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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兄弟六人，妹妹只有两个，我叫她们大姑奶、小姑奶。

小姑奶住茶坊村，家里有四间大瓦房和一个大大的院子，院子靠墙的地方种了一排高高的月季，很漂亮。小时候每当暑假来临，奶奶就会带我和妹妹去小住，小姑奶总是分外高兴，做各种好吃的招待我们。

大姑奶的家在县城西关老城区的一处弄堂里，只有三间小瓦屋，堂屋狭长，靠墙处摆了一张窄窄的钢丝单人床，这是大姑奶的女儿春丽睡觉的地方。

平日里，大姑奶在街上拉架子车卖水果，只有每年四月初八赶会（赶集）这天，我们才有机会去她家里坐坐。虽然一年难得去一趟，但大姑奶从不给我们买零食，哪怕自家卖剩下的水果也舍不得拿一个。她用我奶奶带去的青菜下面条，刚好每人一碗，想多吃一点也没有。

每年秋收时节，大姑奶会放下手头的生意回趟娘家。她在六个兄弟家轮流住，帮忙干些活儿，走的时候肩上就多出一副扁担，两头挂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里面是各家送的东西。

我奶奶是长嫂，心疼这个大姑子，老怕自己给的东西不够，半蛇皮袋花生米、拣出最大的红薯、捞一把萝卜缨酸菜，再添两碗绿豆、两碗红豆……大姑奶嘴上推辞：“哎呀，你们留着自己吃嘛！”但手已经伸过去接住了。

到了年关，家里杀年猪，奶奶把猪肉处置妥当，就会拿出一根葛藤把五花肉、猪头、猪脚等东西串起来，让我父亲骑自行车送去县城大姑奶家。

“你大姑奶日子苦寒，过年没得沾一点油花子。”

大姑奶喜欢喊穷，在家族里已经是人尽皆知了。

我有个叔叔在外省机关“吃皇粮”，因为路途遥远，每隔四五年才回一次老家。即使再累，他到县城也要先拖着行李，拿补品、特产去看望大姑爹，而且每次都给50块钱——在当年，这是叔叔半个月的工资。

叔叔读高中的时候，大姑爹还在县中医院上班，总把医院不要的废纸攒起来送给他打草稿。多年过去，穷学生成了体面的公家人，而身患肝病的大姑爹被单位开除了，境遇糟糕。

正月初六，叔叔要返程，动身之前照例去跟大姑爹辞行。记得有一回我也跟着一起去，那天不知说起什么，大姑奶忽然哭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的哭声——先是啜泣，后来便是放声痛哭，“侄儿啊，你不知道大姑这些年都是咋熬过来的啊，你表弟长得又好，学习又好，偏偏就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就这一个儿啊！”

大姑爹示意她别哭了，“大正月的，多不好！”

可大姑奶哭得更大声了，“可怜你表弟，死了死了，我们都不知道他尸骨在哪里啊！你姑父又得了这富贵病，每个月都要吃药不说，还不能劳动，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大姑奶靠在叔叔的肩上，哭得身子都抖了。

叔叔不知如何安慰，又从皮夹子里掏出50块钱塞到她手里。回到家，我说起这件事，奶奶似乎早就见怪不怪了：“她就是想哭几个钱用用，过几天她回来拜年，还要收东西呢！”

2

听长辈们说，大姑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的。

她从小就开朗能干，总是一边唱歌一边打猪草，所有孩子里，就数她干活最不惜力。读书成绩也好，可惜后来母亲让她回家带六弟，不让继续读了。她也没哭，只是望着学校，退着往家里走。

到了结婚的年纪，她嫁给大姑爹。大姑爹的祖上五代都是中医，在县城中医院上班。1979年，他们的儿子小亮出生，奶奶说小亮长得极好，“眼睛乌亮亮的，个子高，腿长，活像一棵白杨树。”

6年后她再次怀孕，当时计划生育抓得紧，城镇户口只能生一个，她东躲西藏才生下女儿春丽，儿女双全了。

超生终究是瞒不住的，不仅罚了一大笔钱，大姑爹也被中医院开除了。家里最困难的时候，连大姑爹日常要吃的治肝炎药都买不起。好在大姑爹有祖传的手艺，很快就在家里开起了小药铺。他给人看病只收一点点钱，大姑奶嫌收得少，他就说：“病人心疼病人”。他还常让孩子们伸舌头给他看、号脉，然后说一句：“你们很健康，气血很足。”

靠着街坊四邻和老病号的照顾，小药铺的口碑渐渐做了起来，两三年后越发红火。日子好了，大姑奶学电视里的明星烫了头发。她本就性格开朗，跟人说话还学起了城里人的腔调。只是，这样舒心的日子没有一直持续下去。

1991年夏天，大姑爹和大姑奶在药铺里忙活，并没有发觉自家孩子跟着西关街的一群孩子走了。天快黑的时候，春丽哭着跑回家，脚上的凉鞋跑掉了一只，“我哥被大水冲走了！” 原来，孩子们在县河边比赛扎猛子，看谁扎得深，小亮一头扎进去后，上游的水库开了闸。

大姑奶和大姑爹撒腿往河边跑，附近早已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他们又是磕头又是作揖，几个会水的男人摸了好久也没摸到小亮。

这个夏天，大姑奶一家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中，大姑爹忧思过度，肝病愈发严重，脸开始浮肿，开方抓药也心不在焉。一些常来扎针的人说，大姑爹以前到了时间就会取针，自从小亮没了，他常常会忘记。

大姑奶也不复往日的欢笑，渐渐的，病人们也不敢来看病了，大姑爹也怕自己弄出事故，加上身体不好，于是把小药铺关了。

从此以后，大姑奶承担起了养家的重任，她把一头烫好的长发剪了卖钱，开始在西关街上卖起了水果。

记得有一年四月初八，我和奶奶去县里赶集，照例拿一筐新鲜土豆给大姑奶送去。刚走到摆摊的地方，就看到五六个城管往摊贩的农用架子车上扔票据，那些摊主都垂着脸，从钱盒子里抖抖搜搜地拿钱。

当他们往水果摊上扔票据的时候，大姑奶一把搂住装钱的纸盒，扯着嗓子厉声问：“城市管理费，你们咋个管理城市了？是扫大街搞卫生了，还是为我们小摊贩设立摆摊点了？我摆个摊买个水果，一不偷二不抢，三没占道，四没到处扔垃圾，凭啥子你往票上写4块钱我就得给你4块钱，规定在哪？”

几个城管愣了，交换了一下眼神后，有两个走过去架住瘦弱的大姑奶，她尖利地叫喊：“你们说不出个理由，就是把我逮起来，我也不会给你们一毛钱！”

一旁的小贩们避之不及，推起架子车就走，剩下的几个城管推起大姑奶的架子车，连车带水果，一股脑儿地扔下了县河的河堤。等他们走后，大姑奶从高高的河堤上跳下去，拖着车子在干涸的河床走了好久才把车给弄上来。

多年以后，一次秋收闲聊时，大姑奶说起这件事：“从那以后，‘女强人陆凤梅’就成了我的绰号，别的摆摊的都不敢和我摆一起，怕被城管找麻烦。”

因为没有同行竞争，大姑奶的生意还不错。但有一次，在县城教书的小爷爷提醒她：“大姐，我时常让别的老师去你那里买水果，可人家说你总是缺斤短两，我都不好意思了，你这样做生意，做不长的。”

大姑奶满不在乎：“你懂个啥！水果进价本来就高，卖贵了没人买，卖便宜点，可不就得缺个二三两才有赚头嘛！再说了，西关街道又不只有我陆凤梅缺斤短两，他们哪个不是人精，别看秤砣翘得高高的，没有一个足秤的！”

之后，大姑奶又开始诉说女儿要读书，丈夫要吃药，自己在西关住，没有一寸田，“米面粮油有娘家人给，菜还得自己买吧？我不抠些，这日子咋过得下去哟。”

小爷爷听了，只能闭上嘴巴。

3

相比之下，大姑爹是个仁厚的人，虽然不开药铺了，但街坊四邻偶尔来讨个偏方，他仍然很热心。

1992年年底的一个深夜，家门外隐约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大姑奶让大姑爹别多管闲事，可他还是开了门——一个女婴躺在门口，估计刚出生不久，头发还是湿的。

