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广州版“廊桥遗梦”

2021-01-28 11:30:36
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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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写了一本关于亲人与脑瘤抗争经历的书,韦丽是这本书的读者。

2011年,她辗转找到我,说自己的儿子也是一位脑瘤患者,当时正在我们曾经治疗过的医院做检查。认识之后,她经常给我打电话,谈一些治疗的困惑,也打听一些脑瘤放化疗期间孩子的调养,我都会一一给她解答。久而久之,我们聊的话题慢慢多了,还有了一种天涯若毗邻的感觉。

去年年底一次我聊起我们初相识的时候,她忽然有点欲言又止的样子。过了许久,她才说,其实她当时正处在一段“不正常感情”的尾声,还没有完全走出来。接着她一直在微信里断断续续地跟我聊,说这是一场她从来不与外人说的“廊桥遗梦”。

1

韦丽的老家在湖北省孝感市附近的村子,上面有两个哥哥。1994年高中毕业后,韦丽想跟着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见见世面。父母说出去可以,但得出嫁后跟自己男人一起才行。于是,为了出去见世面,韦丽就盼着想早点嫁人。

韦丽漂亮,长得有几分像张曼玉,微微一笑就露出两颗小兔牙。与韦丽大哥同在孝感市区一家餐馆打工的林业生,便近水楼台先得月,频繁出现在韦丽面前,与她畅谈北上广的热闹繁华,说总有一天他要去这里面某个大城市,好好地待上几年。尽管林业生那时还只是大厨的帮工,从没有离开过孝感市,但他的“雄心壮志”却把韦丽迷得五迷三道,对他并不出众的身高长相、脾气秉性都视而不见。

父母和哥哥们坚决反对韦丽跟林业生谈恋爱,原因是林家太穷了:林业生年迈的爷爷奶奶需要赡养,长年患病的母亲不能断药,两个弟弟还在上学,就靠他和他父亲挣钱养家。但是韦丽不在乎这些,她认为只要彼此情投意合,将来一定会有好日子。

她也不是没犹疑过,觉得林业生有点爱夸夸其谈,但转念又想,既然跟了他就是他的人了,于是一边跟着林业生在餐馆里洗菜端盘子,一边与父母和哥哥们抗争了两三年。

1998年春天,韦丽终于与林业生奉子成婚。几个月后,女儿的降生让夫妻俩暂缓了出门打工的梦想,韦丽在家带孩子,林业生继续在餐馆里打工。那几年,林业生很有长进,做了掌勺的大师傅,工价一年比一年高。

千禧年,韦丽大哥的朋友想找他去广州一家餐厅做湖北菜师傅,但大哥不愿离家,就把这个机会给了林业生:“你就带着我妹子去大城市见见世面,也不枉她这辈子嫁给你。”

当时林业生的大弟弟已经高中毕业准备工作,母亲的身体也好了一些,林业生觉得这个大家庭可以不需要他的支撑了,便信誓旦旦地应承着大舅哥,让韦丽暂时把女儿留在家里给他母亲照看,以后再接去广州——显然,他是准备长期待在广州的。但韦丽认为,一家人就是要在一起,不肯把女儿留下——她也准备长期待在广州,不过她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希望自己能在大城市落地生根,要让女儿成为大城市的人。

2001年的正月十五刚过,25岁的韦丽跟着丈夫,背着女儿,提着简单的行李,从村里坐拖拉机到了镇上。随后,一家人从镇上坐小面包车到了孝感市区,再坐班车到了武昌火车站,坐了一夜的火车到了广州站。下了车,按照老板的提示,坐公交到天河区的沙太南路一个打工者聚集的小区——老板给他们在这里安排了宿舍。不足15平米的小套间,除了厨房、卫生间以外,刚够搁张床。但接他们的同事都很羡慕:“在广州打工有这样一个住处,就是最高的待遇了,老板说你们是他老乡,要好好照顾。”

韦丽就在女儿笑着扑向那条粉红色落地窗帘的瞬间爱上了这座城市,也相信能和林业生一起在这个城市相依为命,创造属于他们的未来。她抱起女儿站在窗前,打量着这个她向往已久的“外面的世界”。这里虽不在广州市中心,没有她想象中的繁华,但老旧的房屋之中却有一种淡然、大气,同样能让人感受专属于大城市的气息。

次日一早,林业生就去酒店上班了。韦丽带着女儿小心翼翼地走出宿舍所在的小区,站在马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她不敢再多走出一步,却恍恍惚惚地想,这其中的哪一辆车,可以带她去到想象中真正的目的地呢?

