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圈投资的最后一步，收割散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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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夏末秋初戴波从深圳返回武汉时，只觉得迷茫。

他的上一份工作结束得很戏剧性——那是一家普通的小公司，他在里面做UI设计，安安稳稳地待了两年多，除去本职工作，他偶尔还需要敲敲代码、做报价清单，虽然工资经常会拖欠，但他仍比较满意：“你见过哪个公司能一边抽烟一边画图吗？”

失业来得毫无征兆——老板找了小三，被老板娘发现了，公司的法人是老板娘，于是她一怒之下注销了公司。

失业后的戴波在深圳耗了两个月，时间和积蓄一点点被消耗，出路却越来越窄。认清现实后，戴波选择回武汉这个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于是，找工作时，戴波只圈了一个硬性条件：工作地点离家近。他打开招聘软件，选择地理范围，海投简历，这一切做完后，静静等待答复。

第一个回复他的，是家影业公司，消息回得很快，几乎不到3分钟。戴波点开App里的对话框，才发现他投递的岗位是“影视投资顾问”。

接下来，一切都十分顺利，像从镜面上划过了一块冰，丝滑到没有任何阻力——没有任何相关行业经验的他，简历筛选竟然被飞速通过，在简单约定了时间后，对方很干脆地发过来一份面试邀请。

面试过程也异常轻松，对方没有询问太多这个岗位的专业问题，似乎并不需要应聘者具备相关的影视行业知识，戴波只回答了几个关于个人情况的问题，对方就说，“可以入职了”。

戴波记得，面试他的人在解释公司的业务时曾说：“我们就是想让投资人赚钱。”

说这话的时候，那人拿出《哪吒之魔童降世》作为“成功案例”展示——有许多个体投资人，正是通过这家公司，成功参与了对电影的投资，据有关媒体报道，这部总票房50亿的年度黑马作品，能为1600位投资人带来10到30倍的收益。

对中国电影市场了解甚少的戴波，很轻易地相信了这个话术。有“事实”为证，他觉得这家公司的影视投资项目应该都是靠谱的。而他不知道的是，2019年，中国电影640多亿的总票房里，其中，国产片份额为64.07%，票房前8位的国产影片就占到国产影片票房总收入的80%左右（数据来源于《人民日报》）。盈利的金字塔尖，每一部电影的高回报比，掩盖了绝大部分国产电影亏本的事实。

公司的总部在宜昌，武汉分公司只有二三十人，五险一金没有含糊，上下班时间明确，周末不加班，办公点租在武汉市硚口区某高级写字楼里。这栋写字楼是硚口区的地标式建筑，临汉江而立，进出需要刷卡。写字楼里近一半的公司，涉及的都是影视投资相关业务。

在戴波看来，这是一家靠谱的公司——能租在硚口区数一数二的“商业中心区”，这说明公司收益不错，否则支付不起较高的写字楼租金。

“我判断一家公司正不正规，就是看给不给买五险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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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第一天，公司没有对戴波进行太多培训。业务主管经理分给了他一个“业务专用”的微信号，几个“电影项目”的文件，以及网上发帖的“文案模版”。

那几个文案模板大同小异，都是让员工去指定的网站发帖，先交代“电影项目”的基本信息、主演阵容，接着是一段剧情简介——基本是从百度百科或豆瓣复制的；随后的工作需要员工“个人发挥”，比如，找一些同类型影片里票房极高的电影作为“成功案例”，证明投资电影具有极大的利润空间，再进一步再强调，不是所有电影都有机会成功，但本人所推的电影项目极其有可能成为票房的“年度黑马”；最后一击则是打情感牌，用“梦想”等字眼“升华”，要情绪激昂地明示：“找我投资电影，你将有机会成为一个专业的电影投资人！”

拟好文案后，戴波就要将其批量发到贴吧、头条或其他社区论坛上，接下来就是静静等待。

戴波发现，神奇的是，很多早已制作完成、拿到龙标的电影，竟然也出现在寻找投资的帖子里，文案宣称，即使电影已经进入宣传期，投资者也仍然有机会入场，“电影投资不只赚票房的钱，还有后续的版权收入，以及周边产品的收益”。

还有一种文案像是独角戏，带有表演成分：先以“个体投资人”的身份发帖询问“XX电影投资可靠吗？”，然后附上电影的基本信息；点进帖子里，可以看到已有几个人回复，他们以路人“客观”的角度分析该电影的利弊，看上去仿佛只是一场普通网友之间的讨论。

