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藏区走出的我们，只能大步向前

征稿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城市正成为我们最为主要的生活空间。 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城市所塑造着，也塑造着城市，审视着生活，也被生活审视。我们每个人，都因不同的时代与个人遭际，在心底建构出城市的万般模样。 2020是个被迫禁足的年份。无论我们人在何处，是淡定、是烦躁，是一筹莫展、是心有余悸，都是一个适合的机会，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己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眼下，人间编辑部大型征文再一次开启——「人间·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 记录下你与自己现在或曾经所处城市的故事，记录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关于梦想、爱与希望问题的答复，记录下所有你在此处念念不忘的人与事，记录下它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模样。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人在城中」。期待你的来稿。

2020年，舅爷在疫情中因糖尿病并发症离世。丧礼上，表弟小索忙活着为亲友倒茶，一旁的表哥戏谑地问他：“你还会藏语嘛？怎么长得越来越像汉族娃啦？”

小索听闻，没有回应。第二天，表哥故伎重演，小索仍没说话。第三天，表哥又来，小索终于没忍住，恶狠狠地回了句：“关你屁事！”表哥怔住了，不再说话。

这是小索离家求学的第八年，那条线仍然泾渭分明地横亘在他面前：一边是城市，另一边是藏族故乡。

1

小索出生在川西高原的一片辽阔草原上，那里曾是纯正的牧区。他的母亲是一位藏医，与我母亲是表姐妹。表姨的个头很小，怀孕时的身体状况并不好，临产时专程赶来我家所在的州医院。生产的过程很艰难，持续了很长时间，小索才平安出世。

但很快，大家就发现小索有些“问题”——他的头型呈橄榄球的形状，额头和后脑勺都凸出了一大块。家人带他做了所有检查，但也没有检查出任何病症，直到医生确凿地肯定小索的大脑与所有小朋友都健康无异，我们才放下心来。

因为表姐妹间的深厚感情，小索成长中的大小事，表姨都会询问我母亲的意见，母亲自然也对小索偏爱有加——可是我却对他“深恶痛绝”，因为他总是在我家肆无忌惮，常常大吼大叫，想要什么，我母亲都有求必应。

我一直对他没好气，他可能也感受到了我的排斥，总是远远地不靠近我。一天，母亲和表姨有事出门，只留下我和小索在家。那时小索刚满两岁，我正读初中。他到处跑、到处抓，我管不住，气得怒火中烧，不顾他的哭闹抗拒，使劲抓住他的胳膊吼他。刚开始，小索一直大声地哭嚎，哭着哭着竟然开始吐了起来。我吓得慌了神，一边帮他清理，一边哀求他别哭了。

那时我以为自己已经是个小大人，责骂“唯我独尊”的小索是多么的正义，长大后才觉得，自己成天和一个两岁孩子置气，也真够小气的。

等小索再大了些，我们的相处就愉快多了。每到寒暑假，他都会来我家久住。平时我在家上网，他喜欢靠着床沿坐在我身后，荡着小腿，像坐在一只小船上，滔滔不绝地向我分享他刚看的篮球比赛，讲述他挚爱的科比如何创造“神话”。他开始有模有样地做些家务，穿着秋衣秋裤，系上围布，有惊无险地洗碗。我带他逛书店，看元宵灯展，吃我爱吃的上校鸡块。假期结束要分离时，我们约定开学后要给对方写信。

我很快就收到了小索的来信。信纸是一张田字格的作文纸，上面写着小索工工整整的铅笔字。信中的内容我已不甚了了，只记得表姨告诉我，小索写完信后用502粘住了信封，郑重其事地说：“这封信不能给除了老姐以外的人看。”

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和这个小表弟的命运，会紧紧绑在一起。

那一年，小索即将小学毕业，班里成绩较好、家庭环境较好的同学都去了外地，参加省城或省城周边中学的入学招考。班里剩下的孩子就不多了，好几次，班主任都有些讶异地问小索：“你不走了吗？要在这里读初中了吗？”

“走，要走的，过几天就走。”小索说，如今回想起来，他还略有些尴尬。

其实，在我小学时，这种送孩子去外地读书的风潮就已兴起。我所在的城镇汉人较多，藏族汉化的程度也很高，我小学毕业时，同年级数十个同学都去或近或远的城市就读初中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面临选拔考试，也是第一次知道读书与金钱有着某种直接的联系——因为户口不在当地，我们入读都需缴纳一笔不菲的“建校费”。那个夏天，父亲拿着一叠百元钞票，意味深长地告诉我：“这不是一笔小钱，你要好好读书。”