2

广州的暖春,一件薄毛衣加一件春装就足够,从老家穿过来的厚棉衣厚绒裤一下子显得多余。韦丽觉得自己有很多想法,也趁着这天气蓬勃而生。比如,她想把女儿送去幼儿园,然后自己也要出门打工——先前,林业生就让她在家带孩子,他会赚钱养她们娘俩。

到了2001年的9月,韦丽把女儿送去了小区旁边幼儿园。幼儿园里的孩子大部分是外地打工者的孩子,老师也是来自不同省份的女孩,只有老板兼园长是广州本地人。老板说,她正是看到了这一片小区的外来打工者多,看孩子是刚需,才想到来投资干这个。孩子入园手续也简单,只要父母提供一张务工证明、一份租房合同和一家人的户口本就成。幼儿园里也有少数广州本地的孩子,但一群孩子在一起玩耍嘻闹,根本看不出地域差别,每次去幼儿园接女儿放学,看到女儿在这里的天然融入感,让韦丽也有一种他乡是故乡的错觉。

林业生的老板娘见过韦丽,夸韦丽长得漂亮有气质,最后介绍韦丽到她老乡开的外贸公司去当客户接待员,韦丽非常开心。这家公司不大,专门做手表出口和内销生意,业务简单,也不算太忙,而且离家近,方便照顾孩子。韦丽觉得自己天生就适合做这种高雅体面的工作,天生就应该在大城市生活,如果不是每天下班以后要去幼儿园接女儿,她甚至觉得自己才年方十八,人生才刚刚开始。

小区门口有一家专门做广东肠粉的早点店,店主是一对年轻夫妇,来自番禺。第一次去吃肠粉,第一口下去,韦丽便爱上了那咸鲜软绵的味道,有时候她会要求多加两片生菜,或者一个鸡蛋,再给女儿的那一份加上肉沫。有一天,女儿忽然冲着店主夫妇喊:“叔叔阿姨,我是你们家梁子豪的同班同学,请给我多加一点点肉肉。”韦丽跟店主夫妇顿时面面相觑,哈哈大笑。

在这样匆忙而又充实的生活节奏下,两年后韦丽再次怀孕了。她坚决不回老家生产,她生怕一回去,就再也来不了广州。她也不想要婆婆或者母亲来广州照顾她,月份大了就辞了职,自己在家操持。这时林业生的工资已经涨了不少,足够在小区里去租一套像样的两室一厅,但一个人需要养老婆孩子,他也累得喘不过气来。

生下儿子后,韦丽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儿子尚在哺乳期,女儿刚上小学,周末还报名参加了拉丁舞兴趣班,一年的学费需要林业生一个月的工资。林业生说:“跳舞那是城里伢的事……”韦丽打断道:“难道你想让你的仔永远在广州做乡下仔?”林业生说:“莫跟我说什么仔啊仔的,乡里伢就是乡里伢。”韦丽说:“真没志气!”林业生被抢白得无语,从此夫妻俩便有了些隔阂。

待儿子能够上幼儿园以后,韦丽又回了从前的那家外贸公司,从仓库理货员做起。林业生的酒店大厨工作越来越忙,逢年过节便忙得不可开交,“乡下小餐馆和这大城市大酒店的生意是真没法比,天天客人都爆满”。夫妻俩在同一屋檐下,一个周竟难碰面说上几句话——林业生晚上还没下班,韦丽就已经带着两个孩子睡着了,而韦丽早上送女儿上小学、送儿子上幼儿园再接着去上班时,林业生在床上还没醒。做上厨师长后的林业生,更是没了周末,韦丽只能在孩子们寒暑假时提醒丈夫,是不是可以休息一天,一起带孩子们出去玩?