“我们儿子死了，老天爷又给了我们一个女儿，多个孩子给我们女儿作伴也好，也就是添一双碗筷的事儿！”大姑爹觉得这孩子圆头圆脑的，就给她取名叫圆圆。

圆圆没能顺利长大成人，她4岁那年在厨房玩，一不小心跌进一大盆滚水里，送到医院的时候只剩一口气。圆圆很懂事，还会对医生说：“医生叔叔，你救救圆圆吧，救命啊！”但烫伤面积实在太大，终究还是夭折了。

接连失去两个孩子，大姑爹的肝病愈发严重，大姑奶痛哭之后还是要继续讨生活。她常对别人说：“我陆凤梅是个苦命人，我苦惯了，不怕的。”

等我在县城上了高中，学校离西关街道不过一二里路，但我一直都没去过大姑奶家：一是学校管得紧，住宿的学生不得出校门；二是我不太想去，况且生活费有限，空手去怪不好意思的。

那年暑假，大姑爹就去世了。大姑爹一生温厚纯良，据说出殡的时候整个西关街道，家家都送了香烛钱——在我们这里，葬礼上来的人越多，越有面子。

等我高考结束，一向刚强的大姑奶也病倒了，奶奶带我去医院探望，她看到我们很高兴，让女儿春丽去走廊给大家煮点面条——彼时，春丽二十出头，在县城的一家酒店做服务员。

大姑奶歪在病床上，压低声音说自己得的是淋巴肿瘤，“医生说是中度恶性，我估摸着就跟癌症差不多。”她顿了一下，眼神黯淡下来，“还有胆结石和胆囊炎，已经把胆给割了，是小弟来签的字，我没让娃知道。”

奶奶一时寻不着安慰的话，试探性地问：“那你还要不要接着治？”

“治！怎么不治！”大姑奶提高了嗓门，“我早年连丢了两子，前年丧夫，要是依着我，肯定不治了，也划不来。”她朝门外扬了扬下巴，“可是为了她，我也得治啊。我死了，她可就成了孤儿了。我陆凤梅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治，多活一年是一年，我要看着她招上门女婿才放心。”

之后，大姑奶开始了漫长的化疗。说来也怪，哪怕她的脖子肿得像猪颈，喉咙火烧火燎，她都挺了过来。有一年，她听说邻省医院的大夫更厉害，独自一人去化疗，还给住在那里的远亲打电话。对方见她可怜，不仅给了钱，还专门请假照顾了她两天。

为此，奶奶抱怨道：“这个凤梅真够有两下子，哪有当姑子的去麻烦嫂子娘家妹妹的理？”

爷爷无奈地说：“她穷惯了，要是再脸皮薄的话，恐怕日子都过不下去。”

4

大姑奶的病情被控制住了，再也没有复发。此后，她依旧在每年的正月和秋收时回娘家，干活、收东西，诉说化疗时的痛苦。

她自豪地说起，病人家属拿她做榜样，“你看那一床的那个叫陆凤梅的，那才是真正的女强人，连着丢了两个娃，前些年又成了寡妇，人家咬着牙治病，多大的苦都受着。”大姑奶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回忆起别人说过的话：“这人呐，活一辈子就是要活一口气。”

而她一直提着那口气，就是为了女儿春丽。

春丽结婚那天，家族里的人都去了，父亲和叔叔们一拨给客人端茶倒水，另一拨忙着带人去酒店——新郎虽是倒插门，但接亲仪式还是要的。

新郎金祥长得高大魁梧，笑起来一口白牙，听说是做电焊的。他们婚后还住那三间旧瓦房，大门上贴了红底金粉双喜字，堂屋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只是那张单人钢丝床被折叠了起来。

“大姑，这是双喜临门啊，你很快要做奶奶了！”几个女人看了一眼春丽隆起的肚子，对大姑奶说。

那天，大姑奶高亢颤抖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地喜悦：“是啊，我可算盼到这一天了，我算是熬出头了！治病的钱没白花！”

只是好景不长，大姑奶跟新女婿金祥不对付，春丽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好跑到奶奶家哭诉：“大舅，大妗子，你说我妈这个人讲不讲理……”

春丽说，大姑奶之前看上金祥没有父母，是个孤儿，以后没有养老压力。又说金祥有手艺，跟他不怕没饭吃，逼着她天天送晚饭，“她说我死脑筋不开窍，让我晚上在那个电焊铺里留宿，说怀了娃以后他不娶我都不行，我压根就不愿意！”

春丽一开始不答应，大姑奶就哭着说自己活不了几天，怕以后没人照顾春丽，“给你找，你还嫌弃我多管闲事，吃力不讨好，不如干脆死了算了。”

春丽拗不过，可生米煮成熟饭，大姑奶又变了脸，说女儿有了男人就忘了娘。矛盾的起因说出来很简单，就是金祥夜里陪包工头打麻将，大姑奶嫌他穷人命富人身，老输钱没出息。

“大舅你听听，街上那么多电焊铺，人家凭什么把活儿给你，不就得打麻将输点小钱拉关系嘛！”春丽气愤又委屈，觉得金祥是母亲看上的，自己样样顺了她的意，结果她不仅老找茬，话还说得很难听，“说人家倒插门是图宅基地，这不是门缝里看人嘛？谁看得上你西关街道的娃娃屋了！”

5

在众人眼里，大姑奶是要强惯了，哪怕女儿结了婚，她还想继续当家做主。

平日里，小夫妻早上起得晚一点，她出摊前就故意把门摔得啷啷响，晚上到家没人倒茶，她又摔摔打打。有时候，金祥去铺子里搞电焊，顺便躲躲，她就在后边叫：“成日晚上往外跑，跟着狐朋狗友胡吃海喝，魂儿早晚要被外人勾去！就怕我闭眼后，你这狗日的要和我女儿离婚呢！”

没多久，金祥便不叫她“妈”了，大姑奶气不过，在家指桑骂槐，他们大吵一架后，大姑奶哭着给自己的哥哥打电话。

奶奶在电话那头跟我抱怨：“你爷爷顶着毒日头，一天来回跑了四趟。50多岁的人了，吵架还从娘家搬救兵，真不知是哪门子的女强人！”

不同于爷爷的各打五十大板，奶奶觉得，错全在大姑奶——“人家对你女儿好就是了，人家早出晚归，晚上加班挣钱，不就是为了这个家。还说迟早要和春丽离婚，这不是架桥拨火嘛！”

之后，我大学毕业，又出国读书，与家人联系时间有限。大姑奶一家的事，似乎已离我远去。回国那年，又到秋收时节，我在电话中问奶奶：“大姑奶有没有回来收东西？”

奶奶平静地说：“你大姑奶的周年都过了，她差不多就是去年这个时候死的。”

我认为大姑奶是旧病复发，于是没有多问。

去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我联系老家的每一位亲人。在一次和小姑奶的闲聊中，渐渐拼凑出了大姑奶最后几年的生活。

原来她的女婿金祥“泼皮胆大”，把瓦房扒了，又借了70多万，买了隔壁的地皮，准备盖一座5层高的楼。彼时，可能是看到金祥有魄力、有脑子，也有可能是见自己身体不好，希望女婿以后给自己送终，大姑奶和他的关系也开始缓和了。

金祥原打算留底下的2层出租和自住，卖掉上面的3层还钱，可那年雨多，施工做做停停，房子还没卖出去，一些债主就上门逼债。他没办法只好出去打工，顺便躲债。

那时候，大姑奶已经经历了一次轻微的脑梗，四肢麻木还要出摊挣钱。春丽怀了二胎，大着肚子带女儿，成天打笑脸给债主赔不是。磕磕绊绊，楼房好不容易盖了起来，大姑奶进去住了两年，又摔了一跤，被送进了医院。

当时她已经病得很重了，嘴巴都歪了，偏瘫后更是日夜卧床，大小便都要人伺候。春丽牵着大的，背着小的，还要去医院照顾老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金祥也是个心善的人，曾经大姑奶那样骂他、诅咒他，可他虽然当面不喊妈，但住院费全掏，还背地里嘱咐春丽：“不要心疼钱，妈想吃啥子就要给她买。”

大姑奶曾对前去探望的小姑奶说：“是我拖累了孩子啊，但凡我能出摊能带娃，我女儿也不会活得这么造孽。”

那时候金祥建房子借的钱没有还完，有人就跑到大姑奶的病床前去逼债，“有钱给半死不活的人住院，咋就没钱还我了？”

