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工的抗争

2016-06-07 17:34:02
2016.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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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群人坐在饭堂的长条桌前,并不吃饭,像巢里的蜜蜂般嗡嘤,满屋子荒腔走板。

她们是贵州来的学生工,近两百人,一眼望去,全是灵透的女孩:个头不高,衣衫鲜艳,肤色发亮,散发着薄荷般的清新味——和车间重油味完全不同。

女孩们抬着丰润的脸,黑发在发际线铺了茸茸的一圈,让她们每个人都像是一个毛茸茸的春天。哈哈笑时,每个人都一模一样地露着牙齿,顾不上掩饰孩童的原形。

坐在顶头餐桌的男人,有很粗的手臂,很尖的胳膊肘,很大的喉结,很可观的身高。每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威严时,便深吸一口气,同时,猛一勒脊梁骨。“好,很好,人都齐了。”

他将那样壮的身躯硬塞进餐桌,像大人骑上儿童自行车,虽然左手捏着红牛,右手攥着身份证(差不多五六十张),眼睛盯着表格,但因处于视线焦点,每一个动作都有些僵硬。

他朝右侧挥臂道:“这边的,开始了!”

最前排的女生端直地走向他,停在桌前,将掌心的身份证递出。男人举起,像电影里FBI般训练有素,核对这现实的眉眼与照片上的是否重叠——前额刘海,柳叶眉,酥白的颈子弧线优美,嘴角衔着一种忍住瘙痒不敢笑的故作娴静。之后,他将四方卡片收纳掌心,嘴角浮笑,允许她进入下一环节——入职考试。

考试实在不难——只要求读出“上面那行”或“下面那行”的英文大写字母。纸条用透明胶固定在餐桌边,低头便能看到。每行十几个,顺序凌乱。女生们战战兢兢,凝神屏息,让僵硬的E、K、N、B、F被一一辨认。

有人把H读成M,有人根本不认识Q,有人只认识A和B。“什么时候开始学英语的?”“初一。”“怎么不认识字母?!”“只认得小写的……”

在工厂,各类字母各种符号四处乱飞。

没有解释,没有后缀,只是那么突兀古怪地组合:QC、LED、IC。甚至连汉字,也妖兽般令人眩晕——工单上是繁体字,小卖部是简体字,楼道的通知是繁体、简体、英文和网络用语的大杂烩。工人们虽穿统一工装,但聊天时一张嘴,便能通过方言确定“非我族类”。

高个男被女生们弄得发癫,甚至已经不会愤怒了。

一些“笨女孩”被男人用长胳膊扫到墙角后,却也不离开,而是低着头,捏着纸,嘴里嗡嗡嘤嘤。那纸上铺成着密麻麻的字母下,都标注着汉语——“B:闭”;“F:矮夫”。

她们要迅疾将这些现代主义冷色调极简字母攻克,才能进入城市大门。每个人的脸上浮着一种古怪的坚定,“既然来了,就不走了”。

2

一个纤细女孩走了过去。一把青丝衬着雪白瘦脸,颧骨跟刀削过去似的,刘海湿湿的,一绺一绺贴在额上,眼窝暗灰地塌着,两排黑睫毛,唇上无一丝血色。她软软地抬手,递出身份证。男人用眼神扫描,静默片刻,反问:“这是你吗?”

警觉和敌意仿佛瞬间射进对方内心。

我心里一紧,确认这“林黛玉”会即刻出局。

然而,那女孩却小声反抗:“是我哦。”

她并不是胆怯,而只是口慢。声音细细的,句尾微微扬起,带着一丝被质疑后的惊奇。她抬着眼皮,黑眼睛像瞎子般透着超脱。

“是你自己吗?!”

男人把逻辑重音放在“自己”上,他简直被激怒了似得,粗黑脸庞像孩子般涨红,眼神增加了强度,再次盯视女孩。

“是我自己哦。”她温柔地望着他——那种任人宰割的温柔使她显得有点儿蠢。男人抑制着愤怒,将面皮一紧,脖子一扭,不再多看林黛玉一眼。向侧旁男人(五十多岁,灰衣灰裤)开火。“我上面是主任,主任上面是主管,主管上面是日本人!”他的发音逐级递增,到了“日本人”,已高达云端。那声音所制造的回声,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

“发现不是本人,要你们负责的哦!”他满眼犀利。

灰衣男捣蒜般点头,忙打圆场:“知道,知道!”

