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遣返的“英雄”

自述 此前，我因采访“民间保钓与两岸和平”的帆船活动，被意外扣在位于台湾宜兰的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或称“靖庐”，在那里结识了不少大陆私渡客，其中一位就是“九爷”。 难以想见，眼前这位六十八岁的北京大爷，究竟跟海峡对面有着什么难解之缘。直到我们对坐在落地窗前，聊到天黑得都看不清对方的脸，只剩下故事徐徐清晰起来——它关于一部电台、一名少年“特务”和他的三十三年牢狱之灾。 此篇为《少年“特务”》的下篇。

九爷真的渡海而来，把埋藏了几十年的口信带到了。

就是他们家私藏情报电台一案，一九五一年临刑前，情报组长秦应麟眼睛红红的，紧抓住当年只有十五岁的小九的手说：“你最小，将来就你可能回到台湾，万一有一天你真回去了，一定要去局里问一问：这个王永祥到底是谁给咱们派来送钱的？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

半个世纪过去，此刻，九爷正站在台北军情局大门外，宪兵验过他的北京市居民身份证。几分钟后，一位便装的工作人员，招手让他走进接待室……

1

在接待室里，九爷说了当年情况，然后一字一顿地说：“我这次来，带着那些人临死前的最大心愿。不是邀功，也不是领赏，就请你们看在死者的份儿上，给查一查，当年到底是谁，派一个叫王永祥的人非要给送钱来？”

坐在九爷面前的官员，好像并不理解现在还追查这个有什么用。九爷心里有准备，但自己既然来到了这里，就不能不把那些人临刑前的托付问出来。

坐在对面有个林小姐，见别人未置可否，顺口来了句：“真要那样，也只能说是用人不当吧。”

九爷大出意外，“林小姐，就这么一个‘用人不当’，我们就是十条命啊！”

他们虽然跟九爷谈话，但并不是正式接待。像是听一个与己无关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不否认九爷说的情况，但也没有回应。唯一明确说的，就是不能给九爷办理救济。不能办理的理由出乎九爷意料：“因为你是犯法人员。”

“你这次是偷渡来的，我们不送你去警察局，就是对你最大的宽容了。”对方说，“你现在这么来了也没用，在军情局一分钱也领不走。现在国防部有规定，谁要领什么钱，就回去开领什么钱的证明来。”

九爷说：“能证明的材料我都带来了，连当年公审的报纸都有，上面有照片，还要开什么证明？”

工作人员答：“要能证明是由于为我们工作而坐牢的，才好证明你说的是实情。”

“谁会给开这么个证明？”

“那你得问谁给你判的刑，谁关的你。让他们开证明。开不来证明，就怎么来的，怎么回去。”

这年的最后一天，九爷又去了军情局。接待他的胥先生说：“你来了也白来。要的证明你根本开不来。如果你要代表他们，必须有大陆开出来的烈士死亡证明。”

这要求听起来如同玩笑。

一天一夜没正经吃饭睡觉了，九爷没有办法，想着不是“有困难找警察”吗？如果他是刚登陆台湾，作为偷渡客，到警察局去肯定要遭殃。但现在已经和军情局接上联系，应该不会再被当作普通偷渡客了。

来到警察局，屋里坐着的警察上下打量他，九爷说：“我遇上点儿困难，能帮我解决一下吃住吗？”其中一个警察问：“你哪儿的？”九爷答：“北京的。”对方好像没听清：“北京？你怎么来的？”九爷也不隐瞒：“偷渡来的。”结果警察不再听下文，马上把他抓起来。笔录的时候还叮嘱九爷，不要说是自首的。九爷听说过，这样他们能拿到几千块新台币的抓偷渡奖金。

九爷赶紧提出让对方给军情局打电话，给胥先生打电话。可警察不打，也不许他打。认定只要没有入境身份，就是非法来台的偷渡客，和其他“大陆客”没两样。

2

他们派车把九爷拉走，送到了新竹县的“靖庐”。名字好听，实际是个“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后来九爷才知道，要遣送回去的大陆客很多，有偷渡打工的，有越界渔民，有小姐。在新竹、宜兰、马祖三个“处理中心”同时关着数千人，都要排队等，一批一批遣送，等个一年半载是常事。