大姑奶好强了一辈子，那天半夜，忽然就喝了老鼠药。药大概是她进医院之前就准备好了的，她怕死在家里，房子卖不掉。等后半夜同病房的人发现时，已经晚了。

手足无措的春丽带着两个孩子赶到医院，医生正在给大姑奶洗胃，得到消息的亲戚们纷纷赶来。天亮时分，金祥也到了，他抱着大姑奶，让她靠在自己的怀里，一边哭一边不停地说：“你别走，你别走……”

两人结怨多年，大姑奶梗着脖子望了望金祥，又望了望春丽，用尽力气扯过女儿的手，放到他手里。春丽急得直催：“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喊？”

金祥赶紧喊：“妈耶，妈耶，妈耶——”

说来也奇怪，那时候大姑奶已经大口喷血了，但听到呼唤，她喉咙里的呜呜声变了，“哎哎”了两下就咽了气，最后死在金祥的怀里。

尾声

在我的家乡，老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各有不同，有人害怕，有人期盼。

在一些人看来，大姑奶扛过了化疗，多活了那么些年，又看着女儿结婚生子，是可以闭眼的。更何况冤孽病一直折磨着她，“是到了死的时候了。”如果不早点走，总有一天会把女儿一家子拖垮，“本来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

这样说来有些残忍，但却是很多农村老人的选择。

我知道一些往事，但一直不能理解一件事，就是大姑奶当初为什么要那样对待自己选择的女婿，插手女儿的婚姻呢？“就是因为他赌吗？”我问小姑奶。

“那可不是咧，”小姑奶压低声音说：“春丽怀孕的时候，你大姑奶给金祥送饭，总看到电焊铺里有一个女的。她觉得金祥可能在外面有情，怕春丽知道了心里难过，只能跟女婿闹。”

我愣了一下，小姑奶继续说：“金祥来我这边的镇上做工的时候，住我家，我发现他每天晚上都和一个女的打电话打很久，但不是春丽。”

我问春丽是否知情，小姑奶也不清楚，“反正我没跟她讲，她现在带着两个娃，在家收房租过得挺好。”

这些事在小姑奶心里憋很久了，她不禁感慨起来：“你大姑奶不愧在西关街道摆摊多年，眼光毒，看人准。金祥起房子的时候，她就说恐怕以后她姑娘降不住这娃，所以她只在房产证上写春丽的名字。”

“这不，你大姑奶死了以后，金祥果然又有情况了。”小姑奶幽幽地说：“操了一辈子的心，跟女婿闹腾了好多年，最后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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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地久天长》剧照

2012年7月6日，南区旧城改造项目总负责人王勇以及妻子在牛家巷的佳欣大酒店停车场出口处被人打伤，所驾车辆被砸坏。

根据酒店视频显示：2012年7月6日早上8点40分，三个穿着紧身黑色背心的男子在停车场口子处游荡，9：10时，受害人王勇开车出停车场时，那三个男子马上就冲了上去，围着车子开始了打砸。

为了进一步取得线索，我决定去牛家巷走一遍。那是个典型的老街巷，整条巷子破败不堪，低矮的自建房互相连接，墙面斑驳脱落，台阶缺棱少角，路面也坑坑洼洼。直到我把巷子走了个遍，还是没发现一个摄像头。没办法，只能将现有的停车场视频带回去，让受害人先行辨认。

次日，我在医院见到王勇夫妇。王勇脸上贴着纱布，右手缠着绷带吊在了脖子上，妻子稍微好一点，就手背和手臂上一些擦伤。见我们到来，王勇显得很热情，招呼护工给我们泡茶、拿水果。我将视频放给他们看，但反复看了几遍，夫妇俩都说视频中的人他们不认识。

不过两人对那个面部清晰的高个男子倒是印象深刻，王勇扬了扬吊着的右手说：“当时这个人拿着半块砖头砸向我老婆时，我马上伸手去护老婆的头，结果手就被砸伤了。”

王勇这年45岁，个头较高，也没有发福，能想象出此前他意气风发、从容自如的状态。但如今却是胡子拉碴、满眼血丝，宽厚的腰背也弯了下来。估计是莫名其妙挨了这顿打，把这个中年老板埋在内心里的酸楚全勾出来了。好一番诉苦后，我和同事才得了空问他有没有怀疑的对象，因为时间、地点以及车牌车辆这些信息了解得如此详细，应该是熟人作案。

“是不是原居住户呢？”我问了一句。这天早上的案情碰头会上，就有同事针对王勇正在进行的旧城改造项目提出看法，因为项目就临近牛家巷，居民认识王勇的车辆很正常，如果再有心点，知道王勇的住处也不是难事，当时这个看法得到了会上大部分同事的认同。

“应该不是。我们这种工程不是拆迁，是旧城改造。具体事项就是给老的居民区铺柏油路，房子外墙修复、安装铝合金护窗等等，是给居民谋福利的事情，不存在打击报复。”王勇如此解释道。

“那会不会是竞标对手没中标，对你打击报复？”

他还是摇了摇头：“没有，虽然在投标时存在竞争对手，但落标的单位也没放话出来威胁过我。而且这个项目也不大，总价不到1千万，有这个精力，还不如想办法去竞另外的项目，而且据我所知，这些单位这个项目没竞上，别处也有项目竞（标）上了。”

此前，我们也有同事通过南区区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过了解和资料调取，如王勇所说，竞标的单位都属于大中型企业，旗下投资的业务很多，城建只是其中之一，能竞标自然也有落标，这的确也正常。

本来以为是拆迁引发矛盾，但很显然不是。现在看来，与王勇的这番对话，将我们之前的设想全部推翻了。

回到队里，队长和领导们综合了信息，决定修改调查方向：首先继续深入调查几个打人者的信息，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争取找到嫌疑人的来去路线或者接触人群等；其次是深入调查这两年以来的雇凶伤人或者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的案件，加强案件的串并工作。

我们也随即再次开展了调查，不过进展很不顺利。

首先是视频——虽然我们把视频调查的范围连续扩了两次，但仍旧没什么收获。安装视频探头的多为超市网吧之类的，不仅数量有限，且位置不是在室内就是对着自家店面的门口。

其次，调查走访也没有有效线索。对改造区内的居民做调查时，他们基本都是支持这个工作的。至于落标的单位，借用一位单位老总的话说，“生意是做不完的，钱也是赚不完的。”虽说商场如战场，锦上添花做不到，但落井下石是最为人所不齿的，“大家平时都会以和为贵，多个朋友多条路啊！”

信息研判小组倒是出了些成效。结合近两年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案件进行分析后，基本确定这几位黑色背心男子和近几年城里的“地下出警队”组织有很大关系。

这些年，有这么一批无正当工作的青壮年男性，平时各过各的生活，但只要有人吆喝一声，就立马聚在一起，“业务”包括看场子、“撑门面”（为别人壮大声势的意思）、打群架、讨债等等，行动时一般都会统一着装、统一时间聚集和行动。

且根据分工不同，还有不同的价格标准：“不动手”是200元/人，“动手的活”起步价是400元/人，不过这个价主要是为首的人去谈。

此前我们几次计划摸排此类组织，但都不太顺利，每次想找一些类似案件的报警人进一步了解情况时，报警人都以“事情已经处理完了”为由不愿意配合。

在排除了其他各个因素后，此次案件的嫌疑人便是“地下出警队”无疑了。不过是谁雇的他们呢？雇他们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一切都充满悬念。

2

在市局情报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摸排出一个叫海丰的嫌疑人。

他曾因聚众斗殴被判过刑，出狱后接过好几个进行所谓“了难”（意思是帮人摆平事情）的单，案发前一天，还在佳欣大酒店附近的一个旅馆有过住宿记录。通过线索，我们很快确定了海丰正和一群人在某商务酒店进行着“看牛”（指非法拘禁）业务。

这是间套房，当我们进去时，客厅里有四五个男子围着茶几在打牌，地毯上满是槟榔渣。仅两三分钟，屋内的9个人全被控制住了，我们从人堆中将海丰提了出来，让他指出这次被“看牛”的受害人。

只见他指着一个瘦弱的男子说：“就是他，他欠了我20万，一直没有还。”我低头看过去，受害人正被皮带反绑着垂头丧气地蹲在墙角。

受害人姓张，城东小商品市场的糖果商人。平日里，张老板唯一的爱好就是打牌，作为老乡的海丰早就盯上了他，隔三差五约他赴牌局，开烟递槟榔，一口一个“哥”，叫得比亲兄弟还亲。就这样，张老板被他给套住了，终于，海丰撕下了面具，在牌桌上给张老板做了一个局——利用张老板赌徒心态，先让他尝几把甜头，后面就一路输红了眼，只能先“欠”着海丰，到最后，居然“欠”了20万。张老板自然没那么多现钱，于是他们就把张老板带到一个宾馆里“看”了起来。

