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三十年

前言 我叫库尔班江•赛买提。20世纪80年代初，我出生在新疆和田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时隔30年后的2014年，《凤凰周刊》记者张弛写了一篇名为《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库尔班江一家的开放年代》的文章，以我口述的方式讲述了我家这些年的经历。 在“我从新疆来”系列故事里，我也只是一个起点、一个线索，类似主持人吧，因为我和书里的每一位主人公沟通的时候，从他们的身上都看到了我自己的故事。我记录他们，也是在记录我自己。所以，我想先给大家讲讲我的个人经历。

“混世魔王”

我妈说我出生时是个10斤重的胖小子，抱着我走一会儿就得歇歇。我小时候没上幼儿园，是我妈一手把我养大，另一手把我打大的，因为我小时候着实就是个“混世魔王”。

其实直到小学二年级我学习都挺好的，尊老爱幼，调皮程度可控，无非就是抓走家里烤肉摊前客人手里的烤肉，然后拿去给邻居家的小女孩。我家住在巴扎（维吾尔语，意为“集市”）附近，我经常从巴扎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看见卖冰棍、瓜子、凉粉、羊杂碎的阿姨，我都叫“Apa”（维吾尔语，意为“妈妈”），然后帮她们卖一会儿，Apa们都会给我点儿好吃的。我妈拿我没辙，我的Apa们都很喜欢我。后来我离开和田，Apa们碰见我妈还会问我的近况，还会提起当年。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跟着了魔似的，怎么不规矩怎么来。我家邻居的孩子们都不上学，我爸为了让我们有个好的学习环境，把家搬到了清静一点的监狱旁边。但搬家后我开始频繁逃学，还拉上弟弟妹妹一起——当然，一定得把他们“完好无损”地带回家。不消说，挨我妈一顿打是必然的，但下次照旧。欺负我弟也是常事，我三弟到现在都说：“哥，你小时候就知道揍我。”那时候，我还偷过邻居家的狗，偷过部队里的小猪。相信每一个调皮捣蛋过的人回想过去，都有几段哭笑不得的趣事。

四年级的时候，我家的经济条件变好了，还搬到了住了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巷子里。不过，我奔放而淘气的性格还是没改。比如，人家放风筝都在地上放，而我得在屋顶上放，有一次风筝飞了，我跟着从屋顶上“飞”下来。五年级时我开始学会骂人了，看谁不顺眼都讥讽几句，包括邻居家读汉语学校的小女孩。她哭着跑回家，没一会儿，她姐姐就跑出来臭骂了我一顿。我只记得她特别凶，然后就彻底喜欢上这姑娘了，她成了我的初恋。

离家出走也是常事。有一次我干脆跑到了阿图什的奶奶家。那时我10 岁，跟我妈斗气，跑到一个亲戚家里，撒谎说我妈病了，需要钱，他便给了我100块钱。我跑到汽车站想买票，售票员不卖给小孩儿，我就对旁边一个大哥说：“我要去阿图什看奶奶，能不能帮我买张去喀什的票？”他说行，然后以我哥哥的身份带我上了车。到了喀什的莎车县，他硬拉着我下车，我哭喊着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车上的人纷纷质问那男的，但他一口咬定我是他弟弟。后来，是一个抱孩子的阿姨硬把我从那个人手里抢了过来，不然我可能就被拐卖到内地做小偷了。那个阿姨很热心，把我带到她家吃饭、住下，交代她弟弟第二天送我去阿图什。到了奶奶家，奶奶赶紧让叔叔们给和田的家里发个电报报平安。说真的，我做了很多很混蛋的事情，但我妈一直都觉得我是好孩子、是有良心的人，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和他人相处。

之后我进入和田县一中读初中。刚上了两个月就很不喜欢这个学校，于是我自己跑到二中，找了个老师说我想转来这里上学。当时学校管理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我很容易就得到了许可，便转学了。

《生活在新疆》 （图/库尔班江）

那时我家的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好，爸爸经常坐飞机去内地谈生意，每次回来都给我带飞机上送的领带，于是我当时的“标配行头”就是西装仔裤配领带。在夏天，那一身行头有多热只有我自己知道，但为了有型，我也强忍着。

