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核桃砸中了谁

1

“这里可是全国博士密度最高的地方，随便扔块砖，就能砸好死几个。”

寒假时，一个朋友来北大看我。考试季刚过，学校里已是一片萧瑟，未名湖也结成了个坚硬的大冰块。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可以看到去年的残荷、断枝和枯叶都固定在脚下，可望不可即。铁丝网在湖心围出了冰场，来来去去的冰刀不断地切割，刨出粉白的冰渣，远看就像糖霜一样。

我已习惯北方的冬天，甚至觉得其清冽怡人，尤其刚走到室外，寒气一激，令人神清气爽。只是北风干涩，呼号席卷，把我的下颚吹得僵硬，在畅春园的食物和暖气的双重作用下，才能不太利索地说出这句话。

朋友接着问：“你那么热爱学术，一定会读博吧？”我回答：“正在犹豫，因为这边的博士，很少有能按时毕业的，基本都得延一年两年，读到七年八年的也不是没有。所以据我观察，他们中很多人有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头发比较稀疏——”

话未说完，坐我们旁边一个正埋头呼呼吃盖浇饭的哥们，忽然“噗”地喷了一口饭到自己碗里，把我们两个吓了一跳。然后那哥们慢慢抬起头，愤怒中带点哀怨地看着我。愣了几秒钟后，我赶紧道歉：“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您……您一定也是博士吧。”

2

畅春园里的一些人，也在时而加深我对于从这儿留下还是出走的困惑。

工具书阅览室在图书馆的一层，这里总是门窗紧闭，光线微弱。不习惯的人稍微坐会儿，就得头昏脑胀，所以除了需要随手查资料的文科研究生外，基本没有其他人来。每天看到的，都是几张熟面孔。

吴博士就是其中之一，他个子不算高，却时常穿一件及膝的黑色风衣，每次推开玻璃门进来，北风把衣角吹起，就显得特别飘逸。似乎是为了和衣服相配，他总是同时戴一顶黑色圆礼帽，宽宽的帽沿后，长发落至双肩。从上到下，都散发出某种八十年代归国华侨的气息。

和颇为讲究的上身不协调的，是脚下一双估计从畅春园宿舍里穿出来的拖鞋，当吴博士去取厚厚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时，就发出踢踏踢踏的声响，引人侧目。暖气室里当然穿不住风衣，但礼帽却能始终戴着，刚开始我以为这是一种腔调，直到某天中午，吴博士坐在过道的椅子上睡着了，忽然身体一斜，帽子滑落在地。

听说六年前保博成功的时候，吴博士志得意满，豪言自己的博士论文要回答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问题：民国的宪政为什么最终会失败？结果一晃岁月如梭，眼看着那些写什么《朱家骅思想研究》、《1949年前后北京邮政的接收与改造》等“小题目”的同学纷纷博士毕业，吴博士仍每天来往于畅春园和燕园之间，肥肉越来越多，头发越来越少。

早就不用修学分的吴博士，也会偶尔出现在我们新生的seminar课上，戴着那顶标志性的黑色礼帽。老师们明显都已经认识他了，一见他就笑眯眯地说：“吴博士来啦，欢迎欢迎，但你先别发言哦，让大家讲完了再说。”

于是吴博士就像个督导主任那样侧着身子坐着，透过厚厚的镜片眯缝着眼，先听我们这些愣头青讲完，等大家都无话可说了以后，再清一清嗓子：“那就让我来讲几句吧。”当他说出这句话时，身上原本的落寞和颓唐瞬间被抖落，整个人容光焕发。

吴博士一口气讲了四十多分钟，几乎比老师说的还要精彩；虽然没有做笔记，却把每个人发言的纰漏都点了出来。他先辨析袁世凯为何没有动机杀宋教仁，反而是孙中山借刀杀人的嫌疑很大；然后讲梁启超也不干净，一直伪装成清流，但在北洋政府里却很会借助关系敛财，等等。在老师几次提醒他下课时间已过后，才意犹未尽地收尾。

那次雄辩，彻底改变了我对吴博士的看法。后来我打羽毛球时，遇到他的一个师妹。她告诉我，吴博士居然还出版过一本小说，北大图书馆就有收藏。我追问写得怎么样，师妹回答：“反正我不喜欢，因为看了前几章后，觉得里面满满的都是压抑。”

3

今年，铁打的吴博士又要目送一位师弟熬出头毕业，变成自己的师兄，这个人就是小齐。与吴博士相比，小齐是一位即将“出走”的非典型博士，小齐的事迹我早有所耳闻，他在七年硕博连读期间，边读书边开网站，筹办各类活动，还曾在凌晨四点出发，“如风少年，单车轻骑刷四环”。总之，过得完全不似被论文折磨的生活。

后来才知道小齐也曾有一段困顿期，论文卡壳，情绪变得低落，对周遭一切都特别敏感。朋友和我说起小齐那段时间的状态：“非常感性，和我们吃饭时，聊起自己的创业项目将怎样促进全人类的幸福，说着说着情绪上来，眼泪就跟着下来，把大家都愣住了。但一工作起来，他又可以连轴转，连续几天都不用怎么睡觉，而且还报名去全国各地跑马拉松，总之是一个燃烧生命式的人。”

我和小齐原本约在某天晚上见面，但他连发三次消息，说正在谈创业项目，等下再来，最后还是取消，推迟到三天后的中午。在泊星地咖啡馆，坐在我对面的小齐比照片上要厚实得多，手臂粗壮，胸腔鼓起，但皮肤却很粗糙，一颗新的粉刺正从下巴冒出来。他说自己来北大后练过好几年散打，现在改成跑步：“我现在生活非常有规律，一日两餐，坚决不吃晚饭，准时2点睡6点起。”