等小索到了要读初中的年纪，到“州外”读书已经成为很多学生家长的自然选择。

当小索在教室如坐针毡时，我也临近大学毕业，正在北上、南下、还是留在武汉之间犹豫不决。母亲一直想说服我去深圳工作，一家深圳媒体也给我发了offer，但我却始终犹豫不定：一来那家媒体并不是我的理想之处，二来男友仍在武汉，要比我晚一年毕业。犹豫之间，我恰好得到了武汉一家媒体的邀约，岗位也是心仪的，立即决定留在武汉。

后来，我这才知道母亲为什么极力希望我去深圳——她原本一直希望，等我在深圳稳定下来、她也退休了之后，就带着小索就读深圳的学校。她的一些好朋友也在那里，学校也都打探好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在深圳定居。而我最终留在武汉的决定，加上小索入学户籍的问题，让入读深圳学校的计划也告吹了。

小索这才在全家奔走的一波三折中，匆忙进了省城的中学。

2

进入初中后，小索变了，沉默寡言，喜怒无常。家人问他在学校里的情况，他也什么都不说。

工作后的一个小长假，我回去看望他。虽然小索的中学隶属省城的一个中心城区，却离市区有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车上，眼看着周围都是稻田，路两侧越来越荒凉。

当小索看到站在教室窗外的我时，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彩。可一回到租住的房子，就又板起了面孔。

那时，小索的外公外婆（我的舅爷舅婆）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区，照顾小索的生活。回到家，小索完全不和长辈说话。被我拉出去吃火锅时，也全程带着耳机，完全不理会大家，只是一脸不耐烦地自顾自地吃。

是舅爷舅婆待他不好，还是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或者是在这里太想家了？无论我怎么问，小索都只是略带嫌恶地说“没什么”。

忽然，我仿佛感觉到了什么。饭后，我甚至是有些难以忍受，打电话给母亲，斥责她硬要把小索送去外地读书的决定：“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外读书会经历什么！”

当初，在母亲和表姨要把小索送出去读书时，我就极力反对，我告诉他们“出去读书”——在我们的语境里，“出去”几乎是到汉地、到省城的代名词——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好。虽然所有人都认为我读了大学、研究生，进入了不错的单位，就证明了这条路是上佳之选，可真实的不适感，只有我自己清楚。

那时，我和发小在同一所中学就读。尽管那所学校以及所在的城市，都有不少藏族人，但刚刚进入学校时，我们俩的四个字的名字仍然成了同学的笑料。我们很快就“收获”了各种绰号，面对的问题也多以“你们山上……”开头；无论我们学习好与坏、做出任何举动，他们都会将其归结为“少数民族”“蛮子”，然后再加上一句感慨：“果然不一样啊！”

因为发小的名字带“扎”和“吉”两个字，同学都叫她“炸鸡”，没多久，校门口又开了一家德克士，更让大家“兴奋不已”。我也给自己取过一个汉名，想用力撕下那块贴在血液里的标签。以“海”为名，姓氏随了姑爷——他是我们家族里唯一的汉族。但始终没人呼唤那个名字，很快也就没人再记得了。

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包括我和发小努力地改变，班里的同学才逐渐接受我们不是“怪物”，与他们没有太多不同，慢慢与我们结下同学情谊。

小索经历了我所经历过的一切，但他的道路比我还要崎岖。这是若干年后他上了大学后，才告诉我的。

那时，小索是他们班乃至学校初中部那几年间唯一的藏族学生，加上仓促入学，他所在的班级也是全年级成绩最差的一个。

入学后，他寿星公般的大脑袋和怪异的藏族名字毫无意外地成为了同学们津津乐道的笑料。在家乡的小学，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也一直是个积极乐观的孩子。在这里，他多年积累的自信很快被环境蚕食了。

他听不懂很多老师的地方方言，对他的班主任更深恶痛绝——那个在家长面前西装革履、面露微笑的男人，总是喜欢体罚学生，还常常醉醺醺地来到教室。

小索顶撞过班主任几次，都被告状到我母亲那里。小索告诉母亲和表姨班主任是什么为人，但没人相信。和大多数家长一样，她们都不相信是老师的问题，坚信一定是孩子自己的问题。