当然，我也怂过，被一个“大胖”欺负过。为了打败他，我每天练习长跑，学拳击。记得是我入团那天——要知道我写了好多申请书，可算轮到我了——我和朋友闹着玩儿，一巴掌误打到了“大胖”，我已经说了对不起，但他的拳头还是过来了。我那时已经练了很久的拳击，第一回合他就被我打趴下了。下午入团仪式开始，台上的老师刚念到“初二（2）班库尔班江……”，那孩子就又过来跟我打架，我再次把他打趴下后才上台完成入团仪式——和“退团仪式”。等回到班里，我们又打了第三场，还是我赢了。第二天他鼻青脸肿地来上课，以后再不敢欺负我了。不打不相识，我和“大胖”后来成了朋友。从那之后，我的拳击越来越有模有样，还被请去体委教课。

初中的时候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改不了坏脾气，在学校和同学打架，和老师、校长掐架，在家里也经常对母亲甩脸色。也正因如此，1998年冬天，初恋女友和我分手了，她说接受不了我如此对待父母，这也给了我不小的打击。

和田的维吾尔族人家都很传统，但我们家很“开放”。我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我爸14岁就离开家做生意，频繁去往内地，眼界很开阔，很包容。父亲常年在外，生活的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她为以我为首的四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操了很多心。爸爸每次临走都留下很多钱给我们，但毕竟他回来的时间没个准儿。有一次爸爸离开家一年多，为了我的学费，妈妈就推着车子在街上卖水果。那是冬天，她就穿着一件皮衣，抱着我三弟在街边，还不让我帮忙，要我好好上学。我们家几个孩子都没去过讲经班，为此妈妈的兄妹至今都不跟她来往，偶尔见面还刺激她：“你跟你们家孩子说话需要翻译吧？”言下之意是说我们不会说母语，是异教徒—— 实际上我们维吾尔语都很好。

膝下的孝，心里的爱

1998 年我考上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师范学校汉语专业的中专班。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出和田。我爸送我，一路上他对路过的地方了如指掌，让我特别佩服，我也想以后和他一样去很多地方。他问我：“你上学为了什么？儿子。”我说为了工作赚钱。我爸说：“那你不要上了，上学是为了学知识，为了更好地理解生活，如果为了赚钱，还不如不学。”我父亲总说他没读过书，所以吃了很多苦，因此哪怕卖掉裤子也要供我们上学。那次之后，我突然觉得自己确实该学点什么了。

中专第一学期结束，我回到家，在家门口看到我妈，我就跪下了，跪着爬到我妈跟前向她道歉，说自己过去不懂事，没有照顾好她，没有孝顺好她。倒不是因为我上学受了什么委屈，而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离开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第一次明白家和家人对我原来那么重要。我还买了花，找到所有被我欺负过的老师一一道歉。原本刚去师范学校时，我死活不想当老师，但此时我觉得老师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职业，也想做老师了。

在和田那个环境里没法学汉语，初中时我也只认得我、你、他、爱这几个字，这还是因为想跟女朋友表达爱意。所以刚上中专时，我提出要和汉族同学住，以便提高我的汉语水平，可学校担心混住产生矛盾，没有同意。后来我参加了博州的散打比赛，拿了第一，学校特别重视我，我就借机耍赖，再次要求和汉族同学住，不然就转学，这次终于成功了。舍友都是好哥们儿，大家都特热心地教我汉语，还教我给初恋女友用汉语写信。我这些积极的转变，终于让我重新把她追回来了。

那时，我爸的生意也达到鼎盛时期，中专的时候我就有了随身听，1999年就有了手机。也是那年生日，我攒下3000块想买把吉他，然而在路过一家店的橱窗时，我和一台凤凰d2000“一见钟情”，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吉他，带回了相机。后来我在学校提供有偿拍照服务，一学期就把相机的钱赚回来了。那段时间也给我的摄影技术打下了基础，纯靠自学了解了光圈、速度，还有景深。2000年4月，我自费在学校办了“和田巴扎摄影展”，那也是我的第一个摄影展。

在父亲的踪影里寻找自己

我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但似乎真主要给我家一条曲折的道路。我爸去俄罗斯做生意，被抢了200 万， 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我印象特别深，爸爸从俄罗斯回来时是半夜，他扛着一个破麻袋，笑着走进门。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到爸爸回来都很高兴。我爸笑着说：“真主给的，真主又拿走了。”没过多久，爸爸就去了内地。