然而，这些账号的实际使用者很可能是同一人——当“讨论”的戏码演到尾声时，他们会以影视投资顾问的身份，在帖子内回复“想投资这个找我，资源靠谱”之类的话术，以吸引那些潜在的投资者。

在经理的指导下，戴波将文案分发在贴吧（投资吧、影视投资吧）、今日头条、微博、第一黄金网等网站，留下联系方式，然后等待投资人主动找上门。

戴波把文案发出去后，很快就有人添加微信，询问他如何投资。这些人和他一样，基本对电影行业与市场没有什么认知，大部分人的开场白是“我一直对电影很有兴趣”。

戴波会按照既定流程，将公司的电影项目一一介绍，看投资人对哪个项目感兴趣，再进一步详细介绍，夸大预期票房和投资回报率，强调“机会难得”“稍纵即逝”。为了让客户心动，戴波还会提供公司以往客户的投资回报情况——一般是银行到账短信的截图——这些截图是真是假，戴波没有机会查证。

所有的资料都是公司准备的，戴波自己其实并不真正了解那些电影项目，它们真实存在，但“影视投资顾问”们要对客户夸大成本，这样即便电影在未来真的有了收益，分给这些个体投资人的回报，也会比实际少很多。

戴波的工作更像是一个掮客，在了解清楚个体投资人的需求后，他会通知电影的联合出品公司，约好一个时间，让“投资人”和“联合出品方”面谈，投资人是否会投钱，要在那之后决定。据他了解，“联合出品方”确实从“主要出品方”那里会拿到一定比例的影视投资份额，但拿到手后就会公开溢价售卖，吸引市场上想投资的“散户”购买。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戴波接触了几十个想要投资电影的人，最终真投了钱的，只有一个。那是一个搞技术的北方人，经济条件不错，平时炒股，看好影视行业，却找不到参与投资的渠道，他看到了戴波发布的文案后，就联系上了戴波。

这个投资人表现得很爽快，直言他喜欢新晋“影帝”，就想投资戴波公司里那位男演员的电影。戴波将这部电影的情况做了介绍后，他丝毫没有拖泥带水，点头答应。于是戴波介绍他和“联合出品方”碰面，签了合同后，这位投资人给这部电影投资了不到1万块钱。

当时，戴波和这位投资人都信心十足——毕竟这位“影帝”曾经的作品票房都很不错，电影卡司阵容也是大咖云集，戴波觉得自己是真的在帮投资人赚钱。

开单后，结算月薪时，戴波拿到了不到2000元的提成。

“我业务能力不太行，做得好的（同事）能有几万块。”戴波说，“我这个还算程序正规，郑峰那个公司才真的夸张，说是‘诈骗’完全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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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波和郑峰在同一个微信群里，两人当年相识于一个培训机构，当时学的都是UI设计，又住在同一个宿舍里，便成了关系还不错的朋友。

戴波成功开了第一单后，在群里分享了这个消息。听说戴波在做“影视投资顾问”，还开了单，这让郑峰觉得这工作靠谱。

郑峰在深圳待的最后一家公司是做虚拟货币的，“但不是比特币，是山寨币”。他在这家公司只干了4个月，2019年7月离职时，公司已经拖欠了他2个月工资。老板说投资出了问题，正在想办法弄钱。员工们申请劳动仲裁成功后，老板至今仍拒不执行。经过这一番折腾，郑峰对深圳已经毫无留恋，在2019年11月返回武汉。

临近过年，郑峰盘算着先随便找个工作过渡，见戴波在影视行业似乎打开了局面，他原本也打算去戴波的那家公司，但又觉得上班地点离自己的出租屋太远，便选择在江夏光谷附近找同类公司。“这一片儿（光谷）的影视投资公司还挺多的，很好找”。

他随便往一家公司投递了简历，去面试时，正好碰见公司内部开会结束，十来个人从小会议室走出来——这是公司的全部人马了。郑峰觉得公司规模太小，不靠谱，接着又投了一家简历。