很快，一桩飞来横祸彻底摧垮了小索。

一天早自习时，小索进门就看到一个男生把杯子里的水故意洒在了自己的椅子上。他让那个男生擦掉，男生不肯，两人争吵起来，直到上课铃响，争吵才停止。小索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晚自习前，他刚在座位坐定，背后沉重的一脚就踹了过来。

只有1米5的小索被一脚踹起，头撞到桌角，满脸是血。那个接近1米8的男生看着小索脸上的血，吓傻了，立即把小索送到了医务室。

伤口很深，几乎挨着眼睛，一直血流不止，缝了好几针。所幸没有伤及眼睛。学校处分飞脚男生停了近一个月的课。

在小索的担惊受怕中，飞脚男生返校了。好在那时候，高中部毕业班有几个藏族学生找到了那位男生，警告他不要再欺负小索。小索并不认识他们，辗转才知道，那几位高三学生得知初一有个同胞兄弟被打伤了，也没有跟小索打招呼，就帮他出了头。

但这种“同胞的关心”也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毕业前那几个学生参与了一次斗殴，学校随即出了个不成文的规定：以后不再招收藏族学生。

这样一来，整个学校就真的只剩小索一个藏族孩子了。

3

在学校那扇“大门”关上时，家里这扇“窗户”并没有为小索打开。

刚入学时，小索每天拿着电话卡给表姨打电话，大大小小的事都会向表姨倾吐。但表姨总是闷声不响地听，也很少主动给小索打电话。小索告诉我，表姨从小对他就是放养，既不批评，也很少表扬，也可能是习惯于我母亲的插手，表姨很少热衷关注小索的学习与生活，致使学校多数时候都会直接和我母亲联系，而不是表姨。

小索当然希望表姨能多关注他，可惜总也得不到回应。渐渐的，他也不再主动向表姨倾诉了，电话越来越少，通话时间也越来越短。另一边，做唐卡画师的表姨父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他对小索很严厉，并一直主张孩子不能有太多零花钱。他常常批评小索各种行为，还严厉要求小索在家里必须说藏语。不止对小索，对我后来说不好藏语，表姨父也总是嗤之以鼻。

表姨父是位纯正的康巴汉子，从小接受藏语教育，汉语说得磕磕绊绊，要不是小索在外就学，常年在藏区画画的他基本都不会去汉地。表姨父初到城市时，小索非常羞于与他逛超市——比如，路过干果区，他会旁若无人地抓把瓜子，悠哉悠哉地边吃边走。小索已深谙城市生活的规则，他也知道自己的任何一个小差失，就很可能被贴上“落后”“陋习”的标签，只能一再纠正表姨父。

我当年还有发小做伴，在学校里，小索却一直没有关系亲密的同学。他成绩与脾气都越来越差，成天脏话连篇，沉迷于游戏与网络小说，成了家人眼中典型的“问题少年”。他的口音也很快成了彻头彻尾的当地口音——以一种近乎刻意的尾音与我们保持着某种界限。

后来，我总在回忆，我也曾经历小索的语言变化期，用矫揉造作的平舌与儿化音，融入当地同学的语言圈层。语言仿佛成了一种“保护色”，也是一种安全感。但总有某一个瞬间，你会发现，你始终不属于那个群体，你不过是低劣的伪装者。这无疑让我们进一步成为一种双重“他者”——汉族同学称你是“山里来的”，故乡的亲人说你成了“大城市的”。

等小索初中毕业时，舅爷舅婆说因为身体不好想回小城休养，小索这才忽然感觉到一种茫然失措，开始反思自己对家人的点点滴滴。

那一年发生了两件事，让小索一下长大了。

那时表姨的一位同事也在省城，那个阿姨拥有典型的藏族五官，温柔美丽，总是笑脸盈盈，也一直对小索关怀备至。

一天，我母亲忽然打电话告诉小索：“阿姨想见见你。”阿姨工作的地方离小索并不近，他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她突然提出想见面，多少让小索有些意外。去见面之前，母亲还特意让小索向所有人保密。

那是炎热的夏天，小索穿着短衣短裤，阿姨却裹着长衣长裤。她依然温和美丽，但有一种让人揪心的憔悴。小索怜惜地看着阿姨，陪她说了好多话。直到从阿姨的住处离开后，母亲才告诉小索，阿姨被丈夫家暴，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小索后来告诉我，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人的脆弱与善待家人有多重要。