后来我才知道，他带走了家里几乎全部的玉石，没想到后来又全被偷了，这对他是沉重的打击。他责任感很强，觉得赚不到钱就不能回家，但越较劲就越没起色，最后承受不了打击，失踪了，四年音信全无。

那时我快要毕业了，我的同学中有的去了和田本地的小学当代课老师，有的在家待业。我依旧一腔热血想要投身教育事业，但在一所学校的实习经历让我的热情没了。事情的起因是我发现一个女老师经常辱骂学生，而且话非常难听，于是我跟她说，农村孩子没有汉语环境，汉语也不好学，辱骂不是教育的方式。然而她趾高气扬地说我是个实习生，没有资格教育她。这句话使得我和她的沟通升级为争吵，互相都说了些难听的话。她跑去跟校长告状，校长不由分说地臭骂我，难听程度更甚，我于是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你这种校长，老师也好不到哪儿去。”这句话使得办公室成了武场。我被抓到派出所蹲了一天，实习成绩也为零。

回到学校，我跟班主任说了事情的经过，他开导了我，让我不要因此对新疆的教育事业失望，希望我不要放弃当老师的理想。毕业的时候我还被评为了优秀实习生。但在那时，父亲失踪了。祸不单行，我打拳击时伤到了左眼，玻璃体出血，为了做手术，我妈借了一万多块钱。多重打击之下，我家的经济彻底崩溃了。妹妹在乌鲁木齐上大学，老三要高考，老四在上初中。作为家里的长子，我必须撑起这个家。于是，养好伤之后我就出去挣钱了。

我跑到一所学校门口，见着学生就问要不要拍照，两块钱一张。最初两天根本不好意思开口，曾经的学校霸王现在到门口求人，面子往哪儿放？第三天，我豁出去了。那一天因为下大雪，拍照片的学生出奇得多，排着长队等着我拍，一天内就拍掉了12卷胶卷。我在那儿拍了差不多40天，赚了2180块钱，自己留了50，剩下的全寄给了家里。

那段时间压力太大了，每一天都必须挣到钱。第一年我赚了两万八，给家里花掉了两万六。古尔邦节我自己节衣缩食，给弟弟妹妹添置新衣物，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感觉到父亲不在生活水准就降低了。

涌向和田的采玉人 （图/库尔班江）

为了挣钱，我也尝试到乌鲁木齐做生意。可由于经验不足，最终“挣”到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其实我妈家的亲戚都在乌鲁木齐，我完全可以投奔过去，但我就是个拧脾气，不愿意低头去找任何人帮忙。于是，我每天去天池路附近转悠，那边和田人多，我也想做点和田玉生意，但无从下手，不会！晚上没地方住，又不想让别人看到赛买提的儿子在睡大街，就漫无目的地走了三个小时，最后睡在公园。最后我找了家餐馆，问老板能不能在这儿帮忙，洗碗、卖烤肉都成，有饭吃有地儿住就行。老板叫马哥，什么都没问就收了我。我在那儿卖烤肉，11天后他突然非常诚恳地跟我说：“小伙子，你不适合做这个，回家吧。”他给我买了大巴车票，还塞给我1100块钱，我就回家了。

我在乌鲁木齐发现了“话吧”，感觉挺挣钱的。2002年我便在和田开了第一家话吧，900块投资，四个月营业额达到一万多，两万二转让。不仅保证了一家人的生活所需，也还清了家里欠的债。有了钱，我就开始做和田玉生意，从和田做到乌鲁木齐，那也是我作为一个生意人走向辉煌的时候。我给人做代销，最“疯狂”的时候，曾经一天代销了70多万，纯利润就30多万。香港电影里有不少黑帮老大，背后跟着很多小弟，边走边散钱——我当时在乌鲁木齐就混到了那个地步。不过，钱也让我接触到了鱼龙混杂的社会，聚众打架是家常便饭，我甚至开始赌博。当时我和合伙人合资买了个房子，几百万的货就放在那儿，有一天我回到那里，看到两个姑娘就在我眼前注射毒品……我吓傻了，浑身都是冷汗。等她们走了，我跟合伙人说：“咱们是做干净生意的，真主让我们赚了不少，也会让我们赚得更多家里几百万的货，丢了怎么办？不要再接触这样的人了。”可他来了句：“你管得着我吗？我就是为了躲父母才跑到乌鲁木齐的，你是我父母吗？”愤怒之下，我揍了他，跟他说：“乌鲁木齐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他鼻青脸肿地表示死也不回和田。于是我当场分资产，留下房子、他的钱和石头给他，筷子都分得一清二楚，第二天我就打包回到了和田。直到 2011 年，我都没在乌鲁木齐停留过三天以上，就因为这次不好的回忆。

