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开往中国的船将他们送向死亡

前言 山西大学堂是山西大学的前身，晚清民初便已成为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创办的三所官办大学之一（另两所是京师大学堂与北洋大学堂），创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山西大学堂，其实源自一场轰动全球的惊天血案——山西庚子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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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温州，1900》（Wenchow，China，1900）这本小册子里有一位叫Yung Cheng（笔者暂译为恽程）的教案亲历者对屠杀细节的口述记录。记录者是苏慧廉，他当时也不知道，几年之后，他会与这场教案的结果紧密相连。

我叫恽程，是浸信会的一员，一年半以前受洗于法尔定（GeorgeB. Farthing）牧师。在大屠杀惨剧发生之前，我染疾在身，一直居住在太原府浸信会传教使团基地接受治疗，暇余研习《圣经》。

当叶守真（E. HenryEdward）医生开办的医院被夷为平地后，我便于6月28日回到了家乡。我是从Lou-pu回到城区，7月8号到达太原东南方向十里外的T'ie-ts'un村。大约下午三点，我在路上遇见了来自寿阳的毕翰道（ThomasWellesley Pigoot）牧师，随同的有他夫人和儿子，以及一位绅士鲁教士（John Robinson）和另一位女士铎教士（Mary E. Duval），还有两个小女孩。他们被安置在两辆马车里。

在一家饭店前，马车停了下来，押送的官兵（我只看见七八位）给他们买了些食物。车上两位先生戴着手铐，毕翰道师母喂给丈夫一些小烧饼和面（一种粗制面条）。鲁教士则自己进食，但只吃了少许烧饼。

毕牧师认出了我，并向我打听太原府是否还有牧师。我告诉他所有牧师都被带往靠近衙门的猪头巷。在别人歇脚休息时，毕牧师和鲁教士却在为身边的人祷告。人们惊奇地问“你都要因祷告而被杀，为什么还要继续祷告？”就在那天夜晚，他们七人都被关进县衙。

翌日，在县衙边的街道上见到一群人围成一堆，于是我也跟上去看个究竟。我发现被围在中间的正是一群外国牧师和他们的妻儿，还有一些是罗马天主教神父和修女，以及一些基督徒。我听围观的人说他们即将被处死。我极力想挤出人群，但怎么也挤不出去，因此也就只能待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一群外国人遭到杀害。第一个被处死的是法尔定牧师，他妻子紧紧抱着他。他将妻子轻轻推开，然后走到一队士兵面前，跪在地上，只字未言。一瞬间头落于刽子手刀下。

紧接着遭处死的是胡德理（AlexanderHoddle）、佩鸿恩（W. T. Beynon）两牧师及罗维特 （Arnold E. Lovitt）医生与卫理森（William Millar Wilson）医生，刽子手一一将他们砍首。随后，毓贤显得有点不耐烦，他命令身边护卫，用他们手上的长把大刀一起参与屠杀。随后被斩首的是铎（GeorgeW. Stokes）牧师、席牧师（James Simpson）和怀德豪（Silvester Frank Whitehouse）。怀德豪命丧一刀，铎牧师和席牧师则挨了好几刀。

男人杀完了，随后便是妇女。法尔定夫人死死抓着自己孩子的手，小孩也紧紧抱着妈妈，但官兵将他们强行拉开，然后一刀向母亲挥去。刽子手很快也处决完所有的小孩，手法可谓娴熟至极，一刀即准。官兵似乎要显得笨拙不少，其中一些妇女挨了几刀才毙命。罗维特医生的夫人临死仍戴着眼镜，牵着自己的小孩。我依稀记得她对围观人群这样怒吼道：“我们来此皆为传播基督福音，拯救世人。我们从来都行善，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其中一个官兵取下她的眼镜，随即给了她两刀。

法尔定牧师一家，是本次教案中遇难的最大一个家庭，除夫妇二人外，还有儿子葛爱（Guy）、女儿罗思（Ruth）和伊丽莎白（Elisabeth）。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法尔定夫人紧紧握住的是六只小手。据说时任山西巡抚的毓贤极其残忍，当着母亲的面，将孩子的脑袋砍下来，然后再把女教士处死。

