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教，我要退赃

写在之前的话

2018年冬天，我和自己过去的管教一起，在一家肝病医院里见到了狱警老吴。

老吴挺着个大肚子，面色黑黄，眉心两道刀刻般的皱纹。见到我后，他看起来很激动，紧握着我的手，先是好生夸赞了一番我的作品，而后又感叹了几句自己当初的文学梦想。

见我有些不知所措，管教便在一旁解释说，老吴住院期间看完了我这两年发表过的所有文章，有些还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甚至做了读书笔记。

我一听就紧张起来，悄声问管教：“该不会又要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了吧？”

管教拽了我一把，压低了嗓音说道，老吴肝腹水，活不长了：“带你来，就是让他和你聊聊文学，他有这么个梦。”

我心头一紧，方才明白眼前这个病老头的大肚子原来不是胖，是极恶的病态。管教这才又说，老吴好酒，原本还有7年才退休，酒精却泡烂了他的肝脏，只好提前病退住进了医院。

说话间，老吴转身从床头柜上端来一盘水果，招呼着：“虫安，夏龙。你两个笔名我都晓得啦，来来来，吃点水果。”

我赶紧迎上去，他却又一次握紧我的手。他的手潮红发烫，有股邪劲儿。我试图挣了一下，竟然脱不开。老吴拍拍我的手背——他有拍人手背的习惯，亲近之中带点难以抗拒的威严感——直接问道：“你可晓得现在的监狱管理理念和以前的有什么区别吗？”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种问题，只好搭腔说：“我晓得哎，变好了很多哇。”

老吴松了手，我这才得以把自己的手撤回来。他吁一口气，继续说道：“以前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现在反了，叫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以前讲‘底线安全观’，不死不逃，守住底线；现在讲‘治本安全观’，就是这帮子光头出去能不能过上安生日子。”

我不知道怎么接，只能点头应和。

老吴扭过头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让我很不自在。等我躲过他的目光，他忽然拉了我一下，悄声说道：“虫安啊，明天给我带瓶酒。我晓得你在到处跑题材写作，我给你点不一样的故事线索，肯定对你有帮助。”

往后的日子，我大概前后往肝病医院跑了五六趟。

第一次我带去了一瓶五粮液，那是我前女友送给我爸的酒，我拿去雅贿了老吴——当然，也不是次次都这么奢侈，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是从路边的小门脸里直接抓了一小瓶二锅头。

那天，我人还没进病房，就看到病恹恹的老吴，身体像被输入了一股内力一般，竟然冲到门口来迎我。我们偷偷摸去天台，老吴将酒紧紧抱在怀里，蜡黄的脸就像瞬间活了血。

他的肚子已经很大了，病服一半的扣子都扣不上了，加上头上又顶着一蓬卷发，从后背看过去，就像妇产科走廊里那些扶腰散步的孕妇。

天台上一阵一阵的大风掠过去，云层前仰后合，天色忽明忽暗。老吴坐在轮椅上，两根手指捏住小二的酒瓶，吱溜一口，再吱溜一口，每口酒都会品上好一会儿。几口酒下肚，他抬头看看我，说，太不经喝，下回捎瓶一斤装的。

我脱了衣服盖在老吴胸口，说：“天冷呢，散散酒味儿就回病房吧。医生要查房了。”

老吴品着酒瓶里的残汁儿，吧唧着嘴，问道啊：“跟你讲一个我打算带进骨灰盒的秘密，换瓶一斤装的二锅头，行不行？”

我笑笑说：“你这秘密这么廉价，就值当一瓶酒啊？”

老吴苦笑一阵儿，再问：“你答不答应吧。”

我说：“别说一斤装的，桶装的我也能给你带，关键你得过医生那关。喝完，你回得了病房吗？”

老吴不答，自顾自地说起那个秘密：

80年代末，他当兵提到连长，就在部队干不下去了。转业回到地方，四处攀关系找熟人，一番折腾，才在当地的监狱谋到了差事。

当时，他分管的监区有个犯人刑满前和人吵架，他赶去现场处置，掏出橡皮棍抡了那人后背两下。人当时被他打趴下了，但没什么大碍，第二天那人就被释放了。

那人独自坐长途车回家，在车上因为和一个乘客争抢软背座椅，竟把对方打死了。因为他是头天刚出的狱，这个消息很快就反馈到了监狱，狱警议论说那人怎么如此暴虐，抢个座位也能把人打死？没几天，新闻记者也来报道，报纸上更是起哄乱写，说这种暴徒怎么不死在监狱，居然放出来祸害老百姓。