高个男再次拿起身份证,摇头,语气平平静静:“一看就不是,这么明显!”听到这样的宣判,灰衣男静止在一个奇怪的姿势上,眼睛有些斗鸡地愣怔;而女孩依旧以相同频率辩解,“是我自己哦”。

男人从鼻腔里喷出一声“哼”。我以为他会爆发,把身份证丢出道弧线,再用手指点住女孩的额头,咆哮着让她滚。可他居然——把身份证拢进掌心,一挥手臂,让那女孩过了。

女孩走回人群,肩膀像扛不动衣服似的,背影佝偻。

这样的身体,怎么能在铁板一样的工厂里闯出一条自己的路?

3

坐在我侧旁的女孩,黑眉圆脸小虎牙,鼓着和平鸽似的胸脯;她的伙伴是个黑皮肤的姑娘,但五官精致,牙齿洁白。两人用普通话聊得不过瘾,又说起家乡话,还不时爆出脆生生大笑。她们姜黄色运动衫的左胸处,都绣着“2014级幼师二(2)班”。

小虎牙叫曾莉莉,十七岁;黑姑娘叫严美兰,十六岁。

老师带她们出来实习,是和家长通报过的。有的家长不同意,所以,全班七十七个人只来了五十个,囊括着七个名族:汉族、彝族、白族、壮族、布依族、苗族、穿青族。严美兰的身份证上就赫然写着“穿青族”。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文字?”我问道。女孩瞪大眼,茫然无措地摇头:“不知道哦!”

考试结束,等待发证的空当儿,女生们三三两两去小卖部,举着绿茶、酸奶、甜筒回来,嬉笑着吃喝。她们的身体还没被工衣所束缚、厂规所逼迫,还没尝到尊严被贬低的滋味,而只随着性子畅快地欢笑。

曾莉莉用炽烈眼光跟踪着一个男人,片刻不离,像那里有块磁铁。那男人裸麦肤色,身材修拔。男人是她在学校的班主任,姓邹,但曾莉莉不喊他“邹老师”,而是“老班”。老班身旁站着的男人,红格衬衣牛仔裤,模样比老班时髦(是她们的钢琴老师),但曾莉莉却只盯老班,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老班快三十岁了,如芭蕾舞中的王子,保持着不曾失控的优雅。老班笑眯眯地看着她们,看了好一会,终于扬起男中音,抑扬顿挫地讲起来,用词准确、态度温馨,严厉但不苛责:“培训时要认真听哦!”“不懂的先记下来后面再问哦!”“态度要好哦!”“这是最最要紧的哦!”老班很会控制节奏,让每个人都能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舒服。

老班的相貌着实俊气,但让他减分的是服饰——蓝裤蓝T恤,圆头黑皮鞋有些旧。这是小镇时尚青年的装扮。然而,在曾莉莉眼中,老班就是老班,是电影里第一号男主角,浑身透着明星范。她爱他一系列动作中的每一个环节,甚至,连他停顿换气的样子,她都爱。

听老班说要交照片,女生们从粉色钱包里掏出一叠小照片。曾莉莉扯着嗓子喊:“老班,照片的底子不是白的是蓝的,怎么办?”说着,纤细的脚踝转着扭着,仿佛着了火似的。喊完,她又抿嘴向那男人飞了一眼,似乎她和他有个秘密的共谋,仿佛是在提醒他别忘了。

“先交上哦,有问题再说啦!”老班拉长声调的回答。

工厂里的女工宿舍楼(图:东方IC)工厂里的女工宿舍楼(图:东方IC)

发证件让学生们亢奋,牌子上有四个鲜红大字:新人报道。

学生们拿到牌子像拿到玩具,把它们夹在任何地方——T恤衫领口、连衣裙领子、夹克衫拉链、上衣口袋、短袖袖口。每个人都仰着脸,笑得简单爽朗,和我平日所见的面孔绝然不同。

老班扯着嗓子喊:“安!静!安!静!”——要分宿舍了。

“怎么分?”

“按名字分。”

“噢——!”曾莉莉一声叹息,继而不断大喊:“老班老班,我们几个要住在一起。”她希望和严美兰住在一起,也更希望得到老班对她的关注。

老班先念名字,再念房号,每次念完都会引起一片唏嘘。有的人激动得跳起来,有的人则嚷嚷吵闹。老班安慰大家,只是临时住几天,后面还要再分。之后又一再叮嘱:“进到宿舍后,看见哪张床没人就睡那张,手机要带在身上,钱先存在我这。”即便如此混乱,老班的优雅也是明显的——他从学校带来的儒雅和文明,明显地高于这个制造产品的庸俗之地。

曾莉莉和严美兰依旧被迫分开:一个B404,一个B402。老班安慰道:“离得那么近,晚上可以串寝室啊!”

