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分忧，我的父亲自愿下岗

特写前言两会闭幕不久，“供给侧改革”再成热词。正如新闻所说：在“十三五”规划纲要、政府工作报告的指引下，各行各业发起了供给侧的改革攻坚战。上个世纪90年代，国企中也曾有一群人在改革中被淘汰。历史记载他们，只有一行字：落后的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亢余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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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父亲从重庆大学毕业，把我母亲也带回了家。

他们的故事颇具80年代的大学特色——机械制造系的同班同学，刚进大学偷偷谈起恋爱，毕业后不久就结了婚。

奶奶本打算等父亲毕业后，介绍工友的女儿给他认识。老实的父亲一时不知如何应对，火辣直爽的母亲便直接跟着父亲回了一趟家。奶奶说，那天她透过窗户，看见楼下站着一个梳着大辫子的清秀姑娘，回头便把儿子数落了一顿，后来，就不再说二话了。

80年代末的大学生是高级人才。父亲毕业后被顺利分到了家乡的机械制造厂，母亲则进了相近的食品厂。

至今，父亲回忆起那段在机械厂工作的日子，脸上还泛着红光。我清晰地记得，他把手中的酒杯放下，指尖点着桌面，挠了挠头说：“当时我一进去，就直接担任副厂长，还兼任车间的技术指导。不仅不用上机床，还可以坐办公室，协助厂长管理工人。”

那时候，工厂正红火，父亲也年轻。他温厚随和没什么架子，还时常接济那些有困难的工人。不少老员工，见面都会客气地招呼一句：“厂长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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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机械厂主要生产石英手表，而本地机械厂生产的手表，只能作为“土货”，大量销往本地的百货公司，还有一部分勉强能出口到东南亚。

父亲在本地机械厂一干就是8年。

机械厂零件加工车间（网络图）

自1993年开始，厂里的效益每况愈下。那个时候，上海生产的手表质量更好，价格也低，竞争之下，本地的“土货”就很难再有市场了。

1995年，机械厂计划转型：缩减手表类的轻型工业产品的产量，继而引进电火花机床生产技术，发展生产。主要销路则由内销转向外贸，还是计划出口到东南亚一带。计划虽好，但车间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却大不如前。

工人们的工资不增反降，谁都不想拿着更少的钱，做着比过去更累的活儿。整个机械厂就像一块疲软的海绵，既发不出工资，也拿不出产量。

“从1997年开始，就陆续有工人被内退。”父亲回忆。那时，厂长传达指令，要从基层开始裁减人员开支，双职工中必须有一个内退。厂里可保留内退人员的工籍，外加停薪留职作为缓冲。

工人去社区委员会开一个下岗证明，便可申请厂里帮自己交5年的社保，此外，还可以领到“下岗金”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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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人愿意。

迫于上级压力，厂长最终决定，只能用自荐和抽签的方式，决定先“淘汰”哪些基层工人。厂里负责生产的，几乎都是30岁以上的老工人，且双职工居多。他们大多来自周边的县乡，在市内租房生活，孩子也在市区读书。

人到中年，只能把今后的命运，赌在一张用香烟壳制成的小卡片上。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父亲作为完全无需内退的副厂长，却第一个提出了辞职。厂长不解，得到的答案是：“我要为国分忧。”

“那时，厂长经常用喇叭做这样的动员，说让从党员先开始，为国分忧解难，为国下岗光荣。”父亲笑着说。后来，他又细细地琢磨了一下，觉得自己做辞职的决定是可行的。一方面响应了国家的号召“为国分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了自身的有利条件——且不说双亲无忧，自己的年龄也还不到30岁，在事业发展的好时期，与其继续待在效益不好的工厂里，还不如趁早出来沾沾改革开放的春风。

知道了父亲的这个决定，奶奶当时几乎把筷子砸进碗里，大骂父亲是“作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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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后，快30岁的父亲，带着“为国分忧”的冲动，当即投身于蠢蠢欲动的市场经济浪潮中。

他和一个台湾人搭伙做起了生意，依旧是生产机械手表，出口东南亚。

一开始收入不错，但到了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之前的收入被全部吐出。那位搭档在结清款项后，就飞回了宝岛，从此音讯渐无。

这一次生意的失败后，父亲才变成真正的“下岗工人”。他带着“重点大学毕业生”这个标签，在家赋闲了两年。而就在同一时期，我的大伯也赶着90年代末的“淘金热”，从一家国企离职，单枪匹马跑去国外做生意。

屋漏偏逢连夜雨，母亲工作的食品厂也因效益不好，濒临倒闭，爷爷托人将她转进了制药厂，算躲过了一劫。因为不想整天和老年人一起坐办公室，父亲还是坚持拒绝了爷爷让他进事业单位的安排，为此还又跟奶奶闹翻了一次。

“为国分忧解难，为国下岗光荣。”（网络图）

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母亲决定在工作之余，去摆地摊补贴家用。借之前攒下的人缘，母亲给我认了一个在食品厂工作的干妈。每天下班后，她就和父亲骑车去食品厂，和我干妈一起，低价购入当天没卖完的糕点，再去市区的广场上售卖。

“一个鸡蛋糕卖5毛，赚中间的2毛。”每当说到这个，父亲就会露出难得的笑容。他说他那时和母亲还练出了一套躲避城管的套路：一辆老式的永久自行车，他在前面脚一蹬，母亲往后座一坐，抱着糕点箱哧溜一下，跑得飞快。

后来我才知道，有一回因为雨天骑得太快，母亲从后座上摔了下来，糕点散落了一地。远处的城管看见后，就没再靠近了。

到了2004年，在海外打拼的大伯，大半年才会给家里打个电话。此时，那些和父亲同期下岗的一波老同学，商量着要一起去东莞做生意，问我父亲是否要同行。父亲很动心，但被奶奶拉着彻夜长谈一番后，他放弃了。

其实，奶奶反复就只有一句话：“大的已经在国外没有音讯，你再走，这个家就要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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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后，父亲才感觉自己自由了。

2005年的夏天，父亲开始做电梯行业的销售，从小品牌一直做到了国外名牌，母亲也终于从制药厂挤进了医药集团。我们家终于搬出了那套工厂分配的阴暗潮湿的小房子，住进了明亮的市区商品房。

父亲觉得自己的经历算稀松平常，他说：“我算好的，你看你冯叔叔，从机械厂那会儿起就一直跟着我。下岗后就只能做仓库管理员，到现在都16年了，一个月的工资还只有1000来块。”顿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你看市区周边那些出租屋，当年那里住的全是下岗双职工，40多岁没有文化，你让他们上哪找工作去？我当时还年轻，还好。但他们就图稳定和保障，结果全被出卖了。”

也许父亲觉得，正是这种“出卖”形成了浪潮，才让自己的经历显得那样平常，乃至幸运。

“那些跟你同期下岗的工人，后来都怎么样了？”我问。父亲沉默，似乎是回忆不起来了，过了良久，他才说：“女的大多去做保姆和家政工了，男的，应该都去做小生意或者摆地摊了吧。”

而母亲当年给我认下的那个干妈，我已经多年没有见过了。她下岗后就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熬到退休，也就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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