那段日子，刚参加工作俩月的老吴有点魂不守舍，他不了解那人以前有多穷凶极恶，但他心里有数——那人想抢软背座椅，肯定和后背的伤有关。

老吴跟我说，他很后悔抡那人那两记橡皮棍：“治本安全观，这个标准是有点高，因为这不是监狱一方的问题。但是，狱警起码要做到一点，就是不能让这些光头变得更差。想来我那两记橡皮棍，无疑是让他带着仇恨出去的。”

到后来，我也没兑现那瓶一斤装二锅头的诺言，因为此后没多久，老吴就转去市里的医院了。

转院那天，老吴给我发了张照片，是他病床前围着的一圈同事，里面有李管教、张教导员、马科长。这3位我很熟悉，过去这段时间，他们都是看在老吴的面子上，容忍了我很多穷追不舍的采访疑问。整整一个冬季，我都在这些故事线索中反复奔波，而老吴也总借着即将病危的由头，将同事们约到病床前“谈心”，为我提供采访便利。

李管教跟我讲了他在一个厕所内成功完成了的教改工作的故事；张教导员曾负责一项“服刑人员退赃认赔”的活动，他的故事中有位经历特殊的毒贩用最不思议的方式主动退赃；马科长在监区搞了几十年教改，给一位曾在中华骨髓库捐献过造血干细胞的犯人做通了思想工作，最终让其答应救助一位白血病儿童。同时，他们还积极联系事件中涉及的教改对象，让我得以通过电话采访的方式，最终完善了这些故事。

在老吴的不断引荐中，从狱警视角下获得的教改故事在不断积累。有时候，这些采访对象问我，为什么不先写写老吴？我笑笑，想起老吴讲给我的那个秘密，其实就已算是婉拒了他自己的故事。

但书写老吴同事们的教改事迹，其实也就是写老吴自己——写那个和我们一样，想要努力做好、却终留遗憾的自己。

不过，我还是觉得自己挺对不住老吴，也怪我那当口的日子实在有些捉襟见肘，不然一定给他多捎几瓶好酒。不过我也知道，老吴不在意这些。他说，希望我把这些故事尽快写好，他着急看，等着看。

1

张教导员是个慢性子，走路外八字。来探望老吴的那天，老吴开他玩笑，竖着大拇指说：“还是你狠，龟的寿数。我就不行了，马上要见外婆。”

张教导员笑笑，轻拍老吴的大肚子，问：“你这儿还能装几两酒？”然后瞥了一眼靠窗而站的我，我赶紧礼貌性笑了笑。

张教导员扭头问老吴：“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作家？”

老吴够到床头柜上的酸奶，递给他一杯，他拦住老吴，回头看着我，慢吞吞地说：“老吴让我跟你讲讲20年前的那桩事，那确实是一桩不错的教改案例。但平心而论，也有着运气成分——人哪那么容易改变观念？他本来就信佛，我所做的事，就是把同事们之前做的推波助澜了一把。”

我靠近一些，笑着说：“张教太谦虚，老吴跟我说了个大概，那事换谁都蛮感动。有些细节，我还想听您自己讲讲。”

老吴之前给我说，20年前，张教导员和他同在服装厂干管教，不光要管理犯人，还要学习缝纫工艺，琢磨如何保质保量地解决一堆生产订单。那时候，张教导员警院刚毕业，有天教改科领导差了他一桩苦活计，去搬卸一车新“电脑机（工业电动缝纫机）”。张教导员带了100多号犯人出工，却在狱内主干道遇上了雷雨。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令他没能完成领导交办的差事，却让一名毒贩完成了灵魂的洗礼。

眼下，病床上的老吴还在到处摸吸管，摸吃力了，粗喘了一声。张教导员抚了抚他的背，将床头柜上的酸奶拿远了，说不吃这种小孩子零嘴。老吴这才顺了气，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忽然问了一句：“那犯人是不是在花瓣上写佛字？”