郑峰第二次投简历的这家公司，在网上可以查到的工商信息是：在2019年6月5日才注册成立，由一位老板百分百控股，认缴资金300万元整。公司另一位高管的姓名和老板的姓名仅一字之差，是兄弟关系。公司的官方公众号则是在2019年10月5日注册的，2019年12月10日后再无更新，其简介为：“专业国产电影制作团队和宣发部门”。

郑峰说，“去之前，我以为是和戴波那个公司差不多的，拉个人投资的”，可他去了以后才发现，自己入职的这家公司，更为“大胆”。

当天和郑峰一起来面试的还有四五个年轻人，都是“业务员”岗位。面试是一对一，业务经理直接出面。

经理首先简单介绍了公司的业务，自称是做影视投资的，问郑峰之前有没有了解过这个行业——郑峰当然没有——于是，经理进一步解释，“就是帮助中国那些有投资能力的人投资电影，让他们获得收益”。

这种说辞，郑峰并不完全相信。公司要求的工作强度很高，“大小周”，早上9点到晚上9点，午饭和晚饭各休息1小时。郑峰心想，反正也做不长，就没有顾虑太多。

入职第一天，公司先给新员工进行入职培训。在会议室里，经理点开PPT，介绍影视投资的行业前景，用郑锋的话说，“属于是那种洗脑性质的、跟你讲这个行业有多好”。PPT上援引的“成功案例”是《我不是药神》，经理说投资50万能收回200万——对于这个回报比，郑峰始终持怀疑态度，觉得不可能是行业常态。

介绍完行业前景，经理给新员工们每人发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两个“成功案例”，展示了从“添加客户”到“客户成功把钱打入公司对公账户”的全过程，让新员工研究学习。

这两个成功案例，讲的都是员工通过假扮“白富美”的方式获取客户信任，因此有些新人看过后就立即放弃这份新工作离开了这家公司。除去入职那天当场走的，郑峰在职的1个月里，还有五六个新老员工离职，与此同时，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面试。

郑峰选择留下来，当时他尚未觉得“假扮女人”这件事有多危险，只是想得过且过混一份工资，过渡掉年底到春节前的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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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峰很快发现自己的薪资和面试时谈得有出入——面试时公司承诺底薪3500元，但入职后却被告知，要成功开第一单，底薪才会升到3500元，未开单的话，底薪也就一两千。而且，提成是分区间计算的：一个月的销售总额在20万以内，提成12％；销售额在20万到50万，提成20％；销售额在50万以上，提成25％。收入最高的同事，月薪能拿到5万左右。

除业务部，公司还有一个特殊的岗位，名叫“形象”——那是一个身高中等、剪着干练短发的大眼睛、单眼皮女孩，公司20多人的业务团队，在微信上用的都是她的照片，好在客户面前打造“白富美”的形象。“形象”的办公区域和业务员们是隔开的，有自己独立的一间办公室。

做完入职培训，公司给郑峰他们这些新员工每人提供了一部千元左右的智能手机，里面早装好了公司提供的微信号，账号上已经添加了一部分客户，郑峰猜测，这些应该是以前离职的员工添加的。除此之外，公司还会要求员工自己额外准备两个微信号——频繁添加好友，可能会导致微信号被封，因此要多备几个“小号”。

为了注册新的微信号，郑峰购买了一张新电话卡。按照要求，他先要在朋友圈更新“形象”的照片，发布“日常动态”——喝咖啡、插花、旅游、看书，一两周后才能开始“加人”。经理说，这个过程叫“养号”，账号需要“养一养”才能开展业务。

公司“接触客户”的渠道有4种。

第一种是在贴吧、今日头条、微博等网站直接发布电影投资消息，文案模板和戴波的公司类似。

第二种是通过陌陌、探探这样的社交APP添加好友。业务员们使用同一个人的照片、在同一款APP上注册账号时，要注意账号信息的地理位置不能一样，否则会露馅儿，所以每个业务员注册完账号后，都会在群里共享账号的位置——全国任意地方都可以拿来注册，但不能定位在武汉，因为公司本身在武汉，怕有客户直接找上门来。至于搜寻客户的筛选标准——“就是撩土老板嘛，有个捷径就是，你看名称里带‘工程’之类的， 都是有钱好撩的”。

第三种是想办法混进一些微信群，可能是某个行业的投资群，也可能是高档小区的业主群，经理时不时会在公司群里分享进群链接，同样，为了避免照片露馅儿，一个群里只能进一个业务员。