有一次儿子过生日,林业生终于请了一天的假,带一家人去越秀公园玩。两个孩子在宽敞的地铁站通道里,每人各拉着林业生的一只手,像过年一样开心。这样的情形不多见,每每这时,韦丽总像个旁观者一样,觉得只有这两个孩子才是她和林业生共同生活的见证,如果没有他们,一切的过往和现在好像都不存在。自己心里那个说不清楚的梦想,也只有林业生在一心一意地和她一起打拼。

不过,这种心境很快就被突如其来的一件事打破了。

一个周末,韦丽趁着天气好洗晒被子,在家里的双人床床垫下,发现了一封林业生写的情书,但不是写给她的。

字写在一张质地上好的信笺纸上,开头的称呼是:“亲爱的红桃”。满满的两页纸,写尽了相思之情,大意是说,这个叫红桃的女人从酒店辞职回老家去了,他怎么也忘记不了这几年来两个人在一起的朝朝暮暮,真想跟着她一起离开广州。但红桃是被家里的老公催促回去照顾老人和孩子的,他不知道她家具体在河南信阳的哪个地方,就算真的知道,也不能去找她,因为“不能打扰你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他说,“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出现像春风一样,吹拂着我像一团死水一样的生活”,还说,“没有你在前厅里把我做的菜端上客人的桌,我在厨房炒菜都没劲了,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色彩”。结尾留的名字是:“爱你的业生”。

多年以后,韦丽回忆起当时看到这封情书的心情,不禁唏嘘:“我从没收到过林业生的情书,可能是因为我们从恋爱到结婚,总在一起从没分开过。没有想到他还有这么好的文采,我一字不漏地看完,奇怪的是,我一开始竟然被他的一片痴情感动了,一点儿也不生气。唯一觉得难过的是,我老公的情书竟然是写给别人的。”

那天韦丽铺床的时候,不动声色地把那封信放回原位,她没有吵,也没有闹。当然她也不是不在乎,而是在想该怎么办:离婚?显然是不现实的,两个孩子还这么小,这背井离乡的日子本来就过得艰难;不离婚?林业生这个样子分明是没有把她放在心里,好像她根本不存在;或者,离开他?离开广州回老家?可她又舍不得。

在广州生活的6年时间里,她的生活方式习惯已经完全跟沙太南路的味道融合在一起了。她在公司上班说普通话,在超市买菜说广东话,却很久没有说过家乡话——而很久没有说过家乡话,是因为很久没有跟林业生说过话了。她的两个孩子都不会说湖北话,满口粤语。她喜欢肠粉的甜鲜软绵,忘记了米酒的纯香清酸,就好像林业生不记得年轻时候曾经那么使劲地追求过她,只知道此时此刻想念那个也许下半辈子再也见不到的红桃。

这样想着想着,韦丽又开始觉得有些委屈了,有时独自坐在卧室哭,哭那个她以为可以在他乡相依为命的人,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回家只知道倒头便睡的林业生并不知道那封情书被妻子发现了,那个信封就这样在床垫下放了三四年之久。韦丽每一次洗晒被子时,都会把它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铺床时再从抽屉里拿出来归还原位,好像它天生就是应该放在那里一样。

韦丽从最开始的“感动”,到后来每重复一次这样的做法就寒心一次:难道林业生对这个家竟漠然到了这个程度,连存放他秘密的地方都不想去在意了?还是因为对再见红桃感到绝望而忘记了这封信?或者,他根本不在乎自己会不会看到?

韦丽也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夫妻两人已经没有了肌肤之亲。她希望是从林业生认识红桃后的某一天开始的,这样的话她就没有被他们玷污。在发现那封信以后,韦丽就想跟林业生分床,但是这窄小的两室一厅里,一儿一女住在另一个房间的高低床上,哪里容得下她想一个人一张床的渴望——所以,她就常以看电视剧为借口,在客厅的沙发上将就一晚。

他们夫妻之间就进入了一种一切都是昭然若揭的状态,但彼此谁都不点破。林业生仍然每个月会交足够的工资给她打理家庭,对孩子疼爱有加,日子就那样乏味而平静地过着。

3

2010年的秋天,韦丽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1月7号,广州还是只需要穿一件短袖衬衫的日子,34岁的她遇见了鲁明辉,这个仿佛只是来到她生命中打个招呼就离开的人。

韦丽当时已经从仓库理货员一路做到业务员的位置,专门负责公司在广州市内各大商场手表专柜的营销。她觉得这份工作需要自己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多,便报名参加了某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周末班。英语课的老师叫鲁明辉,一位本校建筑学在读博士生,为了挣外快补贴农村老家兼职做的补习班老师。