两个女生叽叽喳喳地问了许多问题——要上多长时间班?真要站着吗?很累吗?能拿多少钱?但却始终笑嘻嘻,并不觉得马上要工作,而像只是换了间学校。

后来,我一直记得那时女孩们的笑——那么年轻,那么美又那么好。

4

第三天,在宿管办公室和饭堂间的窄道上挤着一群人,套着青蓝滚红边马甲,捏着笔记本——是新员工集体考试。内容是他们前两天培训时所学的:公司哪一年成立?主营什么产品?哪些化学品有害?如何使用灭火器?如何与他人相处?曾莉莉很快就答完了,而严美兰有些慢。

我发现她们有了轻微的变化——从湖蓝马甲散发出的某种规则,将她们的散漫拢起来,像一束野花绑上了丝带。甚至,连笑的幅度都有所收缩。

生活的确开始发生变化,和学校完全不同。

曾莉莉住进B404时,宿舍里已有了七个人。一进门,她就感到一股强大的排斥气息。“她们都是同乡,说方言。只对我说普通话”。这时的“普通话”不是高看,而是敌视。

她看到有张上铺堆着行李,就取了下来,把铺上的报纸和杂志清到垃圾桶,铺上自己的被褥。有个老员工一进门就变脸,“为什么把行李取下来?”“我要睡哦!”对方一言不发,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等她要出门时,那女工从齿缝里迸出一句“把垃圾带出去!”曾莉莉懒得多言,便提着大袋子出了门。

过去在学校里培养的生活秩序轰然坍塌。而当她从外面回来,请宿友们吃桔子,她们爱理不理时,曾莉莉才真切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疼痛。

宿舍原有七个人,加上三名学生工,把所有的床都塞得满满当当。各种气味混杂,让房间像热腾腾的肉市,甚至连氧气都要拼命争夺。

冲凉是最紧张刺激的项目之一。宿舍里没有莲蓬,冲凉无比麻烦——每个人拎着自己的水桶,先接热水再兑凉水,等在冲凉房门口。别人出来,自己进去。在狭小空间转动,用舀子将水泼在身上,尽力让周身被濡湿。若冲得时间长,出门后便会遭臭骂。“你干啥了要冲那么久!”“再冲就烂了!”“你把你妈的X也冲净了吧!”这些刻毒言词万万不能接。人人都一身臭汗,都想变得凉丝丝,你耽误了别人,再顶嘴,那就是找抽。

曾莉莉和严美兰交了试卷后,还需填“新员工安全培训记录”。女老师扯着嗓门一遍遍强调——时间要写成“前天”(她们刚到厂的那天),中间空格要写“制造部”,再写上自己的“工号”。老班和风细雨地叮嘱,“下午一点要回来,还在原位坐好,继续培训。”“饭卡不要掉,掉了就是钱。”(“掉”就是丢)“同宿舍间要和平共处。”“有矛盾找我哦。”

曾莉莉变得异常安静,只有那炽烈的眼神,足可燃起一场大火。这时候的女生哪里懂得,这已经是爱情(那老掉牙的、人与人之间最致命的感情)。当老班发现女生那样用心打量自己时,翘起嘴角笑了。

前两天吃饭,学生工是数着人头进去的。今天终于拿到饭卡了!一天饭费七元:早餐一元,午餐晚餐各三元。厂牌是饭卡的豪华版:有彩照,盖了章子,每个人都有编号,还有“入社日期”(繁体字)。学生工拿证件时挤成一团,接近十二点时培训结束,大家蜂拥到饭堂打饭口,自觉地排起长队。

5

一周后的晚八点,我走进了饭堂。

在电子厂呆久了会发现,饭堂非常重要——宿舍和车间都将人群分成一格一格,那些铁罐般严密的小格子成功地将每一个人封锁起来,唯有吃饭时是人人露面的大集体时刻。每个人虽然貌似形态不同,但经过饭堂气味的熏染,又都变得格外相似。