法尔定牧师一家 （网路图）

苏慧廉继续写下恽程的见闻：

基督徒遭斩首后，被拉上前的是天主教徒。主教年事已高，胡须皆已斑白，他质问毓贤为何要做如此伤天害理之事。我没听见巡抚作出任何回应，并且他当即抽出佩剑横着向主教脸部狠狠劈去，鲜血溅满主教斑白的胡须，主教就这样惨遭斩首。随后，神父和修女们也挨个遭处决。

这位被毓贤挥剑斩首的主教叫艾士奇（Gregorius Grassi，1833—1900），意大利人，早年即入方济各会。1860年底到达中国，先后在山东、山西传教。1876年华北五省发生大饥荒，作为山西教区副主教，他与后文将要提到的李提摩太一起赈济灾民。艾士奇在天主教徒中有极高的威望，1946年被教宗比约十二世宣为真福，2000年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为圣人。与艾士奇同时被斩首的还有副主教富格辣（FrancescusFogolla）。

山西巡抚毓贤，被西方人称为“山西屠夫”（网络图）

之后官兵从紧闭的大牢里牵出毕翰道牧师和他的同伴，毕牧师与鲁教士仍然戴着手镣。毕牧师在临死那一刻仍然在为别人不断祷告。鲁教士视死如归，镇定自若。毕牧师夫人临死时牵着儿子的手，不过小孩子也随后被杀。剩下的那位女士和两个小女孩一会儿也被处决。

那天总共有五十五名外国人遭斩首，其中三十五名基督徒，余下二十名是罗马天主教徒。同时遇害的还有一些当地基督徒，我没全见到他们，不过有人告诉我有十三名之多。由于屠杀一直延续到傍晚，死难者的尸体因此被遗弃在原地直到第二天清晨。当晚，他们身上的衣物及戒指、手表等被洗劫一空，第二天尸体被移往南门内。

外国人临死时表现出来的镇定自若让我们震惊，遇难者中除了两三个小孩外，没有一个人哭泣与呐喊。

这一天是1900年7月9日，农历六月十三日。计有四十六人遇害，计基督教（新教）三十四人、天主教十二人。除太原外，省内各地多有针对洋人及教徒的屠杀发生。山西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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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15日（农历七月廿一日），八国联军抵达北京的凌晨，慈禧带着光绪帝“西狩”，经张家口、大同、忻州、太原逃至西安。出逃前，慈禧已知道后果，她急调已被贬职的李鸿章上京，任直隶总督兼议和全权代表。次年春，八国联军一路下正定、井径，直迫娘子关；二路趋龙泉关，进迫五台；三路占领紫荆关，进迫平型关。清廷害怕联军会开进山西，惶恐万分之际，有人想起了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1845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Wales）南部一个叫卡马郡（Caermarthenshire）的地方。作为李氏的挚友，并为其立传的苏慧廉说他的身上体现了威尔士民族精神——“富有想象又注重实际，热情洋溢而又有自制力，笃信耶教而又宽宏大量，来自一个乡村小教堂却又是一个彻底的基督徒。”

像很多新教传教士一样，李提摩太出身贫寒。他父母有九个孩子，他是最小的一个。十五岁那年信仰了基督教，不久后便对海外传教事业发生兴趣。哈弗福德韦斯特神学院（HaverfordwestTheological College）毕业后，受英国浸礼会委派，于1869年奔赴中国。他选择到中国传教，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中国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当他们转化过来后，有助于向欠开化的周边民族传播福音”。

