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荒谬的房屋，我叫它废墟

米书记对我是个谜。

他有着秀气的五官，细嫩的皮肤，明显匮乏户外劳作。这种脸色在小城，几乎算得上标签：不用下地劳动的人。他使用着我熟悉的书面语，表达的情感那么容易被我接纳。他在他的吉普车上接受了我的访问，随着车子的颠簸，他的故事变成我笔记本上歪歪扭扭的字。

穿过杂草丛生的乡间田埂，推开一户低矮平房的木门，从昏暗的甬道穿过后，来到一间顶棚几乎触及头顶的小屋，里面四周空空荡荡，只在中央置了张圆桌，没有桌布，放着玻璃茶杯和粗糙的粉红纸巾。原来，这是个不挂牌的乡村餐馆。

我去洗手时，经过后堂，泥巴盘的锅台上，三个黑铁大锅正冒着粗白热气，锅碗瓢盆都敞在案板上，黑脸厨师正在忙碌。那男人挂了件围裙，没戴帽子，头发蓬乱，胡茬黝黑。一股异香袭来，我忍不住朝锅里望：两个锅同时在炒鸡和鸭。

这灶台如此粗糙，可香味如此浓烈。米书记介绍，锅里炒的东西，都是这家人自己养的。这餐饭貌似简陋，却滋味十足，每一口，都因味足料实而让舌头颤抖。和米书记的谈话，在餐桌上继续进行。

他说，从县城到乡有十一公里，夏天走路一小时，冬天三小时。他第一天上班是秋天，天冷风大，他像走在一场梦里，脚步轻飘得无法粘地。风穿透他的衣服，他的耳垂，以及他的袜子和头发。并不是身上的某一处让他觉得冷，而是每一个寒冷之点相加后，冷膨胀了很多倍，令他的太阳穴发烫。风饿鬼般扑向他的躯体，每一秒，都活在和风争夺热量的颤抖中。到了学校，人冻透了，想法也变了。

从师范学院毕业，米书记从县上分配到村里当老师。他在这个学校度过了四年青春时光。一上课，他吓了一跳：一个班才六个学生。这不是教小学，倒像是带研究生。上课是包班制：一个老师教所有课程。教室不够用，学生分成两排，分别看前后黑板。老师先在前面黑板教十五分钟，再到后面黑板去教。放学后，五个代课老师都回了家，他自己在宿舍生火做饭。

乡村学校的教室 作者/供图

最难熬的时光，是晚饭后到睡觉前。寂寞让人的瞳孔变得不一样，看到一切，都更深邃，更冷酷，更咄咄逼人。寂寞难耐，他从梯子爬到屋顶，看着远方夕阳，弹吉他唱歌。光线在歌声中慢慢隐没。

398元工资，他根本花不完：村子太小，没处花。村子里哈萨克族人多，汉族人少，生产方式属农牧结合，家家户户有地又有羊。时间一长，他和家长们混熟了，他们就来宿舍串门。如果谁家包饺子或宰鸡，就让学生请他来吃。能请到老师来吃饭，是件荣耀的事。他常故意去穷人家吃饭，好让他们觉得有面子。

家长喜欢和他饭后聊天，除了问孩子的学习外，还会问些关于“外面”的话题：没风的地方怎么过日子？也搞计划生育吗？人死了怎么埋？当他回答的时候，他变得重要起来。知识和见解，让他浑身熠熠发光。人们喜欢他，他也渐渐得不那么孤单。

但是，当乡党委书记要将表妹介绍给他时，他死活不答应。他不能在这里结婚，他太想离开这里。乡村的生活是那样漫长；而城市，哪怕是一个极小的县城，也让人震惊和迷惑。

他终于被调走。

这是一种残酷的共生关系：年轻老师以乡村学校为起点，在这里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光，便展翅远飞。而学生和家长所生活的这个村子，依旧像这个老师到来之前那样；或者，并无太大改观。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十年后：当这位老师再次回到乡里时，已成为新任书记。

那个曾经要介绍给他的书记表妹，已嫁给本村男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原本红润的脸盘，变得姜黄发黑。他去访问贫困户时，那女人的眼神死死盯过来，简直可以把人钉在墙壁上。