第四种是直接通过电话号码添加客户微信——经理会打印出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手机号码列表，郑峰可以直接添加号码和客户开始聊天。对于这种贸然骚扰，客户一般比较警惕，为了获取信任感，经理也会教给业务员们一些常用套路：比如，好友验证通过后，郑峰会将一张停车位被占的照片发给对方，称对方占用了自己的车位，对方通常会一头雾水地回：“这不是我的车。”郑峰便假称去“核实”，等待10分钟后，再给对方发消息：“抱歉，刚才是我弄错了。”接着趁热打铁：“你人真的蛮好的。”以此徐徐展开其他话题。

在这些男性客户眼里，这位与他们因为这些偶然的误会相识的，是广电总局下面某公司的美女商务，叔叔或者舅舅在电影圈有资源、有地位。为了营造这个“人设”，郑峰需要用公司给的微信朋友圈发各种照片佐证身份的“真实性”——比如与影视明星的合照，参加即将上映的电影发布会的现场。这些照片有的是公司“自有资源”，有的是通过各种渠道买来参加活动的名额，让“形象”去活动现场拍照。

郑峰每天的工作内容是“添加”客户、和客户聊天，培养感情，“想要让他们投资，就得有一个建立信任的暧昧期”。聊天从早上开始，一般会问“吃了什么？”紧接着分享自己的生活；到下班时间，郑峰会对客户说要去健身、练瑜伽、看书，顺便问一问客户的日常生活——他需要通过客户这些“日常”，判断对方是否真的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

经理还教过郑峰一个小技巧：通过微信头像判断客户有没有钱。“头像是风景或车的，一般是有钱人；用卡通动漫图片做头像的，一般都没钱”。

“还挺准的，我自己的微信当时就是卡通头像。”郑峰说到这里，忍不住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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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客户的聊天内容天南海北，难免会触及郑峰这个90后的知识盲区，有时谈到其他领域的投资，或者茶文化、酒文化时，郑峰总接不住话题，只能把手机给经理，让他帮忙处理。

他甚至还遇到过“同行”。那是入职后的第二周，郑峰在交友软件SOUL上遇到了一个客户A，对方主动打的招呼。两人简单交换了个人信息后，郑峰按照既定话术说，“这个APP我不常用，我们还是加微信聊吧”，就顺利添加了A的微信。

添加好友后，两人的聊天内容不咸不淡，基本是分享日常生活与兴趣爱好。郑峰了解到，A经营着一家餐馆，热爱旅游，看起来是有经济实力的——这是一个“潜在”客户，所以，得一直与他聊下去。

但蹊跷的是，A总是会不提前打招呼就直接给郑峰拨打语音电话，每天起码打来一通。每次郑峰就只能静静等着语音电话自动挂断。

到“认识”后的第五天，A突然连续打了3个语音电话，郑峰猜想对方是在试探他的真实身份。之前的聊天中，A的措辞总有一股霸道总裁的强硬，郑峰不想因为不接语音电话而失去这个客户，先是就近求助了一名女同事“客串”，女同事以“声音不好听”为由婉拒后，郑峰不得不去找经理商量对策。

经理听到后没有说别的，只问郑峰：“你觉得这个客户有钱吗？”

“有钱。”

经理这才松口，让郑峰去找“形象”帮忙接电话，又叮嘱他，提前和“形象”简明扼要地介绍他和A聊到了什么阶段，以免穿帮。

“形象”与A语音过之后，郑峰在与他继续聊天时，发现聊天内容开始有了变化：A总是看似不经意提起“过会儿要去找表弟”，接着又透露表弟是“搞股票投资的”，轻轻松松就能一天赚两三百万，他询问郑峰对投资是否感兴趣，可以“一起去赚钱”——郑峰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过。

打完语音电话后又过了5天，早晨郑峰点开微信，收到一条好友申请，验证消息里说：“我是XXX（A的名字），这是我的小号，我的大号被人举报封号了。”

“一个正常人怎么会被封微信号呢？”郑峰这时已经百分之百确定，A是同行，就没有通过他的好友申请。

后来，郑峰遇到了客户B，至今仍觉得很对不起他。

B是一个当兵退伍的年轻人，28岁的年纪，做小吃生意创业失败后，靠给人开货车谋生。与郑峰添加好友后，郑峰按套路每天与B分享日常。聊了没几天，郑峰就渐渐感觉事情的走向有些不受控制——B把郑峰的问候当真了，认为郑峰是真的关心他、对他感兴趣，给郑峰发消息的频率越来越频繁。生活里每天发生的琐事，B会像记流水账一般，一条条发过来，把自己的困境、失落毫无保留地倾吐给郑峰。