另一桩算是一个“意外”。

那年暑假，小索学校的教务处长到我们当地旅游，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与当地人产生了纠纷。他通过小索的班主任找到我母亲。我母亲托人帮忙进行调解，顺利解决了纠纷。教务处长不止郑重表达了感谢，高一开学，就把小索安排在了最好的平行班里。这个“意外”让小索遇到了他的铁杆室友，也是人生中第一个在城市里结下的死党。

4

小索告诉我，他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新宿舍时的情景——和他担心的完全不一样，他发现室友们都超乎寻常地友善。一番交谈后才知道，大家都是篮球迷。宿舍里7个人都爱打篮球，不打篮球的那位则是个彻头彻尾的“指挥家”，对NBA的30支球队的主力球员如数家珍。

很快，一宿舍的男生们就一起保持着惊人的同步：总是早早起床，最早到达食堂，把限量供应的面条连吃好几碗，再坐在座位聊上好一会儿；周末返校的夜晚，大家也会凑钱买上肯德基全家桶，熄灯后遮住门上的玻璃，全体席地而坐，开开心心地吃上一顿。

其中，有一个身高1米87的男生，是同期学校最高的男生，和小索最要好。

187每天6点起床，用手一遍遍地抹头发弄造型，哼着歌曲挤痘痘，《小情歌》的一句歌词被他一唱就是一学期。小索在187的身上发现了无数笑点，跟他越来越亲近，直到后来几乎形影不离。他们每天一起上课下课，一起打篮球打游戏，之后还一起做起了“小买卖”——若干年后，小索无意中向我炫耀起他的“商业头脑”，我才知道他曾在宿舍经营的“商业帝国”。

那时候，他和187一起，拉着一个一直偷带手机上学的同学，每人“注资”500元，开启了在男生宿舍楼里售卖奶茶、泡面、土豆泥和自嗨锅的小生意。因为“合伙人”的亲戚有做自嗨锅和吸管包装盒的生意，他们可以以很低廉的价格进货。一盒自嗨锅进货12元，他们如果进50盒以上，可以压价到10元一桶，再以25元卖给同学，一盒自嗨锅就能赚15元。泡面成本1.7元，他们卖5元，帮忙泡再另加1元。

每天在晚自习后，他们就开始营业。为了让生活老师帮忙“行个方便”，每周还会送一提牛奶过去，有时还特意买只烧鸡。

宿舍的小生意没做多久就非常火爆，不止同年级同学，整个楼栋的男生都来向他们买。小索很快还提出了周卡、月卡服务。虽然时常遇到有学生“欠账”，但小索和两个“合伙人”也不甚在意，遇到低年级的孩子来买，小索还会主动降价，“看着他们小小的，怪可怜的”。

生意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小索开始每周花费100元请一个比较拮据的室友帮忙冲泡奶茶，再后来，他干脆减少了自己的利益分成，做了甩手掌柜。那一年半的经营，让他收获了好几千块。他不用跟家里要钱，就轻松地买下了好几双心仪的球鞋。

等又是一年暑假，我和先生在家乡的草原举办了婚礼，忙完所有仪式后，我赖着要让小索背我。他竟乐呵呵地答应了，背着我在草地上跑了好一会儿。看着我们欢笑打闹的样子，家人们无一不惊诧小索的“改变”，我也暗自为他高兴——他虽然仍有少年的烦恼，但这一年，他才算终于走出了融入城市的“阵痛”，在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成为很多人身边的第一个藏族人，有人觉得我们很脏，有人对我们抱着野蛮的偏见，也有人对我们的文化有着真挚的兴趣与热爱。但穿越时间，我们终于让身边的人感受到我们不过也是一个“具体的个体”，我们虽有着迥然不同的姓名，却并不怪异。

小索终于走出异类的敏感与焦虑，有了自己的集体。他的话越来越多，我知道，他终于重拾了久违的快乐。

5

高一那年，小索的成绩排名倒数第一。进入高二后，班里来了一位新语文老师，和之前的老师们不同，她对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组织学生看时事新闻，每周带大家去图书馆看书，介绍好的文章，安排读书交流，鼓励学生们分享自己的故事。

小索和同学们都爱上了语文，自信又一点点回到了小索身上。没多久，这个“差生”就在一次考试中拿下全年级第三、理科班第一的成绩，成为“理科班唯一杀进前五的男人”。

小索与这位语文老师结下了很深厚的感情，他一度“恨铁不成钢”地评价自己的这位老师，“只会认真钻研学术，却不懂人情世故”。他说自己还曾向老师建议，“你有空时给领导送点东西嘛，多交流交流，我经常看着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有说有笑，跟领导在一起反而没好脸色”。老师反而尴尬地告诉他，自己不会那一套。