一进处理中心架着电网的大铁门，带进大房子，先进行人身检查，站到墙角，一丝不挂。屋子中间有半米高的木凳，被检查的光身抬腿迈过去，再迈过来；在板凳上坐下，再站起，进行两次，为的是看藏东西没有。给一双塑料拖鞋、一条裤衩、一件背心，自己的东西都打包封存。

警察押着九爷，从前区一路走到后区。每个进监的人都要走这段路，两个警察提着棍子，有一点儿不对，就在旁边敲一下。头不够低，敲一下；往旁边看一点，又一下；走慢一点，也是一下。

走进后边监区的铁栅栏门，看到墙上有五个铁圈子，“真像小时候垛子村拴毛驴的”九爷心想。每个新来的都得先拴在那上面，登记，拿号牌，再送进一道铁栅栏门的监室。九爷看了一圈，里面关着四十来人。这帮人也都瞪眼瞧着他。

照墙上贴的规定，新来的必须先在水泥地上打坐，面朝墙，抬头、挺胸、闭眼，两腿盘好，两臂抱膝。不是打坐一两个小时，是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打坐三天。

新来的关在最差的丁区，每天除了早起的一刻钟排队洗漱、放茅，还有三顿便当之外，其余时间差不多都在硬板铺上打坐。时间长了换一下腿，必须报告长官，不然巡视长官手里那根小棍儿也不是白拿的。

3

这一趟渡海完全无果，却让九爷的坐牢经历又增加了九个多月。遣送回大陆后，他无法甘心，决计再去一趟。转年的二月，还用老办法，从福建平潭搭蛇头的渔船出海，二月四号晚又登上台湾。

九爷坐在随时要拆的屋里，天天坚持收看两岸话题的节目

总结头一次的教训，他想了想台湾的“衙门”会怕什么，于是联系了媒体。九爷打听到台湾最大的报纸是《中国时报》，就找到了编辑部。九爷说了情况，负责人马上打电话，找来一位资深女记者林照真。

林记者跟九爷谈了两天，主动问九爷想不想见立法委员，并担保“一定给您办成。”九爷提出要去国民党党部，毕竟他家经历的一切跟国民党有关。林记者说：“您哪里也不用去，用不了三天把您的事迹在报上一发表，会给您开欢迎会的。”

第二天在咖啡厅坐下来。林小姐向国民党籍立委陈学圣介绍：“这位钮先生，专程从北京来，他可是个英雄呀！”陈委员听了表示敬佩。正聊着，林小姐低头想想，忽然对陈委员说：“咱们不能这么办呀。把他的事迹一报道，那他肯定回不成大陆了。”陈委员和助理陈以信都点头称是。

之后，九爷在台北活动了两个多月。其中有十几次都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外面，但不是等着接见，而是在外乞讨。

4

在台湾，警察每抓一个大陆私渡客，能得三千块新台币奖励。

那天九爷在大桥下面睡觉，警察突然来查证件，别人都跑，九爷往那儿一躺。警察过来叫，他闭眼装睡，踢他一脚，九爷坐起来，“哇哇哇”装哑巴。不能说话，一开口北京腔；就算会闽南话也不行，盘问怎么回答。

有的警察问个没完，九爷就不停地叫唤带比划。旁边人都议论，就是个聋哑人，别难为他了。弄得警察反而没了理。

后来，九爷去了宜兰县的一个乡，按写信的地址找到在那儿定居的五哥。他当年作为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被俘后，跟着去了日本，又送到台湾。没别的专长，在医院打扫卫生。他问：“九弟，你怎么来的？”九爷说：“偷渡的。”五哥不信。九爷知道他不敢帮自己，就不再去他家了。

到四月二十七号，陈学圣委员的助理陈以信对九爷说：“军情局说了，只要您回去，马上给您三千美金救济。我们也就帮到这种程度了。但是您得去警察局自首，不自首违法，我们也不好再帮您。”

