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献给"木杆秤帝国"的大姑

自从2005年举家搬到县城后，我就没再回过镇子。今年春节，远房亲戚家儿子结婚，爸爸说得喝点酒，让我跟着回去做司机。

“爸，这街全变样了啊。”

再踏上这片拥有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土地时，陌生感迎面而来。满街的串架壁平房（竹子泥巴做的房子）被一排排高高低低的小楼房所取代。街道由六边形石板变成了混凝土。下雨天也不用担心一脚踩得石板一端翘起，泥水溅得满身。

路旁那些高大威猛的梧桐树也不见踪影了。我想，镇子上的人们，春天再也闻不到浓郁的花香了。当然，夏天也不用再担忧猪儿虫（豆虫）冷不丁地从树上掉下，钻进领口。街头没了“当当当……”打铁的声音，巷尾也再听不到做糖人和爆米花老爷爷的叫卖声。

“以前，这儿是咱们家秤店吧？”我指着街边一家奶茶店询问爸爸。

“嗯，你三爹去成都带孙子前，就把店给卖了！”爸爸指了指路边连着的3家店铺，“后来的房主把它隔成了3间——奶茶店，手机店，面馆，其实都是咱们的……”

我试图在花花绿绿的招牌中寻找祖业的痕迹。但时光如同吸尘器，把过往吞噬得干干净净，也包括我们张家在附近3个大镇建立起的、盛极一时的“木杆秤帝国”，以及张家十几名秤匠。

01

80年代末出生的我和弟弟妹妹们，小时在镇子上从未被叫过自己的名字，人们都唤我们为“张秤匠家的孙儿”，我们是在木杆秤的光环下长成的。

在那个油盐柴米酱醋茶大都还是散装的时代，木杆秤是最重要的度量衡工具。由于继承下祖上的精湛手艺，爷爷和他的2个哥哥先后进了公家，又拿下了周围三个镇子的木杆秤独家经营权，做、卖、检、修……只要是和木杆秤有关的事情，都必须经过我们张家的手。

于是，张家成了镇上的大户人家。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台录音机，第一辆摩托车，第一部电话，都在张家出现。爷爷三兄弟直到80年代中期才正式分家，长期一个锅里吃饭，几家人关系甚是亲密，我不仅按年龄顺序称我爸爸的亲兄妹为几爹、几姑，对大爷爷和二爷爷家的长辈也还是按他们家的年龄顺序亲昵地称他们为（堂）几爹、（堂）几姑。所以，有时孩子们聚在一起，喊“大姑”或喊“二爹”，一不留神，会有好多人应答。

3个爷爷端上了铁饭碗后，不仅要做秤卖秤，还得去到各家店铺、各家厂子对秤进行检验修理。他们意识到，要想把祖业发扬光大，仅凭兄弟3人是不够的。

于是，他们的孩子们也前仆后继地进入了这个行业。我爸那一辈14个孩子（未算上幼年夭折的孩子），除了岁数的小四爹和二爷爷家的（堂）八爹，其余12人都做过秤。

“要早知道木杆秤会被淘汰，爸你当初就该多读点书考大学，或者是早点去做生意。咱们家那几年也不用那么苦啦！”我看着奶茶店，感慨道。

爸爸露出了一丝苦笑：“这世上要真有早知道，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出现了……你大姑，也不会疯掉。”

大姑是我堂姑，我大爷爷家的长女。

但身为张家的长房长女，大姑却比弟弟妹妹们晚进了秤店好几年。因为，最初她明确知道自己要读书。

家庭条件优越，兄弟姐妹也够多，所以家里让大姑一直念到了初中毕业。即使第一次考中专失败了，她依旧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着，一边在公社做播音员，一边复习准备二轮考中专。

我爸说：

“那会儿啊，大姐姐就是整个公社的仙女。她长得乖（四川话，好看），懂得多，还会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每天吧，天刚亮，她就会打开收音机，跟着中央的广播员练习普通话。她要去公社上班了，我们兄弟几个就争着要送她去，要保护她。因为有很多人追求她啊，有些小流氓还会堵她。

“路上，她会给我们讲一些历史故事：比如，我们家祖业木杆秤的由来，她说是战国时候的大商人范蠡通过杠杆原理发明的。而秤上的16颗星花，代表着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和福寿禄三星，如果商贩缺斤短两，就会折福折寿。

