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有光环吗？看看这些录像带吧（二）

负债的兆群儿

孙兆群总是想起1985年的中秋节。进攻还没开始，又有一位战士炸断了腿，所有人都心情不好。吃饭时每人发了一个月饼，大家这才想起来，已经八月十五了。

所有人一起唱《十五的月亮》，这些抢着写决心书要第一个牺牲的小伙子们，默默哭起来。公衍进想妈妈。当兵前，他在家开拖拉机，妈妈不让，他偏使劲开，常跟妈妈吵架。他说没穿着军装回家看过父母，如果这次能活着，一定穿军装回去，先给妈妈敬个军礼，说声对不起。孙兆群劝慰着大家，自己心里也难过，这位24岁的副连长想到了85岁的爷爷，“不知道我回来还能不能见上他。”

那天晚上，大家约定，活着回去的人要替死去的人到家里看看父母。

一年多后，回到山东的孙兆群特意穿着军装，来到牺牲的一等功臣公衍进的家，向老妈妈讲公衍进中秋节说的话，然后站直，敬上军礼：“这是公衍进给你敬的礼。”

孙兆群从战场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是从16位烈士的档案中抄下烈士父母的地址，给每家写下一封署名“兆群儿”的认亲信，附上一张汇款单，那是他把参战一年多攒下来的1300多元工资分成的16份。

孙兆群一直心怀歉疚：他带着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出去打仗，却没有将他们活着带回来还给父母。他总记着自己是战士们选出来的突击队长，“那是真正的民主，战士们选最信任的干部，让他带你去作战，干部们再选最信任的战士。那是把命交给你的信任，他们选我，我很自豪。”

他开始持续资助烈士的父母和亲人。谁的父母病了，或兄弟姐妹要上学、工作，孙兆群总是忙前跑后，出钱出力。对于伤残的战友，孙兆群是有事就能求助的老大哥，是心理医生，有时还是红娘。

有时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解决起来也大费周章。立了一等功的烈士于庆玉，骨灰一直放在平阴县骨灰堂，他妈妈要求把儿子的骨灰移到烈士陵园，孙兆群向县里催促十多年，得到的答复总是办完了，于庆玉的妈妈却总说没解决。

2000年，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孙兆群趁暑假赶到平阴，在骨灰堂的300多个骨灰盒中一个个找，果然有于庆玉的。“我脑袋炸了，被别人愚弄了16年。”

回到北京的孙兆群，用两个晚上写了篇一万多字的稿子，整理成六七千字，发给一圈媒体，多家刊登。县里的领导招架不住，到北京找孙兆群，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本来要放县烈士陵园的骨灰盒，提高等次放到了市烈士陵园，家属扫墓的车费他们也负责。折腾一大圈，推迟16年，于庆玉的骨灰盒终于入了烈士陵园。

残运会冠军

高俊忠一眼就认出了李玉谦，尽管离上次见面已经相隔24年。“孙师长还说介绍，不用！老远一看就认得。你当年睡觉，抱过我的臭脚！现在脚不臭了，塑料味。”他的左脚已经换成假肢。

他是全连最后一个负伤的人。1986年6月，济南军区撤出，兰州军区接防。“我领着他们背水去，他们刚来，分不出炮弹的远近，听到越军打炮就乱跑。”有人踩了雷，弹起来打穿了高俊忠的左脚。一再感染，截肢3次，最后只能装假肢。

复员回家后有人介绍对象，高俊忠发现，只要一提残疾，“有几个吓跑几个，你再不采取点策略，娶不到媳妇了。”

再一次介绍对象，他只说当过兵腿不好，走路看不出来。有一天，他和女孩父母散步，高俊忠故意蹲下来装着系鞋带，等他们走出一段距离他系上鞋带就跑，100多米十多秒钟。女孩父母想，跑这么快，腿应该没事。结完婚再发现，拦不住了。

高俊忠讨厌被叫作残疾人。“谁说我是残疾人，我们可以比！”他拉起两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比赛跑步，真的赢了，兴奋地喘着气说：“我说行吧！”作为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百米冠军，他的最好成绩是12秒17，快过许多正常人。

