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情1916

朱兆桂在1916年春天搬了家。他原住上海公共租界的湖州路，现在搬到了法新租界的福开森路。在搬家之前，他对妻子方氏实施了家暴。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法公堂上。

法公堂是法租界的法院。最初，捕房接到署名某洋人的举报函，称朱兆桂无端凌虐妻子，请为查究。捕房为此派人前去调查。因朱兆桂刚好外出，遂将其妻方氏传唤至法公堂。公堂的谳员（法官）姓聂，在朱兆桂稍晚也被讯办在案后，他开始审理这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家暴案。

朱兆桂并未否认自己对妻子进行过殴打，但他最初给出的理由是方氏“不贤”，这种大而化之的解释，自然无法令法官信服。

在遭到聂谳员的驳斥后，朱兆桂才供称，此前在湖州路时，与做侍者的曹维青同居。4月的一天，他从外面赶回家，正撞上曹维青在他的房间里与方氏通奸，当场捉获。

那个时候并没有微信朋友圈，即便有，朱兆桂也羞于公开此事。

通奸在彼时还属违法行为，朱兆桂称，他本可将妻子方氏和曹维青扭送公堂，但“实因颜面攸关”，在曹维青跪地磕头求饶的场景下，朱兆桂遂将妻子“略殴数下”，同时将曹维青“放去”，对外则“隐忍不言”。

考虑到如与曹维青继续同居一室，难保奸情不再重演，朱兆桂在4月下旬搬到了福开森路。因此他认为，所谓的洋人举报信，是曹维青所捏造。既然殴打方氏是在通奸现场，按理不会有第四人在场，所以朱兆桂的这个说法极有可能属实。而方氏也供称，她与丈夫素来“和好”，当日并未与曹维青通奸，而是曹自己闯入她房中，强行发生关系。被朱兆桂撞见后，曹维青磕头哀求，属实。

方氏表示并不控告丈夫凌虐，至于举报函是何人所写，她表示不知。

方氏并未通奸的陈述未必属实。这种女人的可怕之处在于，曹维青由此有了强奸的嫌疑。聂谳员最后判朱兆桂退去，不追究家暴责任，方氏则被“管押候提”，同时传讯曹维青到案。

案情发展至今，已从家暴案成功转型为通奸或强奸案。

1

在100年前的那个春天，空气中同样弥漫着潮湿欲望与荷尔蒙飘散的味道。无论在传统社会，或是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途中，亦或是已经进入所谓后现代的“互联网＋”时代，性的蠢动都是社交场景下最为隐秘而又赤裸的狂野存在。

1916年的偷情，有其独特的交易和展示场景——不会有微信朋友圈的示众，也不会有微博的质问和串联，但其他土法炼钢式的示众与串联同样存在。如上海滩朱兆桂案所揭示的，案发后，会有各种博弈产生，无论是暗地里的举报，还是公开推卸责任地否认“通奸”性质。

而纵观整个人类进化史，始终没有一个最为有效规范性欲的道德与法律尺度，而就是这个暗流涌动的、肉身自我规训失控的性别交往出轨图景，构成了人类繁衍生息长河中最为诡异暧昧的画卷。

像陈远吉这种，面对“通奸”情事，选择诉诸法律，便是文明人的做派。（图：《道士下山》剧照）

朱兆桂案过后不到半年，上海法租界公堂又接到一个案子。这次并非第三人举报，而是当事人直接控诉。

原告叫陈远吉，被告是他续娶的妻子沈氏和一个叫韩阿七的二房客。陈远吉称，二房客韩阿七先与沈氏通奸，而后“奸拐”了沈氏，卷走他价值480元大洋的金饰衣服。他已将沈氏拘获，请求公堂补缉韩阿七追赃。自己有在韩阿七家中搜出的沈氏衣物为证。

包探将韩阿七拘拿到法公堂，在韩阿七家中搜出的沈氏金戒指和皮衣也成了呈堂证物。但在审理过程中，沈氏称，他因被丈夫责打，才出外暂避，将衣服饰物寄存于韩阿七母亲那里，所以这些东西才会出现在韩阿七家中。

她并未被韩阿七奸拐，此前也没和他通奸。韩阿七的供词于此相同，他只是寄藏了沈氏的衣物而已，并未通奸。

由于并无其他证据，法官最终只以“不应寄赃”为由，罚了韩阿七15元大洋，沈氏则被判“管押两月”——这应是对她携夫家“赃物”私逃的处罚。公堂要求其两月管押期满后，交陈远吉领回管束。

