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入”工厂

4

宿舍里有三张上下铺，屋顶有一盏吊灯，两个吊扇，门的上方有一台空调，就是全部摆设。没有柜子，每个人都把贵重物品随身携带，或者锁在自带的拉杆箱中。

除了环境差，室友的冷漠也令我始料不及。第一天上完晚班，门卫已经下班，我没有钥匙，站在宿舍门口等到十一点，一个瘦小的十五岁左右的男孩才给我开门。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室友，他打开房门，只看了我一眼，就径自进去，我咽下去准备好的客套话，跟着他进屋，心里嘀咕：为什么他不问我从哪里来的？他就不好奇这个新来的室友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很快又出门了。我铺好床铺，买了洗漱用品回来，躺在格言警句和刘涛的注目下，看了一个小时微博，仍然没有人回来。

一点钟左右，宿舍灯亮了，忽然回来五六个人，包括给我开门的男孩。我噌地坐起来，他们中的一个打量了我一眼，我冲他点点头。

他问：“新来的？”

我很快地接上：“对，短工。”

他问：“抽烟吗？”

我犹豫了一下，“不”。

他就没说话了。接下来我零星地问了插线板怎么用，澡堂在哪里，各自做什么岗位，他们都简短地回答。很快就熄了灯，每个人都把脸埋在手机亮光下，我也就不再询问。一连三天都没有任何进展。

后来，其中的一个床板突然空出来，第二天又铺上新被褥。所有人都没什么反应。

再后来，莫西干偶然说起，厂里有人经常晚上去网吧，有些小男孩还去附近村嫖娼，我听了心里发紧。晚上，我在熄灯前问他们：“你们都出去干什么呢？”瘦男孩笑了，反问我：

“一起去不就知道了？”

我扑棱一下拒绝了，速度快得吓自己一跳。我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深入机会，但没做好这么深入的准备。

直到离开，我都不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伞面的工作令我精疲力竭，第四天，我申请换到伞骨岗。小的伞厂并不自己生产所有零件，更像是一个组装工厂，所以我其实只从车间的东北角搬到西南角。主管安排我的新工作是“穿中碟”——将一种塑料碟片，一一穿在伞骨的折叠处，防止它磨损。

中诚当时生产的是一批POE伞面的直骨高尔夫伞，有一米长，穿中碟时，我把它们头朝里铺在腿上，左手扶住分散的伞骨，右手捻碟片，穿上，左手换伞骨，右手捻碟片，穿上。碟片轻薄，抓一把够干两小时。我花了十分钟就掌握了全部动作，熟练之后，每天至少穿一百打伞骨，重复9600个一样的动作，就有60元。我终于能安心地在夜班后吃两块钱的炒河粉了。

铝合金伞骨有很多毛刺，每天下来，我的手指手背就添了无数道细痕。可我并不在意这些，我还提前去车间，晚上下班了，我都最后离开。我喜欢上了穿中碟，它足够简单，让我不再觉得自己愚蠢，它让我不用想起“融入他人生活”的初衷，也可以忽略自己尴尬的现状，每天重复的9600个动作，我觉得我还能够把握眼前的一切。

第二周，我还尝试了在中诚的澡间洗澡。那是七月的福建，平均气温30°，白天常达到35°，但前七天，我都只是洗脸和洗头，宁可捂着一身塑料味入睡。

中诚的澡间只是一间空荡的屋子，空荡的意思是除了瓷砖和地板，连水龙头、喷头都没有。这就需要在水房打水，用毛巾或水瓢解决问题。第一次去，我进去又出来，和别人确认了一次，才相信这真的是澡堂。

换岗后的第二天，我终于和同事们一起，或蹲着，或弓着身子，头朝下，一毛巾一毛巾地擦拭自己。

总体上，我觉得自己在逐渐适应，也变得更加快乐。而且每天体重都在减轻大约一斤，现在，在工位上坐猛了，也不会立刻被肚子弹起来。食堂四块钱的肉菜，夜宵两块钱炒河粉，我都吃得很习惯。每天，我都比之前做得多一些，晚上给母亲打电话，我可以听听家里的变化，也能给她讲些笑话了。

更令我振奋的是，我交到了两名朋友：阿岑和阿桂。他们都是贵州的布依族人，初中学生，做暑期兼职。

眼前的生活，像了那么一点进入社会的样子。

5

阿岑和我是换岗之前熟悉起来的。我们一起上下班，吃饭，做工，像寄宿学校里结伴生活的朋友。阿岑从小就跟父母离开了贵州，辗转广东、浙江、福建，上学，兼职，从来就不会讲布依语。

14岁的阿岑很少说起学校的事，也很少说起自己的事情。

我和女孩阿桂则是车间里的搭档。她也做穿中碟，但比我快很多。我们工位相对，我每天能穿100打，她至少150打，而且绝不早来，也不晚走。我和她边聊天边做工，她灵巧纤长的手指在黑色的伞骨中翻动，有一种超过年龄的掌控力。

17岁的阿桂在山区长大，十岁才随父母外出，所以会讲布依语，但因为外出频繁转学，留了两次级。

转学在晋江不算难。晋江是对待外来人口最为友善的城市之一，外来子女入学几乎没有门槛，中学里，近一半的学生是外地人。只要高中三年都在当地就读，就可以参加福建高考，这些配套政策增加了晋江的吸引力。

