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击日军十五天的重机枪手

周绍英，1926年10月生，1943年考入黄埔军校，1945年参加“中日最后一战”——西峡口战役，任重机枪手。

1947年秋，毕业于黄埔军校21期骑兵科，分配至国民党军驻广州九十九军警卫营，先后任少尉排长、中尉排长、中尉副连长、上尉连长。

1949年脱离军队回家务农，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为“反革命分子”，受到残酷迫害，1981年平反，后加入民革。

1

子夜，汉水南岸。

民国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在夜色里沉默着，漆黑的水冷式枪管如迫击炮般粗犷冷峻，子弹已卡进弹仓，弹袋沉甸甸地垂挂在一侧。周绍英绷着身子坐在射击座上，定好标尺，紧握枪机，眼睛盯着前方黑沉沉的江面。手中冰冷的枪机传来阵阵寒意。

他刚刚随队伍完成七十里地的急行军，路上和两名战友轮番扛着这挺四十九公斤重的马克沁重机枪，裹在薄棉袄里的身子已经汗湿。此时，热气消退，身子又开始发冷。

他们接到参战任务时是下午两点。周绍英正在黄埔军校第八分校骑兵科的教室里，教官突然传来战区司令官李宗仁的军令：全体师生立即停课，务于当晚十二点前抵达汉水南岸，在青山港至三官殿一带布防，阻击日军渡江。

周绍英

这是一九四五年三月，太平洋的波涛埋葬了日本的航母舰队；美军登陆菲律宾，击破首都马尼拉，剑指日本本土。日军像一头受到重创的野兽，扑向中国豫西鄂北地区。

野战加农炮和装甲战车摇撼着山野，死神步步逼进，四十公斤重的炮弹呼啸着扑过来，削平了山岗，碎石和血肉填满沟壑。飞机低空掠过，掷下水桶样粗的炸弹，厚厚的城墙被炸成残垣断壁。战车碾过百姓的尸体开进老河口，南阳也被摧毁。

第十二方面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率五万多日伪军向西峡口继续推进，坦克师团与扼守西坪镇隘口的国民党八十五军、七十八军展开决战。日军久攻不下、死伤枕藉，就分出了一部分步兵企图从左翼抢渡汉水，迂回攻击国军后方。李宗仁察觉敌情，苦于来不及调兵，只得命令位于湖北均县的黄埔军校第八分校师生火线参战。

就这样，周绍英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场战斗。

八分校三千多名师生编成十七个中队，周绍英属第五中队。受命后，他们在总队长黄慰南的带领下，打开枪械库，带上轻武器，一路疾行，奔向汉水。晚十一点，队伍提前抵达阵地，在十五公里长的战线上开挖简易掩体，静待敌军。

机枪手最容易受到攻击，所以机枪阵地设在了步兵后方，周绍英和另外两名同学轮流值班，一刻也不离开枪。

2

夜深了，湿漉漉的水气浮在身体四围。弹药兵和另外两名机枪手蹲倚在只有一尺多深的掩体里休息，没人相互交谈，只听到江水匆匆流过的声音。

周绍英仍处在警戒状态，身子一动不动，心里却如水流般腾起波澜。这些天，近在咫尺的战局让他整夜睡不着觉，十几万将士正在流血牺牲，伤亡巨大，其中很多将官都是他的学长——他读过那些在松沪会战、长沙会战中牺牲将士的绝命书。

此时的周绍英早已与沦陷区的家人断了通信，也不知道千里之外的母亲、妻子怎么样了。周绍英不敢想，当初离家时，母亲正卧病在床。

周绍英的外祖父是光绪年间翰林院的七品录仕，母亲得以读了六年私塾。受母亲启蒙，周绍英天资聪慧，读小学、初中时连连跳级。

华北沦陷后，日本人进驻他的家乡长清县（后并入临清市），日伪政府接管了学校，指定校长，审定教材，日语成了他们的必修课。此时，国民党长清地下党支部也以伪政府控制的小学为依托成立了地下中学，秘密印制讲义，组织偷偷授课。

日伪政府经常派人到学校检查。有一天，他们正在上课，校长来到教室门口，冷静地说：“同学们马上把讲义收好，‘他们’要来。

大家慌忙把讲义收集到一起，由老师送到学校附近的村民家里藏了起来。十多分钟后，一个戴眼镜的日本人由几个中国人陪着不慌不忙地走进教室——他们走到哪里都从容不迫——看到教员正在起劲地讲授日语，就满意地点点头离开了。

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实行戒严，地下教学再也无法维持，学校只好解散。此时正逢中央陆军学院在安徽阜阳成立了驻鲁干部训练班（后并入黄埔军校第八分校），周绍英想去报考，可又想到母亲卧病在床，自己不便远行，十分犹豫。