2007年，他由中山大学医学院考入北大历史学系，研究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治理，这一做就是七年，从二十多岁读到三十多岁。

今年6月的毕业季，他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找教职或继续进修，而是全身心投入到名为“核桃”的创业项目中。“人一段时期只能做好一样事情”，他像医生用柳叶刀般，边把盘子里最后一块西兰花细细切成丁状小块，边对我讲述导师治学风格七年里对他的熏沐，以及这与他目前事业之间的关系。我则始终有点怀疑，既然要创业，当初又何必读博呢？

吃完饭，雨刚好停了，他说带我去宿舍看看，在32楼。我很奇怪，博士不是该住畅春园吗？他说这个校内单人间是自己跟很多人商谈的结果，包括宿管中心的人、邻居、楼管阿姨等。所以说，闲置资源永远是有的，即使在北京这种地方也是，就看你找不找得到罢了。

我们绕过积水，走到这栋建于1956年的蓝灰色苏式宿舍楼前。1967年文革时，北大“井冈山派”和“新北大公社派”曾在这片楼附近展开激烈拉锯战，长达四个多月里，双方挖地道，建电台，搭天桥，各种杀人器械无所不用其极。改革开放后，这里变成了最早的博士楼，当时学生少，畅春园一带还是荒地。

1985年，西语系的俞敏洪毕业留校任教，分到了32楼一间“把厕所边儿的”的地下室，在出国党必备的《GRE词汇精选》序言里，新东方创始人深情回忆，自己当年天天在见不到一丝阳光的房间里读书：“整个楼房的下水管刚好从我房间旁边通过，二十四小时的哗哗水声传进耳朵，我把它听成美丽的瀑布而不去想象里面的内容。”

整整三十年后，一楼的房间仍然阴冷灰暗，即使是下午两点，走廊里也几乎看不见东西。小齐说这层俗称“夫妻房”，是北大专给那些在读博阶段结婚但没钱租房的学术夫妻的。八平方米的房间，对于学生来说已经非常奢侈了，只是乱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法下脚。

刚进门，楼管阿姨就跟进来，手扶门框，用纯正的京腔大声说：“小齐，我告诉你，学校已经通知了，今天是清房的最后一天，晚上12点前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搬走，不然我就让搬家公司的人来处理了！这回您可真得走了，再过几天，夏令营的人就要住进来了！”

遇到如此窘况，小齐看上去却很淡定。他说自己今天一定搬走，现在过来就是收拾东西的（其实明显不是）。接下来，他还委托阿姨把房间里的书桌、书架等家具转让给以后要搬进来的博士伉俪：“我就半卖半送，所有东西，让他们给一百块钱拿走算了！”然后转头轻声对我说：“老实说，现在我确实比较缺钱。”

阿姨一听工作做通，立马高兴了，满口答应只要今晚搬走，这都不算什么。走之前，她还用手指关节敲敲折叠式书桌，在清脆的“笃笃”声里念叨着：“确实不该白送，瞧这书桌跟新的似得，多好呀，啧啧。”

阿姨走后，关上门，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他一边整理有用的东西准备搬回畅春园，一边和我继续聊。靠门边的投影幕布，是他第一次路演时放ppt的，后来常被他用来一个人在宿舍看电影。说到那次让他拿到第一笔投资的演讲，小齐仍是热血沸腾。他说，那些最伟大的互联网创业者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赚了多少钱，而是他们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你现在还能想象没有淘宝和百度怎么生活吗？现在我要改变的，就是人们摄取知识的方式。”

4

和小齐一起吃饭并连续聊了近四个小时后，走的时候我有些犯晕，一种信息量太大消化不过来的感觉。我忽然心血来潮，想去图书馆找一下传说中吴博士的那本小说。

在闷热的文学图书借阅室里，我找到它。刺目的大红色封面的中间，一滴白色溅开，上面写着赤裸又直白的书名。我东找西找，又拿两本现当代文学研究著作将它夹在中间，去管理员那里刷条码时，仍然心跳耳热。

拿回宿舍看了一个多小时后，我觉得这部中长篇实在乏善可陈，倒是觉得里面的男主人公，一位老博士失恋后写的朦胧诗，倒是意蕴深长，有上一代北大诗人的味道：

学术
是一位来自美国的
死亡大师
在这
灵魂成熟的季节
他贪婪地收获着
生命、青春
与爱情
孩子们
像麦子一般倒下
乌鸦成群飞过
残阳西落
大地上
不见一丝鲜血

比起吴博士的“伤痕文学”，我更喜欢小齐刚跟我讲的故事：29楼没拆之前，门口原来有几颗老树。有一天他从档案馆回来，有什么东西掉在面前，差点砸到他。弯腰捡起来后才发现，这是一颗熟透后迸出的核桃，虽然里面已经空了，但外壳却完好如初。

“对，就是这颗，这绝对要带走”，小齐把它从抽屉里拿出来，吹去灰尘，放在我面前，看着它散发出奶白色的光芒：“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决定读完博士后出来创业。”

小齐做了一枚出走的核桃，而吴博士依然留守在畅春园，我想起吴博士的师妹略带感伤的那句评价：“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吴师兄那样的人啦，当然不是男女之间那种喜欢。我只是觉得，正是有他那样的人存在，这里才那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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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