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渐消失的东莞旧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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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前一夜还在加班的工人们失业了。

2008年10月15日，合俊玩具厂的大铁门被贴上了封条，旁边附有一纸通告：“由于企业经营者经营不善，导致企业倒闭。”高管连夜出逃，6000多名工人一脸错愕：“我们的工资呢？”

在此之前，合俊玩具厂在樟木头存在了12年，而今这家产品远销海外、年销售额达十数亿港元的工厂，成了镇上的一场旧梦。几天后，樟木头镇政府宣布将为合俊玩具厂垫付员工工资。头发蓬松、神情木然的工人们一个接一个来到工厂门口排队领钱。

对于同在樟木头镇打工的张跃均来说，那天与平日没什么不同。之后10年，他进过工厂，摆过地摊，身份渐渐从打工者变成视频博主。2020年11月，张跃均又一次来到东莞，想起很多网友提及的“合俊厂”，他特地赶来，拍下了工厂原址。

镜头里，一辆“货拉拉”缓缓驶入工厂，樟木头樟洋工业区原合俊玩具厂所在地一片静谧。厂房已易新主，被重新装修后出租给了7家公司，偌大的宿舍楼零散晾挂着几件衣物。

回到家中，张跃均从网上找来合俊厂“结业”当天的视频片段，打开剪辑软件，把自己刚刚拍到的素材剪在了同一画面中。

视频发在了抖音上。相隔12年的视频画面拼凑在一起，让人有些恍惚。不断有评论出现在张跃均的视频下方。

“时间过的（得）好快，一晃23年！”一名1997年在合俊厂上班的网友看到后发出感叹——那年，他结识了在“世电磁带厂”上班的老乡，后来两人结为夫妻。

住在合俊厂旁边的男孩也看到了视频，他回忆以前家里开的百货店，就在合俊厂边上，生意红火，“如果合俊厂不倒闭，我现在已经是富二代了”。

张跃均在抖音发布了大量东莞打工生活场景的今昔对比，跨度长达10余年，大多是由他亲自拍摄。时不时地，他还会操着一口四川话出镜，网友评价他“长得像张信哲”。高挺的鼻梁，棱角分明的脸庞，略偏黝黑的肤色，确实很容易让人想起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歌手。

张跃均拍摄的今昔对比视频。（张跃均\摄）

20年前，张跃均来到被称作“小香港”的东莞樟木头镇。彼时这里港资工厂遍布，上下班时间，大街上密密麻麻都是穿着厂服的工人，“招工”“租房”，路边贴满了广告纸。

如今，一切不复存在。

而这些光景，被张跃均无意中记录了下来。

2000年，四川南充到广州还没有直达火车，张跃均背着一只尼龙帆布袋，辗转坐大巴到达重庆，再转乘去往广东的列车。

火车驶出重庆站，车厢里混杂着打牌的声音和泡面的味道。窗外景色变换，张跃均的内心随之起伏。

他对目的地充满了想象。

90年代初，四川老家便陆续有人踏上开往广东的长途汽车，国道上，大巴颠簸行进，路程必经贵州遵义桐梓“72拐”——12公里的盘山公路上，有72道急回头弯，稍有差池，就成了不归路。

但这没能阻挡人们东进的步伐。

在这之前，张跃均所在的小县城鲜有人口流动，安土重迁的观念笼罩着家乡人，这里仍沿袭着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如无意外，他将早早地娶妻生子，复制父母的一生。

曾经的东莞与这个小县城并无太大区别。40年前，东莞还是一个农业县，户籍人口只有110多万。1978年，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允许广东、福建等地试行“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东莞被确定为5个试行县之一。最先被吸引来的是港资工厂，1987年前后，台资企业也陆续进入。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像磁铁般吸引着五湖四海的年轻人。

东莞的崛起打破了几千公里外的宁静。家乡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衣锦还乡，他们的讲述，给张跃均勾勒出一个美轮美奂的新世界。

还在上初中时，他就看过一部以广东打工生活为背景的电视剧《外来妹》，得知90年代初，率先发展起来的珠三角地区是内陆许多小年轻眼中的天堂。再加上在老家谋生窘迫——18岁正式踏入社会后，他学过理发，可只有碰上赶集日才有点生意。“（理）一个头就赚两三块钱，这能有多少？”张跃均无奈地耸了耸肩。他立定了心思，到南方去。