走投无路的九爷又一次去了警察局，却再一次被抓了起来。他最终被送到东北部宜兰县的靖庐，一关又是九个月。

九爷被关在处理中心，军情局派员来见，是林小姐。九爷说不见。狱警急得瞪眼：“军情局的要见你，你能不见？”

勉强见了面。林小姐说：“局里决定给你三千美金。但你是偷渡人员，按规定不能直接领，需要绕个圈子，委托在台湾的合法居民替你接这钱，再寄到大陆去。”他们连这个人都找好了，就是陈以信。她叫九爷签名、按手印。

九爷说：“这钱我不要，不签。”接着谈话，九爷直接回头对狱警说：“不用谈了，带我回监房吧。”

5

2011年，九爷第三次登上台湾岛。这回是名正言顺找旅行社办的“大陆居民宝岛自由行”。八月二十七号出发，在海上飞行两个半小时，傍晚到台北。军情局得到消息，第二天就派人把九爷接走了，他们提出带他去“国民革命忠烈祠”。这回九爷终于看到胞兄钮益培和三姐夫刘景惠的灵位，牌子上写着名字。当时还没到换岗时间，军情局专门疏通，让礼兵换一次岗，说是“让老爷子好好看看”。

在“忠烈祠”转了转之后，九爷正感欣慰，对方对他说：“现在台湾在选举呢，您还是早点儿回去吧。”九爷不明白自己能妨碍选举什么事。

九爷说：“按预定我可以玩儿十五天再回去，这宝岛连十五天都不叫我待够吗？”他知道不会是眼前这两人的主意，就说：“我已经买了不能改签的机票。”

对方却道：“这个您放心，我们都能给您办好。”结果他们把不经本人同意不准改签的机票改了，提前八天把九爷送走。飞机是下午的，上午就来车接九爷去机场，送一个人，他们来了六个。开车把九爷送到飞机的肚子底下，看着他进了飞机。

六十年后，九爷终于到了台湾忠烈祠

九爷办的台湾旅游证件有效期五年。他要再去，旅行社的小姐告诉他：“您这回的手续没办下来。台湾那边‘拒签’了，不批准入境。”

九爷往台湾移民署去电话，那边的解释是，移民署接到军情局通知，只要有钮益惠这个名字就不让他入台，不签发“入台证”。后来，九爷又写了封信，寄到台湾监察院总务处，问凭什么不准自己入台。之后军情局一位小姐来电话了：“你到处告状有什么用，到哪里告状最后还得送到我们这里。”

再后来，九爷在台湾的五哥，那个当志愿军被俘去了台湾的钮小五，临终前把三哥钮益培留下的女儿办到台湾去了，在那边嫁了个姓肖的台湾人。她到军情局去领她父亲的抚恤金，没想到姓肖的已经先一步领走了。

当年，他们那一案的人一门心思想，是不是那个王永祥或者什么人把他们出卖了；九爷现在细想，就是没被人出卖，他们能在北京埋伏下一部成天收发报的电台吗？而即使没这电台，他们钮家当年那情况，后果也可想而知。

6

2012年正月，我陪着九爷走过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出城后一直向东南，一路都是开发了又开发的地盘。经过一个大镇，这是张家湾。再走，被河沟围绕的有个大村，九爷说：“停车吧。”路边树下蓝色路牌：垛子。

进去一看，像刚拍过电影的战场，都是残垣断壁和砖头瓦砾，几棵孤零零的树散落其间，一个人也没有。一向从容的九爷茫然立在路口，自语：“没啦……”

2012年初，九爷回到老家垛子村，这里已是一片废墟

九爷在了无生机的垛子村独自走在前面。按照裸露在地面的墙基，找到了自家曾经的宅院。甚至在那宅院的西北角确认了那部要命的电台安装的位置，记起天线是怎样从房上绕过去；记起十五岁的他跳窗跑出家的方向，先是隐没在村外的玉米地，之后带着孙台长消失在垛子村的东南了……

这一去，转眼就是六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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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及插图：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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