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洛因祭坛上

前言 那是2006年初春，我不知怎么有一双有蓝色缎带的鞋，缎带系在脚踝上，可以打个小小的蝴蝶结。我踩着那双鞋子穿过某个劳教所的操场，感觉操场上光头们的视线都集中在那双鞋上，这让我浑身不自在。 那一年，我在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和中英艾滋病项目的帮助下，以调查员的身份接触到某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群体。一年里，我去了四次，每次停留十天到两周，在当地疾控中心陈医生的协助下家访，并且访谈，就有了这本《祭毒》（作品原题）。 那一年春天，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加入《南方人物周刊》，同时在做一些文史哲学者的访谈，并且产量不低——大概是自己这台写字机闲置了一年，动力十足的缘故。 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实习的三个月里，我接触了那个国家一套应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机制，从政策到治疗，跟我后来看到听到的有很大不同。有点像一个人先去学了古画修复技术，然后被领到潮湿的散发着霉味的存放古旧的地下室。 这份田野调查完成后似乎只给一两位师长看过，然后就一直待在某个移动硬盘里。将近十年过去，移动硬盘也失了灵，读不出数据。感谢复旦大学附近某个电脑维修店的小伙子把这个文档救活了，只是现在拿出来，有点难为情——没关系，也都是这样写过来的。

你不能指望太多。每天翻开报纸，社会新闻就是这样例行公事讲着快餐故事。故事比较简单，好与坏、正与邪、是与非，一目了然，虽然也总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我想告诉你这故事后面还有什么――

这天，毛向阳其实像个要去登山的人。他的确戴了一顶蓝色棒球帽，正前方带两道竖杠，这让他看起来像一只昆虫。一件米黄底色的运动衫，胸前有橙色与蓝色的镶拼，将主人的惨白脸色稍微中和。

店门已经关上，警察已将四周包围。毛向阳摊手摊脚坐在商店办公室的折叠椅上，背靠着墙，脚跷在柜台上面，让人看到了他的名牌球鞋与裤腿带拉链的运动裤。他用右手二指轻捏针管，左手二指夹一支烟，间或猛吸一口，喷出一团浓烟直扑经理脸面，他表现得像一个老牌无赖。他看到那个长得很标致的小妹，穿着电信蓝制服的那个，匀称的小腿在丝袜底下瑟瑟发抖，他自己跷在桌面上的脚也在抖，不听使唤地停不下来。

“3万，一分钱都不能少！”这话他已经讲了三遍。经理捣蒜似地点着头，却不见动。

玻璃窗格上突然贴出一张母亲的老脸，眼泪汪汪，嘴唇哆嗦，隔着蒙灰的窗玻璃不知在说什么。总用这些老掉牙的办法，他在心里冷笑一声，别过头去。

荣东，他朋友，也是“艾滋病”，没多久也来了。荣东是当地强人，黑道上听见“荣家两兄弟”的名头都要买账。荣东左边肩膀上刺着一条青龙，右边盘踞一只苍鹰，小臂上还有粗粗拉拉“小芳”两个字，那是女朋友的名字，他自己刺的。

荣东进了经理室，什么也没说，忽然弯下身子替他将松了的鞋带系好。毛向阳很受用，想再点根烟。警察忽然就冲进来了，一根黑色的大棒直直向他头部压来。眼前一黑。

晚报报道中没有提及，“这位男子” 当时是被电警棍制服的 ，“ 里三层外三层，消防大队、防暴大队、辑毒支队、公安局治安大队都来了。娃儿开始硬气得很呢，结果两棍子就被电倒了，像只死鸡一样被两个警察抬上警车开走喽。 ” 这是围观者的描述。

醒来后，毛向阳已躺在派出所的长凳上。他听见值班警察正对治安大队的人说：“哦哟，你们又给我拉了个死人来。”例行公事：尿检。试纸上两道红线，表明受检人三天内曾经吸过毒。其实不用化验也知道，他的面孔辑毒警太熟了，熟得好像自家兄弟。照理，毛向阳该送戒毒所，但他的CD4(注1)低于200，是处于发病期的艾滋病人。按照规定，戒毒所、劳教所都不接收处于发病期的艾滋病人。警察也懒得跟他废话，直接放他回家。

