跑过去，老李头转身就跑没影了，只留下了几个空酒瓶。

因为这起突发事件，点评会提前终止，回到局里，局长连午饭都没吃就召集中层领导开会。下午我见到齐队长时，他正坐在沙发上抽闷烟，问起会议情况，他郁闷地说：“给了咱们中队个‘通报批评’，闹这一出，我看咱们今年也别想拿‘优秀’了。”

我无语，为了这个点评会，我们前期干了很多工作，没想到最后竟是这种结果。齐队长接着说：“虽然给我们个‘通报’，不过这次局里决定不再容忍‘刺头小贩’了，准备拿老李头开刀。”

几天后，局里建立起了联动机制，只要有小商贩不配合工作，不单单是辖区一个中队出动，其他中队也要立即前往支援。为了防止冲突发生，局里还协调公安部门出动一个警察大队配合执法，对那些暴力抗法的摊贩，轻则罚款，重则拘留。

在这次整治行动中，老李头被定为重点关注对象。一开始他还是很嚣张，但前后经历了几次罚款和拘留，就慢慢老实起来。虽然有时也不配合工作，但至少不会对我们动手了。

6

2014年春节后，老李头突然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每次巡到三岔路口时，我都会不自觉地看一看他常摆摊的地方，要么是空空如也，要么是被其他摊贩占据了。

师父也感到奇怪：“这个老李头是不是怕了我们，转战其他地方摆摊子了？”我摇头否认，因为并没听到别的中队说起，“不过这样也好，不会再给我们惹麻烦了”。

转眼过了半年，就在我们快要忘掉老李头时，他竟又出现了。依旧是在以前摆摊的地方，不过小货车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辆破三轮。更让人奇怪的是，老李头没了以前的戾气，我们让他收摊，他不再张口就骂，而是立即起身把摆在地上的水果弄到三轮车上，然后骑车离开。

看着老李头离去的背影，我和师父面面相觑，师父一脸的不可思议：“我靠，这是什么情况？”

老李头真的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每天都会按照我们规定的时间出来摆摊、收摊。偶尔收摊晚了，也会在我们督促下加快手脚，不再骂骂咧咧。半个月后，韩可也敢找他聊天了，问起近况，才得知前段时间老李头的媳妇去医院检查，发现脑袋里长了个瘤子，前阵子刚做完手术，一直在家养着。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齐队长，他买了些东西，让我陪着一起去看望一下。

老李头从未搬过家，一直住在机械厂的宿舍楼里。几十年过去，小区已经破旧不堪，不时地有私自搭建的小棚子挡住去路，路显得更加迂回曲折了。

齐队长小时候也生活在厂区，他熟门熟路，带我来到老李头的家门口。我轻轻敲门，屋内有人应声：“谁呀？”

“嫂子是我，城管的小王。”

“哦，小王呀，等等呀。”

经过漫长的等待，门终于开了。半年没见，老李头媳妇瘦了好多，她头上包着纱布，双手紧紧攥着那种老人用的手推椅，一步一步走得十分缓慢。

进屋坐下，我四处张望，发现屋内虽然阴暗，家具老旧，但打扫得干净整洁，丝毫不像家里有病人的样子。我夸道：“嫂子都病了，屋子还收拾得这么利落。”

“我这样哪能收拾呀，”老李头媳妇指着自己的头，“全是老李弄的。”

齐队长接过话茬，说有大半年没见他们了，没想到再见竟然是这个模样，“世事无常呀”。

这话似乎击中了老李头媳妇的泪点，她抹了会儿眼泪，说起了他们这半年来的经历：

原来，自从局里拿老李头开刀，他又被罚款又被拘留，错失了不少生意。偏偏离他们摊子不远处新开了一家水果店，不时降价搞活动，他们的买卖利润越来越小，生存空间所剩无几。

眼看着儿子快大学毕业了，之后买车买房、结婚生子都要花钱，仅靠他们赚的这点根本不够。过年的时候，老李头跟亲戚感叹钱难赚，亲戚说自己考察了个好项目，一年能挣几十万，邀他一起干。

过完正月，老李头就带着媳妇跟着亲戚南下，可他们没想到那个所谓的好项目竟是以虚拟货币理财为名头的新型传销。他俩被洗了脑，在半年的时间内把一辈子的积蓄全投了进去，要不是后来看到警方贴出的公告，还准备拉其他亲戚一起买。

警方立了案，但那个传销窝点已经人去楼空，留给老李头夫妇的是一张张理财产品的合同废纸。他们回家之后整天闭门不出，互相埋怨，老李头似乎又回到刚下岗时的状态，天天酗酒，醉了就和媳妇吵架。终于在一次争吵中，媳妇晕了过去。

送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媳妇的脑子里长了瘤，如果不取出来，以后可能会压迫神经，造成其它损伤。想起家里的情况，媳妇主动提出不做手术了，老李头不同意，没和媳妇商量就把拉水果的小货车卖了，又低声下气找亲戚朋友借钱，才勉强把手术费凑齐。

手术前，老李头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时，看着那一条条风险告知，感到害怕。那天他跟媳妇说：“等病好了，咱俩再也不吵了。钱没了就没了吧，只要两人都好好的就行，一起好好过日子。”

手术很成功，经历此般种种，老李头似乎想通了很多事，不但戒了酒，脾气也比以前好多了，原来媳妇干的家务活也全包揽下来。为了挣钱养家，他又弄了辆三轮车，继续干起老本行。

讲到这里，老李头媳妇对齐队长说：“以前老李办的那些事，你们不要见怪。他这一辈子，过得太窝囊。”

齐队长当时是什么反应，我已经忘了，只记得临走前，他又掏出几百元钱硬塞过去。

回去的路上，我对老李头变化背后的故事感叹不已，齐队长一直沉默着，直到上车，才开口：“唉，咱们就是穿着这身皮。”

这句话有点没头没脑，我不知道他是说给我听的，还是说给自己听的。

编辑：罗诗如

题图：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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