大厅的白炽灯还是那样明亮炫目,摞在一起的不锈钢餐盘,还有粗腰大桶的鸡蛋汤、冒着热气的白米饭。忽然,一阵阵欢笑声从嘈杂中突围,将气流搅得漩涡荡漾。

我循声望去,那些缺乏纪律性的笑声来自打牌者:四个穿红色运动服(右胸绣着黄色“2014”)的女工正在打扑克,一个男工在观战。她们的笑声像小炸弹,让周围爆出团团热气。

下意识里,我感觉她们和曾莉莉严美兰有点像。

“曾莉莉?不认识哦。”一个女孩(笑得最厉害,总将眼睛眯成条缝)大叫:“不过严美兰是我同学。”她的浓密刘海将整个眉毛全部遮住,瓜子脸,细长眼,眼神闪着麦芒般的光,但声音却异常粗砾,嗤嗤拉拉,像风刮过戈壁滩时碰到大石头。她叫谭小菲。

新一轮牌局开始后,三个女工和男工打了起来——他们把谭小菲留出来跟我聊天。

谭小菲告诉我,第一天上班脚“很痛很痛”,然后她摸摸自己的腰,又把手放在肩膀上:“这里,腰,像要断了;这里,肩膀,硬硬的!”车间里不能走动,只能在一个地方站着,每个人都弓背埋头,像在拉一张无形的犁。

第一天站了八小时,之后,便是十一小时。可第一天的痛却清晰如刀刻:“不是脚趾尖,而是脚后跟,像有一千根针在扎。”当晚,女生用热水泡了脚。这并不是她的主意,而是培训课上老师交代过。但那种痛依旧还在,像一句解释被咽回了肚子,一直在里面沤着,沤着,从未消失。她以为自己第二天站不下来,可硬是挺过来了。

谭小菲和严美兰是小学同学。考上幼师后,她在一班,严美兰在二班。我突然想起:“你们班主任就是那红格子衫帅哥?”她笑着点头:“就是就是。”突然,像是对我如此耐心的嘉奖,这个女生的声调陡然发生了改变,一个字一个字地清晰吐露:“其实……我……不叫谭小菲。”我愣怔住。

女生面露羞涩,仓皇解释:“我叫刘丽英。”因为她只有十五岁,年龄不够打工,老师便拿了张别人的身份证给她,证件主人叫谭小菲。此后,同学们便统一改口叫她“谭小菲”。当她慢慢适应了“谭小菲”,听到“刘丽英”,反倒会犹豫。

我想起第一天招工,瘦弱的“林黛玉”反复强调“是我自己”。

“你和谭小菲长得像吗?”

她哗啦啦大笑:“很像很像!简直一模一样!”

这些贵州女孩,各个都额前挂刘海,脑后扎马尾,小圆脸,精瘦黝黑,肤色泛光,牙齿洁白。我想知道她何以告诉我这个秘密?但她并不解释,只是一如既往地笑。笑声越听越像十五岁。我听出那笑声里夹杂着嘶啦啦的毛刺,便问她“是不是受凉了”,她瞪着眼珠,我拿出一包金嗓子,她听话地含了一片,又把其余塞给旁边女生。女生问:“是糖吗?好吃吗?”此前,她们从未听说过“金嗓子”。

突然,一旁的女孩大叫道:“要回去了,再晚就没热水了!”

像陡然刮来一场风,牌局顷刻间溃散,女孩男孩们的脚上像安了风火轮般转瞬即逝——环绕在身旁的暖意消散后,我如坠冰窖。

6

学生工到来已两周,但电子厂依旧在大量招工。

下午五点半,一群新员工涌入宿管办公室,要求换宿舍。女宿管捏着的大圆盘缀满钥匙,一抖动,哗啦啦作响。“每人按床位牌号轮流搞卫生;宿管查房时安排哪个搞就得搞;下午五点、七点、九点放热水,各放一个小时;不能私自换宿舍,搬动床位;宿舍不能用排插,不能用吹风机;中午尽量不要回宿舍,不要影响上晚班的人睡觉;每天都要冲凉……”之后,女人们拎着大包小包,走向B栋。

我迎面碰到劳务公司阿彪——他刚从女工宿舍出来。前天来了个新员工,1993年出生的,住进宿舍第一天便因吵架要换宿舍;第二天又吵架,又要换;第三天吵架后直接要辞职——她甚至还没等到新人培训,不知车间是啥模样,但她振振有词:“钱能不挣,气不能受。”阿彪摇头:“90后女工的忍耐力真是越来越低了。”

