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弃婴”

前言 2006年，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湖南邵阳“邵氏弃儿”事件震惊全国。仅仅因欠缴“社会抚养费”，数以十计的邵阳儿童就此被强行抱离生父母、养父母，被计生部门统一改姓“邵”送进福利院，有的被远渡重洋送到国外；2009年，类似事件在贵州镇远县再度发生。 以落实计生政策收取高额社会抚养费、对妇女强行结扎、对超生家庭拆房揭瓦、对违反规定者关押捆绑……成为整整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 2015年10月29日，五中全会决定中国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实行36年的一胎化政策最终被宣告终结。

脖子上、心窝上的刀疤，显示出陆显德是个悲剧人物。他曾经自杀过。这些刀疤是他对四女儿的特殊纪念。

作为父母，陆显德夫妇均不记得这个女儿的生日，只知道她出生于2003年农历腊月。2004年农历五月，她被当地计生人员强迫送进福利院，从此不知下落。当时，这个女儿尚未取名。

蒋文(化名)是陆显德的亲戚，在广东闯荡十年。2008年回到故乡时，他听说他的亲戚中，除陆显德外，还有李泽吉、罗幸斌超生的两个女儿，均被当地计生人员抱走，送进福利院。计生人员称，“政府帮他们养。”实际上，这些孩子至今下落不明。

但多年来，这些父母都没有寻找自己的孩子。对于亲人们的麻木，蒋文发出了鲁迅对闰土式的感叹。从2009年1月开始，他在网上多次发布寻人的帖子，随着国外网友的回应和记者的调查，一个在贵州省镇远县隐藏多年的秘密渐渐浮出水面。

交不起罚款，就抱走孩子

“你怎么又生了一个？”

“(老公)刚动手术了(结扎)，这怎么办？”

“罚款你养得起吗？现在计划生育这么严，要1万多元钱。”

“要罚款没办法，已经生出来了。”

“那你要给钱，现在政策这么严，你是知道的。”

“我交不起钱。”

“万一你交不起钱，我就(把孩子)抱去。”

这场当事双方记忆中的对话，发生于2004年6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对话发生在石光应和杨水英两人之间。石光应是镇远县蕉溪镇计生股股长，杨水英是陆显德的妻子，家在蕉溪镇田溪村阳坝组。

按照政策，陆显德只能生两个孩子。他希望能生个儿子。但杨水英在生到第四个孩子时，才如愿以偿。

在这个男孩一岁多时，陆显德去做结扎手术，但此时，杨水英又怀孕两个月了。

“既然怀孕了就要把她生下来。如果做流产，还要花钱。既然生下来了，就不能把她打死。”杨水英说。凭着这种简单、朴素的想法，杨水英生下了第四个女儿。

陆显德的家位于高山上，四周都是绵延的群山，交通极为不便，而且这个寨子仅有三五户人家。外界信息的获取和内部信息的传播，都极为不易。因此，虽然计生工作抓得很严，这个女儿仍然在她身边生活了半年。杨水英干活时，就把她背在身后。

在害怕罚款和重男轻女的山区，弃婴，或者将孩子送给别人的现象都相当普遍，而陆显德夫妇并没有这样做，尽管他们已经超生了三个孩子。

在2008年7月份以前，蒋文已经有十年没有回家。所以，他只记得陆显德对大女儿十分爱怜。

“他对大女儿非常好，别人的孩子吃母乳就可以了，他还用白糖调鸡蛋给大女儿喝。经常把她抱起来亲。”蒋文说。

现在，陆家全年收入不到5000元钱，但是四个孩子无论男女全部上学。对于两个有户口的女儿，陆显德表示，只要她们愿意读书，他会供养她们一直读下去。这些信息都足以说明陆显德并非一个重男轻女的人。