早些年张跃均喜欢留长发。（张跃均\摄）

在逼仄的车厢里“腌”了2天后，张跃均抵达了广州火车站，继续乘坐大巴车前往东莞樟木头镇，众多房地产广告立在高速公路两边，“小香港樟城”几个大字映入眼帘——樟木头镇距离香港约百公里，90年代起，不少香港人涌到樟木头镇购置房产，完成他们在港岛未能实现的安居理想。

初到樟木头，张跃均找工作频频碰壁。工厂更青睐年轻女工，她们聪明，上手快，更重要的是不会打架惹事，管理方便，如果有熟人在厂里，只需美言几句，就能顺利进去。但张跃均没有性别优势，又身在异乡，形单影只，只能挨个去留意贴在路边、工厂门口的招工广告。

劳动力从四方涌来，工厂仗着人力供不应求，肆意制定招工规则，有的需要缴纳一笔比单月工资还高的“介绍费”，有的要求员工缴纳押金，还有的要压一个月工资。那几天，张跃均提着塑料桶，挽着硕大的尼龙帆布袋，袋子上还挂着一卷凉席，徘徊在工厂门前，一无所获。

他被街边“高薪招聘男公关”的广告吸引了，对方要求缴纳500元报名费。他把借来的500元交上去，对方杳无音讯。钱被骗了，工作却没找着，张跃均只能跑到山上将就过了几夜，吃馒头，喝自来水。为求一处安身之所，后来他花上几块钱，到录像厅看一夜录像。

最终还是没能顺利进厂。张跃均找到一家洗车店，在里面当洗车工，“6块钱洗一辆车”。工资很低，他说，但是可以提供食宿。

2008年，张跃均在东莞樟木头。（受访者供图）

樟木头是张跃均人生打工的第一站。洗车收入微薄，让张跃均手头拮据，他想赚钱，便不断折腾。十几年来，他送煤气，进厂做杂工，也尝试过开理发店、在夜市摆摊。

他发现，东莞的生活果真如《外来妹》中描述的那样精彩。千禧年初，樟木头樟洋工业区入夜后霓虹闪烁，热闹的商业街吸引了从工厂下班的小年轻们。商店门外，只消摆上一台14寸电视机播放电视剧，就会引来不少人，他们在电视机前围成一个半圆，背着手，就这样站上几个小时。

张跃均经常到商场外的投币点歌机处，花上几块钱大展歌喉。他喜欢讲粤语，唱卡拉OK时会点上一首粤语经典金曲——钟镇涛的《大海》。

他还有拍照的爱好。2008年前后，张跃均用上了带摄像功能的手机，喜欢随手录下生活的情景。这门兴趣很早前就有了——在家乡开理发店时，他买过一台胶片照相机，兼职给客人拍肖像照。

手机是山寨机，像素不高，内存不大，拍下几段数十秒的视频，屏幕就会弹出“内存不足”的字样。2010年，张跃均升级了设备，花3000多块（将近当时两个月的工资）购买了一台专业DV机，一年后，又花费近万元，买下一台松下肩扛式摄像机。与购置摄像设备的慷慨形成对比的是，他当时一直用着二手手机。

2008年，张跃均住的出租屋。（受访者供图）

有了专业的摄像设备后，张跃均“记录”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工业区早上6、7点上班的人很多，他便早早骑车赶到大门口蹲守。南方的冬天很冷，他骑着车，任由风往脸上刮。

在他拍下的其中一段视频里，清溪三中工业园的清晨，“实盈电子厂”的工人浩浩荡荡，如同一支大军，他们手上拎着一袋包子，或是端着打包了炒粉的发泡饭盒，使劲往嘴里扒拉。傍晚下班，则又人手提着一只热水壶，有人是无奈之举，那时工厂宿舍没有安装热水器，冬天洗热水澡只能靠这种办法；有的人则是为了节省水电费。

2012年，工厂下班的人流。（张跃均\摄）

喜欢手挽手并排走的女工们。（张跃均\摄）

在工厂休息的日子，张跃均骑自行车到樟木头附近的镇区拍摄，凤岗、塘厦、黄江都走了一遍。节假日或者周末，工人们喜欢逛滨河公园、中远百货、樟洋市场、地王商业城，或者到金洋溜冰场滑冰。张跃均拍下了后来的变化——10多年后，滨河公园被改造为市民体育公园，原先的机动游戏设施被撤走。2008年9月，一场暴雨袭来，大水漫没了樟木头的街道，中远百货也被淹了。这场大雨后，“中远百货”变为“富佳百货”。

