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还要描写战争

摘自他人的讲话——

“我靠近开了一枪，眼看着那个人的头骨飞散开了。我心想：‘这是第一个。’战斗之后，有些人受伤，有些人被打死，大家都不言语……我在这儿梦见了电车，梦见我乘电车回家……我最喜欢回忆妈妈烤馅饼的场景……家里充满揉面的香味……”

“你和一个好小伙交了朋友……后来，你看见他的肠子一串串挂在石头上……这时，你就开始想要替他报仇了。”

“我们在等待驮运队，等了两三天。我们躺在滚热的沙子上，就地拉屎撒尿。等到第三天晚上，你快急疯了，你满肚子仇恨，射出了第一梭子弹……一阵枪击之后，一切都结束了。这时，我们发现驮运队载的是香蕉和果子酱……那次吃的甜玩意儿足够回味一辈子……”

按普希金的看法，一个人若想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写出来（或都讲出来），是力所不及的。

……坦克上写着红色的大字：“为马尔金报仇雪恨。”

一个年轻的阿富汗女人跪在街道中心号啕大哭，她面前躺着被打死的婴儿。大概只有受了伤的野兽才能嚎得这么凄惨。

我乘车经过一个个被摧毁的村庄，村庄活像是翻耕后的田地。不久以前，这儿还是一座座农舍，现在成了一堆堆没有生命的泥土，它比在打冷枪的黑暗还可怕。

我在军医院里看见，一个俄罗斯姑娘把一个绒布小熊放在阿富汗男孩的床上。他用牙叼着玩具在玩、在微笑，他的两条胳膊都没有了。有人把他母亲的话译给我听：“是你们俄国人开枪打的。”又问：“你有孩子吗？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怎么也无法弄明白，在她的话里，更多的是恐惧还是宽恕？

人们在讲圣战者对付我们俘虏的残酷手段，活像是中世纪时的所作所为。这个国家的确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他们的年代现在是14世纪。

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马克西莫维奇评价一个山民杀死贝拉父亲的行为时说：“当然喽，按他们的观点，他做得合情合理。”可是按俄国人的观点，那是兽性行为。作家发现了俄罗斯人民的这一惊人特点：善于站在另一民族的立场上，并用“他们”的观点观察、理解事物。

可是现在……

摘自他人的讲话——

俘虏了几个“杜赫”（苏军对阿富汗圣战者的称呼）……我们审讯他们：“军用仓库在哪儿？”他们不语。我们用直升机把其中的两个人吊到半空中：“在哪儿？指给我们看……”他们不语。于是我们把一个人抛向山岩。

他们打死了我的朋友。他们还想笑，还想高兴？他已经不存在了……哪儿人多，我就往哪儿开枪……我开枪扫射过阿富汗人的婚礼……新郎和新娘，一对新人正走着……我不怜悯任何人……我的朋友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伊万·卡拉马佐夫说：“野兽永远不会像人那么凶残，凶残得那么巧妙，又那么艺术。”

是的，我预料到我们不愿意聆听，也不想写下这些事。但是任何一场战争，不管是谁指挥的，是为何而战的，尤利乌斯·凯撒也好，约瑟夫·斯大林也好，都是人和人的相互残杀。这是杀人，但我们国内对这事不能深入思考，不知为什么学校里不提爱国主义教育，而提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我何必为“为什么”而惊讶呢？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军事社会主义、军事国家、军事思维方法。难道我们不想成为另外一种人吗？……

不能如此考验一个人，人是经受不住这种考验的。在医学上，这叫“活体试验”，即用活人进行实验。

今天有人引用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说“人是川流不息的”。

晚上打开了录音机，欣赏“阿富汗人”的歌曲。孩子们的嗓音还没有定型，他们模仿维索茨基，沙哑地叫着：“太阳像颗大炸弹，落在村庄上”，“我不需要荣誉，我们能活下去就算是褒奖”，“我们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杀我们”，“可爱的俄罗斯呀，你怎么竟把我出卖了”，“我已经开始忘记人们的相貌”，“阿富汗，你比我们的责任更重大，你是我们的宇宙”，“独腿汉子像只大鸟，在海滨跳跃”，“死者已不属于任何人，他脸上已经没有仇恨”。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的士兵返回苏联，我站在送行的人们中间。我走到一个娃娃兵面前，他没有舌头，成了哑巴，他被俘过，小兵制服里边露出军医院的病号衣。我问他话，他一个劲儿地写自己的名字：万涅奇卡，万涅奇卡。他写的名字，我看得清清楚楚——万涅奇卡……他长得很像我白天谈过话的那个小伙子，他反反复复地说：“妈妈在家等着我。”

……我们乘车最后一次穿过冰雪封冻的喀布尔市区的胡同，在市中心人人熟悉的招贴画前开过去：“共产主义是光明的未来”，“喀布尔是和平的城市”，“党和人民团结一致”。这是我国印刷厂印制的招贴画。我们的列宁站在这里，举着一只手……

在航空港遇见了几位熟悉的摄影师，他们在拍摄装运“黑色郁金香”（指战争期间死亡的士兵的棺材。阿富汗战争期间，苏联用安-12飞机把牺牲的苏联军人的尸体从阿富汗运送回国）的过程。他们讲话时不抬眼皮，讲如何给死者穿上旧军服，还有马裤，有时这类衣服也不够用，就不穿军衣，光着身子装进棺材。旧木板、锈钉子……“冷库里运来了新的死者，好像有一股不新鲜的野猪肉味……”

如果我把这些事都写出来，谁能相信我？

1989年5月15日

我的创作之路还是从人走向人，从文献走向形象。每一篇自白就像一幅彩色的肖像画，谁也不谈文献，都谈形象，都谈现实的幻觉形象。世界不是按日常实况，而是“按自己的形象与精神”创造的。我的研究对象仍然如故，是感情的历程，而不是战争本身的历程。人们想的是什么？希求的是什么？他们为何而欢乐？为何而惧怕？他们记住了什么？

这场战争耗时比伟大的卫国战争长一倍，而我们对它的了解，恰恰只限于我们不必为它担心的那点内容，免得我们看见自己的本来面貌而心惊肉跳。尼·别尔嘉耶夫在书中写道：“俄罗斯作家永远对真理更为关心，而不是美。”我们正是在寻求这一真理的过程中，度过自己的一生。今天尤其如此，在写作台前、在街道上、在集会中，甚至在节日的晚宴上。我们无尽无休思考的是什么呢？仍然是那些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到了这时我们才弄清楚，我们对待任何事物，甚至对待人的生命，也没有像对待有关自己的神话这样关怀备至。我们是最最优秀、最最正义、最最诚挚的，这种看法灌入我们的头脑，已经根深蒂固了。谁若是敢对此有所怀疑，立刻会被扣上违背誓言的罪名，这在我国被视为大逆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