那时候我和初恋女友恋爱七八年了，经常去石河子看她。当然，摄影也没放下，我还在石河子大学办了摄影展。此外，我也在不断打听父亲的下落。

2003年，我去了内地继续做生意，更是为了打听父亲的下落。父亲曾告诉我，他在河南的古玩市场做过生意，我便把他的照片留给了河南几个大古玩市场的商贩，让他们看到这个人就给我打电话，定有重谢。最欣慰的是那两年我没有接到过假电话，接到的唯一一通电话就使我有了父亲的下落。2004年5月，我在河南郑州的一个小宾馆里找到了已经接近崩溃的父亲。

父亲那几年的故事我是听宾馆的老板说的，这里面有个让我很感慨的细节。十几年前，一个在河南郑州骑三轮拉活儿的当地人，在火车站拉了个新疆人，那个人就是我父亲。那是个冬天，父亲看他骑得特别辛苦，就给了50元说不用找了。2001年末，受了打击的父亲来到郑州，来到了一个旅馆，而在前台登记的老板就是那个骑三轮的师傅。他认出了我父亲，看到父亲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就给他开了房间，还送来清真饭菜，跟他说放心住，别说钱，就这样一直到了2004年。父亲再次来到河南，也是希望能重新开始做生意，便去了几次当地的古玩市场，就这样被一个我留下照片的商贩认出来了。他问了我父亲的住处，还特地跟着父亲去了那个旅馆，确认之后才给我打了电话。我当时简直兴奋得无法形容，买了当天的票就赶过去了。

我至今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旅馆的老板和给我打电话的商贩，他们救了我父亲一命，救了我们家，但他们都死活不要我的钱。从那天起，我明白了，任何对地域的偏见和歧视都是错误的。

父亲不在的那几年里，我妈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别说邻居了，连亲戚都说闲话，说看到赛买提在内地找别的老婆生孩子了。她平时是挺坚强的一个女人，但听到流言蜚语也会在家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好听的话我也不会说，只说：“我爸不管娶老婆还是有孩子，只要活着就比什么都强，如果你想改嫁，我明天就给你安排，我养你。”我妈骂我神经病。最欣慰的还是弟弟妹妹，那四年他们把我当爸爸一样，直到现在都非常尊重和理解我，从来不埋怨我离家在外。他们陪我走过人生低谷，更是我迷茫时的前进方向。

我把父亲带回家，把这几年我做生意的资金全部转交给了他，帮他重新回归正轨。之后半年，父亲在家休息，我继续做生意，却也继续沉迷于赌博，短短半年，我搭进去50 多万。我妈好像有所察觉了，跟我说：“孩子，赌博这东西有输有赢，真正的赌博没有赢家。”她没指责我，也没硬要拦住我，但我知道，我必须走出来，必须找到一根救命稻草。这时候，孟晓程，也就是我干爹出现了。

干爹干娘

我是在2002年冬天做玉石生意的时候认识我干爹孟晓程的。他喜欢和田玉，也喜欢摄影，跟我很投缘。他每次来和田都送我胶卷，还有和田买不到的反转片，一箱一箱的，我也给他留最好的石头。

就在我陷进赌博里迷茫的时候，孟晓程夫妇到和田来了，他们是塔里木电视台的，这次来拍纪录片，就问我要不要跟他们去拍纪录片做摄像。我一口答应了，

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我的救命稻草。我爸十分支持我，还叫我怎么对他就怎么对孟晓程，干爹就这么认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和田，跟着他们夫妇俩去了库尔勒拍胡杨林，这一待就是一年半。干爹干娘一个是摄像，一个是导演，他俩不光教了我很多技术，还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最让我感动至今的还是他们给我的包容。