张跃均展示了2011年从东莞东站到四川南充的T128次列车车票。红色的纸质车票上，还没有乘客姓名和身份证信息。2012年元旦，全国所有旅客列车才实行车票实名制。（张跃均\摄）

2011年，张跃均辞去电子厂的工作，每天夜晚到樟木头富达工业区的“十和田电子厂”附近摆摊。

工人下班喜欢逛夜市，卖夜宵和卖衣服的摊档最受欢迎，周边往往挤满了人；不知何时，帮人把音乐和视频下载到手机的小生意也在街头巷尾兴起——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未普及，流量费9元300M，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直接在网络上下载音乐传输进手机里。

张跃均也盯上了这门生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成为了他的正职。

一张长桌上放着电脑，塑料篷顶挂一个小灯泡，张跃均坐在塑料凳上，把电脑里的音乐和视频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手机或mp3、mp4上，“1毛钱一首歌，几毛钱一部电影”，他仍清楚记得价格。

客人在小册子上找到歌曲的对应编号，写在纸上。张跃均按照号码，把歌曲下载到手机内存卡里；视频麻烦一点，需要将rmvb格式转换成mp4格式。（张跃均\摄）

积累了一定量的视频后，他又琢磨起新的生意：既然刻录影片能赚钱，那能不能把自己拍回来的工厂视频也做成光盘卖出去？他默默算了笔账：“光盘卖5块钱一张，自己用DVD刻录，除去空白光盘的成本，每一张能赚4块。”

张跃均把拍来的画面配上音乐，做成光盘，在市场上摆卖，摊位上还放了一台小小的电视机，轮番播放着工厂的画面。他向来来往往的人吆喝：“买一张回去嘛，万一哪天不来了，离开东莞了，留个纪念。回到老家看看曾经上班的地方。”

不少路过的人好奇地围过来，探头询问“这是什么？”“有没有我工厂的？”但真正掏钱购买的人屈指可数，除非碰上已经辞工准备离开东莞的人，他们才会在张跃均的推销下，抱着猎奇的心态带走一张碟片。

那时，很多人都没想过自己哪天会离开，更没有人预料到，在过后的几年间，曾经造就东莞神话的制造业工厂要么倒闭，要么外迁。当高埗镇的“裕元鞋厂”、东城的“美尔敦塑胶电子厂”、“万士达厂”再一次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已经满目苍夷。

2

“想你的猪，你的羊，喂了吗，卖过吗；想你的麦子，你的玉米，种了几亩，苗出的怎样。”2008年4月，吕延武躺在南方城中村的出租屋里，裹着母亲做的棉褥，睡在冰凉的地板上，他想起了老家的火炕和烧馍馍。

这是他来到广东打工的第3年。面对此情此景，吕延武写下一首原创的小诗，《想妈》。

除了写诗，他还喜欢写毛笔字。他经常在抖音上展示自己的书法作品，一时兴起，还会在老家的房前，左手端着铁盆，右手提着水壶，手舞足蹈，自娱自乐。

吕延武自画像。（吕延武\摄）

吕延武年轻时是“文艺青年”，玩过博客，写过公众号，以“红别民工”自称。2018年，开始活跃在抖音上的他化身“红别哥”，成了抖音上第一个拍摄东莞旧工厂的博主。

一天，吕延武到东莞东城区桑园工业区附近吃饭，经过“万士达厂”时，他发现里面已经人去楼空。像往常的随手记录一样，他站在遍地沙石的小路边上，举起手机，身体逆时针转了半圈，镜头随之移动，拍下几栋巨大而荒芜的楼房。

配上简单的背景音乐后，吕延武发布了这个视频。随后，评论和点赞涌来，页面上的数字每一秒都在变化，他不断地往上划，想看看网友的评论，却怎么也看不完。目前，这个视频获得了将近2万的点赞数。

曾经的“万人大厂”万士达已人去楼空。（吕延武\摄）

“万士达”成立于1995年，是苹果iPhone4时期的主要代工厂。巅峰时期，工厂拥有员工上万人。2014年，“万士达”突然宣布停工停产，热闹的桑园工业区一下子冷清起来，硕大的厂房空空荡荡，员工宿舍楼锈迹斑斑。曾经繁华一时的商业街，也变得门可罗雀。