如果四女儿没有被抱走，她也快到入学的年龄了。但不幸的是，2004年6月份的一天，杨水英背着这个女儿在山坡上放牛时，遇到了石光应。

“第一回，我从那边过来，她在看牛，我看见她背着小孩，用毛巾搭着头，我看小孩很小，而她的儿子已经长大了。第二回我就去那里问，正好碰到她在吃饭。”石光应说。

那天，只有杨水英一个人在家。

5年后的2009年6月19日，杨水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石光应说，我就把这个孩子抱去了，以后就不罚款了，这就和罚款一样的。”

之后，石光应打电话叫蕉溪镇政府派车来，让杨水英抱着孩子到焦溪镇政府，然后去镇远县福利院。“我不去福利院，他们就把我一起带走，还说要罚款几万元钱，我拿不出几万元”。

为得儿子，舍弃女儿

现年54岁的石光应，早有儿孙，孙子在东莞上小学了。他很想念他的孙子。他有正常的人性和情感。

而他在解释他制造的骨肉分离的人间悲剧时说：“交不起罚款，就(把超生的孩子)送到福利院。这是县里的政策。”

“其实，她要是给政府说点好话，说去跟亲戚借钱来交罚款，你们别抱我孩子。这样，我们就不抱。但是她这个人太忠厚……他们那个组就是她家最穷。我们工作上也是很困难。”石光应说。

那天，杨水英抱着女儿，被蕉溪镇政府的干部、石光应等人带到镇远县城，这是她平生第一次来到县城。在镇远县福利院，一个女护士从她手中接过女儿时问：“妹，女儿养这么大了，你怎么舍得？”

杨水英回答说：“我没办法，他们要罚款，可我没钱。他们说，以后不来罚款了。”

那时，女婴正睡得香甜，她没有看见被一群陌生男人包围之中的懦弱的母亲强忍的眼泪。母亲却特意把她抱起来，好好看了一眼。此后，她永远离开了母亲最安全的怀抱。而母亲只能在梦中梦到她。

回到蕉溪镇后，镇政府的干部们让她做了结扎手术，虽然她的丈夫陆显德之前已经做过结扎手术。第三天，陆显德才将她接回家中。

陆显德在得知女儿被抱走时，平静地说，“政策有规定，没办法。”这话是在安慰杨水英，也是在安慰他自己。

贵州镇远县福利院 （图/鲍小东）

李泽吉和陆显德有着相同的遭遇。

6月19日，他语气激昂地说：“如果他们把我儿子抱走，我砍死他们。”

他的几个女儿正环绕在他膝边戏耍，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把我女儿抱走，我也会砍死他们，但是，当时我不在家。”

实际上，他在得知女儿被计生人员抱走时，反应和陆显德相似。

李泽吉是蕉溪镇田溪村烂桥组人，2004年农历三月十八，妻子顺产一名女婴。之前，他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了。为了再生个儿子，夫妻俩将刚满月的三女儿给堂哥代养，然后带着两个女儿去浙江打工。

当年农历四月二十，蕉溪镇计生办一名计生人员，将这个刚生下一个月零两天的女婴，从李的堂哥家抱走。临走时说，“你们家太穷了养不起这个女婴，我把这个女婴抱去给政府抚养。”

过了两年，他们在浙江又生了一个女儿之后，终于得到儿子，他们才回到故乡，此时，他们方知当年寄养在堂哥家的那个女儿已经被当地政府抱走了。

“因为超生，我们也不敢去问，怕罚款。以后也没找过。”6月19日，李泽吉说。

妻子并未因此后悔当年外出打工的决定。她指着面前摇摇摆摆刚学会走路的儿子，笑着说：“如果我们不出去，怎么会得到这个儿子？”

生儿子，似乎是他们平生最大的成就。而舍弃女儿似乎成了他们得到儿子应该付出的代价。

2003年，该县都坪镇新寨村的杨再清的妻子生下了第三个女儿，此时，他的大女儿已经因心脏病和淋巴结夭折。按照政策，这个女儿并非超生，但是为了将来生一个儿子，他让镇计生人员通知镇远县福利院将三女儿抱走。

6年来，他从未想到过去看望这个失散的女儿，因为“没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