“傍晚，只要公社喇叭里开始放歌了，我们就知道大姐姐下班了，于是便跑到坝子边去等她，远远地，隔着好几条田埂，就能认出她。她的衬衣总比别人干净，她的两条辫子会随着走路一蹦一跶的，特别好看……”

然而，17岁的大姑所有的美好和耀眼，都被冻结在了那个1969年的寒冬。

大姑的亲弟弟、（堂）二爹的突然病逝，让张家大房失去了当时唯一的儿子。这对40岁的大爷爷而言，除了丧子之痛，还有祖业后继无人的惶恐——儿子的离去，就代表着他在公家的铁饭碗，他辛苦拼来的、拥有独家经营权的秤店，他在整个镇子的声望和地位，都将无法延续了。

为此大爷爷苦恼不已，甚至萌发了抱养一个男娃的想法。但在祖奶奶和大奶奶的劝说下，他最终决定让聪慧的大姑做自己的继承人，打算日后再招个上门女婿，延续大房的血脉。

大姑当然是不愿意的。她抗争过，最激烈的时候，她甚至搬到公社保管室去住。

但在连高考都被取消了的年代，有什么比掌握一手独门技术更有前途？再说，那时候的人，要么为家庭而活，要么为集体奉献，过度强调自我，是不正常的。

最终，大姑在家人和公社领导的轮番劝说下，回归了“正常”，回到了秤店。

02

每个月月初，大姑都要随着大爷爷去木材市场挑选适合做秤杆的木材，然后找一辆拖车把木材运回秤店，放入后院堆卧上三到四天，待木材干燥。

凿木材——将木材刨成直且长细的圆柱体——这道颇费体力的工序，本应由我爸和其他兄弟们完成的，但大姑依然会加入其中。用她自己的话来讲：“既然要学一项手艺，那就得学全套啊。学个半吊子，一辈子都得求人的。”

“唰唰唰……”细砂纸沾水，来来回回地打磨圆柱体木材；“当当当……”铁锤砸平金属皮，然后再用小钉子把金属皮固定包裹在秤杆首尾两端……这些体力活让大姑原本纤细的双手渐渐布满了茧子，粗糙不堪。

但这些体力活都只是前奏，做木杆秤最难的是制定重量刻度，俗称“定星盘”。这道工序涉及到一些物理和数学知识，需要秤匠反复地用砝码校验木杆的支点，找到挂秤盘的具体位置，然后以这个位置为基点，依次往下推算其余刻度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稍有偏差，木杆秤便会“有失公允”。

定完星盘，便进入最费神的阶段——“刻星花”。秤匠需要用戳子对准之前画下的刻度，打眼儿，然后把铝线插入小洞中，再用锋利的刀子割断铝线，最后用锉子搓平断口，磨成和木杆表面齐平的星花。这道工序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和极大耐心，如若秤杆被戳断，或是星花镶错，之前工序便全部白废。

我爸说，定星盘、刻星花，稍微笨一点的人，通常要学三四年，但大姑不到半年便能独自完成，并且她手感和眼力劲儿都极好，一定一个准，一刻便成功。比起弟弟们，大姑进秤店最晚，动作却是最熟练和麻利的。刨木杆，弹墨线，定星盘，钻星眼，定星花，打磨上漆……她一天便能做完一把木杆秤。

弟弟们经常劝说她，不用那么辛苦，“三天做完一把就行啦，做多了也是存着”。但大姑另有打算——她做秤桌的抽屉里一直放着书，她用一天的功夫做完三天的活儿，剩下时间便可以看书复习了。

大姑曾偷偷告诉我爸他们兄弟：“等招了上门女婿，我就把手艺教给他。到时候，他赚钱养家，我就去继续读书。”

但命运没有打算放过大姑。两年以后，40出头的大奶奶竟然生下了第六个孩子，还是个儿子！

在此之前，张家三房子嗣里，二爷爷家已经有了3个儿子，比大爷爷小11岁的爷爷，也已经有了我爸。唯独大房，只有四个女儿。（堂）六爹（后文提到的六爹皆指的他）的到来，犹如在大房的屋顶镶上了一颗明珠，让他们扬眉吐气。