在审讯海丰时，我们结合他同伙的供述，挖出了几起他干“地下出警队”的犯罪行为。等他把包括“勾引别人老婆婆（泛指女朋友）”的事情都吐了出来后，他终于提到了王勇。不过，他既没有参与组织，也没有参与，只提供了一条线索，就是有个叫英宝的人为此事来找过他，不过他不知道对方真名，也没联系电话。

那是6月底的一天，海丰在和几个朋友吃宵夜时，英宝也在场。当时英宝说，有朋友出钱找人去教训一个老板，需要“破皮见血”（指需要打伤对方，但不能伤得太重），“出场费”400块一人，问在场的人有没有兴趣。

当时海丰觉得要动手的话，怕拿捏不住分寸，一个不留神把人打死或打残的话，后果就严重了；再说海丰觉得自己现在的身价已不止区区400元了，所以他当场就拒绝了，而他的朋友见他拒绝，也都拒绝了这个“业务”。

我们又问他，为什么在案发前曾在佳欣大酒店附近的旅馆有过住宿记录，他一脸不好意思：“当时在那里的清吧玩时，顺便把了个妹，晚上就直接在那开了个房……”我们翻开海丰的手机，找到那个女生进行核实，女生承认当晚与海丰在一起。

看来“王勇被打案”确实与海丰无关了。

3

英宝的查证工作还没理出个头绪时，又有一桩案件冒了出来：位于富国巷的一家手机店被人给炸了，此时距“王勇被打案”大约过了一周。

当我们赶到手机店时，现场的景象实在令人震惊——两道玻璃门被炸得只剩下光秃秃的铝合金门框，不足6平米的店内一片狼藉，玻璃柜也只剩下半个。店老板正坐在店内的地板上拍着腿哭喊，全然不顾旁边那尖锐的玻璃碎片。我们费了很大劲儿才让老板勉强止住了痛哭。

老板说，自己这个店主要是手机维修，前两天一个叫曾俊的男子来到他店里吵闹，称之前自己的手机没修好，要他赔钱。老板没肯，结果这个曾俊就扬言要“搞”他，当时老板不以为然，“没想到今天他直接将两个大爆竹一样的爆炸物点燃扔进了店里”。幸好当时老板站在店门口，这家伙扔“爆竹”时，老板拔腿就跑，店内也没人，不然就不是店子被炸这么简单的事了。

事后我们进行走访调查时，旁边的人都说自己的耳朵和大脑还在“嗡嗡”作响。

通过现场勘查，我们得知这种爆炸属于用来做爆竹的普通黑火药，现场还找到了很多碎成渣的纸屑，应该是这家伙集中很多黑火药压进一个纸筒里，做成了一个大号的爆竹。

对象很明确，侦破工作也相对容易，曾俊也很快归案。

曾俊今年20岁，个头较高，身体强壮，剪着个“美军陆军式”发型，系统显示该人没有前科，看来真的是“无知者无畏”。在审讯时，还一会儿叫着“手铐太紧了，手都要被夹断了”，一会儿又要上厕所，要喝水。直到我给他嘴里塞了一根好烟，才让这家伙安静下来。

趁着这家伙松懈下来时，我们马上问他：“你为什么要炸那个店子？”

这个小子烟屁股一吐，毫不掩饰地说道：“我就是想敲那老板一点钱，谁知道他不给，这摆明着不给我面子。我心里就有气了，回去后我做了两个‘雷子’，然后就点燃扔进他店里了。”

“你就不怕炸伤人吗？”

“我当时想着就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不给我面子。”

“人家才那么小一个店子，他容易吗？你也下得了手？”

“那我不管，能弄一个是一个。”

法制科那边也很快批准了对曾俊的刑事拘留，就在准备送人去看守所时，忽然有同事提出，这个曾俊好像和那个视频中出现的人颇为相似，我们马上调出视频，反复核对了几遍，居然真就是视频中在那个副驾驶室外的高个子年轻人。不同的是视频里是偏分头，现在他把头发剪短了，难怪一开始我们没认出来。

幕布终于被掀起了一角，在随后的审讯中，曾俊交代了自己“接单”和打人的经过。

7月1日那天，曾俊口袋空空，他像往常一样跑到朋友胡明那里蹭饭。胡明之前是开电游赌博场所的，曾邀请曾俊帮他看过场子。胡明对曾俊说：“我有一个朋友与他老板有恩怨，想出钱找人教训一下他老板，事成后给300元，你干不干？”300块虽不多，但对曾俊来讲，有钱就行，于是他就答应了。

7月5日晚上，胡明把曾俊叫到家里，说雇主确定好了，要他们7月6日早上就动手，到时候他们统一穿黑色背心，8点之前到达佳欣大酒店停车场出口，并告诉了被害人的车辆和车牌。

于是，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曾俊和胡明还有一个男子一起来到佳欣大酒店的停车场出口处，并在出口处附近各捡了半块砖头。当王勇驾车出了停车场后，三人操起砖头跑向了王勇的车，那时王勇车子两边的车窗都没有关，于是他们就手持砖头从车窗伸进去对坐在车里面的人进行了殴打。

当时胡明和另一个男子都站在王勇驾驶室那边，曾俊挤不进去，就跑向了副驾驶这边，副驾驶室坐着个女人，那时他犹豫了一下，但又怕没动手的话得不到钱，就操起砖头对那个女人砸去。在他打第二下时，坐在驾驶座的王勇马上伸手过来护着自己的妻子，于是曾俊又一砖头打在了王勇手臂上。

之后胡明喊了一声“跑”后，三个人就分开跑了。事后胡明给了他300元钱。当我们问到另外一个男子叫什么名字时，曾俊说他不认识，胡明也没介绍。

一步走通，后面就顺畅多了，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胡明了。

4

在获取了胡明的基本信息后，结合110报警记录等信息，我们发现这家伙这几天正在明目张胆地搞敲诈勒索。

根据报警信息，南区红旗路上有一家“神鹰网吧”，生意不错，前几日，胡明竟然直接找上门去，说什么以后这家网吧的饮料、槟榔、烟等物品全都由他来供应，不然他就让这家网吧“不舒坦”。

我们很快去找网吧老板了解情况，对方说胡明上门时带了两个小弟，直接开出由他供货的条件，也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就撂下一句：“要不一起发财，要不就松松筋骨。”

网吧老板哭丧着脸：“警官，你看我这个网吧现在落座率不低，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其实我现在都有点赔本赚吆喝了。电脑配置升级很快，只要别的地方配置高一点，那些专业玩家立马转移了。这又属于热闹地段，租金也一直在涨。如果机器空着一天，我又不知要贴多少，现在我经常是打折让人来上网。也许过个一两年，我也会考虑转手了。至于那个胡明，如果要他供货的话，比我自己拿货要贵得多，东西成本高了，我怎么卖给客人？没有这些东西卖，我网吧也开不下去了……”

的确，这个网吧距离步行街很近，也算是个黄金地段，而且这里一线过去，网吧就有四五家；至于租金，听说步行街内街楼道下的一个一平米的小空间，月租就要4000元。

我们估计这个胡明肯定会再次“光临”，队长告诉网吧老板，等胡明再次找上门时，就说这件事还需要一个股东同意才行，然后就通知我们前去。果然不过两天，队长接到了网吧老板的电话：“老板，谈生意的人来了。”

“还真的当了一回老板了。”队长笑了一下，转头对我们说：“带家伙，抓人去了。”

到了网吧二楼的办公室，赫然看见胡明顶着一个涂满发蜡的大背头，脖子上挂着根足有半斤重的大金链子，二郎腿高高翘起，脚上的尖头皮鞋擦得油光锃亮。

见我们进去，他身子自然地靠在沙发上，左边的小弟掏出一个精致的烟盒给胡明装上一根烟，右边的小弟掏出一个打火机给点上火，胡明眯着眼睛吸上两口后，满意地吐出一个烟圈，抬起右手指着队长抖了两下：“你就是这个网吧的另一个老板吧？兄弟我他妈的是求财的，不想惹事。你也知道，兄弟我只想把最好的烟、槟榔、饮料供应给你们，你看行不行。”