干爹这个人话不多，他就像父亲一样，不求任何回报地关心我的一切，包容我的所有。《森林之歌》拍完了，干爹回北京前问我有什么梦想或者目标，我说我想上大学。我爸再次尊重了我的选择。2006年8月23日，干爹带我来到北京，到中国传媒大学进修。就这样，我离开了那个刻下了我21 年“混世魔王”历史的家乡和田，离开了新疆，洗心革面，迎接我之后在北京，真正在内地的生活。

在新疆那20 多年，我就像井底之蛙，没人能让我审视我自己，只有我撞别人的份儿，没有别人碰我的机会。但从新疆出来后，我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被生活上的种种撞了一遍，每一天都有思维上的碰撞，边撞边学，边学边成长。如果没有那些酸甜苦辣，没有那些无私地帮助我、爱我的人，我今天也站不到这个位置，干不出这些成绩，做不了今天这个库尔班江•赛买提。

在跟干爹干娘去拍《森林之歌》时，碰撞就开始了。我那时候脾气还没收敛，看见不顺眼的还是爱嘲讽、耍脾气，拍摄的时候根本就是捣乱，跟信仰有关系的都不让拍。干爹干娘都让着我。同行的还有位唐学彦老师，虽然很看不惯我的言行，但还是一直用开导的方式教导我。但有一次，我对司机大哥一顿嘲讽，从来不骂人的唐老师终于忍不住臭骂了我一顿：“不懂事、不包容、没有胸怀、不懂得尊重别人、干不了大事儿……”这事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2005年10月28日，我爬到拍摄基地的宾馆楼顶，想跳楼自杀。我还买了包烟，那是我第一次抽烟，冒了几口，然后往下看，“脑补”了一些画面：从十层掉下去脸会朝上还是朝下？地上的钉子会不会扎进我脸上，死得不好看？想着想着就怕了，这时唐老师的训诫回荡在耳边，我幡然醒悟：自己一定要好好活着，出人头地，痛改前非。从那之后，我开始虚心接受任何人给我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也慢慢学习如何改变自己。我一直觉得，是唐老师把我的心魔骂碎了。

态度的改变带来了质变。之后的拍摄过程中，“学”就是我的态度。有时候我非常玩命，为了拍到更好看的画面，甚至做过一些很危险的事情。虽然为此干爹干娘没少吼我，但他们看到了我好学的态度，也更加全心全意地教我

自学成才，苦干成功

我本来可以在传媒大学远程教育学院拿到文凭，但到了大兴的校区，我发现那里没有我想要的大学氛围。于是我找到了毕根辉院长，跟他申请去学校本部听课，课余自学，放弃远程教育学院的学位。他没有立即否决我，而是说过去有过这样的学生，但因为自学和自控能力不强，学业也就荒废了。我向他保证自己没问题，他就帮我安排了没有学位的旁听生资格，还安排我和本科生住在一起，现在想想，一个老师的决定可能影响一个学生的一辈子，我对毕院长至今仍心存感激。从此，我对这个学校有了信任。

在一个开放的学府，学籍问题没有成为我的障碍。那几年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一说“阿江”同学们就都知道是我，我和三个室友也成了好哥们儿，大家彼此都非常尊重。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的课我甚至追着听了好几遍，有的老师都烦我了，因为他们要说的每一句话，以及作为案例要放的片子我都门儿清。其实这是因为我汉语基础不好，必须听好几遍才能懂。我现在还留着当时的笔记，一共七八本，上面汉字、拼音、维吾尔语相互夹杂。

我的思考角度和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在新疆，我离拍摄对象非常近，角度比较单一，所以大部分都是单张的风光人文大片。但在大学的这几年，我跳出来看新疆，才发现这是个巨大的画板，有那么多角度让我更好地理解新疆。我这才发现，自己想要的其实是用很多年沉淀的图片故事，去看待问题、变化还有发展。

半年后我回到和田，去了喀拉古塔格，也就是黑山村。小时候我妈就总吓唬我说：“不好好读书就把你扔到黑山去！”初恋女友的父亲也跟我讲过很多他在黑山做医生时的见闻，让我觉得那地方很神秘。再加上纪录片《新丝绸之路》里那个黑山村的镜头，我便决定去那里看看。