正儿八经的祖业“继承人”来了，大姑以为自己可以重新获得自由了。她向家里提出，自己要离开秤店，重新读书，参加中专的考试。但大爷爷坚决反对。虽然没得到过证实，但从大爷爷十几年后的决定，我爸推测他不放过大姑的原因是——他要大姑为六爹的“皇位”保驾护航。

毕竟，六爹要继承“大统”至少还要十余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大爷爷需要一个能干且可靠的人帮他经营秤店，毕竟其余的女儿，都不如大姑靠谱。二房三房倒是有成年且能干的男丁，但大爷爷怎么可能“养虎为患”？

父女俩再次闹僵。大爷爷把大姑的书全部烧了，将她攒下的钱也全部没收。而大姑宁愿闲在家中给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做饭，也不进秤店半步。

祖奶奶带着3个奶奶，轮番游说大姑：

“女娃儿家家的读那么多书干嘛？那些人考出去，还不是为了个城镇户口？这个你爹就能给你办好，你干嘛费那劲儿！”

“老老实实跟着你爹做秤吧。虽说有六子，但你爹又有门市部、又有铁饭碗的，六子不可能全占完的。”

“你看看人家二房三房，都有几个儿子，你爹就六子一个，你当老大的，得把自己当个男娃儿去活啊，别成天气他，他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多辛苦呀……”

“你也满了20（虚岁）了，该谈人家了。你只要去秤店帮忙，你爹就能把你户口办到城里。到时候找个有单位的男人，这一辈子啥都不愁了……”

长辈们的威逼利诱，让大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我爸说，那段时间大姑跟丢了魂儿一样，整日无精打采，走路的时候辫子也不会再跳舞了，和脑袋一起耷拉在肩上。跟她说什么，她都点头，但眼睛却看着远处，其实什么都没听进去。每天做好晚饭后，她也不吃，就跑到水库前呆坐着，一直到天黑才回家。

03

“大姐姐，今晚吃什么？”我爸和我姑闯入厨房询问正在做饭的大姑。

大姑没有回答，只是坐在灶台前，嘴唇略略动着，使劲儿往灶里塞柴火。

我爸端根凳子，爬上灶台揭开了锅盖，又是红苕蒸饭。

“大娘，大娘，大姐姐做的又是红苕！”我姑跑到坝子里，搂着正在搓麻线的大奶奶撒娇告状，“我真的不想吃……”

大奶奶匆匆赶到厨房，从柜子里拖出麻袋，指着袋里的洋芋和芋头询问大姑：“昌仙，我跟你说过，洋芋、红苕、芋儿轮着蒸饭的。为啥子你听不进去呀？”

大姑这才抬起头，双眼空洞的望着大奶奶。

在连续吃了十几天的红苕蒸饭后，家里人终于察觉到大姑精神出了问题。那一年，是1973年，大姑刚满21岁。

但家里人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儿。他们甚至认为大姑是闲得脑子不清醒了。大爷爷强硬地把她带回了秤店——忙起来的大姑看起来精神情况有所好转，她不再念叨读书考试，只专心致志地做秤，很快就成了门市部的顶梁柱。即便3个爷爷出去检验维修好几天，她也能独当一面。

大姑的能干，也加快了“张家秤”的扩张——二爷爷和我爷爷陆续带着自己的子女到另外两个大镇子开起了新的门市部。从此，张家垄断了周边几个镇的木杆秤，大把的钞票收入囊中，三房子嗣都在镇子上买下了大门面，盖了大房子。

而我对大姑的印象清晰的记忆，就是从这时父辈嘴里说她的“疯事”开始的：

“大姐姐又神戳戳的，店里收的钱到处乱放。”

“家里已经有电话了，她为什么非得跑公共电话去打？而且没打通也付钱。”

“大姐姐前几天又去买了几本书，说要考中专。”

……

幼年的我，始终无法把大姑和“疯子”联系起来。在我看来，她除了走路比别人快、话比别人少，其余并无异常。比起其他长辈，她更大方，每次见面总会给我们小辈零花钱。直到八九岁时，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兄弟姐妹跟踪大姑，才证实了她的疯癫：