没过多久，陈远吉又来到法公堂控告，称他已侦知沈氏与韩阿七确有通奸，因为他已从韩阿七的住宅抄出沈氏与韩阿七的合影两张，还有沈氏零星的日常用品以及被褥等物。

换在今天，这些东西的证明力似未充分，当事人可能仍会找来各种理由来予以否定，但在当时的时代场景下，韩阿七和沈氏竟无言以对，“供认通奸不讳”。

公堂最后判决的结果是，韩阿七押4个月，沈氏也由2个月改为4个月。那些“赃物”由原告陈远吉领去。

像陈远吉这种，面对“通奸”情事，选择诉诸法律，便是文明人的做派。

2

老上海有所谓的“老虎灶”，就是烧卖开水的熟水店。灶主也算是比较底层的生意人了。

1916年的年底，有个叫谭金海的老虎灶灶主，跑到上海闸北警厅司法科，控称他的伙计高八与妻子徐氏通奸，被当场捉获，要求予以处理。案情非常简单，司法科的李科员讯问后，认为属实，判解地方检察厅按律处治了。

还有一个叫李阿洪的店主，也是发妻唐氏出轨，与一个叫夏祥法的人通奸。通奸过程中，唐氏还常将店内收入贴补夏祥法。被李阿洪察觉后，唐氏索性与夏祥法私奔逃跑了。李阿洪找到二人行踪后，报请捕房将二人拘捕。

按唐氏的说法，她在1915年6月被夏“诱奸”，而后被“诱逃”。夏祥法则称，唐氏是自愿与他度日，故敢领她出外。法公堂最终判夏祥法监禁3个月，唐氏监禁1个月，期满后唐氏交李阿洪领回管束。

发生这种事，法庭还是支持原配夫妇继续过日子，本夫也还能接纳出轨的妻子。

3

“通奸”常在熟人间发生。

上面提及的案例无一例外，涉及二房客、伙计或者同居的侍者。

下面述及的这个案例，主角是“喜当爹”的苏州城内皮市街商人钱子莲。此人因在外地营业，两年未返乡。1916年春回故里时，却发现妻子徐氏“腹大如瓜”，已有身孕。面对他的诘问，徐氏“支吾以对”。经过四下调查，始知徐氏与同乡张少云通奸。

钱子莲的说法是，“张少云引诱成奸”，“检查家中贵重各物，缺少甚巨，价值一万余金”。他因此向吴县公署递交了诉状。吴县公署据此判了张少云监禁两年的徒刑，徐氏监禁10个月。

张少云和徐氏不服判决，上诉到上海地方法庭。而上海地方法庭最终驳回了张少云和徐氏的上诉，维持原判。张少云和徐氏表示不服，还准备继续上告。

不过，徐氏随后改变了诉求，希望能将监禁易科罚金。这个诉求最终获得许可。而张少云则继续上告到江苏高等法庭。

通奸是你情我愿的事，虽对第三方（钱子莲）造成伤害，但是否应受刑罚？张少云不懈的上诉，暗合了对通奸除罪化的追求。

而徐氏保留了张少云留下的种子，却也不知是基于何种考虑。

另有一案，在上海法新租界，一位19岁的偷情使女，因试图堕胎，竟被江湖医生害死。

这位19岁女孩是宝康里住户夏天霄的使女。法捕房1916年1月接到其邻居举报，称该使女身死不明，请为查究。捕头将夏天霄夫妇传至法公堂讯问，夏天霄供称，使女私与外人通奸，以致怀孕，他知悉后，盘问此事。使女对此予以承认，并表示将堕胎。

夏天霄夫妇劝其去医院，使女担心在医院被人知晓“颜面攸关”，遂私下请门前经过的江湖医生为其打胎，“因此受伤”。夏天霄夫妇知悉后，使女已不可救。此事有同居的胡章氏作证。

聂谳员因此释放了夏天霄夫妇，并表示以后如遇见该江湖医生，即应把他扭送归案。

4

通奸可能是发生在任何阶层，通奸者的身份既可能是未婚使女、已婚商界良家，也可能是离异或配偶去世的寡妇。

在已停业的上海华兴洋货号内，被怀疑通奸的就是寡妇曹张氏和学徒李玉书。此案控告人是洋货号老板的姑姑曹金氏，她称曹老板逝后，曹张氏与学徒李玉书通奸。

此案原被告都请了律师，原告律师罗礼士称，通奸事实有婢女芳英的口供。被告律师穆安素对此表示反对，他在庭上向曹张氏发问。曹张氏说，他丈夫去世后，她一介女流，在账务上虽有经理打理，但一切杂物仍要委托学徒李玉书照料。