“行，怎么不行？”队长把手一挥，外面的兄弟一拥而上，将胡明及两个小弟制服。

胡明很快交代了自己打人的事实，并承认了曾俊是自己叫来的，不过在最后，他却说自己也是别人叫来的，至于为什么要殴打王勇夫妇，他自己也不知情。

根据胡明的交代，他是在一个孙英的男子手中接的活。胡明在没有收小弟前，也曾帮人做“撑门面”的活，在一次帮人“看场子”时结识了孙英，之后他们就互相帮衬，相互介绍 “业务”。

后来自己收了小弟后，胡明觉得自己之前做的事赚不到大钱，也不够上档次，最重要的是刀棍无眼，一不小心，自己这条命就交待了，他是真心不想干那些活了。这次孙英来找他，最开始时他也不想去，但是念在自己和孙英的交情，决定还是帮他一次，也给自己赚点零花钱。

就在接下孙英的活后，曾俊正好来他这里蹭饭，于是他就把曾俊也拉上了，不过孙英说的400元酬劳，到了他这里变成了300元。后来孙英给了胡明800元，胡明自己留了500，给了曾俊300元。

于是，这个叫孙英的人又纳入了我们的侦查视野中。根据胡明提供的信息，我们调取了孙英的户籍资料，并拿着照片去看守所交予海丰辨认。在海丰确定孙英就是他所说的“英宝”后，我们终于感觉这个案子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5

根据线索显示，孙英和一群混社会的人居住在城东的红帆大市场。

我们在市场管理方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孙英的活动区域，不过没办法确定他们的具体居住点。这伙人经常东住几天西住几天，甚至半个月不在星城的情况也常常发生。我们只能在市场蹲守。

很快，我们在市场的夜宵摊附近蹲守到几个社会青年，都与孙英有关联，但一直没见到孙英本人。一天晚上8点左右，我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妻子临产将近，一定要我陪她去医院，我赶忙向队长请假回了家。

第二天下午，我安顿好妻子后准备往红帆市场赶，队长打来电话，说先回队里开会。赶到队里后，昨天参与蹲守的一个同事一见我就说：“昨天你没在，太壮观了，那群人直接抱着砍刀、钢管在吃宵夜……”

原来昨天孙英出现了，不过跟着他的还有七八个小弟，其中两人各抱着一堆用报纸包好的东西，一行人径直来到一个夜宵桌前坐下。当队长准备下令行动时，只见那两个小弟将东西往桌下一抖，随即发出“叮叮当当”的金属撞击声，同事细看一下，居然全是砍刀和钢管——看来我们之前是“轻敌”了。

于是大队重新布置了抓捕方案，将参与抓捕的警员调整到了15人，人手一根警棍加一罐催泪瓦斯，带队的两名副大队长则配了枪。据情报显示，今天晚上孙英还会继续到红帆市场的夜宵摊吃宵夜，我和一名同事被安排在一旁的马路，防止人员逃跑。

晚上9:30，孙英来了，还带了两个跟班，其中一个跟班手中抱着一捆东西，用纤维袋盖住，估计还是刀、钢管之类的。待孙英落座后，转身吩咐了两个小弟一句，只见两个小弟快速跑到绿化带处，放下那捆东西，揭开面上的纤维袋，果然几把砍刀和钢管露了出来。两个小弟抓着地上散落的刀和钢管飞快地插到了绿化带处。

就在我焦急等待命令时，孙英突然接了个电话，马上带着两个小弟急匆匆地离开宵夜摊，由于没有接到命令，我也没有贸然动手，看着孙英从我视野前闯过时，队长的电话也来了：“赶快赶到市场B区2栋2单元，这里交给别人负责。”我马上带着那名兄弟往B区赶去。

赶到指定地点时，队长已经带人来了，他简单吩咐几句后，马上带我们上了4楼，原来根据最新情报显示，孙英团伙的另一拨人住在这里。我们敲门后，没人开门，但是通过门上的开窗口缝隙可以看见，屋内的灯是亮着的。

队长叫来市场管理方人员，里面的人还是不开门，队长很快掏出警棍，直接捅破门上那块塑料板（当猫眼用的挡板）,再拿着催泪瓦斯对着里面就喷了好几下，喷完之后继续喊话：“还不开门我就继续喷，我今天至少带了十罐。”

门开了，屋内的人眼睛全部通红通红的。屋内共5人，没有孙英，我们对屋内进行了搜查，很快就从屋内的柜子里和床底下找出了好几把砍刀，在搜查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嫌疑人时不时盯着窗外看，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窗外有一层水泥隔雨板。我马上打开窗户，踩着书桌爬了上去，当我的手伸到隔雨板边角时，突然探到了一个塑料包，我小心地将它扯了过来一把抓住，在入手的那一刻，我吓了一跳。

除掉塑料包，一把自制手枪赫然出现在所有人眼前，我退出弹夹，发现里面有很多颗钢珠。队长一边叫人赶紧联系另一组人，让他们先别动手，同时掏出手枪指着那个一直盯着窗外望的男子：“说，你叫什么名字？除了你之外，这里还有谁有枪？你这里还有没有子弹？那个孙英有没有枪？”

那个男子两膝盖一跪，“警官别开枪。我叫李佳名，这里就我有一把枪，子弹也就这些。别人都没有，那个孙英绝对没有。”

“你确定没有？”

“没有，绝对没有，我若隐瞒，警官你马上枪毙我。”

直到另一组人通报孙英等三人已被抓获后，队长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同时屋内搜查也完毕，并没有新的发现。

如此，我们共抓获了8个人，孙英也在其列，涉案的3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在带人走的时候，我注意到那个李佳名走路一瘸一拐的，问了句怎么回事，李佳名低头说了声：“被人打伤的。”我再问，就不回答了。

6

审讯室里，孙英正背铐在审讯椅上。此前我们已提前给他打好了“预防针”——下线胡明和曾俊都已被抓获，就算是零口供，凭现在拥有的证据，也够刑拘了。

“其实我知道自己会有被抓的一天。而且之前我也干了那样的活。”孙英叹了口气，交代称，自己和王勇夫妇并没有仇，是自己一个叫陈亮的朋友和他有矛盾。

今年6月底的一次宵夜中，陈亮借着酒劲骂起自己老板王勇来，当时孙英自己也喝高了，就半开玩笑地说：“要不要兄弟我帮你教训他一顿？”陈亮当场就同意了，还说只要孙英做得到，他出钱都没问题。

本来孙英就当一个玩笑过去了，没想到两天后，陈亮真的打电话来问他夜宵上说的话算不算数。孙英就说算数，不过需要酬劳，陈亮马上说没问题。

于是孙英先是与海丰及海丰朋友提起，被拒绝后又找到胡明，经胡明又拉上了曾俊。孙英本来还准备找上几个小弟，后来他一想，对方是个老板，再说也不是打群架，人去多了反而不好，3个人也足够了，后来陈亮又告诉了他王勇的车牌、停车位置以及发车时间。孙英就决定在7月6日这天动手。

原计划是三人把王勇的车逼停后，再把他从车里拖出来打一顿。但到了后，孙英发现停车场附近堆了些碎砖头，就让其他两人一人拿了一块，说万一那个王勇锁了车门的，就用砖头砸他的车也行，另外他还特别嘱咐，别把人打得太重，到时候不好收场。

当王勇驾车出来后，孙英发现对方没有关车窗玻璃，立刻冲上去，手持砖头从车窗处伸进去，对着王勇的手臂及胸腹部打了几下，紧接着胡明也跑了过来，也伸手进车窗对王勇进行殴打，胡乱打了几下就跑了。事后陈亮给了孙英2000元，孙英又转了800元给胡明，自己得了1200元。

通过孙英的供述，我调出了陈亮的身份信息，马上汇报给了领导。

孙英也讲述了自己过去几年的经历。

3年前，孙英从一所美容美发学校毕业，和3个同学开了个理发店。后因财务问题没厘清，店子关了门，钱没赚到，反倒贴了不少。

随后，孙英靠着一个老乡混着日子。一天，老乡找他去“看场子”，就一晚上，200元现金，孙英想都没想就去了。那是一个鸡饲料厂，在一个山腰上，据说是厂里的饲料有问题，有养殖户要来找麻烦。