上街后，她径直走进商店，扔给老板几块钱后，拿起公共电话的听筒，也不拨号，一通乱骂。她怒骂中出现频率最高是“臭男人”——让我在往后的十几年里，一直坚信大姑是因感情受挫而疯癫。

2016年，我爷爷80大寿，张家三房几十号人欢聚一堂，唯独大姑因病缺席。我向爸爸询问起她疯病的来龙去脉，我爸说：“也说不清到底为啥疯的，如果一定要找病根，还是因为秤吧。”

我爸说，大姑年轻时的择偶标准很奇怪，每次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只问一个问题：“上过中专吗？”

当时想要娶张家女儿的小伙子挤破了脑袋，但架不住“中专”这个门槛呀——那时镇上一年也就能考上中专的人，也就两三个，这些佼佼者毕业便会被分配到县城或是市里，谁还会回镇里？

这么耽误来耽误去的，等张家成年的女孩们都嫁出去、离开了娘家的秤店时，唯独已经29岁的大姑还留守在这里，成了镇上有名的“老姑娘”。给她上门说亲的人越来越少，偶尔一两个，对象还都是鳏夫。

但大姑一点不急，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择偶标准——中专生。也许，这是她妥协人生最后的底线吧。

在此期间，大姑和大爷爷谈过一次，也是爷俩唯一一次讨论“皇位继承”的问题。大姑表示，自己要计量局的铁饭碗，秤店留给六弟。毕竟，她一个没结婚的女人，赚的钱再多，也不如一个体面而稳定的单位。大爷爷搪塞说，他才50来岁，秤店和单位还能两头兼顾，“继承”问题，可以过几年再议。

这个话题再被提起，是1986年大姑34岁的时候。大爷爷终于颁布了他的“诏书”：年仅15岁的六爹顶替他去公家（当时为“标准计量局”，90年代左右为“技术监督局”，2000年前后更名为“质量技术监督局”，各地时间略有差异）上班，等他百年以后，秤店留给大姑。

在外人看来，大爷爷的决定似乎是没有亏待大姑的，因为比起单位的铁饭碗，秤店是更赚钱的。但其实我们张家人都心知肚明，那个铁饭碗才是真正的“皇位”，因为，谁接班那就是谁的——二爷爷把公家工作传给了他最得意的小儿子，而我爷爷也把这份工作传给他认为最灵性的我爸——秤店即使赚钱再多，只要大爷爷还在世，其余人都只是打工仔而已。

得知消息后的大姑没吵没闹，只是消失了整整一天。天黑尽了，家里人正准备出去找她，她却回来了。面带笑容地说，她去县城和男朋友约会了。

众人惊喜不已，连忙询问大姑爷的情况。

她羞涩中带着骄傲的回答：“姓罗，警察，中专毕业的。”

往后，大姑隔三差五便去和“罗警官”约会，一去就是大半天，回家的时候总是满脸甜蜜和幸福。但几个月过去了，大姑始终没把罗警官带回家。大爷爷终于按捺不住，让六爹和我爸偷偷去县公安局打听打听。

我爸和六爹这一去，差点留下了案底。

县公安局确实有一个罗警官，年龄也只比大姑小两岁。我爸和六爹便认定他就是“姐夫”了。但再一打听，罗警官早已结婚。血气方刚的两兄弟，便冲到罗警官办公室，揪住他衣襟质问“为什么骗我姐？”

罗警官再三声明，自己压根就不认识什么张昌仙。

我爸和六爹不信，无奈之下，罗警官跟随他们来到镇上和大姑对质。

一切都是大姑臆想的——她去公安局办身份证，接待她的便是这位高大精神的罗警。闲聊时得知对方的年龄和学历后，大姑便动了心。

张家人对罗警官又是塞烟又是作揖地道歉。但大姑却跟没事儿一样，笑呵呵地说：“我就那么一说，你们还真听进去了？”

次日清晨，大姑又出门了，临走时扔下的话，差点让大爷爷厥过去：“我和罗警官去自贡看恐龙，晚上才回来，你们不用等我吃饭。”

家人终于意识到，大姑的精神病又犯了。但没人敢纠正她，似乎是怕给她更大的刺激；又或许是没人敢承认，他们把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孩给逼疯了。