鲁明辉那一年28岁,高大帅气,一身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像广州的秋天一样,充满了成熟与阳光的气息。这个男人直截了当地对韦丽表达了爱慕,不在乎她从哪里来,不在乎她已是人妻、已为人母。而在婚姻之中寒心已久的韦丽,面对一道光一般投入过来的鲁明辉,没太多犹豫就接受了他。

韦丽上学的时间与两个孩子放假的时间是冲突的,她只能周六把他们锁在家里做作业,让12岁女儿带着6岁的儿子。早餐她照顾孩子们一起吃,午餐做好热在电饭煲里,晚餐再回家做。周日的时候,韦丽就把孩子们带在身边,让他们在大学校园里玩耍,等她一起放学。鲁明辉总是陪着母子3人在学校食堂吃周日的午餐,下午上完了课就带他们去街市上吃饭,最后再送他们去地铁站回家。韦丽喊他鲁老师,他让两个孩子喊他辉哥,而他则叫韦丽“丽姐”。

韦丽喜欢充满了书卷气息的大学校园,喜欢自己的孩子欢快地奔跑在绿树成荫的大路上,而身边这个年轻的男子,也许才是真正应该出现在她生命里的人,而这才是她此生应该过的生活,仿佛从前所有的日子,都是前尘往事,不愿记起。

又好像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韦丽才觉得自己的灵魂真正地融入了广州。她参加了公司工会组织的模特队,跟来自不同省份到这里打工的姐妹们一起,在公司的年会上穿着各色各样的旗袍表演走秀,跟她们一起学护肤、化妆,一起上公司请来的生活老师的插花课——她想让自己因为这一切积极而美好的事情变得丰富而有气质,好配得上鲁明辉的喜欢。

偶尔,韦丽下了班还会和同事一起学着吃广州的晚茶。以前她觉得小区门口的肠粉是最美味的广州味,现在她乐于坐在大街边那些装饰精致的茶餐厅里,一边看街景,一边跟同事聊天,一边想自己的心事。

有一天,她听同事们说“小蛮腰”的电视塔如何漂亮大气,回家便跟林业生说什么时候也带孩子们去看看。林业生说,都过的是什么日子了,还去看什么小蛮腰。韦丽便没再提了。

她知道,那个在沙太南路出租屋里的家,只是她身体寄宿的地方,她的灵魂已经飘荡在一个不可知的地方,幸福而又茫然。那天晚上听到鲁明辉直白而炽热的“想要在一起”的电话,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在两个人相识的短短的一年里,这样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她觉得这一辈子足够了。

多年后,她认真地对我说:“这件事我只对你一个人讲,因为在别人的眼里,我这样的女人一定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坏女人,可是他那种看上去没有理由和目的的喜欢,又怎么能说是一件坏事呢?甚至我想,也许林业生对那个红桃的喜欢,也是这样没有理由和目的的吧,不然他怎么写得出那么动人的情书呢?又或者,我和林业生根本就不应该那么早地成了夫妻,而应该再晚一点,各自才能遇到真正喜欢的人。”

她从来不说“爱”,只说是“喜欢”。我说:“没有哪一种喜欢是无缘无故的,或者是因为你长得漂亮,或者是他看出了你的寂寞,或者仅仅是为了欲望的需求而跟你在一起。”我以为我这样直截了当会让韦丽生气,但是她没有,只是叹口气:“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我不禁好奇地问:“难道你这样去满足他情感与身体需要的时候,也是出于喜欢吗?或者是对你老公出轨的怨恨和报复?或者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想法,比如,物质上的?”她说,应该是有怨恨和报复的原因在里面,觉得这辈子就这样守着一个没把自己放在心里的男人不值得。过了半天,她又说:“也是真正的喜欢,他那么年轻、帅气,对我又那么好。那种好,不是年轻时林业生投其所好说要带我到大城市见世面的好,那种好,让我觉得我自己原来有多么好,还可以变得更好。真的没有物质上的索求——当然,有时候会接受他带我们母子三个人去吃个西餐,那时觉得只是好朋友的那种友好而已。”末了她又说,鲁明辉还教会了两个孩子学英语的诀窍,以至后来英语成了两个孩子的优势学科。