孙英和十几个人一起守了整整一晚上，那些养殖户听说老板找了人守门，也就没来闹事。当孙英从老板手中接过200元时，他突然发现自己找到了一条“致富之路”，一不用门面，二不用发工资。

之后，孙英利用本市老乡众多的优势，联系了很多可以“出场”的人员，同时又通过多方交友来获得业务，一点点打开了“市场”，“出警费”还涨到了至少300起。

孙英说，很多人都以为“地下出警队”就是像港片中古惑仔那样，两群人在一起打群架。但其实群架现在很少打，毕竟打架就会受伤甚至出人命，这是两边都承受不了的，更多时候就是站在出钱人后面撑撑人数，壮壮底气。

但也有特殊情况。一次孙英又叫人去撑场子，那次李佳名也在。可双方在谈崩后居然动起手来，李佳名右腿胫骨就是在这次冲突中被打伤的。事后，李佳名虽然得到了补偿，孙英自己也给了他一些钱，但是一看到李佳名走路一瘸一拐时，心里还是过意不去。

也就是那次之后，李佳名说要买把枪防身，说就算不开枪打人，也要吓住别人。作为“大哥”，孙英虽然觉得有风险，但也默许了。

“现在想想，我真是挺后悔的。”最后，孙英苦笑着说。

尾声

第二天清晨，孙英交代的那个上线陈亮终于抓住了，且证据确凿，毕竟孙英是从他手中接过的钱，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家伙怎么都不开口，无论我们是晓之以理还是法律宣传，他都给我们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队长拨通了王勇电话，没想到电话里王勇只说了一句：“警官，等我一下，我马上来您单位。我要见陈亮。”

半个小时后，王勇来到了队里，按照规定，被害人一般不能与嫌疑人见面，我们安排了一间讯问室，让王勇隔着玻璃“见”了陈亮。之后，王勇带着既像怒火万丈，又像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到了队长办公室。平复了半天心情，才说了句——“陈亮他是我表弟，就在我手下做事。”我们都吃了一惊。

很快，陈亮开口了，打人的原因很简单：

陈亮是王勇的远房表弟，常年游手好闲，一直没个正经工作，于是他爸妈就找到了王勇父母，说看在亲戚的面上，给陈亮找个事做。碍于爸妈的面子，王勇就把陈亮安排在手下的工程队做事。没想到这个表弟不仅做事偷懒，甚至还将工地上的东西拿出去倒卖，被工友抓住汇报给了王勇。

一天，陈亮被王勇带到办公室里大骂了一顿，并警告他，如果还有此类行为，他马上报警抓人。没想到的是陈亮挨骂后不仅没有悔改之心，反而认为是王勇故意在刁难他，很快就萌生了找人教训他一顿的想法。

本以为案子就这么破了，就在案件准备移送起诉时，王勇突然又找上了门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对陈亮的谅解书，呈请对陈亮从轻处罚。

我们还没多问，王勇就苦笑了一声：“没办法，陈亮的爹妈直接找到我，对着我又是哭又是跪的，还说要把家里的地卖了，拿钱给我做赔偿。唉，看着两个老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心酸啊！反正自己也没大事，还是希望从轻处理吧！”

望着王勇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深深感叹了一句：“这些年，做老板真不容易！”

（文中的人名和地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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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夺命金》剧照

麻醉消退，我在病房里逐渐恢复知觉。虽然头部炸裂般疼痛、眼皮沉重得打不开，但我仍能感到自己正暴露在刺眼的白炽灯下，有群人围着我翻检查阅、走走停停。

爸爸问：“疼不？”我从肺部抽出一口气，哑着嗓子答：“疼。”他欣慰地说了句：“醒了啊。”继而床头铃响，护士闻讯而来。

皮囊禁锢着如山呼海啸一般的内部器官，我开始发烧、打寒颤、身体不可抑止地发抖。管床医生说发烧是正常的，先物理降温再观察。

没过多久，一个陌生男声在病房里响起：“好年轻啊，这是你姑娘？多大了？”没等我爸回答，他大概是看到了床尾的名牌，“啧啧，29岁，好年轻哦。”

一个陌生的女声离我很近，大概就在枕头边，她对我爸说：“好白，像你啊。”爸爸和他俩接上话，你一言我一语，监控仪均匀地响着，我在疼痛中晕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睛，感到全身僵直。我想翻身，但被各种管子捆住了，昨晚的女声又响起来：“醒了醒了。”我用眼角瞟了一眼右侧，是一个尚看不清五官的病友，她坐靠在枕头上，正在打量我。

护工应声而来，她用沾水的棉棒打湿我的嘴唇，我奋力地张嘴，想要棉棒往深处去，打湿已经粘住牙齿的口腔皮肤。“好可怜啊，还不能喝水。”女病友观察着我，像感慨也像讲解。

这时，病房里飘进一股芝麻酱的味道，是我平素最爱吃的热干面，但混合在消毒水味和洗手间泛出的臭味里，变得分外诡异。“好难吃啊，真的，不晓得这有什么好吃的。”男声愤慨地从床尾传来。

爸爸赶在医生查房前进入病房，他先对我绽放出很大的笑容，像领导做总结般咏叹：“迈过了一大关，一大关啊！以后都是恢复期了。”然后，又向右侧的床头、床尾分别点点头。

右侧那对男女亲热地喊爸爸“老金”，爸爸向我介绍：“这是林姐，那是刘哥，仙桃人，家里有汽修店。”

在人变为代号的病房里，我是“37号”，林姐是“38号”。还有个“36号”，因为长期插着胃管，很难发出声音。

每天，医生们浩浩荡荡地来查房，管床医生念，某某床病人已做了什么手术，昨日有怎样的症状，在做何种治疗。主刀医生则问：“xx床，感觉怎么样？”病人们就暗搓搓地听着彼此的病情，互相打量着。

林姐比我大5岁，是从妇科病房转过来的。她因恶性肿瘤做了子宫、卵巢切除手术，医生发现她的肠道上可能也有肿瘤，于是马上移送过来做二次手术。

受了这么大的罪，林姐的脸庞仍旧饱满，但没什么血色，似乎总萦绕着一股晦暗的气息。料想，同样做过两次手术的我大概也差不多。不过相比起来，我还是更糟糕一点——术后，我的肚子上多了一个瘘口，外罩着一个塑料造口袋接排泄物。

护士来培训过一次怎么更换造口袋，但我平躺的，看不清。之后又叫过两次护士帮忙，但更换造口袋不是什么好差事，很难请得动人。刘哥问我：“小金，你家塞红包了没？有没有找关系？”

这对夫妻说话直来直去，但我还是试图认真地回答：“没塞红包。”他们歪着头，将信将疑。

还有更尴尬的情况——林姐问我：“小金，你为什么叫晚上送饭的那个人阿姨啊？”

我说妈妈不在了，那是我的继母。林姐就用小狗一样圆润明亮的眼睛瞅着我，然后把眼尾的笑纹强行绷紧、抚平。望着她无辜的脸，我感觉就算她说出些奇奇怪怪的话，也很难让人生气。

2

我被医生切了一段肠子，足有18厘米。爸爸用两根手指在我眼前比划，逮住机会添油加醋地解释成因，顺便批评我的过往：“医生说你不能胡吃海喝了。路边摊啊、麦当劳肯德基，这些都不行！”

林姐和刘哥接过话：“没用的！我儿子每天往胃里灌可乐、吃烧烤，都是垃圾食品，怎么说都没用。答应也是扯淡，出门就忘。”

如果精力还行，我大概可以和他们“大战三百回合”，但现在只能躺平任人嘲讽。医生说越早下床走动恢复越快，暂时连翻身都得靠脚蹬床板的我就别想了，术后第三天，林姐就迫不及待地想尝试，她说：“小金，看我给你打个样。”

那天，刘哥蹲在床尾摇起床的上半截，等林姐坐起，稍歇片刻，他就跑过去往她腰后塞枕头。之后他将左手探入靠枕下方，扶住林姐的腰，上身前倾，脖子伸直，像一只蓄势待发的鹅。

林姐把右手搭在刘哥的肩膀上，还插着针的左手扶住床沿，腰部弯曲，两脚试探踩地，可挣扎起身刚脱离床垫两秒，又弹回原地。兴许是扯痛了伤口，林姐侧靠着床气喘吁吁，搭在刘哥肩膀上的手迅速握拳，顺势捶了两下，骂道：“你为什么这么矮？”