李提摩太初在山东传教，1876年山西大旱，遂转赴太原、晋南赈灾。从此与山西结下不解之缘。

李提摩太夫妇（网络图）

李氏初在中国的十余年，也像传统的传教士一样，传扬福音，劝人皈依上帝，但收效甚微。据说他与他的同事在山西十三年也仅发展了约三十名教徒。他事业的转折发生在1887年，那年离晋北上从事文字工作。1890年任天津《时报》主笔。1891年到上海同文书会任总办，次年该会更名为后来广为人知的“广学会”（The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广学会办有《万国公报》等影响较大的报纸，并出版书籍一百三十余种，在晚清乃至民国，对中国人了解世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人也是通过李提摩太及《万国公报》，第一次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只是他当时没想到，被他译称为“马克思”的大胡子及其追随者后来掀起的思潮，如蘑菇云般的力量淹没了他的声名。

在当时数以千计的西来传教士中，李提摩太暴得大名，与他大力办报、办杂志这些文化传播作为有关。他坚定地认为，是为社会福音，并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中国。在其口述自传《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他这样写道：

就像四十五年前我发现的那样，在中国的传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而且还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如何解放他们那比妇女的裹足更扭曲的心智——从一种延续了无数个世纪的哲学和习俗的统治之下解放他们的心智，而正是那种哲学和习俗使他们陷入了听凭任何可能伤害它的民族摆布的窘境。

但是，如果这个民族从无知和恶习的禁锢下获得自由，并且沐浴到科学的、工业的、宗教的教育之光，它就可能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

李提摩太经几年文化传教实践后，更进一步认为“从官绅入手，是自上而下，感力及人，或更容易。比如水自上下流，较比水上流，为势自顺，所以决定要先引导上等人入道”。他结交的士绅很广，其中有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等。张之洞曾拨款一千两资助广学会，梁启超自荐担任他的中文秘书。

或许是因为他的声名，或许是与许多高官大吏有交往，面对山西教案造成的困局，清廷想到，能救这盘危局的也许只有这个洋人。接替毓贤出任山西巡抚的岑春煊在给李提摩太的电报中开门见山——“晋人皆信阁下为人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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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没有辜负众人的期待，1901年5月29日，他将一份解决方案面交李鸿章。这篇题为《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的文章在《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中可找到，通读之后，可见李氏的爱心与良苦用心。他语态谦逊，字句间亦无蛮横无理之辞。此章程共七条，其中第一、二条这样写道：

一、各府州县杀害教民甚多，本当按律正法。但太知此辈受官指使，又受拳匪迷惑，不忍一一牵累。为各府起见，首匪当惩办一人以示警。若晋抚果能剀切晓谕，使彼等痛改前非，敝教亦将匪首从宽追究。

二、晋省地方绅民胁从伤害教民之人，虽宽其死罪，却不得推言无过。凡损失教民财产，罚其照数赔还，并无依之父母孤儿寡妇，必有事奉养。

山西被杀外国传教士众多，第五条希望：“耶稣教五会中人有杀尽者，亦有回国者，不能一时来华。俟外国再派教士来华时，晋省官绅士庶当以礼相待，赔认不是。”

当时处理教案，无外乎赔偿巨款、处理匪首及有责任的官员。但李提摩太认为，传教士生命可贵，非金钱可以抵偿，所以不会以金钱出售他们的生命。他也明白，官府的巨额赔偿一定会转嫁到当地百姓的头上，而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仇恨。于是，就赔偿问题，李氏提出如下建议：

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限。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

李提摩太自言：“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的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屠杀的主要原因。”

有远见的李鸿章对李提摩太的方案极表赞同，并将开办大学堂之事交李氏全权负责。不过，并不是人人都有二李如此的远见与胸襟。即便是向李提摩太发出邀请的岑春煊，也认为“目前山西民穷财尽，拿不出那么多的银两用以筹备大学”。后来，由于李提摩太自上海“叠次催促，函电往返”，岑春煊不得不于1901年9月令洋务局提调候补知州周之镶赴上海面议开办事宜。

周之镶抵达上海后提出的四个谈判条件，看似宏大，却与教育实质无关。一、晋省所出五十万两银不称罚款；二、西籍教师在校内不得宣扬耶教；三、学堂不得与教会发生关系；四、西籍教师不得干预学堂行政。岑春煊特别叮嘱周之镶“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均由彼主政，未免侵我教育主权”，因此要“极力磋磨”。

