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小镇：石油、死亡与站街女

1

1997年5月，我在甘肃与青海的交界处，翻越了海拔近四千米的当金山口。

从山口远眺，一条细如丝带的公路，在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起伏延绵，不见尽头。

我要去的勘探队，就驻扎在这条“丝带”深处的小镇上。几十年前，小镇曾因“石油会战”一度繁华热闹，如今却十楼九空。“石油大军”走了，资源还在开发，小镇则成了油田工程队进入戈壁腹地施工的中转站和后勤营地。

我是来做监督检查工作的，同事大陈正在营地等我。吃过晚饭，大陈就拉我去逛街，可镇上唯一的街道两旁，建筑物大多都是些断壁残垣，在青灰色的穹庐笼罩下，只有一派萧条肃杀。

我们漫无目的地闲逛，身边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那些操着各地口音的石油工人三五成群地走在路中间，叼着烟，拎着酒瓶子，偶尔驶过的工程车辆被挡了路，就一声紧一声地鸣着喇叭。

大陈忽然故作神秘地问我：“你看出这街上的什么门道没？”我一愣，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眼里闪过一丝暧昧，往路旁一努嘴，含笑说道：“你看，这里做什么生意的最多？”

此时天已黑，路边的小平房里开始闪现出粉红色的光亮，简陋的霓虹灯照亮了各式样的招牌：月亮湾、情人岛、浪漫屋……房子里都是些女子，她们或是站在玻璃门后面，或是直接拉开半扇门，骚首弄姿地招呼着那些在小街上游荡的石油工人。

“怎么，这种地方你也感兴趣？”我问大陈。

“等你在这里待上几个月，过够了和尚生活，你也会对这里感兴趣的。”

2

第二天，我和大陈就去队部等指导员老苟，我们要一起去工地。

苟指导员还没来，大陈却熟稔地坐下，大声呼喝：“小唐，过来倒水！”他话音刚落，一个戴眼镜的人就从外面快步走进来，给我们倒上水后，就拿起笤帚开始扫地。这人年纪并不大，看上去却不是很精神，大陈见我在打量，就说：“小唐是北大毕业的。”

“北大毕业的？”我冲小唐点头笑了笑，小唐也笑笑，扫了几笤帚就出去了。

“你们队让北大毕业生在这里倒水扫地，也太大材小用了吧！”我说。

“嗤，北大毕业的也不见得都是人才。”

我们正说着话，苟指导员就回来了，他是一个粗犷干练的中年人，有着石油勘探工人特有的黝黑脸色。我们简单交流后，就立即赶往几十公里外的生产营地。

工区营地里，几十顶大帐篷方方正正地扎在一块平地上，里面有近百名石油工人在忙着挖排水沟、平整地面。为了方便，工人们全都剃了光头，粗糙的黑脸更显眼了。

与帐篷里人头攒动相比，营地周围却更像是生命的禁区。

地面是干涸的古盐湖湖床，坚硬如石，灰白中泛出点点盐花。没有动物，没有植物，连一棵干枯的小草都找不到。广阔的湖床如同盆底，远处围拢来的高地像是盆沿，再往上看，就是一片雅丹地貌，怪诞、野性，又透着异域风情。

忽然，远处有一辆卡车卷着尘土滚滚而来，开到营地边，“嘎”地一声停住。从驾驶室里下来两个时尚艳丽的年轻女人。队员们定睛一看，立刻炸开了锅：“这不是月亮湾的女老板嘛！”

“你们苟指导员呢？”女人亮起了尖尖的嗓子。

“咋了？我们苟指导员欠你们钱了？”一个老油子职工喊，引得大家一团哄笑。

“滚他妈的蛋，别在这里败坏老子！”苟指导员从营地里走出来，正好听到了。

“领导，跟您商量个事儿吧？”女老板扭动着腰身，款款上前。

“啥事儿，你说。”指导员有些诧异。“我们在你们工地旁边扎几个帐篷，来几个小妹为弟兄们提供服务，大家也都挺不容易的，您看怎么样？”女老板满脸堆笑。

队员中立刻有人叫起好来，苟指导员扭头一瞪眼，呵斥道:“好个屁！你们是来施工的，还是来干这个的？别他妈的瞎嚷嚷！”转脸又严肃地说：“这不行，我们是国企的队伍，有纪律，你们请回吧。”女老板还想再争取，苟指导员却坚定地摆手，下了逐客令。

小姐找上门来扎帐篷服务，这绝对是一件新鲜事，大家就着这个话题聚在一起，闲扯了半天。苟指导员走过来，吆喝：“散了散了，别在这里瞎扯淡，抓紧时间干活去。”

的确，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能出力气把活干好，才是最重要的事。

3

我就在生产前线住了下来。

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全队迅速投入了生产。石油工人们得赶在冬季来临之前完工，因为冬季的气温会降到零下30多度。曾经，一位经历过“石油会战”的老工人对我说过：“在这里，即使什么活都不干，能待下去都是一种奉献。”

随后的日子里，沙尘暴接连不断，即使没有大风，也会扬起满天的细沙微尘。第一天，我从伙房打了一碗红烧肉回帐篷，三十米的距离，肉上就落了一层厚厚的沙，我没舍得扔，吃了下去。