“你记性真不错，那时候电脑机还没来，服装厂的订单都暂停了一阵，接了一单手工塑料花卉的小劳务。”

“跟昨天似的，怎么一晃都20年了。”老吴又叹起气来。

1998年，监狱彻底停了外务劳动，先后开办了服装、箱包、电子厂。张教导员被分在服装厂，管教工作刚上岗不多久，厂里就出事了。

事情不大，就是几批外贸服装的单子搞错了样，工艺上不过关，要返工。新调来的副监狱长分管生产，揪着此事不放，生产大会开了好几次。服装厂的领导挨多了批评，索性在会上诉了番苦，发了设备的牢骚，说现有的一批二手机子没效率，产量质量都没保障。

副监狱长要面子，当即拍板说要买新机器，还让几位发牢骚的领导都立了军令状——半年内生产再搞不上去，就都自觉看大门去。

新机购入之前，厂房调整，老设备要搬空，电路也要重新布置。服装厂停工一周，犯人都被锁在了监房。但劳动改造一天都不能松懈，这一周的空当，必须给犯人们找活儿干。

每日例会上，管教们一起讨论找点什么活儿合适，什么搓二极管、缝皮球，还有人提议剥大蒜做糖蒜罐头。可是，这些活儿要么破坏卫生，要么存在安全隐患，都不适合在监房劳作。最后大队长提议，不如接一批手工塑料花卉的订单。这活儿又“雅”，劳动边角料还可用来布置节日。

手工制作塑料花需要用胶枪黏花瓣，胶枪通电导热，可以迅速熔化长条胶棒，然后从枪口打出液体胶水。常规的操作方法是给每片花瓣打一滴胶，再用手捏紧，胶水迅速凝固。可犯人中有个叫马乐乐的，在粘花瓣时，偏偏非要用胶枪给每片花瓣上都用胶水写上一个“佛”字，手速还快，一天能黏好几袋的花骨朵。但不巧订单里有一批花是“白玫瑰”，胶水凝固后，每个花骨朵上都渗出一个丑陋的“佛”字，跟踩扁的橡皮泥似的。

于是，整个单子被厂方拒收，还遭到了索赔。

2

“马乐乐这个独眼怪还和你联系吗？”讲到这里，老吴插嘴问张教导员。

张教导员走去窗口，吐了口痰，摸出口袋里的烟，想起是在病房，又揣回去了。折回来摇摇头，说：“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我凑上去问：“马乐乐那只眼怎么瞎的？”

张教导员应该是烟瘾犯了，老吴朝我俩推了推手，示意我们去天台放风（抽烟），他要睡一会儿。

在天台上，我给张教导员点烟送火，他跟我讲了讲马乐乐的事。

当年马乐乐26岁，他的左眼是15岁时弄伤的，做过义眼台手术，装了义眼片，这个大家都知道。之前，张教导员还给他办过二级病残犯证明。

马乐乐的老家在山西，家门口就有运煤的火车道，两边是茂密的杂木林子。一入秋季，枯秃秃的林里就躲着一群偷煤的孩子。他们扒火车、然后从车厢往下铲煤，家长们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觉得危险，不鼓励，但也不刻意阻拦——这样冬天家里好歹也能省些煤钱。

孩子们三五成群，分工协作，大点的带着铁铲，小点的背着麻袋。等拉煤的火车慢悠悠地从铁轨上滑过时，他们就从林子蹦跶出来，大孩子先将手里的铁铲投掷进车厢，然后猛追到车厢旁，伸手够到车厢沿，使劲翻进去。在煤堆上站稳之后，便拼力往下铲煤。小孩子就提着麻袋，一路收拾。一趟下来，铁道两旁都是他们的收成。也会有家长拉板车过来，将这些“脏煤”运走，挨家挨户分匀。

马乐乐是在15岁那年接过上车铲煤的活儿的。这活儿很光荣，那把铁铲有包浆圆润的木柄，是“铁道游击队”的代代老人传新人传下来的，像丐帮里的打狗棒一般，是权杖的象征，对孩子们有着天然的号召力。