阿桂不喜欢学校把外地学生和本地分开，单独成立班级，无人不知他们的外地身份，而她年龄大，格外扎眼。

一楼的食堂有一台十七寸的彩色电视，架在西南侧的墙角，午饭、晚饭和晚班结束时，都会有很多人围着看。这是除了QQ弹窗外，大部分人接收外界信息的主要方式。屏幕一般情况下都锁定一个频道———湖南卫视。午饭时，“芒果台”能吸引十多个青年围坐一起，边吃饭边仰起头看青春偶像剧。

我走过搓衣板一样的宿舍楼梯，它和车间一样，就是斜着搭的几块带棱水泥板，没有扶手，如果你想，可以直接跳到下一层。走过水房，右转到食堂侧面，我瞥见至少几十个人围坐其中，桌上摆了零食，还有几位买了啤酒。

我走进去找到阿岑，他和阿桂坐在一起。阿桂专心致志地看电视，阿岑则努力塞着零食。电视上是延时播出的《新还珠格格》第15、16集。2011年夏天，它的收视率全国第一。

没有任何人知道远方的甬温动车事故，虽然被追尾的D3115次列车，正是从杭州开往福州南站。当然，此刻食堂里人没有几个来自福建，而且我们每天赚着计件工资，也不会和动车有任何联系。

我坐在塑料凳子上，看了两分钟皇上在御花园和五阿哥、尔泰的对话，然后向阿桂和阿岑告辞，继续回床板上刷着微博。

我慢慢发现，中诚的工人里贵州人占了大半。阿桂和阿岑都来自贵州，而我同宿舍的几乎也是。

晋江的流动人口约100余万，95%的外来人口来自江西、 四川、贵州、湖北、河南、安徽、重庆、湖南、云南，贵州是其中名声最古怪的一个。当地的贴吧中，对贵州人的歧视无处不在，他们贴出报纸上的社会新闻，常常出现的偷窃、抢劫、拐卖人口，嫌犯籍贯多是贵州。宿舍的贵州室友就对我说，晋江正规公司不喜欢招贵州人，因为他们觉得贵州“少数民族多”、“普通话差”、“喜欢打架”。

离萧下村不远的山前村，外来工人拉帮结派，群架的消息时有耳闻，“贵州帮”、“四川帮”、“河南帮”经常冲突，人们更提防着可能惹事的人。

中诚的工人另一个特点是年轻。三条生产线，150余人，除了几个搬运工，年龄都在20岁以下。车间里暑期工占了四分之一，最小的是熨伞面的男孩，才上小学六年级。

一天下午，我和阿桂对坐着穿中碟，偶然聊起春天时候家乡的样子。她说她喜欢去河里捉鱼，我告诉她，直到五月份，黑龙江的冰面才化开。她咯咯笑了两声，话题转到了中诚：“五月份时，这里的工人也就现在的一半吧。”

“为什么这么少？”我问。

“因为那时候没拉到订单啊。现在这儿拉了一笔高尔夫伞，要不然你、我、阿岑为什么能进来？”，阿桂顿了顿，说：“阿岑刚辍学，就赶上招工，也算运气好，大厂子根本不招这么小的工人。”

我一惊，辍学？阿岑不是转学到老家吗？怎么又辍学了？

阿桂笑了，“他打架把人家打坏了，学校开除他。回老家就是借口吧，像他这样，以后会一直打工下去。”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如此容易地进入工厂，连身份证都不用登记，没有工服，不必打卡。中诚就像一个扩大版的家庭作坊，一旦接到了大的单子，就快速招人，计件工作，而订单完毕，工人得不到加班保证，就会陆续离开，直到下一次接单。流动性如此之强，同宿舍的人也就没必要都认识，两三周后总有人要走。

贵州散工不会被这样的厂子嫌弃，我也一样。

6

7月底，我的身上长出了红点，很痒，穿中碟时，我也忍不住抓挠，最后越长越多。我担心它和工作环境有关系，而且马上做到一个月，离预期的时间不远了。我决定离开，找了主管说辞职的事，本来没有合同，也就没有手续，只是工资要下个月才发。我很快速地收拾好行李，去车间与他们告别，阿岑留了我的QQ号，就没说什么，阿桂攥着手，想挽留我：“你走了，这里就不好玩了。”

一个风很大的下午，经保安搜身之后，我坐着摩的返回安海。

之后，我和阿肖的朋友们吃了几次饭，有开着路虎的阔少，政府高官的亲戚，当地企业的年轻主管，由于闽南语的阻隔，我只是不停地吃东西，最终能没能和人谈笑风生。半个月后，我坐着长途硬座去往昆明，却因为吃了一碗坏掉的牛肉羹，上吐下泻，临时在闽西南的一座县城下车。一天后，我拔了吊针，补了四十小时站票到昆明。我没有达到“了解同龄人”的初衷，后来也失去了和阿岑、阿桂的联系。

我只确信了一件事——我曾经有过如此冲动的、不精确的热情，有时候，它带给我无穷的麻烦，有时候，它让我感到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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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