然而母亲觉察后，却把他叫到床前：“你去吧，到那边好好学本事，我这里，有意映照顾就行了。”意映是周绍英的妻子，虽然当时他只有十七岁，但已经结婚五年了。

妻子大他六岁。日本人来之前，村人早听到过他们的淫邪，都吓得匆匆把闺女嫁了。村里十几对年轻人几乎是同时结婚。

3

投考军校的路上，周绍英多次遭遇日本兵，亡国之痛像钉子一样深深嵌进他心里。

济南火车站，这座日尔曼式的古朴建筑里挤满了急着逃离沦陷区的人，一张张脸上写着惶恐和焦虑。车厢被塞得结结实实，挤得身子变了形，闷热得让人窒息。

车门还未关闭，两个背枪的日本兵忽然出现在门口，挥手让车厢里的人下车，翻译说要腾空三节车厢运送皇军。人们纷纷无奈地走下火车。日本兵的蛮横激起了周绍英的少年意气，他倔强地站在车厢里不肯听命。一个日本兵冲上来，一把抢过他的行李甩到月台上，抬手给了周绍英一个耳光，又飞起一脚，把他踢下火车。

行经商丘时，天色已晚，日本兵正在全城搜捕抗战人士，街上空空荡荡，一片肃杀之气。

周绍英寻了一处旅店投宿。夜里，过道间响起厚重的脚步声，日本兵呼叫着“砰砰”地踢门。所有旅客都被从床上赶起来，押送到一处广场。他们正在这里处决“共党分子”，拉旅客来是为了让他们见识对抗日本人的下场。

军车刺眼的光柱照住被绑着跪在当地的十几个人：有男有女，有年纪大些的，也有年轻人；他们个个头发凌乱，脸上却很安静，没有一点人群中那样的惶恐。

一声令下，刽子手一个接着一个地砍断了他们的脖子，头颅翻滚，鲜血淌了满地。

4

凌晨六点多钟的汉水南岸，阴郁的天空下起了小雨。

周绍英忽然屏住呼吸，冰冷的身子被瞬间点燃——一队日本兵抬着黑色的皮艇影影绰绰出现在对岸。队长沉声命令：“敌军出现，注意观察，等待总队指挥部射击信号。”

日军没有料到国军已在南岸快速布防，十几只皮艇载满日本士兵，满不在乎地直冲过来。渡江过半，总队的信号弹呼啸升空，几千名将士同时开火，子弹、迫击炮弹织成一张巨大的火力网，扑天盖地罩住了江中的敌军。

周绍英双手紧握枪机，身子与马克沁一同震颤，弹药兵在一旁紧张地更换子弹袋。江中溅起无数水柱，日军惊慌失措，大部分人还来不及还击，身体就与皮艇一起被打穿，翻落江中。

对岸敌军马上反应过来，迅速射击掩护，但火力微弱，并未对国军构成实质性威胁。

一只漏网的皮艇靠近岸边，十多个敌人爬上江滩，躲进了射击死角。总队长立刻决断，派出四位劈刺教官带领二十名学生跳出掩体，冲下山丘，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劈刺教官均熟悉刀剑之术，刺杀技巧娴熟精湛；学生们经过几年苦练，也个个训练有素、龙精虎猛。他们迅速接近日本兵展开厮杀。片刻功夫，日本兵大部分被刺杀，剩下的四个弃了步枪举手投降。二十多名同学都安然无恙，只有几位的薄棉袄被刺出了窟隆。

日军第一次渡江损失惨重，龟缩到对岸的射程之外，任江中尸体随水波漂流沉浮。

鉴于这次让敌军冲上了岸的教训，队长及时调整了“半渡而击”的战术——“敌人冲上来很容易造成伤亡，不能再冒险了。只要他们在对岸一露头就立刻火力压制，不给他们渡河的机会。”

“你们可都是未来的将军，和这些鬼子拼刺刀，亏。”

5

一九四七年秋，学校练兵场上的国旗在风中招展翻飞，即将分别的黄埔学子队列整齐，同声唱起离别的歌。男儿雄浑的嗓音与深情的曲调融契在一起，在练兵场久久回荡。

唱完毕业歌，周绍英告别同窗，赴广州加入了国民党九十九军警卫营，任少尉排长，负责军长胡长青的警卫工作。

此时，国军将士中弥漫着浓重的厌战情绪，他们已经经历了八年抗战、两年内战，没人愿意继续和同胞厮杀。与关系亲密的弟兄私下聊天时，周绍英断言：“蒋介石必败无疑。”

第二年，国军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连接溃败，整师整团地投诚；黄百韬举枪自杀，廖耀湘、黄维、杜聿明被俘，名动天下的抗日将帅一个个陨落。解放军百万军队随后压到长江沿线，胡长青率九十九军在芜湖湾址至青弋一带沿江布防。