说她和李玉书通奸，实属诬告。

会审公廨的中西法官初次审理后，并未当庭宣判，被告被交保候讯。第二次开庭时，两个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现，林施氏和叶顾氏均表示，李玉书到曹张氏处共三四次，都是在楼上客堂中谈话。几日后，会审员王肇之和美领事郭君宣判，以“此案虽无通奸实迹，究属不知远嫌”为由，罚了曹张氏25元洋、李玉书25元洋充公。

这个案子放到今天，应该会判原告败诉。

还有一个案子，也是因疑神疑鬼而引发。

上海闸北汉中路有个徐金标，他怀疑自己的妻子杨氏与女婿王恒兴通奸，因此发生口角，相互扭打。最后闸北四区属警察将徐金标夫妇和王恒兴一并拘入警署，押候讯办。这个案子，《申报》给出的标题特别精彩——《疑云疑雨丈人峰》。

丈人峰是青城山主峰，因形状好像老翁伛偻着背而得名。附近又有数块稍小之石相配，又有“老翁弄孙”之称。不过在王恒兴的案例中，丈人峰应是“老妪弄孙”之意。

王恒兴案不是普通的偷情，说到底是一个乱伦疑案。

亲属间的偷情，在被媒体曝光的通奸嫌案中，所占的比例不小。这大概是此类性质的行为更吸引眼球，具有新闻效应的关系。

类似的个案1916年夏天上海闸北四区警署还遇到过一起。扬州人顾胡氏怀疑丈夫顾立渭与她弟媳胡陈氏偷情，在家里吵闹扭打，惊动了警方。警察将他们带到四区警署，顾立渭否认了顾胡氏的指控。胡陈氏也表示，顾立渭夫妇此前多次借她衣饰，“当押不还”，这次向他们索要，没想到反遭污蔑。

5

上海公共公廨1916年初还遭遇过更离奇的案子。

当时会审员王肇之正与英国副领事康君会讯捕房琐案，有苏州妇人陈袁氏带其女宓陈氏投案，称她将女儿宓陈氏许给吴淞路杨家宅猛将堂内1160号做酒酿的宓金荣家为养媳，尚未完婚，但不料去年12月27日夜，“宓竟乱伦强将女儿奸污”。

王肇之和康君研究案情后，将其驳回。理由在现在看来有些莫名其妙：“时已逾两星期，且曾至捕房控告，经医生验过非处女被奸，未便准理。”

按传统理解，“乱伦”是指非同辈份既成亲属间发生性关系。

上海浦东南汇县乡妇叶陆氏1916年就面临这样一种伦理的考验，她丈夫叶云祥于前一年冬天病故，21岁的她在家中守寡，一切费用由夫兄叶关祥贴补——这意味着叶陆氏没有收入来源，开始倒也相安无异。没过多久，夫家各路亲戚开始动员其再嫁。叶陆氏颇为抵触，后来被逼不过，只得从命。

婚姻的程序一定是相当传统，以至于她事先连新任丈夫是谁都没搞清楚，等到过门时，她才知道再嫁的是死去丈夫的叔叔叶景星。

“当以事关乱伦，陆氏即趁隙逃出，至申避匿。”

陆氏绝不接受乱伦行为，就跑到了上海，躲藏起来。新任丈夫叶景星等一干人等，到上海找到她，就向警局“捏词禀控卷逃等情”，诬陷她卷款逃婚。警方也对此立案。

另一起案件虽无关乱伦，但也和亲属间的性指令错乱相关。

1916年9月，一个叫沈福江的市民将其丈母娘秦施氏扭送到了上海闸北四区警署，控称自己的妻子秦氏日前与唐三朗通奸，而其背后是秦施氏“从中撮合”。这个指控比较严重，意思是母亲拉皮条让已婚女儿通奸。

上海闸北四区警署经常会接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案子，在1916年经办的案件中，还有一起因乱伦通奸引发的凶杀案。

该年8月的一天晚上，宝山人徐传生到警署报案，称他妹夫夏嘉生于前年7月因未借给其堂侄夏根江钱，而被夏根江用菜刀戳伤腹部而死。夏根江犯案后外逃，县知事对其发起通缉。现在得知凶犯藏匿在上海四区警署管辖范围内的溪中路，请求警察对其进行逮捕。

