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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劳而获,你能给吗?

2015-09-17 12:47:26 来源: 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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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人往,总是一个难堪的故事叠上另一个。

A市人起得早。天色黛青,已有农人运了新鲜蔬菜和鲜花往城里赶。粥铺、馒头店、烧卖店渐次卸下门板。太阳还没露脸,卖烧鸭、猪颈肉、卤蛋叉烧的小摊贩们已经在海棠公园一角搭好了棚。太阳升起来,人熙车攘,擦鞋师傅坐了只板凳,面前摆张藤椅,在街角与同行排成一列。藤椅们背靠一块新开楼盘的灯箱广告,上面写着“**至尊海岸”,临江商品房的意思。灯箱广告走马灯似地换,藤椅们一年四季都在。擦鞋人望“至尊”不动,望街市人流亦不动,只愣愣望着裹过大饼馒头的塑料袋被江风吹得当街起舞,全然没听见对面踩三轮大哥的招呼:“喂,早嘛。”新鲜的一天,这就开始。

陈均用梳子划拉几下短发,在镜子前面一晃就出了门。这天疾控中心要为基层女干部做项目技巧培训,她得早点到,往9路公交车站去的步子就有点急。

她身高不足1米5,穿特小号白大褂,伸直手臂刚好够着乌木庄戒毒所的门铃。戒毒所是她常去的地方,有时候是采样抽血检测,有时候去看她门诊上的病人,她随着他们进进出出。

她的长相和穿着都偏于中性。通常是简单的短袖、长袖衬衫配黑色或蓝色的裤子,这么多年,她几乎没怎么穿过裙子,化妆品和首饰跟她更不沾边,只有笑起来的时候,那双弯成月芽儿的眼睛才会流出一点点妩媚――严格说,也不是妩媚,是真心实意。

她的红皮笔记本上写着不少好笑的名字,譬如四妹、胖妹、长脚、光头、小二牛……她知道他们每个人的故事。

这些人已经没有亲人和朋友了。当他们有病有事有麻烦的时候,都会想起陈医生。许多个求助的深夜,这个小个子女人裹着一阵风就来了。

“陈医生对人多好地,从来不冒火,多耐心地跟你讲。”刚从戒毒所出来的阿彭在江边一家按摩房里对我说。

“陈医生心肠好,这样的人太少了!”HIV感染者大军小军的妈在一家叫“茂昌”的袜子店门口对我说。

“她把我们当成跟她一样的人,不歧视我们。”脸上有刀疤的李杰说。

胖妹有次自告奋勇提出要陪她去D市出差:“陈医生,你说好了,路上想吃什么用什么,我都给你拿到手!”

也有不领情的人。2006年中秋节,我听到抱怨,“陈医生送的月饼太糟糕!零售19元一盒,批发18元。”

小城不大,走到哪里都能碰到熟人。路上常有精瘦男子大老远招呼她:“陈医生。”陈均13岁的女儿丫丫认定“马路上叫妈妈‘陈医生’的,都不是好人!”陈均的丈夫,一个老实人,话少,只在妻子晚归而他还没睡下时到厨房热饭。父女俩商量好,再不等这个很少准时回家的人共进晚餐。

陈均今年47岁,毕业于Q市药剂学校,学的是化验。在疾控中心干到第15个年头,她才发现自己原来有好大的气力没有使出来。那是2002年初,中英艾滋病项目选定A市作为艾滋病防治和行为干预的试点。作为疾病控制中心一名普通科员,她和同事们负责一些最具体的工作:接近吸毒人员,编出花名册;发现艾滋病感染者,辅导治疗;接近各类暗娼,分发安全套;给小姐们上课,培训基层医生;跟片警、辑毒警合作……她做得得心应手,并从中体会到了自己的价值――这是可以全心投入的事业,没错,不仅仅是份工作。

B区疾控中心大楼是90年代一个歌舞厅改建的,二楼有一个半圆形回廊,当年许多年轻姑娘围坐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拿眼筛进来的男人。十多年后,这个半圆形回廊出现在政府机构里多少有些古怪,却不失为一种隐喻――男男女女重进这幢大楼,有人会笑笑说:“当年就是在这里染上(海洛因)的,现在,又回来了。”

性病艾滋病门诊在一楼,一天下来,一次性杯子和抽取式餐巾纸都会矮一截,为吸毒者准备的红色外壳的香烟也空了。人来人往,总是一个难堪的故事叠上另一个。

林晓云每周来一次,提来一个黑色的袋子,里面是用过的静脉注射海洛因的针具,再提走一个,里面装着清洁针具,这就是针具交换,国际通行的防治艾滋病的一种行为干预。林晓云只有24岁,长得娇小,笑起来嘴角一弯,带出稚气,但那张脸上总罩着一层淡淡的黑气。她本有身孕,前男友给了她6000元,刚刚把孩子流掉,她现在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

林晓云吸毒6年,前些年在药店或私人诊所买针具,自从疾控中心有免费的,就用了个假名来换领。3年下来,彼此之间有了信任,才慢慢告诉陈医生她的真实姓名和住址。这天,她领了三、四板(每板约十支)针具,因为牢记绝不跟旁人共用针具,所以HIV尚未进入她的血液。寒喧几句,她急着回家,因为距离上次注射,25小时过去了。

陈均到了二楼办公室,将昨晚加班整理好的培训讲义、宣传册子和一枝笔分别装进透明文件夹,一共25份,为25个来自基层计生办的女干部准备的。这天,讲的主题是《艾滋病污名化与歧视》。

妇女干部们盛装而来,有一两个还吹了头。陈均开始让大家做“降落伞游戏”,是《中英项目技巧培训》里的一个案例:

国家官员、私企业主、大学生、公务员、孕妇(以上都不是HIV阳性)和一个携带了艾滋病病毒的人(看起来与旁人无异)一起坐飞机,机上另有机长乘务员各一。飞机遭遇故障,只有7顶降落伞。乘客们认为,机长乘务员理应得到降落伞,余下6人分别用一句话讲明自己应该得到降落伞的理由――

“我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为人民谋幸福。”国家官员说。

“我为中国经济增长作贡献。”私企业主说。

“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分子,国家未来靠我们。”大学生说。

“我对国家机器运转有贡献。”公务员。

“我肚子里有个小Baby。”孕妇说。

轮到最后一个,他说:“我是个病人,我染上了艾滋病。”

谁不该得到降落伞呢?25位妇女干部一致投票给艾滋病感染者。陈均笑了笑,开始切入正题……

叶雯 本文来源:网易 作者:李宗陶 责任编辑:陈心仪_NX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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