当年的乡村教师成了本地的书记，他接待着我这个到访者。牧民也向我介绍了那所学校现在的一位年轻教师小艾，不期然，小艾让我看到了乡村现实的另一面。

小艾是个地道的哈萨克族青年：黑红脸盘，浓眉长眼，体格魁梧，手掌宽大，骑在摩托车上，像座移动的小山。在这样一个偏狭之地，能产生这样相貌堂堂，温文儒雅的人物，让我吃了一惊。

这个年轻人的言谈举止流露着某种特质——他属于古老草原的某个家族；又具备接纳新世界的技能和胸怀。他的脸上总是流露出自信、坚毅。某种从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尚武精神，还流淌在他的血脉中。他为人极和善：遇到老人或小孩需要帮助，他会毫不犹豫跳下车，伸出援助之手。

他的汉语非常流利，我们的交流毫无障碍。他甚至还能用汉语写作。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不仅读过唐诗宋词，对当代作家王蒙等人的作品也都很熟悉。他洞察清晰的头脑，来自广泛阅读。他是这个县城里最早接触互联网的几个人之一。他玩QQ，有邮箱，定期阅览各大网站的新闻频道，对世界刚刚发生了哪些事情，如数家珍。他的个人电子邮箱，几乎成了公共邮箱。

小艾是他的邻居推荐给我参访的，说他很了解牧区孩子上学的情况。

小艾说：“现在乡里的失学率并不低。学校会作假：有的小孩明明已离校，但档案上还说已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很多学生因交不起住校费，只能回家帮父母放羊。有些学校小学升初中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八十。”他所在的学校有四百多个学生，一半学生初中毕业后无法继续升学。

他说，乡里让牧民定居，说给牧民修了三间房让他们买，一家人给三十亩饲料地。牧民下山后才发现，房子修得很差，没羊圈，没围墙，没电，没水。我告诉他，我参观的定居点有水，有电，暖圈是修好的，只是院墙需要自己修。他说那样的定居点确实存在，但有的定居点，不仅屋顶漏水，连大梁都塌了，根本没法住。牧民下山后一年，不得不再次搬回山上。

他加重语气：“那种墙，手指一戳一个洞。”

第二天凌晨，我约小艾一起去乡里暗访。我在宾馆门前包了辆出租车，谈好价格：来回八十元。上车时，小艾警觉地朝四周看了看。

从县里出发十几分钟后，路边楼房变成草场。这是条典型的北疆公路：柏油路轻缓起伏，路上无车无人，两旁是黄绿棕红的草场，地平线处是丛丛矮树，后面，是重叠着铅黑与灰蓝的巴尔鲁克山。空间浩大，让置身其中的人，被异常清晰地缩小了很多倍。

以往，路边所见的景色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今天，在一种古怪情绪的感染下，我觉得那些草场，草场尽头的矮树，都变得异常值得爱护。

隐藏在这些景色之后的，是正在干活的农夫，正在骑马的牧人，正在做饭的女人。四处都有人在走动。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气息，这里才展现出一种勃勃生机。

半小时后，一片凹陷之地出现，我们朝那里驶去。

在还没有接近乡中心地带的路边，散落着零碎的红砖碎块，荒草滩边挺立着几排抹了白灰的土屋。小艾说，就是那里。

下车后，我们朝那些受伤的房屋走去。

尽管我早已有心理准备，但所见场景还是怵目惊心：整片屋宇格外阴暗，弥漫着旧报纸散发出的灰扑扑的霉味。每一幢房屋都开着两扇门、两扇窗，但它们已不再是房屋，在茅草的簇拥中，它们更像废墟。每一幢土屋都像躺在病床上的伤员，孤独地僵硬着，浑身裸露而无法掩饰伤疤。墙体被雨水冲刷得泪痕斑斑，顶部和底部的墙皮大面积剥落，房顶爆皮，堆着碎石砖头（雪大时屋顶漏水，牧民铺上塑料布，再用碎石砖头压住），墙上标注着010（07）、009（07）……等记号；房屋后五米处，是为牲畜修的暖圈，红砖地基还在，但后墙却豁着大口子，五分之四的顶棚塌陷，内部木棍森森然如白牙。

破损的房子被编了号

真正让我惊讶的，是伫立在屋旁，撑起电视天线的那根木棍。

住在固定的房间里看电视，这是多么微小的愿望；然而，却多么容易破灭！现在，那高高耸立的木棍，像一种反讽。

如果我只是个旅行者，从奔驰的车窗朝外瞥来一眼，绝不会明白这个场景所蕴含的深意；更无法想象，去年，这里还住着人（有孩子在嬉闹，女人在洗衣，男人在打鼾）。这片房屋的死亡不仅是形体的，也是心灵的：某种通往现代生活的通道，被这样截断。