警察依此线索将夏根江抓获，送往司法科审讯。夏根江供称，他的亡妻生前与堂叔夏嘉生通奸，他为此怀恨很久，所以前年7月找机会将其杀死。宝山县公署随后派人来上海将夏根江带回老家处置。

如果夏根江的说法属实，这是一起因堂叔与堂侄媳通奸而引发的凶杀案。

6

食色性也，饮食与色都带来愉悦，但杂食的吃货自由来去人畜无害，性关系则被认为需要规范。饮食之欲也不会像性欲这样，激发如此多的嫉妒、仇恨与患得患失。

家住上海东京路181号的庄洪坤，就因撞见妻子庄张氏与刘光兴通奸，一怒之下，持刀将刘光兴脸部砍伤。伤势不轻，以至于庄洪坤被拘押后，他在医院医治不能到堂质证。

在上海烂泥渡镇开设卤货店的倪顺康，也捉了妻子倪夏氏与李姓店伙计的奸，在卧室将二人用刀戳伤。不过其妻仅“略受皮伤，并无大碍”，李姓伙计则头面受伤需送医院治疗。很显然，倪顺康和本文最初提到的朱兆桂是两种不同风格的人，朱兆桂捉奸后只打自己老婆，倪顺康则更多将暴力施诸“奸夫”。

通奸被捉现行，大抵是人生最危险的时刻之一。

像本文开头列出的案例，当事者文明报官的当然也有，但很多时候，是少不了暴力厮杀的。或者本夫砍伤通奸者，或者就是通奸者殴打、谋杀了本夫。

家住上海密勒路天赐里697号的李明香，一晚自外地回家，发现妻子张氏与唐金桃同卧一床，他上去理论，结果反被唐所殴伤。

相较而言，上海北浙江路福庆里137号的主人陈杏如则惨得多，他被妻子吴氏的“姘夫”——混名小阿二的人殴伤身死。

扬州江都县宜陵镇的农妇谢朱氏，1916年2月21日午刻在二郎庙被官方以绞刑处决，也是因为谋杀亲夫。这个妇人的狠毒之处在于，她并非因通奸被捉现行而当场杀死亲夫，而是于平日将亲夫用笆斗勒死。因“奸夫”未参与谋杀同谋，而只被判无期徒刑，谢朱氏本人则被判死刑。案发时，谢朱氏还有孕在身，待其分娩后予以执行。

相互的搏杀，有时也会出现在偷情者之间。因偷情双方间的诉求不同，有的希图建立稳固关系，有的则漂移着不断寻找猎物。如果再牵涉到金钱关系，冲突有时不可避免。

上海闸北华盛路义昌卤货店店主曹王氏，七八月间即被“姘夫”曹瑞瑞用劈柴斧砍伤头部，伤势很重。出警的同样是闸北四区警署岗警，凶手曹瑞瑞被拘押。

据受伤的曹王氏之子曹纪洪介绍，他父亲是丹阳人，原本在法租界内开设火腿店，曹瑞瑞是“店中伙友”。后来父亲逝世，“王氏被瑞瑞勾引通奸，将店盘卖于人，另至闸北开一小店”。一晃十余年过去了。

曹纪洪一直在乡间务农，不参与店务。有一天他接到母亲来信，内称曹瑞瑞又另有了情人，经常将店内的银财运出，还准备把曹王氏驱逐出店。曹纪洪得到消息后，就赶来闸北，想要接管店务。曹瑞瑞在众亲友的调处之下，写下了“断绝关系”的笔据。曹纪洪母子还给他了28元洋，作为其回原籍的川资。但在此之后，曹瑞瑞仍时常来骚扰。在一次索款不遂之后，他用砍柴斧砍伤了曹王氏。

在初步讯问之后，曹瑞瑞被移送给了地方检察厅核办。

7

上面援引的几个案例，法律关系都相对简单。也有复杂一些的，譬如这个：福建东山县沈番种，因撞见妻子江氏与朱满通通奸，先杀妻后杀朱，而后投案自首。有点激情杀人的意思。

东山县知事叫吴锦特，他将此案报给高检厅，称针对此案刑律并无专条，可否援用清例，改照刑律五十三条免除其刑？吴知事是倾向于不给杀人犯沈番种刑罚的。

高检厅检察长许逢时批示说：

查杀人罪，民国暂行新刑律第310条已有整条规定，至于是否因奸乃犯罪，是远因问题；是否在行奸场所登时杀死，乃犯罪情节问题。刑律上规定，犯罪有要远因者，有不要远因者。至于情节轻重，仅和科刑轻重有关，对于犯罪构成，并无关系。