面对B的信息轰炸，郑峰发觉苗头不对，有意识地不回他消息。B察觉后，还会不停地絮絮追问：“你为什么不回我？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事了心情不好？”

郑峰已经清楚了B的收入情况，很显然他不会有闲钱投资电影，更害怕他把聊天当真、动了真感情。迫于愧疚心理，八九天后，郑峰心一横，直接删除了B的微信。

与其他客户聊天时，郑峰偶尔会收到索要自拍的要求，会把“形象”事先拍好的照片发过去。还有一些客户会有比较直白的性骚扰言语，甚至直接讨要大尺度裸露照片，郑峰在公司时间短暂，没机会接触到这类客户，但听到同事们吐槽过，有的男同事一时恶趣味涌上来，还会饶有兴致地和客户“互撩”，觉得这种玩弄人的事情很有趣。

对待这类客户，新员工入职培训时经理就提前告诉过他们统一的处理方式：直接删掉。“因为这种行为太屌丝了，肯定没钱”。

经过层层筛选，郑峰最终保留了十来个“精准客户”，但真正将话题聊到“电影投资”的只有一个，还是公司提供的微信号里原本就有的客户，那人从事建筑行业，已婚、有钱，很喜欢和郑峰聊天，甚至有次郑峰在晚上9点下班后，还接到过他打来的视频电话。郑峰当然不敢接，以“在看书没接到”搪塞了过去。

后来的一天，这个客户忽然说收到一盒好茶叶，想要寄给“她”尝一尝。郑峰意识到，客户开始尝试线下的接触了，这说明自己已经获取了对方足够多的信任，可以将话题转到影视投资了。

此前郑峰在朋友圈隔三差五展示影视圈的资源，因此他向客户谈起手中的电影项目时会显得很自然。郑峰推荐的电影是一部古装武侠片，领衔主演是一个拿过“金像奖”的香港男演员。他告诉客户，可以从电影的“联合出品方名单”里，找到自己的公司。这部电影也是公司当时主推的项目，几乎所有业务员都在给客户推——只不过，这部电影除了项目启动时的新闻发布会，再找不到任何新的资讯，上映时间也遥遥无期。

郑峰按照既定话术告诉客户，最近参加了一个酒会，通过家里长辈的关系，拿到了这个电影项目的投资份额，可以一起赚钱。当然，酒会是假的，场景是租的，酒会上的人全是雇来的群众演员。郑峰将这些演出来的视频、照片发给客户，向客户强调公司的投资份额来之不易，心动就要抓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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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这位做建筑的客户聊天时，郑峰的心里已经默默决定，这单不管谈不谈得下来，事情过后，要立刻离职。

他之所以如此坚决，是因为此前看到了一则关于影视投资诈骗的新闻，郑州一家搞影视投资诈骗的公司被查，抓了34人。他点进去细看了，惊恐地发现新闻内描述的违法犯罪套路，和公司教给自己的一模一样。

那则新闻报道称，该团伙以王某在北京注册的电影制作公司为基础，设计出流程详细的“众筹拍电影”骗局，利用“美女”拉拢客户，打着“内部消息”的幌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步步为营，实施犯罪。据办案警官介绍，诈骗团伙成立的电影公司确实与电影出品方签订了合同，但是只交了部分定金，取得“联合出品”的头衔以后，便开始行骗。因为可以在网上查证到该公司联合出品的头衔，很多受害者信以为真，投入大量资金，等受害者资金到账以后，立即被这群诈骗团伙瓜分。

“佯装成白富美”、“在影视公司有亲戚”、“所投项目稳赚不赔”，新闻里的这些描述，看得郑峰心惊肉跳，他嗅到一丝危险的气息。

郑峰不敢直接提这个新闻，只能委婉地问经理：“钱能不能到电影项目上？”

经理答得很含糊：“肯定会，有人赚到钱了。”