曾经在这座“超级工厂”上过班的网友，纷纷在留言底下感叹事过境迁：

“我95年就在长安，那个时候工资是3.5元一天，三个月之后才5元一个月，一个月能拿150元，开心死了。”

“08年离开东莞，留下了我的青春，带走了那本小说《东莞不相信眼泪》。”

……

这让吕延武意识到，很多曾在东莞打工、现在各自回到家里的70后、80后，他们十分怀念那个打工时代——那是他们青春的集体记忆。这直接启发了他去东莞旧工厂搞一次拍摄之旅，他就这样开着自己的二手车，走到哪拍到哪，如今已经积累了上万个视频。

这些视频没有技术含量。实际上，吕延武既不懂拍摄，也不懂剪辑。拍摄时，他努力用胳膊固定手机，让镜头从左到右缓缓扫过建筑物，呈现出来的画面，就像家族微信群里长辈们拍的小片段，有的会因为光线的变化，画面突然变暗，有的即使添加了背景音乐，依然能听到原视频中的杂音。

然而，这都不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过来围观这些视频。

这些视频同样戳中了拍摄者吕延武的心。毕竟，三班倒的车间流水线、春运前后人头攒动的车站、工厂门前1元一次的公共电话亭，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生活。

2007年，吕延武在东莞沙田。（受访者供图）

他第一次踏上东莞的土地是在2005年5月。南方天气热，空气湿润又粘稠，广东阿伯开始换上背心，趿拉着蓝色塑料拖鞋出门。从广州火车站下车的那一刻，吕延武感觉自己像被装在一个巨大的蒸笼中，汗水一下子浸透了上衣。几天后，他进了“诚达鞋厂”，在里面学踩针车做鞋子。

“我把我的灵魂调成针距，一英寸八针半。我把我的心血车成边距，一点五毫米。”后来，他用小诗《我把我安置在了鞋子上》记录这段做针车手的日子。

吕延武是西北人，从小主食是面食。而厂里的早餐一般都是炒粉，他吃不惯，瞥一眼就离开，直到星期五的早餐有馒头，他才去吃。

尽管在气候和饮食上有诸多的不习惯，吕延武还是爱上了这座城市。“东莞是个平民城市。”他说，这里的人穿着一样的工衣，住一样的出租屋，吃一样的炒米粉。三轮车车架驮着两罐煤气，后座支起篷，大铁锅烧起来，油一倒，“刺啦刺啦”，放入米粉、鸡蛋、红萝卜丝，铁勺快速翻炒，最后用发泡饭盒包起。

1块5一份的炒米粉，刚开始他也吃不惯，“后来喜欢上了，既能当夜宵又能当正餐”，至今仍回味无穷。他说，东莞是自己梦想和抱负的发源地。艰苦的打工生活，离家千里的思乡愁绪，都成为了他创作的源泉。

2007年，吕延武在东莞沙田。（受访者供图）

工作之余，吕延武爱好读书写字，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他曾经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用文章针砭时弊；或是成为一名律师，坚守法律的底线，为社会寻找公平正义。

每个月发工资，厂里的男人都把钱拿去买烟买酒。吕延武不好这口，日常饮食也简单，在家中，他的早餐是盐油不加的大米稀饭，午餐是素挂面，晚饭加个荤：炒鸡蛋。他把存下来的钱拿去买书，家中的书一摞一摞，历史的、法律的、政治的。在工友眼中，这无疑是不务正业的——打工就应该奔着挣钱去，然后回家盖新房子，娶妻成家。

2007年，吕延武在东莞沙田。（受访者供图）

在东莞干了一年后，吕延武去了北京。他一直向往首都，想体验文学作品中北漂青年的生活。但现实与想象截然相反，在北京，吕延武先后当过国家机关职工小区和清华大学的保安。小区进进出出的都是干部，吕延武和他们过着两个世界的生活，“我们冬天住在地下室，吃猪食一样的大锅饭，一个月500块，有的保安晚上偷翻业主的垃圾箱找吃的”。吕延武感到压抑和失衡，觉得自己“连蚂蚁都不如”。

相比之下，在东莞的时候，“大家都是工厂的工人，都很平等，大家都是一个阶层的”，“你是哪一个阶级的，就选择哪一个阶级的生活。”吕延武跟自己说。“这就是阶级认同和社会认同。”他又搬出了政治学中的理论概念。