两个孩子们对“辉哥”崇拜得不得了,他们认为有一个博士做他们的好朋友,真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不过,女儿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完全不喜欢留长头发,总是一副男孩头,每次见面,就喜欢跟鲁明辉比头发的长短,仿佛是为了掩饰一点不自在的感觉。后来韦丽说,“这孩子太敏感了,她这样做就是想说服她自己,鲁明辉只是一个在一起很好玩的朋友而已,而不是跟她母亲有什么关系”。

林业生给红桃写的那封情书的消失,是因为女儿的一句话。

一天,女儿突然对韦丽说:“妈妈,我觉得我突然之间长大了。”

在广州生活了整整10年,女儿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她身材高挑瘦削,说得一口流利的粤语,一笑一颦看上去就是地道的小靓妹。她跟那个粱子豪一直同班同学到初中,甚至跟着梁子豪将番禺土话说得一溜烟。她完全不记得她的老家在湖北某一处的村子里,也从来不说想回老家去。

“人都是慢慢长大的,你怎么会突然之间就长大了呢?”韦丽这才发现女儿的身高已经齐自己的眉毛了。

“不要问了。”女儿怔怔地盯着韦丽一眼,不做声地回了房间。

韦丽不明白女儿何出此言,但在女儿睡后,在林业生还没有回家之前,她下意识地去摸索那个信封——显然,它变动了位置。于是她干脆把它扔在林业生的枕头上,第二天就再也没有看到了,不知道林业生是怎么处理的。

林业生打工的那家酒店老板移了民,将生意转让了,新接手的老板因为经营不善,很快就关门停业。林业生失去了稳定的高薪工作,开始四处打零工,家里的经济变得捉襟见肘。他似乎也从失去红桃的心灰意冷中发现韦丽对于他生活的重要性,进而发现韦丽对于他从身体到情感的漠视,但他也只能消极对抗。

有一天,想维持正常的家庭氛围的韦丽再一次跟林业生提议,有时间带孩子们去见识见识“小蛮腰”,林业生仍然是那句话:“都过的是什么日子了,还看什么小蛮腰?”韦丽一转身,看见两个孩子鸦雀无声地睁大眼睛站在房门口听他们说话,心就沉下去,凉得更透了。

4

2011年暑期的时候,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晨晨因为嗜睡和呕吐,被医院初步诊断是脑瘤,韦丽的天仿佛一下子塌了下来。

她在公司请了长假,停止了在继续教育学院的学习,跟林业生一起带着儿子像无头苍蝇一样,跑遍了广州市大大小小的医院,还不敢跟老家的老人和兄弟姐妹透露半点消息,怕他们担心受怕。面对鲁明辉恳切的电话,她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实在不行的话,她要带晨晨去北京天坛医院。

博士到底是博士,鲁明辉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在网上对广州市所有的医院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梳理以后,第二天一大早就给韦丽打了电话:“丽姐,其实你不用带着晨晨到处跑,沙太南路那一块就有两家比较好的脑科医院,一家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一家是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我仔细研究了这两家医院,觉得还是三九比较好,要不你赶紧带晨晨去看看,别担心,会好的,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

韦丽一直认为鲁明辉就是她儿子生命中的贵人——她听从建议去了那家医院,使晨晨得到了“最准确的诊断、最质优价廉的治疗、最好的愈后”,她觉得究其原因,就是鲁明辉才是她在这个城市中相依为命的人。对她来说,孩子就是她的命,鲁明辉救了晨晨的命,等于就是救了她的命——如今晨晨已经是一个高中生了。脑瘤的治疗留给他唯一的后遗症是脑力不足,每天中午必需要有半个小时的午睡时间,其他情况与正常孩子没有两样。

然而,当时医生隐晦地讲的那句“也许从今往后,你们夫妻俩得背着这个包袱过日子”,韦丽不能装作听不懂。当时的她是处在崩溃边缘的,公司里的同事大姐指点她去华严寺拜拜菩萨求求师傅,来化解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她在佛前跪了又跪,拜了又拜,一遍又一遍地在哭醒的夜里扪心自问,自己到底做过什么错事,让这场灾难降临到她的孩子身上?最后唯一想到的“坏事”就是——不应该与鲁明辉有这种坏女人才会有的关系。