1987年，高俊忠退役回济宁，遇上残疾人省运会缺个人，残联拉他过去，报了8项：跳高、跳远、100米、400米、铅球、铁饼、标枪甚至射击。练了个把月就上阵，居然拿了8个第一。接着参加全国残运会，又拿一个第一，两个第二。现在，他已经拿了四五十块国家级和省级金牌。

高强度的运动使他的假肢常常坏掉。按照政府的标准，他的假肢总是很低档，即使这几年一直提高标准，也只能报销1000元出头，而且坏掉只能从济宁去济南换。“路远，时间长，以前换一个要三四个月，现在也要一星期。不如我自己修。”

高俊忠随身带着工具包，从家里堆着的五六个假肢上拆下需要的零件，坏了随时更换。自己还做了一条腰带，一头束住假肢，一头环在腰上，训练比赛专用。“跟拴小狗一样，别让它跑。”

还是有来不及的时候。一次全国残运会，400米跑，他甩下第二名150米，假肢却在离终点30多米时断了。他一头栽在地上，连手带脚爬到终点，得了第二名。“本来稳拿第一，毁掉我好多冠军。”

冠军对高俊忠不仅意味着荣誉，更意味着奖金。工作单位有时连着四五个月不发工资。患抑郁症的媳妇，两个孩子，都指望他挣钱。80年代一个冠军20元，慢慢涨到80、100、200、1000，最高一次拿2000元。马军说，听说奖金远不止这些，但发到个人手里，就只有这么多了。

李玉谦的镜头里，高俊忠妻子住在精神病医院，老闹着出院。医生说：“经过这段治疗，你明显好转了。我们知道你关心孩子，知道你想给对象减轻负担，是不是？”高俊忠妻子不说话，大颗眼泪落下来。高俊忠忙劝：“咱有钱！看吧看吧。”其实兜里只有些角票了。

冠军越来越难拿。戴六七斤的笨重假肢，很难跟戴专业运动假肢的人竞争。“他们那是十几万元的假肢，就重1斤多点，还有弹性，跟踩弹簧高跷似的。怎么跟人家拼啊！”他只报名铅球、铁饼和标枪了。

马军的航空母舰

立过一等功的马军2003年从物资局下属公司下岗。之前，他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公司经理。“选出来的！”马军强调。

从1993年公司筹建到2003年公司解散，马军从普通员工干到科长、办公室主任、副经理、经理。“我辛辛苦苦，甚至为这个公司差点流血，为它倾出了我人生最好的时间。它怎么能说解散就解散。”

养老保险断掉了，甚至档案都打回自己手上，让自己找地方解决。

当年的那枚弹片还陷在肉里，结了厚厚的痂。平时好像没事，但很热或很累时，极易出现炎症，弹片里的毒素会顺着血液流，很危险。想找体力活养家都不可能。

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马军觉得，生与死，很简单。“打完仗的人都有这种想法，死对我来说不可怕。有时候想，干脆拎一个汽油筒，一把火烧了区政府。想想家人，我又极力地控制。”

他开始一次次上访，从区到市、到省、再到北京。“去北京前我想，去了就不打算回来，我要做出大事，计划都想出好几套了。”他在天安门广场上转圈，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盘算着一头碰死在上面。“这是最简单的方案，我愿意拿生命唤醒对我们的重视。”

他还是回家了。当年因他打仗整夜失眠的妈妈，还盼着唯一的儿子。那年的失眠让她身体垮了，落下病根，现在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40多岁的马军自己摸索着学会了电脑和上网，开了一个博客，名字叫“马军的航空母舰”。他觉得自己是出征的战斗机，“这个名字提醒我，不要做过激行为，战斗机还要回到航空母舰，像回家一样。那些和我一样出去维权的战友，也要回来的，这也是他们的家。”

马军开始成为某个著名反腐网站的山东站站长。“一开始想解决我自己的事，后来帮战友和来投诉的人解决他们的事，自己的事先放一边了。”他接到投诉就去调查，查清楚后写出来拿给当地政府看，规定时间内不解决就在自己的网站上曝光。