刘哥也气哼哼地回嘴：“住院这么久，一点没瘦啊！”之后两人对视一眼，居然笑开了。

他俩莽莽撞撞地尝试，到下午，终于成功了。林姐被刘哥搀扶着走到我的床尾，她撑在塑料床架上，顶着汗成条状的刘海欣喜地感慨：“站起来发现空气好多了，头也不晕了。”

刘哥提议去外面看看，我爸忙劝：“医生说先在病房里面走，要循序渐进。”刘哥大手一挥，两人就往走廊挪，护工也来凑热闹，起身倚在门框上打量他们的背影。

等他们都出去了，我爸把头靠过来，小声絮叨：“要是别人以后问你，你可以说那就是你妈，反正在医院嘛。”

我想，爸爸可能是怕我被人议论、欺负，但我已过了那种因外界评判而难过的年纪，撒谎会比承认事实更让我心酸，直愣愣地回“不要。”

当天晚上，林姐突发高烧，体温直飙39.8℃。她喘气发抖，用颤悠悠的气音喊疼，管床医生赶来用手在她肚子上探了一圈，听诊器在胸口走了一遭，歪头思索着。

刘哥凑上前解释：“可能是走狠了，下午，还不习惯。”

得知林姐当天的运动量后，管床医生做了个仰倒的姿势，骂道：“伤口没长好，你们想干嘛？不想住了提前告诉我，大把人排队等着进来。”刘哥被骂得气息萎靡，赶紧低头认错。

等我恢复了一点气力，林姐就催我下床走动。但我置若罔闻，让护工拉上床帘，偷偷摸摸地研究起挂在肚子上的造口袋。仅是这样微小的动作就能让我出一身薄汗，我心想：“这运动量可以了。”

可能是听到床帘里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林姐担心吵到我休息了，毕竟刘哥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病房的电视，她也常打开手机放歌，“你要是想休息，嫌吵，就告诉我哈。”

“不会。”我立马回复。我并不觉得那些声音吵，反而很害怕安静——当林姐闭着眼睛休息的时候，病房里就不再热闹，而我只能看到一张沉寂灰暗的脸和四周冷掉的白色。

一天晚上，林姐拨通了电话，温柔地问留在老家的儿子：“你有没有好好做作业啊？姑妈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菜？”这次来武汉看病，他们把家里的汽修店交给小姑子打理，又骗儿子说是来武汉玩的。

儿子大概在电话那头闹，问为什么不准他跟来武汉玩。刘哥抢过手机说：“不好玩的，长江水都是浑的，还没洪湖大。黄鹤楼那是假的，后面修的。”

儿子还是不依不饶，林姐揉了揉眉心，只见她的眉梢、眼角、嘴角、脊背一节节地耷拉下去。刘哥怒了：“你好好做作业，听话！不然回去小心你的皮。”

夜渐渐深沉，住院部走廊的大灯依次熄灭，病人、家属、护工都安静卧好，病房陡然空旷了许多。这天刘哥分到的折叠床锈了，床架随着他的辗转反侧，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林姐也没有睡着，她小声地叫刘哥，两人在黑暗中嘀咕起来。我竖起耳朵，但啥也没听清。

次日，刘哥早起没有盯着电视，而是守在电梯口，热情地迎我爸进门。等我爸坐好，刘哥开口说：“熟客有单大生意，再不开张，都没钱住院了。就一天的时间，我回趟老家，你们帮忙照看一下小林吧。”

林姐也补充道：“我不麻烦的，可以自己看针自己按铃，就是上厕所的时候要扶一下，正好现在也不用吃什么东西。”说完，两个人就笑眯眯地注视着我们。

我的护工立马起立，举手表态：“我可以。”我爸还是犹豫，问：“医生那边，不会有什么事吧？”

刘哥似乎早就考虑到了这一层，他说自己会等医生查完房再走，“你放心。”

3

刘哥走后，林姐就好像一个被按下暂停键的机器，话少了，人也文静了。她偶尔喊护工帮拿数据线或扶去厕所，此外就再无声响。我爸帮她倒热水，她还细声细气地说：“不用不用，那谢谢了。”

我问林姐一个人在干嘛，她把手肘撑在床头柜上，上半身侧过整个走道，举着手机给我看——这是一段刘哥刚发过来的小视频，他们的儿子正盯着电脑屏幕、愤怒地敲打键盘。

林姐说：“他还没玩醒呢。”过了会儿又侧过身去，捏着手机，默默地对着墙壁发呆。

直到晚上快熄灯时，刘哥也没有回来。爸爸偷偷对我说：“幸好没事，他们还是心大些。”当晚的值班医生姓俞，他进来的时候已经是9点半了，发现我的针还没打完，说：“调快点，你这又打到深更半夜去了。”

我说自己的血管太细，打快了，半天就废一条，得重新扎针。“那也没办法啊，没办法，还有从腿上血管下针的。”俞医生用手指做了个扎针的动作，他晚上看着，整个人松快点。我追问明天的药剂会不会少，他说：“你猜，看你的表现啰！”

林姐怕被医生察觉家属不在，一直闭眼假寐，我爸本来准备离开的，但看到医生，又不走了。“俞博士，我跟你提个意见啊。” 他指着我的档案牌，“这上面写的未婚，不是的，是已婚。”

俞医生摆摆手，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接着就去查下一间病房了。我爸的脑袋又凑过来，对我保证：“我明天盯着他改过来。”

直到这时候，我还没能下床看到床尾的那张名牌，但我理解爸爸，他是怕别人看到觉得我未婚得病，显得孤苦。不过他这样一提醒，好像又产生了一点麻烦，我扭头看右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林姐的眼睛睁开了，正目光炯炯地盯着我：“小金，原来你结婚了啊。”

护工也赶紧坐到旁边，准备听我好好讲一讲。可我偏不讲，催护工赶紧去洗澡，然后也假装很困，阖上了双眼。

我爸的嘴真是漏的。早上一来，他就开讲了：“是啊，姑娘今年2月刚领证，准备5月摆酒的，但是突然病了，推后了。”然后他又详细介绍说自己先后跑了3个地方，最后订的是昙华林的教堂，“环境好，但小，可能只能坐80人。”

我爸掰着手指数了一大圈，说得知我生病住院，牧师很同情，定金全退了，还说要帮忙祷告。花店是哪家、酒店是哪家，都一一退了钱，“还是好人多。”

林姐和护工耐着性子听完，还是忍不住问：“那你姑爷呢？”

我爸解释，说因为我先生工作忙，手术前后都和我通过电话了。而且他告知各方我需要休养，所以才没有那么多人来探望。

“哦哦。”林姐和护工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我理解她们好奇的点。我有一个闺蜜，恋爱谈了七年，双方见过父母，女孩因肾炎做了手术，下了手术台就接到男朋友的分手短信。世界上的故事大都循环往复，了无新意，只是手术过后我没有接到分手信息，准确地说，是没有任何信息。

眼下最紧要的事是摆脱身躯的无力、窘迫的境况，好像其他的都是奢侈品。但我还是会禁不住想：“以后我的肚子上要顶着一个造口袋，不知道爸爸跟他说过了没有？”

4

第二天下午，刘哥终于回到病房，进门就对着林姐嘚瑟地打眼色，林姐好像即刻被注入活力，眼尾眉梢都透出喜悦。

刘哥还提着一个绿色的塑料桶——他从老家偷运来一只野生甲鱼，医院虽没明文规定，但应该是不让养这种活物的，同病房的我都有种伙同做坏事的紧张感。

不多时，护工突然站起来，指着洗手间大喊：“王八跑出来啦！”

“我来！”刘哥冲出去抓住那只甲鱼，然后拎起绿桶给我细瞅，那甲鱼长着一张三角尖脸，黑豆眼，壳上缠绕的黑条花纹好像是比家养的复杂些。为了把它“镇压”好，刘哥又在桶口倒扣了两个塑料盆。

午饭后，大家都昏昏沉沉的，护工坐在旁边看针，眼睛闭上，头快垂到胸口了。我不想吵醒她，只好硬撑着眼皮，看着液体滴滴落下。突然，走廊上传来少有的喧闹声，几个人影从病房门口一晃而过，随后，嘻嘻哈哈的笑声飘荡进来。

刘哥突然猛地睁眼，跑到外面一瞧——甲鱼跑出去遛圈了。

大医院的走廊很窄，两旁还睡着加床的病人，大家聚集观察，不忍阻挡甲鱼缓慢但执着的步伐，还特意留出了一条通道。沿途病房的家属在门边守着，等候甲鱼的到来，加床的病人位置独到，都探出头来看，有人还小心翼翼地伸手，摸了摸甲鱼的壳。