不过，他头一回铲煤就十分不顺，翻进车厢时一条腿被挂住了，人还没动手，就被一根细小的树枝撂倒了。

那天火车的速度稍微快了点，但疯跑的孩子们仍旧能够追上。马乐乐被树枝挑倒在车厢里，一直都没有爬起来，等又有几个孩子爬进车厢找到他时，他的左眼已被某根韧劲十足的细枝割开了，眼珠像剖开的鱼肚子似的，从眼眶内鲜血淋淋地挤了出来。

3

我和张教导员回了病房，老吴正闭着眼打鼾。张教导员朝我做个手势，示意我们出去聊。我两正轻手轻脚地准备离开，老吴醒了，其实他也没睡着，打鼾仅是因为呼吸不畅。

“我们当时给了马乐乐多少钱？”老吴忽然问了一句。

张教导员想了想，伸出3根手指比划了一下：“3000多，零头我记不清爽了。当年算很大一笔钱了。”

我又不解了：是马乐乐把单子弄砸的，怎么监狱反倒要给他钱？

塑料花卉的订单被马乐乐捅了个大篓子，不光管教们生气，犯人们也窝火。生产组长第一个挨了批评，还被被停了“骨干犯”处遇。马乐乐也躲不过处分，关禁闭之前，还被生产组长堵在劳务现场打了一顿。

听见打斗声，张教导员右手扶在武装带上，手指挑开了警用辣椒水的皮套，赶忙去制止。

劳务现场本来是监区的活动室，80平方，有两条流水线，到处堆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花。两个犯人推推搡搡，倒在半成品花瓣中较劲。张教导员赶去，把两人从花堆里拉出来，罚他们蹲在警务台旁反省。

马乐乐圆头圆脸，个子不高，刚一蹲下，就露出半个黑乎乎的屁股。张教导员正要掏手铐押他去禁闭室，生产组长却一下又跳起来，一脚踹趴了马乐乐。两人继续扭打起来，生产组长压在马乐乐身上，肌肉紧绷，举拳就要出手。张教导员看拦不住，只得调整了警用辣椒水的喷头，瞄准生产组长的眼睛。

呲呲，第一下轻了，呲呲呲，他又重摁几下。辣椒水擦着生产组长的耳根，竟射中了马乐乐的左眼。不一会儿，马乐乐的眼眶已肿得像被马蜂蜇过似的，紧闭着双眼，嚷嚷着要洗眼睛。张教导员赶忙派了两个骨干犯，让他们搀着马乐乐去了卫生间。

等从卫生间出来之后，马乐乐就说自己的义眼片丢了，不是在打架过程中弄丢的，就是在清洗眼睛时弄丢的。一群人给他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末了，马乐乐坚称，义眼片肯定是被人捡走了，而且恶意不还。他要向驻监检察院写信——那义眼片价值昂贵，必须给他个交代。

管教们自然不相信他的一面之词，那么混乱的场面，什么事都没谱。况且当年监狱的硬件设施不完备，不像现在，任何地点都确保监控无死角。

张教导员认真查了、审了，先是调了基建队的犯人掏空了一遍化粪池，在广场上晒了一周的粪，整得围墙外的居民都到监狱大门口投诉了；后来又挨个审查了所有的犯人，并且临时大抄监了两次，都没找到马乐乐的义眼片。

张教导员说，马乐乐的那枚义眼片很高级，是一枚德国高分子超薄义眼片，当年能做义眼台手术、还能配置这种高档义眼片的人少之又少，算是非常稀罕的物件。薄薄的、滑滑的一小丁点东西，遇上自来水一冲，很容易滑入下水道。为了确认自己的分析，他甚至带着基建队的犯人敲烂了卫生间的盆台，生怕这物件贴在了某处拐角旮旯里。

可是，这番较劲到头来全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其实，按常规处理方式，管教们努力查找一番，实在找不到，只能马乐乐自认倒霉。但在那当口，还真没法将这事搪塞过去——因为马乐乐的案子不一般，是一桩涉毒大案，马上就是“626禁毒宣传日”了，省局早就发了话，要让马乐乐出镜拍禁毒宣传节目。如若找不回义眼片，他是怎么都不肯面对镜头的。

按严管程序，张教导员应该找马乐乐谈话教育的，但眼下义眼片一直找不到，他还没腾出时间。张教导员也想自掏腰包，可这一大笔钱是割肉般的痛感。思来想去，他决定试试做一下马乐乐这个麻烦精的“思想教育”。

