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仿佛赶上了“拆呢”的所有拆迁

1

一九九六年秋天，父亲站在马路边上，抬头仰望刚刚落成的三层楼新家，对我说：“你爹妈辛苦了一辈子，一切都在这里了。”这句话像一团压抑了很久的蒸汽从父亲的胸膛里喷涌而出，散入四周漂浮的水泥粉尘里。

当时，父亲三十八岁。在这个将要抵达不惑之年的人生临近点，他刚刚从生活对他接连三次的重创中复元：一家人总算结束了拆迁带来的长达三年的压抑；从工地升降机上摔下的儿子刚刚出院；他自己才摆脱一场诡异病症的漫长折磨，消瘦的脸颊上终于有了一点福相。父亲站在那个瞬间上，彻底忘记了屁股后头几万块的债务和母亲的下岗问题。他仿佛看到自己正在走向人生巅峰。

顺着马路向西南看过去，父亲的目光落在实验小学的楼房上，试图穿透它，看一看宽阔的水口路。在那条街上，曾经有他的第一座房子。

一九九二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把儿子搁在邻居家中，在街上与几个过路人吵架，或许还动了手。因为有个人竟然在他即将完工的房子墙根撒了一泡尿。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即使他本是一个从不动怒的老实人。

父亲教书，在教室里像个老师，走进田里像个农民，站在脚手架上便成了工人。但那天晚上，为了维护一面属于自己的墙，他不惜成为一个不讲理的人。

我已不再记得那两间平房的具体模样，只知道它们的门脸面朝大街，装有需要手工拆装的门板，其中一间是爷爷照看的小卖部，另外一间曾是大姨家开的书店。我们住在门脸后面的小院子里，院子里有小卧室、厨房和一间土产公司分配的大瓦房，那间瓦房年纪比我还大，高高的房梁，幽暗的窗户。瓦房的角落里曾有一张沙发床，床边挂着布帘间隔，那是我的卧室。九二年之前，全家人住在瓦房里，家就是一间屋子。平房的落成，就像一个富足安定的城堡诞生。

回忆起那段日子，我总觉得很漫长，似乎整个童年时期都在那里度过。与爷爷坐在柜台后面数过路的行人，在门口的路灯下捉蛐蛐，姨妈的书店从开始卖漫画到专业卖教学参考书，最后关张大吉。每逢过年我把麦芽炮塞进墙缝里爆破，我甚至记得那几块门板的赭红色的油漆从鲜艳到剥落的过程——这似乎应该是一段漫长的时日。这么多年来我几乎从未质疑过这种感觉，我的童年就是在水口路和门面房里度过的。后来我在电话里向父亲问起关于那座房子的往事，才知道我记忆中的“每逢过年”只不过发生过两次，爷爷的小卖部也不过就只有两年。

2

一九九四年春天，父亲爬上屋顶，亲手拆掉了自己盖的这座房子。

拆迁的事情是悄然发生的。一天晚上，家门口忽然聚集了很多邻居，母亲被叫出去，所有人挤进隔壁费姥姥家里。我挤在大人中间，丝毫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但我知道，大事件就潜藏在那突然的静默和紧促压抑的语调中，申诉，叹息，总结，怀疑，咒骂。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不记得父亲对这个消息的反应，但大概应该是一句混合着叹息的咒骂之后，便是长长的沉默，或许还有一通怎么也抽不完的烟。八岁的我，只能看见母亲和其他家的女人们走向县委大院，却无法感受到父亲那用力隐藏的情感。

整个拆迁事件中，除了摊在桌上的一份红头文件和“要想富，先修路”的号召，我从未见到穿着制服的人出现，更没有见到推土机的影子。长街两侧的百十个家庭的消失，像是电影里淡出的一帧画面。

但是，一条街上还是分成了两派，愿意拆的和不愿拆的。父母顺从，希望快速解决拿到补偿，同意拆房和搬到临时安置点。父亲从老家找来大伯和堂哥，带着老家的亲戚动手拆房。这群人大多都是当时一起帮父亲盖房的人。不愿拆的人家很少，其中有张姥姥家和郭姥姥家，任凭四周敲敲打打，两家人照常生火做饭。

拆房子比盖房子快得多。父亲站在屋顶，用榔头一块一块敲下房檐上的砖，丢给站在地上的堂哥，门窗的螺丝被起掉，连框一起卸下来，水泥板被升降机吊下来，工人们用钢管架着摞在地上，一切如同两年前场景的镜头倒放。

拆掉最后一面墙的时候，父亲站在一旁看着。堂哥和工人用碗口粗的麻绳将墙围绕，犹如捆绑一个死刑犯。他们将麻绳扛在肩头，背向墙拉紧，墙的背后有人用四五根木棍顶着。堂哥喊起号子，所有人的脚步跟着号子蹬起节奏。墙体前后摇晃，像个失败的巨人一样栽倒下来，轰然塌进地面，滚滚烟尘吞没所有人。