一开始刘哥还有点着急，扒开人群，嘴里嚷着：“我的我的”。等他站在中间，又不着急了，人来疯似的向大家介绍：“搞过来给老婆补身体的。”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活的咧，去哪里做嘛？”

“不兴杀生，还是王八，应该放了。”

“放了？好贵的吧这一只？”

直到护士长赶过来，围观人群才被驱散开。护士长命令刘哥立马抱甲鱼回病房，刘哥一路解释，可护士长还是冷淡地宣布：“甲鱼今晚之前必须消失。”

刘哥说林姐还吃不了，“得过几天吧，我估计起码要三天。”护士长斩钉截铁地说：“莫讨价还价，我晚上再来。”

等护士长骂完，护工才小心翼翼地进门，她走到我跟前说：“太好玩了，笑死我了。”我也跟着傻笑。

刘哥叉腰皱眉，“好玩个鬼。本来还考虑匀你们点甲鱼汤喝，现在都搞不成了。”

林姐觉得自己吃这只甲鱼浪费了，让刘哥提给医生，刘哥说医生不得收，林姐出主意：“你看他今天有没有门诊，提到办公室就说是土特产，放下就走。”

刘哥听话地拎着绿桶走了，我不禁佩服：“林姐，原来你才是你们家当家作主的人啊！”

林姐得意地咧嘴：“他性格好，但心粗，想不到的。”

5

一次闲聊中，林姐说我是个有福的人，我配合地回应，但心想，我哪里有福了？母亲去世，自己又患结肠癌，生病的肠子虽然拿掉了，但肚子上要挂着造口袋。

当时我正在看朋友从广州寄来的书，是结肠癌高发的日本出的一本畅销科普读物，因内地没有出版，朋友专门网购了台湾版本想让我了解护理知识，好从容地面对未来的生活。

这本书中提到，永久性造口病人在日本属于残疾人。尽管医生说我有造瘘复原的可能，但“残疾人”这个字眼还是深深攫住了我。这样的我，真的算有福吗？

从禁食过度到流食期，我喝着无味寡淡的粥水，闻着刘哥吃的香喷喷的菜。林姐在病床上兴致勃勃地罗列着病好后要吃的菜，她说自己最爱吃鱼，想搞点鳝鱼吃，我就说再加点老黄瓜一起烧；林姐说长伤口要吃点财鱼，我就说切成片，焖藕……

刘哥“呼啦呼啦”地扒菜，最后忍不住用筷子狠狠插进饭盒：“这边的菜都不好吃。小金，病好后要去我们那边吃，听过洪湖水浪打浪不？”

我赶紧点头，林姐附和道：“好大一片湖呢，可美，可惜现在越填越少了。”

“洪湖的鱼那才叫绝，不像武汉的，都没有鱼味。”说完，刘哥嫌弃地瞟了一眼碗里的菜，“不管怎么做都是香的，好鱼要什么除腥啊？随便一烧都香得很！”

把菜扒拉完，刘哥精神更足了，站起来问大家：“你们知道我擅长什么不？”我捧场说是钓鱼，刘哥说他最擅长打野鸭子，“野鸭子可不好打，目标小跑得快，我一枪一个准！嘿嘿。”

林姐翻着白眼拆台：“扯，没看他打过！”

刘哥神秘一笑：“那是我年轻的时候，真是帅，你错过咯！”

“吹牛吹牛。”少言的护工也忍不住了。

透过医院17楼的玻璃，六月的晚霞渐变成浓烈的红，包夹在蔚蓝天空下，更绚烂辉煌。因为刘哥，病房里的我们全笑了。

等我恢复直立行走后，爸爸很隆重地带我先生来医院了。

他们先去医生办公室溜了一圈，又和护士站里的护士们打了招呼，最后爸爸领他在病友面前一一做了介绍。我想说“松弛点”，但看爸爸雀跃的样子，还是随他吧。

先生抱歉地说，我手术这几周上面来了检查，他实在走不开，“但单位的领导同事知道了，都很关心你。”

这话说得很客套，我看着他的脸，突然感觉很陌生——我们是相亲认识的，虽然一见面就感到投缘，一路走来也很顺利，但此刻距我们相识还不满1年。我也礼貌地回答：“哦，好的，谢谢他们关心。”

我爸让护工休息一天，随后他也走了，只留先生一个人看针。我俩都没说话，各自玩手机，我突然意识到耳边是不同以往的安静，以至于走廊上的闲聊走动、隔壁病床的铃声被衬托得很响。

我一瞅，林姐靠在枕头上半眯着眼，刘哥盯着已调成静音的电视，显然是故意的。我既好笑又感动，同时被他们老夫老妻的默契激发出了一丝莫名的酸楚。

中午，刘哥主动招呼我先生，帮他带盒饭吧。林姐又用起了长辈的口气问他：“你是哪里人啊？现在工作压力好大。你看小金，挨了两刀了，年轻人还是得注意身体啊。”

先生附和道：“是啊，她遭老罪了。”

晚上，爸爸要先生回家睡，他拒绝了：“既然来了，还是我守夜吧。”护工为难起来，每张病床配的折叠床是住院时办好的，没有多余的。如果她不在病房睡，也没地方去。

刘哥赶紧起身，一会儿功夫，不知道从哪搬来一张折叠床。自从“甲鱼出走事件”后，刘哥就出名了，有些小护士、清洁工大概觉得他有趣，就喜欢和他打交道。平日里若我们需要体温表、棉棒等小东西，刘哥扭身出去，一趟就能搞定。

这天深夜，我突然想吐，开始叫人。躺在我身侧的先生没醒，躺在走道上的护工醒了。

护工训练有素地抓起塑料盆，盆沿接在我的床头边缘，盆底正好顶在先生的脸上。我大概吐了5分钟，可等我漱完口，先生居然还在打呼噜，连频率都没有变换过。

护工打量着他的脸，惊讶地说：“他睡得好熟啊。”我看着他下巴上没刮干净的胡茬，想他这段时间肯定也很难熬，虽然比不过我。

“是啊，他睡眠质量一直很好。”我忍不住笑了。即使不知道这段关系未来会如何行进，但当他走进病房的那一刻，我获得的安慰就远超自己过去的想象。

6

林姐在我前面出院，因为费用问题，她选择回家乡的医院继续化疗。临走前，林姐拍拍我的肩膀，咏叹着：“小金啊，小金！”她欲言又止，最后在我耳边小声说：“其实，你刘哥也会不耐烦。日子久了嘛。”

同为女人，林姐心里很清楚，我曾经羡慕过她。

春节，我和林姐通了电话。我说：“祝你全家幸福、身体健康。”林姐在烟花爆竹声中大声叫着：“也祝你一切都好，代问你爸爸你老公好！”

听说病友推荐我去广州的一家肿瘤医院进行免疫治疗，林姐很感兴趣，不过她觉得报销后一个疗程也要1万，很贵，于是让我先做，看看效果再告诉她。

我做了三个疗程后没感到不适，但也没特殊的疗效，再打电话给林姐，没人接，事后也无回电。过去从没出现这种情况，我心里惴惴不安。又过了两天，林姐给我发短信，说以前的电话给刘哥用了。

我打电话过去，刘哥接起来，说：“小金，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听到没有？”他一改往日的活泼，语气居然变得有些严厉。

我问林姐最近身体好么？刘哥说：“林姐不在这边，但她和我都希望你好。”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又过了一年，我做了造口还纳术，终于摆脱了顶着塑料造口袋生活的尴尬，但此时，我的肚子上已没有一块好皮了。先生安慰我，说要是觉得丑，就去纹个梅花什么的，但好像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后来，我们在武汉补了婚宴，因时间间隔太久，不好意思称作婚宴，改叫“答谢宴”。当年订制的婚纱一直挂在衣橱里，隆重得有些不合时宜，那天我只穿了条样式简单的红色连衣裙，和先生站在画着爱心的粉红色木板前，跟亲朋好友合影。

记得订桌时，爸爸问我有没有想请的人，我想邀请当时照顾我的护工，但她的电话拨过去是空号；我还想邀请林姐，但她的号码已经无人接听。当然，可能是电话遗失了。

我翻看通讯录时，指尖停留，这些仍是我不忍删掉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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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Jose与虎与鱼们》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