禁闭室里，马乐乐正在床铺上打双盘（佛教打坐的一种姿势，双脚盘在腿上），张教导员在门口喊了一声，他转过身来，睁开右眼，左眼紧闭，眼角有一道分叉的缝合伤疤。他不仅剃了光头，还用剃须刀把头皮刮得精光。

张教导员板着面孔，训问说：“宗教信仰的权利没人干涉你，但你用胶枪在花瓣里写佛字，你说说，你这算哪门子修佛之法？”

马乐乐也是铁板样的脸色，右眼紧盯着他，好一会儿没吭声。张教导员催他回答问题，他不紧不慢地吐出两个字：“入定。”

张教导员不想再多问什么，拍了拍铁门，冲他喊道：“现在是静站反省时间，不允许打坐，给我从床上滚下来！”

张教导员是来撒气的，可一见马乐乐那副独眼龙的面孔，心就软了好几截。

领导要求张教导员3天内解决这件事，就是变戏法也要将义眼片变出来，装回马乐乐那吓人的左眼眶内。要么，就劝马乐乐直面镜头，乖乖配合省局禁毒宣传。张教导员没得选，只能自掏腰包，联系门路，花了3400元买了一枚新的义眼片。

好不容易等事情都了结了，领导召集大家开了会，讨论花卉订单赔偿的事。活是监区私接的单子，劳务科不过问，所谓“不过问”，也就是让监区自己承担损失。最后经协商决定，监区每名管教出200元，党员身份的管教出300元，科级领导职务的出400元，凑齐了赔偿数额。而监区非党员身份的管教，当时仅有张教导员一人。

散会后，张教导员还是十分窝火。自己这一次是两头放血，刚上岗不多久，一年半载的工资全搭进这桩糟心事里头。但好在那之后不久，领导就找到他，说可以报销他购买义眼片的费用。

4

聊天间，病房里进来了一个50多岁的矮个男护工，端着一盘饭菜，软声软气地问老吴吃不吃。

时间还不到11点，医院开饭早，盘里又是清汤寡水，老吴摆摆手，扭着头对我讲：“再过一会儿，你带张教导员去小厨房，我来请。”

张教导员摇摇手，说：“等你康复那天再请。去金陵大饭店。”

“我有我请的道理，还非要今天了。”老吴坚持。

张教导员掏出手机看了一眼，说还早。我问他：“当年拍禁毒宣传节目干嘛非得挑马乐乐，监狱里毒贩子不是挺多？”

张教导员就和老吴对视一笑，说：“马乐乐可不是一般的毒贩子，他的案情很有震慑力。”

当年，马乐乐算是牵涉进了一个超级大毒枭的案件中。

那个大毒枭是谁，张教导员没说，只说是建国以来“最”字头的毒枭之一。那时候，该毒枭已经吃了“花生米”伏法了，马乐乐曾是他的亲信，“两人是在寺庙里结的缘”。

当年，这位毒枭在马乐乐家门口不远的地方捐钱盖了一座庙，驻庙的住持是从华山请的，据说还开过神通。毒枭相信大和尚能掐会算，可以保他终身富贵平安。

马乐乐伤了眼睛的次年就退学了，父母担心他今后的着落，思来想去，最后定下了他最好的出路，就是把他送去庙里当化缘和尚——独眼和尚，多引人发悲悯呐，往谁家门口一站，托钵里就都是化缘钱。

但马乐乐分明是个假和尚，一天庙门都没进过，出去“化缘”报的庙，却是家门口毒枭捐建的那座。大和尚差人找到他的家门，警告了一番，说以后讨饭不能再诋毁“佛”。马乐乐却不听劝，照旧外出“化缘”。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几个光头大汉就将他拎去庙门口揍了一通，还让他在大雄宝殿罚跪了一晚。

跪在巨大的镀金佛像面前，鼻青脸肿的马乐乐见到了坐在佛后头敲木鱼的大和尚。大和尚问他眼怎么瞎的，马乐乐说树枝挑破的。大和尚又问，知道啥叫佛吗？马乐乐指着面前的佛像：“不就是这？”

“佛是黑雾里渡你的船。”大和尚说。

“庙里又没船。”

“如果你能上岸，就不必关心船是什么样子。”