库尔班江一行在喀拉古塔格

20个小时的车程，7小时的步行，落差1000米，近乎垂直的82道弯，宽不到半米的小路。我险些掉下陡崖，要不是我死死拽着毛驴缰绳，带路人赶忙把我拉上来，我就被乌鸦和秃鹫瓜分了。我在黑山村拍下了人们淳朴生活的影像，拍下了那些独特而纯净的眼神和表情——最简单的往往是最干净美好的。我明白我应该用更宽广的眼界和胸怀拍摄新疆，用汉语介绍新疆，介绍给更多的内地人。回到学校后，我办了黑山图片展，并招募志愿者去黑山村。这么做也是为了交作业，其他同学都由老师布置，我自己给自己布置。老师喂完你知识，你还得把它消化了。我跟毕根辉院长和张雅欣老师一说这些想法和策划，他们非常赞赏，还慷慨解囊支持我。

2007年寒假，我带着海选出来的6个同学去了黑山村。虽然在家都是宝贝孩子，但他们一路上都没叫苦，还拍回了纪录片《喀拉古塔格日记》。我们在黑山村成立传媒大学阳光书室，放满了我们购买的书和文具。回来后，我们在各大高校巡回举办新疆文化主题图片摄影展，并放映纪录片，拿了很多奖。看过纪录片和图片展的学生们又捐了更多的图书和文具。其实最开心的还是我的老师们，他们一直在支持和鼓励我，在策展办展的很多问题上给予我帮助，还帮我联系了平遥摄影展等活动。同学们也都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互相合作。这些让我从与别人在性格上碰撞，慢慢变成和别人在思维上交流，不断刺激我产生新的想法。是大学给了我发挥的舞台，我得到了认可，这让我为之自豪。

毕业的时候，干爹已经从纪录片行业退居二线，全心干起了玉石生意，而我改行做起了“电视民工”——我俩调了个个儿。干爹为了给我找新的师父，盯上了央视拍纪录片最牛的摄像王路。干爹没事儿就去找王路，有机会就提我名字。王路爱喝酒，为了让他收我为徒，干爹不会喝酒也硬陪他喝，喝到王路没脾气了，我这才进了师门。

陈晓卿是王路的师父，我顺理成章地叫他师爷。早在参与拍《森林之歌》的时候，陈晓卿就已经对我有了印象。在干爹干娘以及陈晓卿的帮助下，我在《见证》获得了摄像助理的职务，后来我又跟着他们拍了《好运北京》《岁月山河》《生者一年间》。

进入2009年，我的摄像事业停滞了，什么活儿都没有，“家里蹲”了一年，收入全靠干爹和自己倒玉的那点儿本事。清闲的状态让我急躁，连师父都打击我，说我放着和田玉的大钱不挣，非来干纪录片。当时我觉得纪录片是不是跟我缘尽了，甚至想到了放弃。直到那年年底《时•光》开拍，导演肖崴（本书封面我的肖像的拍摄者）、总摄像王路、总录音杜晓辉，还有我这个摄像助理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团队，才又回到学习和工作的状态。从那时一直到现在，我都处于高速运转的工作模式，再没清闲过了。

《时•光》让我在摄影方面的思维有了彻底的转变。片中的主人公是20位摄影师，他们在中国纪实摄影领域有着杰出的贡献，同时对中国的社会变迁有着较深的理解和展现。一下子能和这么多大师面对面，这是何等的幸运！我和这20位摄影大师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是个行动力很强，甚至是过强的人，就像小时候想干啥就干啥，现在在工作上，也是想到一个点子、策划或者项目，就马上动手。在很多人看来，这有些不理智，我也确实因此经历了很多起伏，甚至会走向极端。但事实证明，行动会自动给思维纠错，而且我身边有这么多老师，他们对我毫无保留，总是提出特别好的建议和意见，他们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灯塔。话说回来，“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指好路了，我一定要把油门踩到底，奋勇直前，做到最好，因为我不光代表自己，还代表了新疆人。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很极端，容不得任何人说维吾尔族或新疆的不好，也因此对自己的言行举止都极度严苛。北京竞争那么激烈，能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拍纪录片的，如果我不比别人付出多倍的努力，肯定是要被淘汰的。我也有架上机器完全不知道该拍什么的时候，并且被导演打击说“你不适合拍纪录片”，是我师父王路一句特别霸道的话救了我，他说：“我说你是个好摄像，你就是个好摄像！”虽然至今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好摄像，但至少可以让导演满意了。