村书记倒卖大片土地、邮政局违法遣散老职工……一篇文章不行再写一篇，理直气壮地署名“马军”。“我跟踪报道！实名，有时候还留电话，不怕有人报复，他们还怕我呢！”他经手的几件事，在曝光后竟都解决了。

“网站是赔钱的。虽说自己的事没办完，但每帮人完成一件事，心里是个安慰。”

2007年10月，下岗4年4个月后，马军终于得到一份新工作——街道计生办流动人口管理站站长兼计划生育调查队队长，算是给参战老兵的优抚。这是一个全额事业编制的岗位，但马军没编制，像临时工，养老保险没续，档案也还是自己拿。“上班是白加黑，5加2，一个月只有720元，这里普通员工的工资都是我的好几倍。”

献给一个健忘的民族

2010年中秋节上午，孙兆群和马军去看望几位烈士父母。在济宁的五六个7连战友，总会在春节、清明、中秋的时候去烈士父母家坐坐。

烈士刘满朋的爸爸70多岁了，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家里种的几棵香椿树，谁也不许动，只等他觉得可以吃了，亲手摘下来，给他们几个打电话：“来拿香椿啦！”每到春天，老人去地里挖荠菜，都留着自己不吃，等他们来了，一人一包野菜，必须带走。

他们再也没回过当年的阵地，路线查过无数次，网上的行程攻略都搜索好了，但最大的问题是路费。

李玉谦拉出了长长的拍摄计划——60集，60个人物。他还想就这个题材出一本图文书、一本小说和一本纪实书。

许新升资助的40万已经用完。本来十几人的拍摄团队渐渐缩小，今年最后一个人也离开了，只留下李玉谦。他想，可以作其他项目赚些钱，再投到这边。

“这件事我准备做10年。”李玉谦总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参战老兵偷渡到越军阵地上找战友的尸体，他修自行车、捡垃圾，什么都做，找了十几年，什么也没找到，只是从阵地上捧回一抔土。“他这样都能做10年。很多人说我，炒那个冷饭干吗？过去那么多年，很多人都不提了，提它干嘛！有人说，你这片子拍完播出，屏幕上第一行字应该是：献给一个健忘的民族。”

马军读高二的儿子发现，他的历史课本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场让他爸爸差点丧命的战争。他的同学，几乎没有人知道80年代的中国还发生过战争。他有时不经意地说：爸，这对你们太不公平了。马军沉默着，不想让儿子的心里生出憎恨。马军很多年前就感觉到渐渐被遗忘，却只在背过儿子时难过：“历史就是历史，发生过的事，怎么能说不提就不提了？”

战争的后遗症漫长而深微。孙兆群总结：一是自杀率高，二是犯罪率高，三是精神病发病率高。复员后进了化工单位的孙彦杰常把轰鸣的机器声当成枪炮声，幻觉越来越严重，没睡时也像做梦一样，总看见别人拿枪和手榴弹追他。他的床头摆着菜刀、锤子、铁棍，幻觉一来，就拿起这些反击，床头墙上满是刀痕。家人不敢和他住一间屋子。清醒过来时，孙彦杰看到自己做的事痛苦万分，幻觉来了又是如此。这样的战争精神病患者，7连就有3位。

“世界上有多少书和电影反思战争，我们呢？”李玉谦对着镜头说，也对着自己说：“我拍片子不是为了讲历史，讲的是今天。甚至不仅是这次中越之战，还有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打仗的行囊可以卸下，战争的硝烟可以散去，肉体的创伤可以治愈，而战争的记忆却时刻萦绕，这些记忆造就的心灵伤痛永世难平。”

李玉谦打开自己的博客，念起他很喜欢的一段话：“战地记者，这是一群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也是一群与战争无关的局外人，他们冒险、冲动、热情，充满责任感，他们的工作就是力争在被不可预料的枪击、炸弹、导弹或地雷夺去生命之前，用文字、声音或图像将战争记录下来，向世界真实传递着战争的残酷。”

最后一句，他反复念了好几遍：“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

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原标题为《李玉谦：寻访战争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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