那晚之后，马乐乐就正式在庙里做工了，算是大和尚纳入的弟子——马乐乐服刑后期，总在监区传法，这段往事逢人就讲。张教导员盯了他好久，确信不是邪教，才没管他。

有一年，毒枭日子很不顺，往庙里捐了一大笔钱，要大和尚替他消灾，做一场极大的法事。大和尚说要用马乐乐做工具，先在他后背刺了两句经文，又把一个玉球塞在他的左眼眶内，用一张画了符的经文布封住，然后，派他跟在毒枭身后七七四十九天。

这四十九天内，大和尚闭关诵经，任何人不得打扰。可马乐乐的眼眶哪耐得住玉球的重量，况且他的下眼睑早就出现了结膜囊狭窄和下垂问题，痛不欲生。毒枭也是热心肠，觉得既然已经是通了佛的师傅，索性揭开封条，取出玉球，安排一个眼科医生，替马乐乐做了义眼台手术。

没等马乐乐的眼睛消肿，毒枭就出事了。毒枭辗转逃去庙中躲避，大和尚早已闻风走了，只剩下马乐乐在庙中休养。他感激毒枭帮他恢复正常人的容貌，便照应毒枭藏了几日，也因此落了个窝藏的罪名。毒枭跑路时着急忙慌，包里没装太多现金，只有两包自用的白粉。马乐乐按他的指示，去找下家变换了点生活费，因此又落了个贩毒罪。

毒枭很快落了网，马乐乐两罪并罚，获刑14年6个月。

5

张教导员说兴奋了，挨到病床前，拍了拍老吴的手臂，感叹道：“你说说，你说说，咱们共事这么多年，还有几桩事像这样的！”

老吴倒显得极其淡定，回了一句：“这叫一花一世界，你永远没法想象别人的生活，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人，有时候你都不一定了解他那个……怎么说——那个‘小宇宙’。这词，你们年轻人不是总爱用嘛。”

老吴看向我，他的眼睛一股污浊，但在努力放光，我觉得他的老宇宙都快要大爆炸了。

我仍旧沉浸在刚才的故事里，有些事还想不明白，正要追问。老吴抢在前面：“你买那义眼片是不是3400多？”

张教导员想了想，说好像是，然后夸老吴记性好，零头还记得：“反正这钱后来没让我出，监区不是给报销了嘛。”

张教导员踱步到窗边，老吴朝我招了下手，示意我带他去吃饭。他看见了老吴的举动，说不用去小厨房，招呼我说：“你去楼下随便打包两个菜，我们在病房里对付几口。我再陪他一会儿，待会儿还要去单位交班。”

老吴使劲摆手：“今天非得请你一餐。”

张教导员问：“咋了，你今天搞什么名堂呢？”

老吴说：“98年那场雨，怪我，我在会上说了你坏话。今天说起马乐乐这事，我才有勇气跟你认个错。”

张教导员吊高了嗓门：“老兄哎，你这是哪里的话，你这不是叫我难看吗？”

1998年的夏季，是一个加了铁盖的油焖大锅。

按新定的狱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犯人可以午休1小时，下午每人派发一碗绿豆汤。7月26号中午，张教导员手头接了两趟活，第一趟就是安排监区300多名犯人午休——现场要井然有序，所有犯人必须躺在狱警视线范围之内，人数要核查清楚。

这可不容易，看人不比看鸡鸭，总有些好动分子匍匐着满车间乱爬，一会儿聚到缝纫机底下打牌，一会儿爬到开包区，用裁剪布料当成身子下的席梦思。张教导员是新管教，犯人们不怵，现场管理只能靠喉咙，嘶来吼去，嗓子眼都哑了火。

第二趟活，就是马乐乐的禁闭期限到了，他要赶在2点前把人从禁闭室里带出来。车间到禁闭室要绕过一个标准的操场，操场上新铺了草坪，不能横穿，非得绕过去，一来一回接近1公里。

安排犯人午休的事还没稳妥，狱政科领导就突然跑来了，整个人湿漉漉的，跟掉水里一样，上气不接下气地催：“快快快，带100号人去搬新机！”

这是服装监区的最后一批新机，统共200台，两人搬一台，跑4趟就能搬完，从监狱主干道搬到车间10分钟一趟，40分钟绰绰有余。也可以多带些犯人，跑一趟了事，但人多了太挤太乱，狱政科领导对这事有经验，要100人刚刚好。