在北京待了没几个月，他又回到东莞。

接下来的3年多，吕延武在东莞东城区一家劳工机构做公益，后来又进厂打工。2015年，他进入了另一家劳工机构。

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和当一颗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吕延武在理想与现实中轮流切换着角色。

在自己的公众号里，他写到：“这里，虽然没有我的一寸土地，虽然没有给我一份福利待遇好的工作，但我已经习惯了生活在工业区，习惯了穿工衣，习惯了从这个工厂到那个工厂，也习惯了吃三五元一份的粉面，习惯了十来元住一晚的旅店和一二百元一个月的出租屋。”

如今，东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吕延武记忆中熟悉的一切，正在慢慢消失。

2008年元月，工厂陆续放假。吕延武打算回家，这是他离家3年后第一次返乡。

那年南方出奇地冷，气温降到了个位数。1月23日，春运启动前，吕延武来到广州火车站，发现站前广场全是人。列车出现了大面积的晚点或停运，前面的队伍望不到头，他挤在人群中，随着人流移动，慢慢挪着步子。

一天一夜后，吕延武来到了列车站台，检票员挥手示意直接上。“那时候已经不分车次，目的地一样就可以了。”他回忆。

列车一路向北。1月25日，雨雪冰冻造成了湖南一座高压电塔倒塌，京广铁路南段阻梗，推倒了那年春运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吕延武乘坐的列车也受此影响，绕道广西，花了将近4天4夜才最终到达目的地，是正常时间的两倍。他至今还记得在火车站回荡着的播报声：“因受连续雨雪和冻雨天气影响，广铁湖南境内京广等干线供电接触网多处断电或欠压，电力机车无法运行，致使京广线旅客列车出现大面积晚点或停运……”

在吕延武离开的几天后，越来越多的打工人汇集到广州火车站，铁栅栏隔出的行列被人群挤得变了形，穿着绿色军装的武警官兵手拉着手围成一堵人墙。没有挤进广场的人，在车站外围，横七竖八地铺开被席。

那十几天里，有人筋疲力尽地登上归家的火车，有人在推攘间倒在了人群中再也没站起来，有人盼来了新年却看不见回家的希望。

寒冬过后，南方的3月依旧春暖花开。可谁也不知道，那一年会成了珠三角制造业的分水岭，春运中被迫留下的工人，在随后的工厂倒闭潮中无奈离开。

2008年10月，玩具代工商巨头合俊集团的2家东莞工厂倒闭。之后几年，“万士达”和“联胜”相继停工停产，“裕元鞋厂”迁往越南和印尼，微软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生产设备同样运往越南。

吕延武曾经工作过的“诚达鞋厂”在2008年通告解散了部分员工，之后，员工规模逐年缩减。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内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出口退税下调、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合同法》实施等一系列因素，给东莞纯粹依靠贴牌生产的企业泼了一盘冷水。在珠三角设厂的港资、台资以及大陆本土的制造企业难以抵御冲击，有的倒闭，有的开启产业转移的“候鸟模式”，飞向东南亚。

大量工厂倒闭的同时，工人也在离开。2010年后，“珠三角用工荒”开始频繁见诸报端，专家对此众说纷纭。基本事实是，随着长三角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崛起，珠三角不再是工人的最佳选择。工厂招工越来越难，从前青睐年轻女工，甚至“两女工带一男工”才能进厂的潜规则土崩瓦解。如今，只要能“立即上岗”就可以。

一座工厂的倒闭或迁移，意味着成千上万工人的离开。有人回到老家做起小生意，有人选择去其他地方继续打工。无论走向哪方，他们往往离去匆匆，没来得及留下一点痕迹。直到多年后，吕延武的视频像一把铁铲，挖开了被岁月和生活覆盖的往事。

这之后，抖音上关于东莞旧工厂的视频越来越多，破旧的厂房，空落落的工业区，泛黄的工友合照，汗迹斑斑的工牌和皱巴的工资单，一切关于东莞打工生活的物品都被拍成视频，配上悲伤悠长的音乐，或是“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这样熟悉的旋律。

网友涌进评论区留言：

“我想看东莞高效电子厂。”

“能不能拍下上沙村育鼎电子厂？”

“能拍一下，宵边信泰联光学有限公司吗？”