当天晚上，“胖妹”把儿子托付给朋友的母亲，回家旋开农药瓶，大口吞咽气味刺鼻的液体。一根滚烫的导火索，沿着喉咙、食道爬向胃部，迅速在体内燃烧。这是她在一周内的第三次自杀。她其实不想死，第一次，她喝了一小口，肚里觉得烧，就不敢再往下咽；第二次，给B区疾控中心的陈均医生打了电话，说自己正在自杀，很快获救。这一次，她动了真格，但想想还是放不下，拨通了朋友家的电话：“不来领儿子了，我喝了农药。”随即挂断。

于是，朋友通知了陈医生。胖妹很快又进了A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急救室，催吐，洗胃，命保住了，但食道和胃被严重烧伤。

自从2001年底开始与这些吸毒朋友打交道，女医生陈均往往是他们“又出情况”后第一赶到现场的人。这些情况包括死亡、病危和各种不可预知的突发事件。安顿好胖妹，陈医生拨通那个末尾四个“3”的号码，冲着那头劈头盖脸地说：“都是你惹的祸！”

她平素和气，很少用这种口气跟人讲话，何况是一个打了四年多交道的病人。电话那头，毛向阳举着新换的小灵通，一脸苦相，无言以对。他垂头丧气赶往医院，去安抚朋友游建忠的妻子胖妹。

广场发生那一幕时，胖妹带着儿子在旁边候着，心里像有千百只蚂蚁在爬。她多么希望商店经理被毛向阳唬住，乖乖把钱给了他，那她营救丈夫的一万块钱就能讨回来了。

4月12日，游建忠因为贩毒被抓，关进了乌木庄戒毒所，眼看着就要上山（劳教）。毛向阳跟胖妹打了包票：“公安，我是有人的，只要钱到，人，我替你捞出来。”一周前，她毫不犹豫将10050元交给毛向阳（1万元是办事的钱，50元是谢毛向阳的钱），指望他能像许诺的那样把当家人送回来。

然而一周过去，丈夫影子没见着，钱却据说打了水漂。毛向阳两手一摊，眼睛一翻：“啊呀，我也被人骗了。”胖妹只有寻死觅活。

毛向阳最近生意上遇到点麻烦。给他供货的上家得了公安内线的招呼，“6.26”世界禁毒日之前都是“严打”，所以“歇段时间，别撞枪口上”。上家不再供货给他，卖小包的生意断了，他的财路也断了。胖妹夫妇俩贩毒多年，手里有钱他知道，听说游建忠进去了，大好机会岂能放过？这钱花起来好快，吐出来却难。胖妹成天抱着孩子跟着她，后来干脆住在他家不走了，也真是教人心烦。

一万元去哪里了？毛向阳谎话连篇也编不圆，但至少有一点是真的，他用其中880元买了台新的小灵通，用到第三天，打出去都是“您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内，请稍后再拨”，朋友跑来家也都怨，打破他电话，能听到的还是这段话。

没事还要找点事，何况事情就在眼前。毛向阳想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收拾齐整拿起茶几上的针管，对胖妹说：“走，我给你把钱变出来。”

穿蓝色西装的值班经理拿眼一瞧，知道来者不善，好声好气答应为他调换了一台，他却一定要索赔3万元。如果赢了，这叫敲诈成功，是他的运气。如果输了，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献演闹剧一幕，上了回报纸，还被尊称为“这位男子”——平日里，朋友们不过叫他“毛三”罢了。

三天后（5月29日）的晚上，我又听到了毛向阳和胖妹的声音，他们都在医院病房里。一个躺着，一个陪着。毛向阳叹口气道：“唉，真是没脸说啊。”

（注1: T细胞是白血球细胞，在免疫系统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人体内有二种主要的T细胞，一种是CD4细胞，另一种是CD8细胞，CD4是最重要的免疫细胞。当一个人被艾滋病毒HIV感染时，病毒会不断复制，附着在CD4细胞上，进入并感染它。虽然免疫系统会再制造出新的免疫细胞，但仍然不能避免被艾滋病毒感染。感染者一旦失去了大量CD4细胞，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机会性感染疾病。正常人的CD4指数大约为700/muL－1500/muL，现在全世界通行的标准是，CD4低于200/muL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被认为处于发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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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为《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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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网易插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