晨晨在那家医院做治疗的时候,鲁明辉曾经去探望过一次。他带去了一大袋晨晨喜欢吃的零食和奥特曼玩具,给了韦丽5千块现金,说如果有困难的话,尽管找他。对于当时已经为儿子治病举债几万块钱的韦丽来说,这些钱可以支付晨晨3天的住院费。

送鲁明辉下电梯的时候,她说:“以后别再见面了吧,不能拖累了你,你还这么年轻,找一个喜欢你的人,好好过日子。”

鲁明辉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地出了电梯,头也不回。几分钟后,只在短信里回答了她:“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韦丽与林业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儿子的治疗和康复之中。林业生除了麻木地听从韦丽的指挥和拼命地打工挣钱,似乎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来渡过这个难关。晨晨病好重新上学以后,林业生变得心灰意冷和懒散,因为儿子的病,他觉得日子没有盼头,在这世上他只想混一天算一天。

韦丽却不允许自己消沉在这场灾难的后遗症里,她觉得既然那道美丽的光曾经照亮过她的生活,她就要让生活重新恢复生机。回到公司上班以后,她一如既往地跟着姐妹们穿旗袍走秀拍照,化淡妆。她还经常带着晨晨去福利院做义工,爬白云山,她要让晨晨的生活也充满阳光。

10年间,韦丽与鲁明辉一直没再见面。

分手后的前3年,两个人没有任何联系,彼此的电话号码一直都没有变。2014年,鲁明辉结婚的时候,发短信告诉了她,说他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了,妻子比他小3岁,是他的山东老乡,也是大学校友,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辅导员,是他从前的导师做的介绍人。再后来,他在广州买房子了,他的儿子出生了、上幼儿园了、妻子准备生二胎了,他都会发短信告诉韦丽,仿佛她是他在这个城市的一个不见面的亲人,他过得很好,他的一切都需要与她分享。

韦丽从来不回复这些短信,她不知道怎样回复,而鲁明辉也不需要收到任何回复。

我问韦丽:“真的没想过再见面吗?”她说,没想过,相见不如怀念。过了半天,又说:“也想过有机会要把他给我的5千块钱还给他。有时候又想,如果真的把这5千块钱还了,这辈子就不欠他什么,来生就再也找不到他了,不还,欠着,算是来生债,来生总还是要见面的吧。”

2017年,韦丽的女儿考取了华南农业大学,没离开广州。她的头发一直是短短的男孩头,去学校报到的前一天晚上,韦丽说:“你能不能把头发留起来,让我看看我长头发的女儿是不是也很好看。”

女儿似乎叹了一口气,对她说:“那么妈妈,你能不能对我爸好一点,给他一个笑脸,一句热情的话,一个紧紧的抱抱?我知道你这么多年就是生他的气,可是你看我们这一家人,要说是挺幸福的,符合现在家庭幸福的标准:亲爸亲妈亲儿亲女亲老公亲老婆……”

她无法想象,在13岁便对她说一夜之间长大了的女儿,这几年是不是总在黑夜里忧心忡忡,生怕哪一天自己的爸爸妈妈会离婚、自己会没有家?然后,就不喜欢留长头发了?

梁子豪考取了一所专科学校,跟韦丽的女儿仍然是好朋友。他的父母认为已经陪他成长到大学了,决定离开广州回番禺老家,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留给梁子豪的,是一套多年前在沙太南路购置的一套商品房,希望儿子以后成为真正的广州人。

日子似乎就在女儿这句话的劝说下,慢慢地好过起来。而鲁明辉几年才发一则的短信,让韦丽的心越来越柔软,柔软到林业生那些冷漠懈怠的态度,也被融化成长流的水,再也伤不到她的心,在出租屋里的日子再也不是煎熬,而是孩子们都长大了的盼头。被宽容了的林业生,渐渐地多了一些笑容,有一天还问韦丽,要不要在广州买套房子,首付两成,他想办法,按揭部分由他每个月来承担,又说,“当年答应过你大哥的,要带你在大城市见见世面”。她听了这话,一时竟愣住了,无以作答。

韦丽说,在广州20年了,也没想过再回老家去,即便是哪一天必须得回去,那肯定也是跟林业生一起。如若真的回去了,那么她来广州这一趟,“似乎就是为了遇见那个人,体会一次真正的……喜欢”。从头到尾,她都不肯说一个“爱”字,似乎那是多么奢侈的一个词。停顿了半天,最后,她发过来几个字:此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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