3

很多人找到侯国安，希望他能拍一下自己旧时工作的厂房。

侯国安是个90后，2011年来到深圳打工，在一周两天的休息日中，他会背上黑色背包，来到以前热闹的工业区，一路走着，帮网友拍摄旧工厂，或者到处直播。

侯国安帮一名女士拍摄诺基亚手机厂旧址。（侯国安\摄）

大多数时候，网友们都能给出工厂准确的地址。在移动通讯还未发展起来的年代，互诉衷肠抑或是寄托乡思只能通过书信，人们把收寄地址都背了下来：哪个工业区，哪条街，几号，烂熟于心。

但侯国安的探寻往往不大顺利。当“东莞制造”转为“东莞智造”，工业园改为科技园，被淘汰的旧工厂有的变成了工地、不久后将被建成商务楼宇或住宅区；有的旧工厂曾经在工业园里占据大片厂房，如今已被好几家小厂重新进驻，各自分据；还有的旧工厂在搬迁或倒闭后，很快被拆除，消失在地图上。

好几次，侯国安在崭新的科技园区里找到了对应的工厂，可网友说，“这看起来有点陌生”——原来，旧工厂已经搬迁到新的地方。

2015年，侯国安从深圳辗转到东莞，作为新一代打工者，他与珠三角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期擦肩而过。走在路上，侯国安偶尔会感叹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破落的旧厂房被挖掘机推平，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

2013年，东莞电台情感栏目《木凡的天空》停播；2014年之后，招工广告上渐渐少了“广西已招满”“四川已招满”等字样（“用工荒”大潮来临前，不少工厂对这些省份的工人存在“刻板印象”，认为他们爱打架，难管理，便以这种方式粗暴筛选），传闻美女如云、被誉为“天堂”的“亚美磁带厂”也迁了新址。

这些第一代东莞打工人的集体记忆，对于侯国安来说是陌生的。他的记录就像一场末路狂奔，他意识到，再不拍下来，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可能将永远沉寂。

2018年，东莞，工友们下班后匆匆忙忙在路边摊用餐。（侯国安\摄）

侯国安和吕延武是老朋友，2015年在东莞相遇。两人都有过劳工机构的工作经历，一拍即合。

与吕延武不同，来东莞前，侯国安曾进过采石场，修过高速路，也建过水电站。在山西修铁路时，他试过4个人扛1000多斤的枕石，肩膀脱皮渗血；也试过到十几米深的地下挖桩洞，闷热，暗无天日。

打工生活交织着各种味道，唯独“苦”是主旋律。在深圳的DVD厂，侯国安上班时被机器压到了大拇指，天气炎热，伤口发炎一直渗脓，但第二天依旧被要求上班，主管和老板相互“踢皮球”，谁都不愿担责。气堵在胸口，侯国安到街上遛弯，遇到一个义工宣传队在普及劳动法。他突然发现，自己一度以为合情合理的事情，其实是不合法的。

2017年，东莞，一家家具厂领导利用用餐时间给员工开会。（侯国安\摄）

2011年，侯国安动了辞职的念头。每个月上26天班，工资1600元，加班费7块每小时，没有社保，也未与企业签署劳动合同——不仅是他，很多工友也想辞职。但老板规定，一条几十人的流水线，每月只能走一人。他决定和7个工友“结盟”，一起提出辞职。其他人有的被开除，有的在谈判后因老板答应加薪或削减工作量而留下，唯独侯国安和老板杠上了。最后，老板放他走，但不给工资。侯国安申请劳动仲裁，后续打了1年多官司。为此，他那年春节没回家。

这段经历浸满了血汗与泪水，他发誓：“再也不给人打工了！”

2013年，他离开了东莞，进了北京“工友之家”，接触到的劳工纠纷主要是工伤事件：年轻小伙运气不好，刚出来打工就受伤了，以后的生活多少会受到影响；常见的还有超长的工作时间，被拖欠的工钱。提起这些人和事，侯国安不禁连连叹气，他想起2008年前，他的舅舅被骗到黑砖窑后病逝；表哥在云南修水电站，在工地上被飞石击中砸死；堂弟进了一家半导体工厂，每天超额工作，半年后手筋坏了。

那时很多工人遇到类似情况，一般都会放弃争取，侯国安希望能为打工者做点什么。2016年，他在老家办了婚礼，一年后回到东莞，后来一直在大岭山镇上一家劳工机构工作，不再进厂打工了。但他的爱人依然没能从这样的生活中挣脱出来，她每个月能拿到5000多元，算是一笔不错的酬劳，代价则是每天12小时的工作，以及每月1天的休息时间。