90后的父辈,曾咬着牙进厂,省吃俭用攒钱,回老家造房子娶媳妇。除了填饱肚子,几乎没有别的消费,甚至连梦都不敢做。而90后早已听厌了这样的故事。他们不愿忍耐,不愿通过自我修剪,从树变成树篱,不愿驯服规矩适应他人。

正说着话,迎面碰到个男工,堆着一脸嬉笑和阿彪说:“借我二十哦,一天没吃饭了哦。”身材像虾米佝偻,脸部表情又像喜剧演员,口气里却暗含着威胁。我能感觉到阿彪的身子有些抽搐,但显然,他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拦截。

阿彪掏出钱包,抽了两张。那男孩即刻旋风般窜入饭堂。阿彪瞪着那背影,惋惜着两张纸币的命运。“年轻男工既缺乏长远规划,又没有储蓄概念。”可他却不能彻底撒手,完全不管他们的死活。男工们总是到了快没钱时才进厂,熬不到发工资已弹尽粮绝。名义上找阿彪来借,却往往还不了。阿彪说,这样贴出去的钱,林林总总,已超过两万了。有的男工身无分文,便一天两天不吃饭。饿极了,就去偷去抢。工厂路案件频发,常能见到协警走来走去。

“现在的男工跟女生一样娇气!”他摇头。“学生工好管,他们没有社会经验,又有老师帮忙……”他感叹,“如果在社会上混了两三年,心就活了,就会变得格外挑剔。”

就好像还有一个隐形工厂,藏在这些灰扑扑的四方建筑物内。学生们初来乍到,迷迷糊糊,尚无能力辨识;一旦过了期限,人们便参破天机,看清迷雾后的真相。

2013年,到樟木头工厂路电子厂打工的三千多人中,男工近两千(80后90后占一半)。但问题在于,对管理者来说,性别从来不是中心问题,他们的理念是通过纪律,让任何进入车间的人都变成准机器。工厂需要的是“中性人”。直到2013年,性别问题才尖锐地扎眼起来——众多男工成了工厂不折不扣的梦魇。

如今工厂的重点,是管理好二十六岁以下的男工。他们讲义气好攀比。“不是攀比存钱,而是花钱!”“他能花我也能花!”“你买个溜冰鞋四百,我就五百!”下班后互相请吃饭,请打台球,请上网吧。一个月下来,存不了几个钱。而二十六岁后,男工们差不多都结了婚,有了养家糊口的责任,便要想法子去多挣钱。

对男工的管理,可用极简极粗暴的方式;但对女工,则要提供一系列温情色调的服务。因为年轻女孩的选择机会比男孩多得多。一旦进了工厂,便要千方百计留住。“换宿舍?”“换!”“请假?”“请!”

在阿彪看来,男工更好管。“他们要是调皮,我可以震得住!”“大吼一声,想做做,不想做走人,准保管用!”而女工,“一会儿撒泼,一会儿撒娇,很难管哦。”

7

第三周时,我去B404找曾莉莉。

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工正在上铺绣十字绣,长手长脚似要把铁架床撑爆。她应来没多久——身上的汗背心实在不像话,洗得清汤寡水几近透明,坍塌在皮肉上;昏黄的灯光下,乳房自由散漫;粗黑手指拽着针线一上一下,像个山顶洞人。

“你是曾莉莉的老师?”“啊?不是哦。”她喘了口长气,一股闷恹之气,再次低头盯视白布。曾莉莉的床也是上铺,木板上铺了层薄垫子,被子也薄,用块花布挡住床侧的玻璃窗。床上也没有挂帘子,像敞开的山洞袒露内里。原来在工厂,隐蔽和羞涩也需要购买。

下楼时,迎面碰到了穿便装的曾莉莉,她和张丽在一起(她的新宿友)。两个女孩一见我,高兴地跳起来。问她们上班累不累,女孩们异口同声地拖着长音:“累——!”那么亮的声音里,有一层金属光泽。她们叽叽喳喳说车间里的事,东一嘴西一嘴,激动得面孔都白了。

她们说人下班后虽然回到了宿舍,可神经依旧亢奋,还在敏锐地搜索信息;她们说耳畔还在持续嘤嗡;她们说身体在车间的金属丛林里一寸寸硬起来,从头到颈到肩到脚;她们说每一次呼吸都是一场战役,每一块骨头每一缕肌肉都在喊疼;她们说双脚固定着,但手指却异常忙碌,到晚上睡觉,手臂不能弯曲,一定要平摊着放,弯一下都觉得累;她们说眼酸是一周后的症状,要不断闭眼、揉眼、点眼药水,才能慢慢恢复;她们说连食欲都迟钝了。嘴巴、牙齿异常疲惫,没有力气对付肉蛋菜,只想喝水。

曾莉莉像宣誓般一字一句道:“我一定要站得平平稳稳,不能左斜右靠!”她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臀部:“要不然,两边会不一样大!”