他们能想到的唯一的弥补方式便是钱：六爹主动把每月35块的工资分出15块给大姑；大爷爷把大姑在秤店的工资从25块涨到了35块——1986年，一个月50块钱的收入，不说在镇上，就算放在县城或是市里，绝对都是高薪了。

但钱真不是万能的，至少它不能治愈精神的贫瘠。

在往后的几年里，大姑的病情持续稳定，不哭不闹不伤人，只是臆想。唯一的变化是，她把出门“约会”变成了打电话“训斥渣男”。也许，在她大脑的某个角落还尚存理智，知道恋爱谈了这么多年，该有个结果了。

大姑打电话的事，让全镇的人都知道了她的疯病。一时间，各种关于她的谣言在镇上传开。每个版本都是胡编乱造，不堪入耳。有好事者为了能曝光更多内幕、成为镇上的焦点，甚至会伪装成买秤的人，到张家的秤店打探内情。大爷爷沉默不语，大奶奶暴跳如雷，抄起秤杆赶人。

但大姑从未有过任何反应。在秤店，她只会做一件事——做秤。

04

1995年，大姑43岁那年，大爷爷身体每况愈下。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他，找来了六爹，交待后事：“你娘身体不好，姐妹们也是别人家的了。你大姐姐以后只能靠你了，我张泽富这一辈子，谁都不欠，就亏了昌仙……”

我对大爷爷三天三夜的盛大葬礼是有记忆的。按我们当地的习俗，在封棺下葬前，家族成员要按照辈分长幼，去见大爷爷最后一面。我清晰记得，在准备封棺时，（堂）七姑姑（大姑的亲妹妹）大叫一声：“大姐姐呢？她还没告别呀！”

当众人在秤店里找到大姑时，她正对着镜子在梳自己那两条麻花辫。秤店被她打扫得干干净净，木杆，秤砣，秤盘，成品秤……分门别类，摆放得整整齐齐。

大奶奶有些崩溃，哭天抢地地喊道：“昌仙，你在干嘛呀？”

大姑没有理会众人的“责问”，继续梳着辫子。直至在辫尾绑上红头绳后，她才径直走到六爹跟前，泪眼汪汪但却带着笑容说：“今天早上爹跟我说（其实大爷爷已经去世4天了），他要走了。但你别怕，还有大姐在。你放心去忙单位上的事情，秤店大姐给你看着，每个子儿我都记了账的，不会贪你一分一厘。”

说着，她又从兜里掏出一本存折：“这些年，我跟着爹娘吃住，没地方花钱。你们给的，我都存起来了。”说到这里，她凑近了六爹，颇为自豪地低声说：“十几万呢，都是你的！”

在几十年的幽黑隧道里，大姑个人的失意早已被磨灭，剩下的只有时代和父亲植入她内心的、像幽灵般扎根在她潜意识里的妥协和牺牲。她不是张昌仙，她是秤的殉道者，更是张家大房的守卫者。

接下来的几年时光是平静祥和的，即使大姑仍会隔三差五“打”电话，但这轻微的不正常，在漫长的时光中，已经融入正常的生活。她用心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替六爹经营着秤店。她依旧认真麻利地做出很多木杆秤，只是它们不再那么准确无误了。

六爹也践行了对大爷爷的承诺，换了个大房子，把大姑和大奶奶接过去同住。六爹儿子兵兵的出生，更是给大姑带来了一份心灵的慰藉——大房后继有人了。

可能是为了将就年迈的大奶奶和有病的大姑，张家大家族聚会一般都会选在六爹家。大姑总是会在人们到齐前，准备好3桌丰盛的饭菜，她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包括我们这一辈的19个孩子。

快满50的她依旧走路飞快、不爱说话，依旧会往我们兜里塞糖，依旧扎着两个粗辫子，辫梢拴的依旧是红头绳，而非皮筋儿。

电子秤出现后，木杆秤终归走向了末路。

先是几个秤店的生意越来越差，除了赶集的农民，镇上基本没人再问津；紧接着，曾经多少人可望而不可求的“铁饭碗”，也在时代这个大熔铁炉中化为乌有——技监局“人员分流”，与木杆秤相关人员全体下岗。