张教导员还想给领导倒凉茶，领导倒是急得跳脚，嚷嚷着让他赶快去，说省局领导过不了多久就要入监参观，别到时货车挡死了路，“带人跑步前进！”

张教导员赶忙喊小岗吹响了集合哨，用警务台的扩音话筒喊道：“二分监区起立，出工！”犯人们乌泱泱地站起，没精打采地往室外走。领导抢过话筒喊道：“跑步前进！”

所有人突然上紧了法条似的，动力十足地往外跑。张教导员对狱政科领导的威慑力还挺震惊。他一边穿武装带，一边嘱咐他的副班同事：“帮我去把马乐乐领回来，我这赶不上趟了。”

等张教导员带队赶到了现场，副班同事竟已将马乐乐领回来了——副班同事搭上了伙房运送绿豆汤的三蹦子，几分钟就把事情搞定了。马乐乐属于二分监区，同事索性将他撂在了搬卸缝纫机的现场。

张教导员瞥了一眼马乐乐，一个多月没见太阳，他白得近乎透明，大太阳一晒，脸和脖子就红透了。张教导员吼了一句：“愣着干嘛，干活呀。”可马乐乐软手软脚，好不容易爬到货车上，猛烈的日头忽然被乌云遮蔽，不到几分钟，雷暴就轰隆隆地震响起来。

货车卡在一排行道树底下，枝叶在风雨里猛烈招摇，玻璃球般的雨珠砸了下来。张教导员还没反应过来，马乐乐就忽然捂住左眼，蜷曲在货车车厢里。张教导员急了，上去拽他。可马乐乐像是受了什么刺激似的，开始在车厢里翻滚。四周扬起一阵烟尘，100多号人都在啸叫。张教导员吹响集合哨，赶着一群人往道路旁边的医院监区躲雨。犯人们全都一溜烟跑过去了，他想抓两个人抬走车厢上的马乐乐，却抓了个空。索性自己连拉带拽，背起马乐乐，冲进了医院监区。

雷雨下了一刻钟，乌云消散，日头又被重新点燃，气温更加灼人。张教导员带队重新出工，可已经来不及了，省领导们已经到篮球场了。

“快点，一个个都手脚活络起来！”张教导员一边大喊，一边爬上卡车，亲自卸货。

参观人群很快走了过来，卡车挡住了他们去路，监狱领导板着脸问：“谁带队出工的？”

张教导员正抬着一台缝纫机，听见领导问话，慌了，手一松，缝纫机滑了下来，砸中了自己的脚趾头。他抱着脚在地面打滚，洋相出尽。

6

老吴抓住了张教导员的手：“我当时也是觉得应该任务优先，你那点儿人性化，太超前了。”

张教导员反抓住老吴的手，说：“你就别计较这丁点事了，我当时虽挨了个小处分，但不也因祸得福，马乐乐主动退赃这事，按道理不该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我赶忙凑上去问：“马乐乐退什么赃了？”

张教导员受了处分，被扣了当月的劳务奖金。这件事上，马乐乐兴许不太过意，但前面张教导员帮他买义眼片的事，可能也的确起了一番作用，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总之，马乐乐在随后几天的“服刑人员退赃认赔”思想动员大会上，直挺挺地站了起来。

这个思想动员会是当年刚刚兴起的，近似于“主动坦白余罪漏罪”的活动，大家都知道，也就是走个形式。

那天，张教导员主持会议，正在宣讲活动要义，马乐乐竟然毫无征兆地站了起来。周围的犯人打着盹，张教导员自己也没精打彩的，马乐乐都站起来好一会儿了他才发觉。

张教导员以为他犯了痔疮，朝他低了低手，示意他坐下。马乐乐却面无表情地说：“我要退赃。”

所有人都惊呆了，马乐乐重复了一遍：“我要退赃。”