小艾说：“这个乡地处低洼，冷热温差大，建房要用特殊标号的水泥才行，可那些建筑商，只会省钱，”他耸耸肩，“而且，还有一大堆理由……”

他随便一拨拉，墙体便松垮地坠下去一块，噗通掉在地上，腾起片灰尘。他不断地扒拉着，扒拉着，不顾灰尘染白鞋面，手指脏污。他的瞳孔里不仅有愤怒，还有焦躁。他努力让自己保持平衡，喘出的气呼哧呼哧。

他说：“牧民住进的，就是这样的屋子！”

这种一戳就倒的墙壁，人没法居住，它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荒谬的。原本内涵丰富的“定居”，被开发商蒸馏过后，只剩下这些残垣断壁。

伤痛在小艾心上烙下难以磨灭的疤痕。看起来，他和我目光所及的青年男子一样，每天匆匆出门去上班，再匆匆回家，但是，他心灵中保留着一处最敏感最脆弱的部位，在那里，有一个更深层的自我，一直活跃着，他的内在世界依旧保持着完整。

54岁的居马德里抱着孙子站着，背后的屋子显得格外古怪：在土块、砖头和麦草堆出的小鼓包背后，是几堵竖起的墙，墙体上门窗、屋顶全无，地基处的一角石子松散，墙皮剥离。

抱着孙子的居马德里

小艾和他交谈后，我得知：这片房子是定居后第二年倒塌的。他指了指不远处自己的家：冬天的大雪在深夜将屋顶压塌。为住上定居房，他交了两万元现金。原本说还有三十亩饲草地，可到现在还不知地在哪。家里的生活主要靠儿子和儿媳收购红花来维持。和他一起下山定居的共有175户，现在，有些人已搬回牧区。

他的邻居也搬走了，请他帮忙看家具：一组黑皮沙发，三个大包用塑料布包裹麻绳捆扎，一扇装饰有对称花纹的小木门（毡房专用），十几根粗细不等的木头椽子（从坍塌的房顶上抽取下来的）……这些东西裸在烂房子前，很容易被偷走。

但这些，在居马德里看来，都不重要，另一件事情迫在眉睫：再过一个月就是九月，孩子们如何上学？乡里说房子九月底就能盖起来。“可现在还一点动静都没有。”他的手掌黑乎乎的，看不出指甲盖和指头的差别。“到现在，建筑材料还没运到，”他以老牧人的眼神凝视天空后说，“很快就会下雪的。”

下雪后，他们能到哪里去？

从山上搬下来，他们做好了在这里长久生活的准备。

居马德里从地上抱起一岁半的孙子时，眼泪逗留在脸上的皱纹中，不肯落下。

小孩子有着光秃秃的大脑袋，白嫩的脸颊，一身白底粉花线衣裤，裤子开着档，白袜子，拉带凉鞋；身旁站着哥哥，七八岁模样，红线衣上两只白鸭图案，肩头和胳膊肘都蹭上了白灰，袖口处有团油渍，蓝色带道的运动裤沾满灰尘。

这两个孩子睁着大大的眼睛，像闪光的玻璃，能把望见他们的人照得浑身透明。他们没有玩伴，就在坍塌的屋子旁的草滩上玩。通常，爷爷做饭时，哥哥负责抱弟弟。

这家人暂时住在蓝色帐篷里（上写白字：民政救灾），帐篷外的空地上，用六层红砖垒砌了个直角，将从地里架起的锅灶挡住，免得风直通通吹来，褐色水桶中装着牛粪饼，柴禾堆上搭着几件小孩的衣裤，铁皮炉子上放着茶壶和两个塑料罐。帐篷的门帘卷起，门口放着个大塑料桶，里面装着水。一张掉了色的写字台上放着两个塑料盆，底部塞着锅盖、鞋子、铁桶、扫把。