突如其来的走红，就像一块大石头砸向湖面，在激起水花、泛起丝丝涟漪后，逐渐恢复了平静。回顾自己的人生，这些曾经的东莞打工人们都慨叹“并没有过得很好”。

初时，侯国安想着先打几年工，存点钱，也许能当个小老板，或者在工厂里慢慢往上爬，当个管理层。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发现这并非易事，“一个组有几十个人，想要成为组长，那就要比其他的几十个人都要做得好。一个车间有十几个组，想要成为车间主管，就要在几百人里做到第一”。

晋升的路径太窄，他并不觉得自己能走过这道独木桥，“对于普通打工仔来说太难了！”

从2018年中旬开始，侯国安的抖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媒体陆续联系上他。他重复讲述着自己过往的经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额外收入。2年来，他只接到过3条广告，费用最高的一条不过1500元。也曾有劳务派遣公司找到他，希望他在抖音上发布公司的广告，他担心这些公司不靠谱，一律拒绝了。

侯国安的2个女儿都在老家。谈起女儿，他没有太多期待，“不生病就好”。更高一点的期待是“好好学习，比我们做得更好，不要有像我们这样的这么辛苦的经历”。不过，他心里明白，下一代要得到良好的教育很困难。“我们在这方面很欠缺。”他语气中带有一点惭愧。

2021年，侯国安在老家送孩子上学。（受访者供图）

4

张跃均在2018年结束了东莞的打工生涯，到惠州开了一家跌打馆。偶尔，他回到东莞采买物资，顺便到处转转，拍些素材。

尘封10年的视频再次面世，得到网友的喜爱和赞赏，张跃均十分欣慰。有人告诉他，视频被某博主盗用了，他只笑笑，说自己不介意“分享素材”。

偶尔，他会在晚上打开抖音，与粉丝直播聊天。对于热情的粉丝，他感到无所适从，一次，粉丝给他刷了价值约500元的礼物，他有点不好意思，“我也不会像其他直播的那样，别人刷礼物，一直说‘谢谢大哥’”。以前的他随心所欲，在平台上想到什么就发什么，现在，他承认自己变得拘谨了，只会发和东莞打工主题相关的内容。

2020年年末，他计划自己开车回老家，不走高速，像有人要重走长征路，去走一遍贵州遵义桐梓“72拐”，回味90年代初前几代拓荒者的苦与累。但导航自动帮他绕开了那段险峻的山路，绕道湖南，“像是一次自驾游”。他一个人走走停停，困了就在车上睡觉。全程1800多公里，历时5天，回到了四川南充老家。

在东莞，吕延武“看不到可以扎根下来的希望”。

东莞旧工厂的视频发出后，他的粉丝数量蹭蹭地涨。但随着年龄增长，他意识到自己的打工生涯也进入了瓶颈期。

2015年，国家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让“孔雀东南飞”变成“凤凰还巢”，吕延武看到有人在网上卖农产品，他想到自家的枸杞，或许也能通过网络销售。

“回家吧？”外出打工14年后，这个念头第一次悄然从心底冒出。而事实是，如果继续留在东莞，自己永远是一个异乡人。“认命了。”他说，“以前想着要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现在又回到原点了。”

2019年，吕延武（左）在甘肃老家的枸杞地。（受访者供图）

最终他还是回了甘肃老家，在抖音上卖起了枸杞，收入与打工相当。这是他以前从不敢想的事。村里人并不知道吕延武在抖音上的走红，在他们眼中，吕延武已过而立，仍未成家，外出打工15年，却只带回来了一堆书，是“落魄回家”。他自己也承认：“如果按照世俗的成功来看，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2019年5月，离开东莞的那一天，吕延武用手机镜头记录下自己住了4年的出租屋。这间位于东莞东城的小房间，房租每月180元，吕延武把它称为“红别屋”，床边挂着自己的书法作品，上面写着“平等”两个大字。

“我从一场做了十几年的梦中醒来了。”吕延武说。提及往事，他不时发出一声笑。

现在，他一心想着如何卖好自家枸杞，打算来年农闲时再到东莞一趟，和老朋友侯国安共同创作一些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段子。

他寻思着，如果抖音上的粉丝能再涨一点，他家的枸杞，也许就能卖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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