“她们每一次呼吸都是一场战役,每一块骨头每一缕肌肉都在喊疼;她们双脚固定着,但手指却异常忙碌。”(网络图)“她们每一次呼吸都是一场战役,每一块骨头每一缕肌肉都在喊疼;她们双脚固定着,但手指却异常忙碌。”(网络图)

有些女工的身体已变形:什么都在——四肢、手指、脚趾,都好好的,只是形状发生了异变。这已成为女生们毛骨悚然的热门话题。

学校的舞蹈老师总强调体型,让她们劈叉下腰,盯着镜子看;而车间生活却如把细沙,日复一日,将工人的神经触觉全都磨钝,让他们疲惫懈怠后,甚至影响到细胞的棱角。在舞蹈老师眼中,身体是用来展现优美的,要像岩石雕刻般有形;而在电子厂,身体是为了配合机器干活的,是可随意替换的物件。

“我可不敢那样啊!”“舞蹈课的作业就是跳舞,如果身体变形,考试就完蛋了!”

也许,女生们这样节制,不仅仅为了作业,更出于爱美的本心。

可张丽说,站了几天,感觉身体已变得僵硬,不能像在学校时那样弯腰了。那时,她们的腰如新鲜的麦芽糖般柔软纤韧,走起路来一踮一踮的。

她们担忧,如果三个月后,腰硬得像花岗岩,她们那“前凸后翘”“身材好极了”的舞蹈老师一定会骂死她们。

8

一个月后的周六傍晚,我想约曾莉莉吃宵夜。开门的正是她。一抬眼,我又看到了那位上铺的大妈,依旧埋头绣着十字绣;床依旧赤裸,依旧没有搭帘子。我惊诧极了——好像这间宿舍被定格住,一直感到没有改。仿佛从这间屋子望出去,一万间一亿间一模一样的房子里,坐着一亿个一模一样的枯干女工,在下她们人生的最后赌注。

曾莉莉很抱歉不能和我一起去宵夜:老班规定晚上要“查寝”。

“九点要是不在寝室,事情就大了。”

曾莉莉已慢慢适应了车间生活,但对车间外的生活却心惊胆战。她说同宿舍的女孩周日到市场玩,被人“拍”了一下(下了迷药),不仅把银行卡掏了出来,还说出了密码,六千多被取走后,很长时间都没醒来。醒来后,也什么都不记得。

事实上,学生们来到工厂路这件事非常怪诞——她们是被弹弓一下子射到这里的。没有哪个学生能说出樟木头镇的全貌。存在于她们头脑的这个工业小镇不过是一条路——就是工厂路。

如今,她们更不敢去镇上了。下了夜班,在厂门口买个鸡蛋饼,乘着夜色逃回,钻进被窝慢慢咀嚼,一天也就打发了。她们害怕街道上的每一个行人,不知谁手里拿着迷药。她们总是结伴而行。她们不敢坐摩托车,不知道公交车路线,更不敢打出租车。她们只去过市场一次——路缝里呲着草,垃圾堆上塑料饭盒振翅欲飞,热辣的阳光抽去了人和物的实质,让路是白的,房子是白的,天是白的,人是白的。

正说着话,严美兰旋风般跑进来,用家乡话急促地吼,语气激烈。然后,曾莉莉和杨丽触电般尖叫:“啊!”继而旋风般开始披衣服。

原来,周六晚八点要到兵乓球室开会,她们全都忘了——而现在已八点二十!