一天半夜起大风，我和苟指导员在酣睡中被惊醒，醒来的时候，我俩竟是露天躺着，帐篷完全不见了踪影。狂风在耳边呼啸，漫天的沙石往脸上扑，打得人生疼，苟指导员坐在地上破口大骂：“这狗X的天气，连个囫囵觉也不让老子睡！”

天亮后，帐篷在三公里外被找了回来。

在风沙、高原紫外线、干燥包围的环境里没过几天，我们很快就全都没了人样。一个个脸上都在蜕皮，白一块黑一块的；嘴唇干裂，张着深浅不一的血口子；有人的鼻梁被晒裂了，粉色的嫩肉翻露着，就像熟透了绷裂了皮的西红柿。文明世界的灯红酒绿、父母妻儿仿佛都与自己无关了，剩下的只有原始蛮荒之中，人与自然歇斯底里的争斗。

每当日生产进度创了新高，苟指导员就会在电台里喊：“今晚全队免费吃红烧肉，犒赏三军。”这样的红烧肉，我们常常能吃到，这是那些偏远的测量小分队没有的好福气。

我曾经到过一个测量小分队的营地，他们独自驻扎在工地的角落里，只有一个班长，几个测量员。他们每天出工干活，收工做饭，几个大男人做的饭菜，只能勉强果腹充饥。帐篷外面挂着一条红布，上面用白色的油漆写着：“鄂博梁上战风沙，葫芦山里探油龙。艰难险阻都不怕，壮志男儿有豪情。我是勘探找油人，晒黑皮肤体更精。祖国西部献青春，只做夏夜一颗星。”这首不押韵的诗，让我记忆犹新。

4

在生产前线，寂寞是常事，死亡更是触手可及。

一天队上连夜生产，半夜时分突然出了故障。全队都停顿生产，等组长刘伟中赶去现场解决故障。忽然，电台里传来刘伟中惊恐的声音：“仪器……附近有一具干尸。”“什么干尸？是动物的干尸吗？”仪器操作员赶紧问。

“不是动物，是人。我们白天没注意。”

四下无人的旷野，电台里短暂的沉默着。良久，仪器操作员开口说：“怎么样，你没问题吧？如果没有问题就排除故障吧。”于是，刘伟中就在深夜，干尸的旁边，独自排除了故障。

那具干尸是谁？他最后的时刻经历了什么？什么会倒毙在这无人区？可供猜测的事太多了。大家转念一想，也就释然了，大自然吞噬人的性命，向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上世纪50年代，有八位地质队员在狂风和漫天黄沙中迷失了方向，最后就在这亘古的荒原上长眠。为了纪念他们，后来者就把他们牺牲的地方称为“南八仙”。

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不想成“仙”，可大自然的变化总说不定。几天后，我们的一个车组，在葫芦山那密集辽阔的土包迷宫中走失了。突起的狂风把司机留下的线路标记全部抹去，他们与大本营完全失去了联系。我们实在害怕再出现“南八仙”那样的悲剧，风稍停，大本营里的十几辆车就进入葫芦山连夜寻找。苟指导员坐镇指挥，一整晚，电台里的各种汇报声和讨论声就没断过。

整整一夜，车辆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却没有带回一点消息。营地里的气氛越来越凝重，苟指导员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早晨，大陈返回，苟指导员问他：“还行吗？你再跟我进去一趟？”“没问题。”大陈没有丝毫犹豫，洗了把冷水脸，带上馒头和水，把车加满油，就和苟指导员一起，又挺进了葫芦山。

临近中午，他们忽然看见远方腾起一缕轻烟，心中大喜，赶紧循着烟迹找过去，果然，找到了迷失的车组。那时候，车组已经烧光了油，没有一点食物和水，几名队员在土包下，坐以待毙。这次他们走的路线与回营地的方向恰恰相反。

死神，与他们擦肩而过。

5

在恶劣的环境，做着枯燥的工作，人往往会更加渴望回归家庭。

在无人区的施工进行到第五个月，苟指导员向后方汇报，希望后方能把队员家人的影像带到前线来。很快，录像从几千公里外被送到工地，在营地边的空地上播放。

那天，全队像过节一样热闹，大家早早地就聚集起来。工人们围坐在电视机前，痴痴地看着荧屏上的家人，很多男人笑着笑着就带出了泪。

施工后期，我就从前线退回到了镇上。一天，大陈告诉我，队上出了安全事故，刘伟中死了。

“刘伟中是谁？”我心里一惊。

“就是排障碰上干尸的那个年轻工人。”大陈很惋惜：“好像是天定，刘伟中死的前一天，回镇上来被别人拽到了一个休闲吧，一个小姐在他面前脱光了衣服，可他害羞胆小，没敢碰，但也算是见过了。”

大陈讲刘伟中的死，从头至尾都没把死因当作中心话题，倒是谈论女人与性，他更有兴趣。可是，在这海拔数千米，空寂荒凉的西部小镇，在这狂放、粗糙、性感、死亡夹杂的世界角落里，谁又会在意？谁又真的容易？

后来我辗转到了西宁，带着黝黑粗犷的“石油人”的面孔，乘上了东去回家的火车。

二十年过去了，回想那段日子，除了“荒凉”，我还是想不出其他的词语，来形容那柴达木盆地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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