父亲是否想到两年前那个豁出脸面与人争吵的夜晚？

一堆堆废墟在水口路两侧紧挨着堆起来，张姥姥和郭姥姥家的房子在其中孑然而立，没有自来水了，就在门口打井，没有电了，就自己往电线杆上搭线。日子依然过着，除了没法再在饭后串门，似乎什么都没改变。那些原本在胡同深处的人家，突然临了马路，人站在门口张望，显得有点不适应。

和所有拆掉房子的人一样，父亲也没有料到，水口路的废墟竟然真的就成了废墟，红头文件上描绘的致富大道并没有从他房子的旧址上铺过去。几个月过去，偌大的一片废墟，节节草从地缝里钻出来，喇叭花在断壁残垣上绽开。赔偿还杳无音信。

3

我们被安置在土产公司市场仓房，每户按成年人人头分配，一个人头一间仓房。所谓仓房，就是一间四四方方的门面房，三十多平。对开的大门，一个生铁门栓，锁门要挂上大锁。市场本是做菜市场用的，顶上是塑料瓦大顶棚，从南到北两侧撑着几十根空心钢柱。市场中间是一条过道，过道两侧是一个挨一个的水泥台子，原是卖菜用的。家家户户挨着敞在这么一座长棚里，没厨房没厕所，日子基本没法过。父亲把水口路房子拆下的砖瓦、水泥板和门窗一车车拉过来，动手建造人生的第二座房子。

这次，父亲没有请帮手，没有找工人，和泥，砌砖，搭棚，全一个人来——或许我曾很懂事地帮父亲递上砖头和瓦刀？他在属于我们的房间两侧砌起两道黄泥砖墙，一直和房子前面的水泥台接上，围成了院子。依着水泥台建起一座小屋，将水泥台砌进屋里，做厨房的灶台。院门门板也是之前房子里拆下的，一个临时的家有了模样。

这么一“临时”，便是将近三年的岁月。住在大棚底下没多久，父亲生了怪病，之前几十年他几乎从无大病。他坐在屋子里吃饭，看着外面的院墙和门，看着人们排队打水，却怎么也咽不下口中的食物，喝口粥也会噎在胸口。

日益消瘦的父亲在那两年隐匿在生活舞台之后，逐渐陷入一条沉默的河流。我回想起那段，便总有父亲站在门口干呕的形象，他打嗝，喝水，艰难地下咽，沉重地呼吸，眼望着虚空，不说话。

下岗的母亲来到幕前，成为房子故事的主角。她和大棚底下的姥姥、奶奶和阿姨们一起去写信，一起讨要说法与赔偿。母亲不识字，但懂道理，她的“理”很简单，你们让拆，我们就拆，但赔偿没拿到，生活怎么继续？之后，母亲说起那两年，连自己也搞不清楚最后究竟为什么拿到了补偿，但却很肯定一点：就是得跑，不断地跑。不跑断腿就要不到说法。这是大棚底下的生存之道。

在这场拉锯战里，父亲和大棚底下其他的男人一样，几乎从未在前线出现。他每天很早起床，一天往返家和学校两趟，做三顿饭。闲余时间修补漏雨的屋顶，在院子角落种上木耳菜，重新筑起被雨水冲塌的院墙。那两年多的生活里，我默默在暗中模仿父亲，喜欢一个人走路一个人玩。

我始终记得有次被父亲痛打的经历。那天，有人家办喜事，邀请父母出席，我却赖着不愿去。父亲耐心哄我，我依然执拗。他看着我，突然口中爆出半句脏话，抬起脚把我踢倒在地，又打了两巴掌。我倒在地上，莫大的冤屈哽在胸口，哭也哭不出声。时隔二十年，我依然能在脑中重绘那次事件的细节，父亲对着门口，我歪坐在厨房和大门之间的墙角，从那个角度仰望，可以看到一个愤怒到颤抖的父亲，他搧过我的右手依然紧张地握着，口中咀嚼着半句未说完的脏话。如今，我尝试将自   己代入这样一个父亲的位置，感受他的颤抖——无知的儿子坐在一个奇形怪状的厨房门口，厨房里有个大水缸，缸里漂着绿色的塑料水瓢，水瓢上结着水垢。外面有人催促着一场无聊的酒席，我心里计算着该从一个月三百块的收入里抽出多大面额的纸币做礼金。不能咽下任何食物，却要在丰盛的酒席里与人们笑脸相迎。

大棚底下的院子处处生出了时间的痕迹，再也没人说它是个临时之地。母亲在大棚底下摆起小摊卖冰棍，费姥姥的儿子在大棚底下办了婚礼，伍奶奶家的儿子在大棚底下考上了大学，刘姥姥家老头子在大棚底下办了丧事。跑赔偿的事变成了业余事务，没人再能负担得起为它牺牲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