刑律311条所说的犯罪指的是不要远因者，所以不必在该条之外，另立杀奸专条。但远因虽有时为构成犯罪所不必要，但犯罪的普通要素，以非因正当防卫为限。如果是真的出于正当防卫，无论何种行为，皆不构成犯罪，刑律第15条已有明文规定。

具体到这个案子，本夫（沈番种）于“奸夫”（朱满通）将“行奸”或正“行奸”时，如果有非杀则不能排除的现时侵害情形，因而杀了他俩，则自可按刑律第15条规定，不构成犯罪；如果事实是他不需要杀人即可排除侵害，却把两人杀死，则应依据该条但书的规定来论处。

如果当时两人“行奸”已完成，无所谓“排除侵害”问题，则杀人应依照第311条，不得援引第15条。

至于杀死“奸妇”，无论是否在行奸场所登时杀死，都要依据刑律第311条科断，但均得酌情予以按刑律第54条和13条第二项减刑。

自首的问题，可以参照刑律51条减轻处罚。需要累计减刑的，要按刑律第61条办理。

接下来许逢时又援引了大理院的一些明文解释，最后称：本案究竟如何办理，既然属于特定案件，需先将事实研究明确，始可依以适用法律，非上级机关所得臆测而指挥之者。事关人命，需要审慎，勿枉勿纵。

许逢时检察长的回复，显示出一个民初法律人的素养。看起来，杀人的沈番种难逃刑罚，但估计会得到从宽处理。

8

除了直接当事人间的凶杀，有时候，偷情的人在欲望和危机感的驱使下，甚至会向偶然撞破通奸现场的其他血亲痛下杀手。

宁波镇海县有一刘姓农民逝世后，其妻与当地张某私通。刘姓农民与妻有一子一女，子25岁，女13岁。其子常年在外为人佣工，1916年6月的一个晚上归家，发现母亲与张某正在灯下私语，他“见之大不然，悻悻而出，卧于后房”。等到三更时分，其母与张某用缠脚纱勒住他的脖子将其绞死。此事后来被13岁女儿说破，该族的宗长率众将“奸夫奸妇”抓获，在祠堂吊打，而后送官方究办。

还有一件发生在婆媳间的凶杀案。湖北武穴的商人靳明达常年在安庆经商，家有继母傅氏与妻陈氏。婆媳之间“颇称融洽”。傅氏私下里与邻居张矩德私通。有一天，陈氏早起向婆婆问安，发现其房内有男人的鞋子，遂即退出。但傅氏“由是恨之刺骨，必欲陷害之以灭口。”

有一天，傅氏趁儿子经商未归，嘱咐隔壁老张先潜藏在楼上，然后叫儿媳陈氏上楼拿东西。陈氏上楼后，傅氏则将楼梯移走。张矩德则突然窜出，“拥抱求欢”。陈氏大叫有贼，张矩德仍不肯放手，陈氏“恐为强暴”，于是从楼上跳下，当场晕厥。邻居闻讯敢来，将其唤醒，听她讲了事情经过。张矩德则逃之夭夭。邻居都为此抱不平，给靳明达写信促其归家。

后陈氏伤重死去。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称其为“烈妇”。

后记

讲了这么多所谓“奸夫奸妇”的故事，似乎一百年前已是一个全然人欲横流的世界。

但那个时代和现在不同的是，仍有真正意义的“烈妇”存在。镇江高资镇21岁的王成氏应该算一个。在丈夫去世之后，她不听翁姑改嫁的劝说，多次寻求自杀。1916年3月，终于投缳自尽。也算是被传统性观念所害的另一种极端案例。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朱兆桂案，后来的进展是：法公堂怀疑所谓洋人的举报信，是与朱兆桂妻子方氏通奸的曹维青出于“泄愤”目的“捏造”的，故在管押方氏之后，也要求提曹维青究办。但曹维青闻风而逃，未被捕获。在方氏管押结束后，法官传朱兆桂到案，将方氏交其领回管束，并表示如遇见曹维青，可将其扭送到堂。

这些被媒体报道的偷情案例，只是1916年私密性交往三千弱水中的一瓢。

性交往是人类最原始的冲动，在社会史波澜壮阔的画面中，它始终占据着核心的位置。相较于它的重要性，史学界的发掘从来都显得太过轻薄肤浅。

(本文所援引案例，均系作者查于1916年《申报》)

本文刊载于2016年8月20日《经济观察报》，网易人间已获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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