深夜，周绍英被士兵唤醒，“立刻护卫军长出行！”此时的周绍英已升为上尉连长。胡长青面色凝重，驱车直抵江边防区。

蒋介石视察江防时认为长江防御工事牢不可破，颇为自信地说：“除非共产党飞过来。”然而，此时坚固的防御工事后面，却是军备松懈，整箱的弹药被冷落在一边，没有开封。官兵们神情木然，很多都没在自己的岗位上待命。

胡长青铁青着脸，喝令一名士兵：“把你们师长找来！”这时不远处的一群国军官兵突然举起一面红旗，大呼：“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的部属已经投诚，不抓他作“投名状”已经留了情面。胡长青面如灰土，未发一言，转身钻进吉普车，避走宣城。

几艘军舰孤伶伶地停在广州黄埔港上。两天后，驻军将登舰退往台湾。

周绍英不想去那座陌生的岛屿，他记挂着远在北方的母亲；战争就要结束了，他得为母亲养老送终。他偷偷与一名岳阳籍的同窗制定了逃跑计划。第二天一早，两人谎称去广州购买日用品，以备赴台后使用，一到广州城他们就奔向火车站，挤上了北去的列车。

正值时局艰危动荡，国军严防士兵离队。为了躲避检查，他们从车窗翻上车顶，一路伏在上面，在呼啸的风声中返回家乡。

6

周绍英小心地掩饰着他的戎马生涯，在人前不多言不多语，只图伺候好母亲，过安安稳稳的日子。几年后，县里招考教员，他一考即中，教授语文。

此后，各样运动接踵而至。

全国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很快波及县城，周绍英感觉自己会首当其冲，成为被揭露的对象，索性直接找到校党委书记，“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

“请您相信，我参军是为了打鬼子，从来没有向同胞开过一枪。”他反复强调了这一点。随后就带着铺盖卷儿去了公安局。公安局长听完他的话，满不在意地笑了，“交待问题不分先后，都可以免予处分。回家去吧。”

“肃反运动”时，周绍英也过了关，但已经不像上次那样容易。他被拘禁审查三十九天，才得到“交待属实，免予处分”的结论。

周绍英最终没能躲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雷，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红卫兵”列举了他二十一条罪状。第一条是“反对贴毛主席像”。因为他曾看到贴在一张课桌上的领袖像沾染了墨水，就提醒学生说：“弄脏啦，多难看，揭了去吧。”

还有一回，他在黑板上写的句子里有个“真”字。一名学生站起身质疑道：“王老师写的‘真’，里面是两横呢。”周绍英说：“三横才对。”王老师是贫农，于是他得到了第二个罪名：攻击贫下中农教师。

周绍英双膝跪在硬板凳上，细细的铁丝勒进脖子，几斤重的木牌吊在胸前，笔挺的肩背佝偻下来。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呼喝他：“周绍英，赶快交待你的反革命罪行，老老实实向人民认罪。”

“我去读书，去参军，是为了抗日救国；我从来没有向同胞开过一枪。”他在无数次的审查、批斗中常常强调这句话。

“还敢往自己脸上贴金！你们国民党只会欺压百姓，哪里抗过日？”说着话，拳脚打到周绍英的头上、身上。他在板凳上摇摇晃晃，那双曾经操着马克沁重机枪的手臂被绑在身后，无法遮挡小将们的拳脚。

开完批斗会，还要去游街示众。他被要求脸朝路面，弯着腰行走，高大的身子折叠成一个九十度的直角。县城的街有好几公里长，走完这一躺好久都直不起腰。

和他同时挨斗的一位数学老师，被“红卫兵”一拳打在肝的部位上，当场瘫软在地，陷入晕迷。“活”过来后，他找到周绍英，说想去自杀。周绍英说：“自杀倒是解脱了，可谁去管老人孩子啊。咱们都得好好活着，我看他们这样闹，肯定长不了，不死就是胜利。”

由于特殊的经历，周绍英在“红卫兵”那里很抢手，“保皇派”开会也押他去，“造反派”也押他去。

村、镇、县三级的批斗会他几乎一场没落下。

尾声

我见到周绍英的时候，在临清康庄双井村的一处小院里，九十岁的周绍英戴着老花镜坐在书桌前。

东侧的墙壁上挂着他创作的花鸟画。迎着门的另一张桌子上，摆放着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前军委派人送来的金色匾牌，上面写着“抗战老兵，民族脊梁”。

一九八六年，周绍英参加过一次黄埔军校同学联谊组织会，那时聊城（他所在的市）籍的黄埔同学还有九十三个，如今，连着他就剩下两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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