工作的时候，该我做的工作我一定会认真去做，不再觉得维吾尔族会有什么不同。但是做纪录片都是在外风餐露宿，吃饭有时候确实特别困难。在有的地方说维吾尔族、清真，都没人懂，就得说回民；还有的地方说回民也没人懂。

在四川地震灾区，导演告诉店家，库尔班江要吃清真的，结果，给我上了一盘清蒸排骨，导演都急了。没办法，只好说库尔班江信佛教，要吃素。哦，懂了，给我上了泡菜和米饭。地震灾区老百姓那种淳朴、善良，让我特别有感触。一个老太太，拿出家里最好的腊肉、腊肠给我们吃。老太太一直盯着我，问我为什么不吃腊肉。导演一再解释，他是穆斯林，是回民。老太太说，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是干净的啊。我吃饭很快，吃完就想走。老太太说，我没看到你吃腊肠。我一看她家的狗来了，就说，好，我吃，然后拿筷子夹了一块。导演看老太太一直盯着我，就跟她说话转移注意力。我趁她不注意把腊肠丢给了狗。筷子还没放嘴里，我就说，好吃。导演都觉得，库尔班江能做到这一步，真不容易。我对这些没那么矫情，我认为，这是一种尊重，他们遇到这么大的灾难，还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他们不懂维吾尔族的风俗，再解释也没有用。我不会吃，但就是要夹一块，这是对她的尊重，就算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

我甚至还拍过杀野猪的场景。我们就住在猪窝旁边，导演过意不去。我说，没什么，你们不也一样会看到我们杀羊、杀牛。杀野猪是用一口特别大的锅，水都溅到我衣服上了，但我喜欢这工作，没办法。第二天，总导演慰问我，听说你受委屈了。我说，没事，拍得挺好的。他说，没说拍得好不好的事儿，是说你受委屈了。我说，没有啊。其实我确实是有反应的，那个场面血淋淋的，恶心得我饭也吃不下去。我做的这些，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已经不是穆斯林了。

策划筹备《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时，执行总导演李文举和导演李晓东，也就是我干娘，给我讲了很多维吾尔族和新疆的历史故事，包括伊斯兰教的故事。也就是在那时候我才第一次明白“维吾尔”三个字的来历：维指维系、维护，吾指“我”，尔指“你”，所以“维吾尔”是“维系你和我之间的关系”之意。

2009年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过后，我就开始策划以“维•吾•尔”为题的摄影展，酝酿了两年多，最后在2011 年，“昆仑之墟•大美和田”摄影展办成了。第一次作为策展人，从整个展览的创意和策划到拉赞助，我都亲力亲为；同时作为参展摄影师，我还收集整理了两位同样来自和田的摄影师的作品。因为一些无奈的状况，我还搭进去了很多钱，但是超过1.5 万人次的观展人数和各大媒体的推广，让我感到很欣慰。记得有位大娘连着来了三天，还给我带了一盒拌面，说我辛苦了，令我非常感动。

定居在北京

我和初恋女友在长达12年的恋爱后，最终还是分开了，因为他父亲觉得我们家是生意人，不愿意把女儿嫁给我，再加上我也把目标锁定在了北京，她不可能跟着一起去。记得有首歌叫《有一种爱叫作放手》，我就像歌里唱的那样，调整好心态，给她最好的祝福，就这么放手了。我学会了很多，也成熟了不少，现在知道彼此都有了相爱的另一半和幸福美满的家庭，这样就够了。我不敢说自己一直都是特别好的男人，但起码用心了，无愧于心。

后来，我很意外地和一个汉族女孩交往了一年多，我倒是没想过有什么不行的，看缘分嘛，我爸觉得我幸福就好。不过，因为性格和文化差异，这段关系也结束了，让我更意外的是，父亲说他松了口气——我的家人总是这样，无论他们觉得我是对是错，都陪着我碰撞。

结束这段关系没多久，我遇到了一个在北京长大的维吾尔族姑娘。那时候我正在筹备摄影展，她愿意帮我找资源，一来二往，我就被这女孩的傻劲儿吸引住了，她像男孩一样的勇敢，就像一张白纸。但这女孩傻到对我没想法，还对我很排斥，我的表白被拒绝了！习惯了姑娘围着我转，这女孩的态度让我觉得她脑子不好使了。