后来，这位老师的父亲出了车祸，头部受了重伤，能报销的比例很低。小索得知后，立即塞了200块给老师，对于一个学生而言，这已是不小的一笔了。老师好半天没反应过来，只说感谢小索的重情重义。

如果说语文为小索提供了一个再次成为好学生的契机，那么，小索暗恋的女孩为他的最后冲刺再加了一把柴。

“百日誓师大会”时，小索知道基本没了上本科的希望，心里在出国与“单招”之间挣扎——出国花费太高，单招去专科他又不太甘心。这时，他喜欢的女孩告诉他，“该冲一冲了，你要努力，我相信你”。此后，他的状态像疯了魔，宿舍生意扔下了，每天疯狂做题，100天里做了500套理综试卷。

高考成绩出来时，所有人都在感叹——最后100天，涨了100分，从入学时的倒数第一名，变成了正数的前四名。

和所有青春期朦胧的感情一样，小索最终并没能和那个女孩走到一起。小索去了西北一所高校，女孩留在了省城的一所学校，187经过层层筛选，进入了一所民航学校，未来将成为一名飞行员。

进入大学，小索认识新的同学，开始了新的生活。当新同学问小索名字的意思和他的姓氏，他不再不快，而是戏谑地笑道，“好兄弟，别问了”，然后拉着对方去打球。

他没有特意寻觅学校中的藏族老乡，“好兄弟们”都有着不同的民族，来自不同的地方。虽不常念经，他却从母亲那里要来一串佛珠缠在了手腕上。小索笑着告诉我，现在，他唯一的隐忧是，如果他未来找个汉族媳妇，会不会被表姨父撵出家门。

再后来，一位远房表弟想到外地读书，询问小索的建议。小索告诉他，“我喜欢城市的生活，但外面没你想象的那么好，要找个伙伴并不容易”。最终，那个远房表弟还是选择了跟小索一样的路，小索得知后，常常敦促他要好好学习，并教他如何与别人打好关系。

“外面的世界”已然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小索。他能言善辩——甚至可以称得上巧舌如簧，穿着时尚，朋友成群，深谙社会规则，对世界有了一套自己的认知体系。他似乎不再需要我们的过分关注，就能如鱼得水地开始一段又一段生活。只有面对家里老人对他“汉化”的一些“指控”时，我才能隐约感受到他的敏感与一丝焦虑。

2020年夏天，母亲带我、小索和一位表妹去青海的塔尔寺。寺院对藏族免收门票，但进入一个佛殿时，一个年老的僧人拦下了我们。他脸上堆着笑，语气却透露出强烈的不信任，他用藏语指着表妹问母亲：“她不是藏族吧？”

母亲哈哈笑道，说她是纯正的藏族，在青海上大学还学的是藏语翻译。老僧人“嗯嗯”应承着，转脸指着我说：“她更不像藏族，完完全全是个汉族！”随后转向小索，还没待他说话，小索用藏语向他打了招呼，他才作罢，挥手让我们进去。

进入佛殿后，我久久不能平静。背负着民族的标签，我们长久地面临着两难——亲人不无痛惜地认为我们已不像藏族，但在外地人的眼中，我们身上的烙印却永远不会消解。

我想起两年前在台湾花莲偶然相识的一位老人。在一个日据时代的建筑里，老人杵着手里的扫帚，在没有游客来访的防空洞里休息。攀谈起来，才知道老人是太鲁阁族，在这处景点作清洁工已有数年。他出生的村庄早已不复存在，民族语言脱退的最后痕迹只剩他脑海中的几句民歌。在防空洞里，他为我轻轻吟唱儿时母亲教他的童谣。

我为老人的歌声感动，也在心头升起这样的疑问：若干年后，我们的民族语言是否也会只留存于具有表演功用的曲目中，或只剩下舞台上的那身华裳？就像年少时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如何更好地自处，面对这样的时代命题，我仍然无解。

小索告诉我，他很庆幸自己当时离开家乡，让他早早学会了理解与包容，才能成长为一个开放而多元的人。我很想告诉他，这个良性的结果，也有着我们很多看不到的代价——我想，那可能也是另一种遗憾。

但我没有讲这些的话，因为走进了城市，我们唯有大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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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旺扎的雨靴》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