李提摩太对罚款称什么并不在乎，但坚持认为，如不让西人主持学校，今所办学堂与昔日之书院有何相异？后来周之镶也赞同了这点，他反过来电复岑春煊，称李提摩太并无侵权之意。若无此条，则学堂不能按西方近代模式办理。若不签署合同，恐有商谈破裂之后果。岑春煊考虑到“彼时和议甫成，时局尚未大定，晋省耶稣教案极巨，若与决裂，必致收束为难”，于是“与司道等再四筹商，佥以宜委曲求全”。

最终，同意周、李所订之合同。岑春煊此时的真实思想是“实以迅了巨案为中心，并非真冀收育才之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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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11月，周之镶代表山西当局，李提摩太代表基督教山西各教会正式在《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上签字。合同主要内容是：山西筹银五十万两，分期交付李提摩太，开办“中西大学堂”。十年以内学堂课程及延聘教习、考选学生，均由李提摩太主持。十年期满，学堂房屋及一切书籍仪器，概交晋省，并不估价。

合同终于签订了，外国人认为尘埃落定，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仅是一张纸而已。

无独有偶，1901年9月14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清政府颁布“除京师大学堂切实整顿外，各省于省城均设大学堂”的上谕。一直担心外人“侵我教育主权”的岑春煊得到这一令箭，便迅速行动起来。他一边叫周之镶在上海谈判，一边在山西本地加紧改造书院，拟抢先一步创办山西大学堂。

山西大学堂与李提摩太要办的中西大学堂，校名虽仅一字之差，但办学模式及教学内容实质差异很大。但山西大学堂的筹备工作进展很快，经皇帝奏准，1902年5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一）便可正式开学。

山西本地的这些行动，当时远在上海的李提摩太并不知晓。当他1902年4月30日带着中外教习一行抵达太原后，才发觉情况严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到太原后，我们发现有人正在大张旗鼓地筹备一所官立大学，与我负责筹建的大学很相似，并且被置于一位排外的政府官员的控制之下，那人曾千方百计反对建立西式教育的大学。他曾经去欧洲旅游，写了一本游记，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好的事物极尽诋毁之能事。”

新星出版社《一条开往中国的船》（网络图）

考虑到在同一个城市建立两所竞争性的学校在实践上并不可行，李提摩太与岑春煊交涉。

岑春煊说，两所大学可以成为良性的竞争对手，你们外国人不是提倡公平的竞争吗？李提摩太虽然赞成学堂竞争、传教士竞争，但并不赞成一个城市里的大学间竞争。他认为，如开办两所大学堂，既浪费经费，又将使中外不和，而终止中外不和，正是创办中西大学堂的目的所在。为什么不把两者归并为一所山西大学堂，一部专教中学，一部专教西学呢？这种人力的分配更为高效，因为不需要两套教授班子、两套教学设施。

岑春煊觉得“事关创举，未敢率允”。经过反反复复的商议，中间还以《合并利弊论》为题询问当时大学堂已招的一百余名学生，结果多数人赞成，少数人反对。苏慧廉在李提摩太传记中对此事亦有记载：“在谈判的过程中，对立的那方认为自己已经赢得了已录取的学生的支持。于是他们出了个作文题目，让学生们分析联合大学的利弊。结果他们大失所望，因为在一百零八篇作文中，有六十八篇赞成合并，只有十三篇明确地反对合并。”

商议合并，历时两月之久。双方争议的焦点，仍在传教及教育主权等问题上。最后山西官绅在确定“可无牵涉传教之嫌”和“断无主权旁落之嫌”的前提下，终于同意将中西大学堂以西学专斋（简称西斋）的形式并入山西大学堂。士绅们觉得他们赢了，因为李提摩太要办的现代大学，最后只成了山西大学堂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是，这所学校还叫山西大学堂。

本文选自新星出版社《一条开往中国的船》，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转载请联系出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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