那段时间父亲突发脑梗，父母都希望赶紧去麦加朝觐，而我是家里的老大，弟弟妹妹都结婚了，按照老思想：长子不结婚，父母去朝觐没有意义。多方压力之下，我又遇到了另一个好姑娘，没半年我们就把婚事办了。不过，这段婚姻特别短暂，我一直都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原因。我总是一个人打拼，虽然有过恋爱经验，但婚姻是另外一个课堂，那是两个家族的结合。结婚后，接二连三发生了太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有家庭之间的摩擦，也有两个人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关键还是我不够成熟，不会解决，只是逃避，最后甚至逃出了北京，逃进工作里。最终，我恢复了单身，让自己安静沉淀了几个月。我想弄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到底需不需要婚姻，我是不是该一个人……

几个月后，我厘清了思绪，重新去找那个在北京长大的傻姑娘，一个月后我们开始交往，8 个月后我们结婚了。我一直觉得我挺像个挖金子的人，但这次我觉得我挖到的是一块玉。我们结婚一年多了，婚姻对我来说依旧是正在学习的课堂，但我收获了一个学习伙伴、生活伴侣和最好的爱人，也让自己慢慢变成一个更好的男人、丈夫、一家之主。

库尔班江（左三）全家福

走出来的新疆，走不出来的新疆人

从新疆走出来到内地，我遇到的所有人都很尊重我，都很友好。曾经相处了三四年的室友，来自青岛的技术宅男李一斌，我们相处得跟亲兄弟一样。然而，不理解、不包容的事情并没有消失。尤其是从2008 年奥运会开始，到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再到后来的“切糕”事件，乃至现在各种暴力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媒体总是把“暴恐”的帽子扣在新疆这两个字上。

个别恐怖分子的暴行，直接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在内地生活、工作的新疆人:

去网吧的时候我被告知：“对不起，我们不能让你上网。”

住酒店的时候我被告知：“对不起，客房满了。”

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之后，我在北京乘坐地铁，打电话时说的是维吾尔语，一个小伙子直接“赏”了我一肘子……

我在机场每每都要享受特殊的安检通道和安检方式……

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个点儿，于是邮局无法给我转账，驾照也无法换成北京的……

在内地碰到这些事情也就算了，连在生我养我的老家，我办个护照同样费尽了周折。去麦加朝觐是爸妈多年的愿望，也是普通的穆斯林信众一辈子的愿望，我愿意为爸妈去麦加付出一切，但最后竟然被卡在护照问题上。我妈的亲戚们对她说：“你儿子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工作，连去麦加朝觐都搞不定吗？”可我真的搞不定。我无论去哪儿都要说我是和田人、新疆人，无时无刻不在给人们介绍和田，想尽办法多办新疆主题的摄影展，甚至一有拍摄任务就带大家去和田，为此还争取到了《舌尖上的中国》里的和田麻糖和沙漠烤肉的部分，连师爷陈晓卿都服了我，说一有好事儿我就推荐和田。但为什么和田人觉得我不好，觉得我家人不好，这让我很伤心，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这些事我也会和朋友们聊，大家都很理解我的感受，甚至说：“库尔班江，如果是我遭遇到这些不公，我肯定做不到你这样，还拿相机宣传大美大爱……”我悲观过，极端过，还想过老子走人，但我更想给后代创造一个平等有爱的社会环境。我相信这个社会还是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我想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我父母，我做好我自己，为我自己做事，不为别的，剩下的留给世人评述。我要做的就是用我最擅长的方式去表达，用影像记录，让图片诉说。

要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我的见识还是不够多，于是我去印度、土耳其、美国做背包客，去观察那些国家和社会最平实的一面。我看到了印度对宗教的虔诚，土耳其对信仰和文明的包容，美国对多元文化的开放，在这些国家，古文明得以保留，新文化更得到了发展。我发现，最有力量的就是人的形象和故事。于是，我开始策划拍摄和撰写《我从新疆来》……

本文摘自《我从新疆来》，网易“人间”经授权转载
题图：CFP
【写作工作室】：我从新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