居马德里家的临时帐篷 作者/供图

进入帐篷，左右两侧的窗户透射进明亮阳光，篷布内里的夹层雪白，后墙上拉起道绳子，正中挂黑色三角形缀银亮片饰物，一把冬不拉，一只黄狐狸皮，尾梢夹杂白、灰、黑。两叠被褥置于两边，一张小花毡铺开，小炕桌竖起，白色相框内，西装纱裙的一对年轻人羞涩微笑。

这个帐篷像个整洁雅致的家，而不像临时拼凑的地方——女主人拿出她对生活的全部热望，将家居世界拾掇得妥帖异常。内里的每一个物件，全都被细心擦拭，合理搭配。刹那间，荒芜的土坯房和整个闹哄哄发着霉味的空气，全都消失了。进入这间帐篷，我好像置身于草原上的一间毡房。

这间帐篷内的装饰是那样个人化，那样感人。这帐篷让我想到的不是贫穷，而是沉默。在废墟旁沉默地活着，将因陋就简的地方清扫干净，不绝望，不放弃。这家人在这里继续吃饭和睡觉；他们的孩子，继续期盼新学期的到来。

我取下那把冬不拉，用手指轻轻触摸琴弦，几声叮叮咚咚的脆响，随之炸开。脑海中，突然响起了演奏家黑扎提所弹的冬不拉：那样温和，那样坚韧，似乎总是用一种中性的叙事方式在讲故事。在用音符勾连而出的画面中，树木苍翠，云朵银白，草原深邃，毡房温馨。

那抱着弟弟的大孩子，瞪着眼睛看着我。他的腿因怀里的重量而变得有些弯曲。阳光照着孩子们的脸，脏污而娇嫩。

我跟在小艾身后，朝学校走去。由于习惯在昂扬的心情中去学校，这一次，变得举步维艰。刚才的场景，像黑白摄影作品，尖锐地定格在我的心间，我想象不出会看到什么。

学校的四周是田地，围墙外是条宽两米的沟渠，流着股浅浅的黄水。我们从三个并列的空心水泥管堆成桥面上走过，发现钢筋铁门被锁死，一时间都愣怔住。还是小艾有经验，试着推了推旁边的侧门——居然是开着的。

走进后，并没有门卫或保安出现。踩着那条窄长的石灰路往前走，路两旁是高大茂密的白杨林。非常神奇——在白杨树的倒影下，我突然变得安静起来。这两排硕大的冲天扫把，是我自童年起就十分熟悉的树木（我家的房前屋后，栽种的正是这种新疆杨）。

正中心的花坛镶着白瓷砖，某些部位已脱落，露出内里的灰色。一杆红旗猎猎飘扬。教室是四幢平房，横排成列，玻璃窗硕大，课桌整齐，黑板空荡。教室的外墙体上刷着白石灰，画着绚烂的图画：雄鹰、太阳和戴猫头鹰羽毛帽的女孩。

从一扇关着的铁栅栏小门望去，是片开阔地。小艾说，那是操场。那里——那个操场——居然杂草丛生！和我见过的荒滩并无二般。我用力眺望，看到凹凸不平的草滩上立着三四个简单器械。它们直接从杂草中凸起，孤零零地裸在阳光下，闪着铁器冰冷的光芒。

更远处，是排灰土平房：低矮、破旧。

小艾说，那是老师宿舍。

我愣怔住，再次朝房屋顶部看过去。在那里——年轻的米书记，曾抱着吉他对着夕阳歌唱？青春在落日的辉煌中，越发寂寞。那年轻人正在经历着巨大的恐惧——他被放逐在这个地方，一心一意想离开，这种愿望之强烈，几乎让他火烧火燎。

这所学校的全部建筑，都那样平常，但某种古怪的一致性，在这个地方达成——那些白杨树、红旗和平房，那个杂草丛生的操场，那只雄鹰和那个女孩——它们被某种神秘的链条捆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单元体。

返回时，路边有四五个人，聚拢在那片遭破坏的定居点上，小艾一见，马上把脑袋低下来——他怕他们看到他。他带我来这里，冒着一定的风险。我们俩像地下工作者。

出租车靠近了那群人：显然，他们不是定居户，也不是住在这个乡里的人，他们的身旁停着小汽车，他们穿深蓝色西装，裤缝笔直，没有泥点，他们的头发很干净，脊背厚实，大腹便便，整个人显得熠熠生辉。周围那些狭小贫瘠的农田、露着墙皮和木头的破屋、四处散落的荒草石块，像一出戏的布景，只为衬托这些演员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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