但究竟有多少钱能到电影项目上、又有几个人能赚到钱，经理答不上来，也不会回答。

思来想去，郑峰觉得这个工作有违法风险，犹豫是否离职时，正巧一个很久没有联系过的同学回到武汉，询问他的近况。得知郑峰在从事“影视投资”后，那个同学沉默了一会儿，坦白道，自己以前也做这个，东窗事发后被带到警局做了笔录，还有一个同样做“影视投资顾问”的同学，直接被抓了。

种种信息让郑峰越来越慌张，他发现自己好像稀里糊涂闯进了一个违法团伙，开始想要逃跑。

就在他提出离职申请的前一周，两个老板突然出现在公司，颇为神秘地把经理喊进会议室。没过一会儿，他们走出来，站在过道上，要求业务员全体起立。老板宣布，公司要正式转型，从“影视投资公司”转为“影视制作公司”，以前的业务全部作废，客户的微信统统删除。

那一刻，郑峰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是，群发消息告知所有客户这是一个骗局。但他还没来得及坐下，纸质资料和公司提供的手机就被经理当场收走，电脑上的资料也被监督着删掉。那一天员工们下班后，老板和经理的办公室仍然安静地亮着灯。

公司转型后，郑峰的工作有了调整。业务员们要在招聘平台里搜“影视投资类公司”，然后去联系那些公司的老板，称自己手里有电影项目的资源，希望对方能“协助拉投资”，回报是每拉到一单投资，可以给对方返55％——一般情况下，公司拿45％，分给员工10％，这是行业潜规则，也是公开的秘密。

郑峰被要求每天要加6个影视投资公司的人，KPI考核是打字数量——输入法会记录业务员们每天打多少字，打字超过1000个，才算合格。

“形象”还在公司继续上班，因为那些业务员联系好的影视投资公司接了项目后，还是需要用她的照片，按照旧套路去骗人。

2019年12月初，郑峰在业务转型后熬了一个星期拿到底薪后，立马提出了离职。办完离职手续走出大楼，他给要好的朋友打了电话，约在一个烧烤摊喝酒吃串到深夜。他那晚喝了两瓶白酒，浓烈的醉意裹住他，先前的压抑、羞耻被倾泻出来，他终于感到一身轻松。

另一边，戴波也提了离职，比郑峰还要早几天。他也觉得自己是在骗人，尽管电影项目真实存在，合同也是真实有效的，但他觉得，“明知道极大概率会亏，还劝人投资，完全不提风险，这不是骗人吗？”

戴波还知道，他的老板住着豪宅，出入开着保时捷——如果投资的钱款都如数进入了对公账号，那老板的钱又是从何而来？他也听说，这行里还有更为夸张的模式：联合出品方给出品方投资定金，公开接受个人投资，收到一定的个人投资款项后，把定金收回来或干脆放弃定金，带着投资人的钱跑路。

签约时，那些个体投资人出于信任，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满心欢喜等着回报收益，对业务员还会连声感谢。他们不知道这是骗局，也不知道自己是那棵即将被收割的韭菜。

尾声

戴波将公司同事们全部从手机里删除干净，与影视投资有关的任何人或事，他都不想再扯上关系。12月13日，那位影帝的电影如期上映，从来不关注电影票房的他，特意查询了该电影的口碑和成绩，“绝对赔了，票房都没过亿，他（投资人）因为和我沟通才投资亏钱的，我有点愧疚”。

他想起沟通电影项目时投资人的信心满满，认为这是一部绝对会火的电影，“客户都觉得自己投的小成本电影是年度黑马”。

郑峰也松了一口气，他很厌恶自己这段装女人骗人的经历，好在他还没有真正骗到客户的钱，这让他觉得自己还不算太坏。

武汉疫情解封后，郑峰从老家黄石返回武汉，约戴波一起，重新在武汉找工作。在家政公司、直播带货、KTV设备销售几个工作折腾了一圈后，郑峰最终回老家定居，考上了基层公务员。

搜索相关的新闻，2020年9月，上海警方破获4500万影视投资合同诈骗案，涉及全国各地投资人260余名；2020年12月，安徽警方破获7800万影视投资诈骗案，抓获24人。

在知乎的相关问题讨论里，有位业内人士恨铁不成钢地说：“电影（投资）对散户发放的份额本来就少，二手公司的再拆分，当然会使价格提高很多，投资者盈利空间低。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电影）项目没上映的都压在手里了，公司不想办法在上映前回款，喝西北风吗？”

（文章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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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