张教导员立刻将马乐乐带去了审查室，然后准备打电话给狱政科，拿起电话又放下，先用对讲机呼了一遍监区大小领导——这种事最要慎重，不能越级汇报。

不到一刻钟，大小领导就都集中在了会议室。大伙儿七嘴八舌商议，想摸清楚马乐乐要退什么、多大价值、有谱没谱？可不要空开心一场，回头去领导面前闹笑话。

张教导员打头阵，先去审讯室盘问了一番马乐乐，带回来的消息直接炸了锅：据马乐乐自己交代，他那只做过义眼台手术的左眼内，镶有一颗价值不菲的宝石，是毒枭送给他的礼物。此事立刻上报了狱政科，狱政科也拿不下主意，说这事有被犯人讹诈的风险——之前有过这种案例，有犯人得了小肠气，监狱出钱帮着治了，结果犯人写检举信，说监狱强行为其手术，导致不举不坚，闹腾了好一阵儿——马乐乐这情况更加可能出问题，万一手术后，他那眼睛里屁都没有，反口讹诈监狱也不是没可能，更何况，这个手术的风险太高了。

不过这事很好办，可以先带马乐乐去做个CT看一看。

CT结果据说很可喜，监区领导说，马乐乐左眼眶内确实有一个圆形状物。不过退赃这事，必须马乐乐签署术前术后风险责任告知书。于是，整个监区前后忙活了大半个月，本来还说要找电视台宣传一下，但局里领导后来又说，担心手术方面有风险，容貌上可能再也恢复不了术前情况，才下发了通知，要求做好此事内部保密工作。

术后，马乐乐调了监狱，那枚藏在他左眼里的宝石到底啥样、价值几何，多少年来常被人讨论，但谁也不知道。

事后，张教导员受到了表彰，被推选为1998年省级教改工作先进分子，领完一本14开的烫金荣誉证书后，“宝石眼”这桩事便在时间洪流的冲刷中，哗啦啦地翻篇了。

7

饭点时间，老吴让我带张教导员去吃饭，叮嘱着一定要点几个硬菜。张教导员拉我到门外，非让我叫外卖。

我们在病房里的折叠床上吃，怕老吴馋酒，我和张教导员也没喝。饭后，张教导员就要走，抓住老吴的胳膊晃了两下，说：“下回再来，你要上金陵饭店的桌子请一顿。”

我送张教导员到了电梯口，他拍拍我肩膀，让我加油。我问他，后来还见过马乐乐没？电梯门开了，他走进去，转身笑着说再无联系。

等我走回病房口，老吴突然下床了，没骨头似的倚在窗口。我刚靠上去，他就说，有件事本来要跟张教导员讲清爽，话到嘴边又吞进去了。我问什么事。他说：“98年省局分管教改工作的领导是位空降的处级干部，很年轻，人有点冒进，在马乐乐这件事上搞得有些鸡贼。”

老吴说，当年CT结果是根本没什么宝石，圆形状物是有，但也就是普通义眼台手术常用的填充物（羟基磷灰石），当时马乐乐并没有动手术，领导也就是借着这事重振一下工作氛围，提高一下大家在教改工作上的积极性。

此事一出，马乐乐就被调了监狱，表彰宣传工作照做。说白了，张教导员受到的表彰算是造假，他蒙在鼓里很多年。当然这不是什么紧要事，兴许他也早就心里有数。

我听完很吃惊，但仍旧心存疑惑，问：“那马乐乐怎么会搞不清楚这种事，他是真心退赃吗？”

老吴退回病床，坐下说：“他是真心的。其实，他也是被毒枭哄了，人家只是想着在落难时诓个贴心随从，他就当真了。很单纯，是个老实孩子。”

我说这事真离奇，老吴没回话，重新躺下了。我宽慰他：“没事，这事张教导员肯定早就知道了，他不挑破而已。你想，你都知道了，他还能不知道？”

老吴闭上了眼睛：“我不是指这事，还有件事我没当他面说。马乐乐那义眼片花了3400多，知道我为什么把钱数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手工花卉订单是当时监区大队长接的私活，本来想的是这活儿干完，有点回扣，大家分分，但新人不算里头。后来活儿办砸了，大队长生气，要拿新人开刀。其实，这活儿根本用不着赔偿，大家心里都不落忍，趁着大队长换班，自发组织，以赔偿花卉订单的名义捐了钱，凑了3400，最后补贴了马乐乐的义眼片。”

我想了一会儿，问老吴：“这事能写进故事里吗？”

老吴半天没说话，病房里如同坟墓般安静。

我不敢再问，老吴突然冒了一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良知也要退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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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