她们飞快地滑下楼梯,如腾云插翅般轻快。我跟在后面,浑身紧张,生怕踩错楼梯。

飞出楼,穿过宿管办公室,到达乒乓球室时,门口已聚起一堆人,正交头接耳。老班将人群分成两排,自己站在中间,俊气的脸因疲惫而坍塌,浮肿甚至把嘴巴和下巴都泡发了,泡化了,几乎看不出肯定的眉眼。他扯着家乡话,如京剧老生那般用抖抖的指头数落着,嘶喊着,在高分贝的世界里又增加了一缕噪音。

“你们……”“不要……”“不能……”“否则……”

那声音如鼓点似疾雨,直敲得人眼花缭乱。老班像患了癫痫症,完全控制不了词语,更控制不了词语中的情绪。

曾莉莉像被霜打,整个人都蔫了,脸上显出浅度的恶心。她甚为羞愧,忍无可忍,最终直言不讳:“我越来越烦他了!”

曾经“人见人爱”的老班彻底变了,一点也不像在学校时那样。他变得总是训斥学生,甚至将训斥视为习惯——若学生流失太多,他的提成会变少,也难以向校长交代。所以在饭堂,看到男生试图鼓动女生回校时,他触电般跳起,刷拉板起脸,即刻就开骂。

“懒得听他说话哦”“饭菜都变了味道哦”,女生理解男生为什么想造反想回家——累得浑身疼——那种疼像是皮给人活剥了,肉的毛细血管和神经网络直接蹭在砂布上,一动就触电般得疼。

老班训完话后,学生们并不解散,反而将劳务公司的代表(穿棕色西装的男人)团团围住,不断发问。

“你说的两千九,怎么又变卦了?”

棕西装反问:“你不吃饭吗?你不交社保吗?这些钱都要扣啊!”

“那你以前怎么不说清楚?”

“吃饭交钱还要说吗?”

“我这个月每天都加班,能拿多少?”

棕西装沉吟:“两千五吧!”

“嘘——!”一片哗然。

学生们的意思不是说要纠缠那两千九,而是——劳务公司原本许诺了这么多,却没说要扣饭钱和社保。工资虽然还没最后兑现,但车间的活太苦太累,学生们人心浮动,暗地里互相串联,商讨着如何逃走又不被抓住把柄。

学生对劳务公司的怨愤情绪越来越强,简直像啤酒泡般丰富,接近炸裂;而老班又不断向学生施压,甚而威胁。

有个黄发男生挺身而出,和棕西装吵了起来。男生的声调越来越激越,两眼眦裂,五官都扭到了脸外,头发根根竖起,脸上充满粗野,眼冒凶光,不断把手伸向钥匙链——那里,挂着把小匕首。而棕西装像被戳到痛处,弹簧般跳起,眼睛要爆出眼眶。

这时,从我和曾莉莉所站的位置看出去,视线中的老班原本仰着脸站在人群中,却突然转身,静默地迈着松垮大步,陡然消失——他溜掉了!像在心里已做出了某种判断,这个男人,丢下这个火爆戏台,自己走向出口。老班就这样辜负了大家。

那一刻,曾莉莉深深地看着那男人的背影,像要看到他的心脏。她仿佛已看透了那些隐蔽行为,那么漫天谎言,那么明暗交易。

就像给捅疼了某处那样,曾莉莉突然拉起我的胳膊:“快走!快走!”她像兔子般飞奔,直窜到B栋楼下才松开手,大口喘气。

她瞪大眼:“刀!有刀!”

我说我看到了,是把小匕首。

女生惊魂未定:“男生们都憋着一团火,什么事都能发生,咱们还是离得越远越好!”

后记

其实,这一群学生工中,已有两名男生逃了回去——当各种理由都遭拒后,他们采用了最原始的办法:不告而别。老班感到惊骇,是因为他从来不曾把这些学生当成一个完整的人,而把他们看成是“小于一”的孩子。

我问曾莉莉:“你们也想走吗?”

她一脸惊骇,连忙摆手:“不走不走!”“一定要坚持到结束!”她告诉我,若提前返校,“学校虽然不会开除你,但会暗中整你,会整得你很难受,还不如在这里干下去!”现在,曾莉莉目标明确:再坚持两个月,安全返校,安全毕业。同时——臀部不能变形,不能让那里失形松坠——所以她在拉线前操作时从不驼背,脊椎似钢制般挺立。

曾莉莉叹了口气。那气极轻极弱,如细细的一缕烟云在我的耳膜擦过。

“你别叹气,你还是个孩子,叹气是大人的事。”我安慰她。

她立刻反驳:“谁是孩子!我都十七了!”然后,又绽开一个十七岁无心无肺的笑。而我清晰地听见青春的花叶在她身上缩卷枯萎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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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 / 网易插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