那是2004年夏天，我爸的头发白了一大半。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这都是致命的打击，更别说原本就有精神问题的大姑。在大闹技监局无果后，52岁的她精神彻底失常，整日嚷着有人要害张家，大白天的也会把秤店门锁起来。她不允许任何陌生人接触兵兵，必要时会扑上去殴打。最离谱的一次，她半夜拿上存折，抱起熟睡兵兵就往外跑——因为，她“看到”对面楼上有人拿着枪瞄准兵兵。

大姑恶劣的病情让六爹下定决心，把她送去了成都的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大姑入院后的情况，我爸不太清楚，而住进寄宿学校的我更是一无所知。只有每逢过年，大家族一同回下乡上坟时，才能听到关于大姑的只言片语——药物使她近乎呆滞。

2013年，我从北京回川，在成都的七姑家停留了两天。那时，病情稳定的大姑已经出院，在七姑和六爹家轮流居住。一进门，我就看见阳台的藤椅上坐着一个枯瘦如柴的背影，心底的声音告诉我，那是大姑。

我轻轻走近藤椅，看清了她的脸。瞬间，鼻子一酸，眼眶发热——秤平斗满，不都说秤是这个世间最公正的东西吗？为什么它却为这个向它奉献了一生的女人，称出个如此悲惨的结局？

61岁的大姑瘦得四肢都无法伸直了，关节在瘦削的胳膊、膝盖、指节处高高凸起，就像竹子的节。而脸上的皮肤仿佛是挂在了眉骨、颧骨上，空荡荡的，一阵风吹来都会摇晃。她标志性的两条粗辫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花白的、凌乱的齐耳短发。她在藤椅上坐着，空洞地看着远方，即使我走到了跟前也毫无反应。

“大姑，大姑……”我轻声呼唤。

她微微转过头，看向了我，但眼神依旧空洞。

“是我，悦悦……”我靠着藤椅蹲下，轻轻拉着她的手。

她两片略略张开的薄嘴唇微微颤抖，重复着我的话：“悦悦……悦悦……”

几秒后，我感觉一股微弱的力量从手部传来。大姑握住了我的手，眼中也有了些许光彩，嘴角微扬：“悦悦……吃糖吃糖！”

说完，她从兜里抓出几根长条形的绿色外装的薄荷杆塞到我手里。

“嗯嗯！”我迅速拨开一根塞到嘴里，随后又拨开另一根喂到了她嘴里。

她一边笑眯眯地吮吸着糖，一边询问道：“你爸呢？”

“他……”

还未等我说话，她恍然大悟一般地接着说道：“哦，今天又不是周末，他在上班呀！”

说着，她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我连忙扶住她。大姑带着我走回了她的房间，开门的一瞬间，我呆住了——做木杆秤的各种工具和材料都在，墙上还挂着几把成品。

大姑颤抖着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纸条递给我：“我的牌标（贴在木杆秤顶端的技监局认证标）用完了，报告我都打好了，但你六爹也不知道干嘛去了，一天天见不到人！你拿回去给你爸，让他赶紧去局里给我领一些回来。没这牌标，我做的秤不能卖啊！”

那一天，距我爸他们离开技监局已经9年多了。

后记

在写这篇文章前夕，我给爸爸打了个电话，询问大姑的近况。

六爹和七姑都有了孙辈，无暇照顾大姑。所以，把她送到了离家不远的疗养院。

进入集体生活的大姑，身体和精神好了很多，时常嚷着要做秤。于是，六爹在疗养院租了一间活动室，把做秤的工具和材料都给她置办齐全。精神好的时候，大姑便会刨刨木杆，敲敲铝皮……至于定星盘、刻星花这些繁琐的工序，她已经不能做了。

每到周末，六爹祖孙三代都会去看大姑，或者把她接回家。据说，谁都不认识的大姑，竟然认识兵兵的儿子岩岩。每次见面，她都会把岩岩搂在怀里，喃喃道，“我们家六子的孙儿，兵兵的儿……”甚至还会拿起秤教岩岩认上面的星花。

或许，在大姑心里，岩岩依旧是“秤帝国”的继承人。但她根本不知道，六爹和兵兵的生活早就与秤毫无关系。而岩岩，甚至都不会知道木杆秤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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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大江大河》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