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期,没有思想只有死亡

2016-09-06 19:56:36
6.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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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几乎把一切劳动者都组织进了各种“单位”。

我家所在的街道,除了街边摆小人书、挑担子卖“糖关刀”,以收分钱为生的个别“无正当职业者”外,基本没有其他私人单干的人。

那时,我父亲在菜店,母亲在百货商店上班。菜店、商店都属于城市街道的公私合营单位。我六七岁,每天都感觉肚子饿,好像从没有吃饱过。记得在积极地撬锁砸锅,把在家中所有废金属交给学校,送去大练钢铁。

没多久,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用的火柴、烧的煤球等,一切生活所需都要凭票定量供应。父母拉扯着五个要吃饭的孩子,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1966年儿童节,学校举行庆祝活动,我是小鼓手,即将小学毕业,那我最后一次敲鼓,敲得特别专注,周围响起少先队队歌声、整齐有力的脚步声,以及鼓点“哒、哒、哒”的响声。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最后一次敲鼓后,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

1

那天,我正在家门前的操场上玩,突然来了一群北京的大学生。他们从居民家借来板凳,站上去拿着话筒喊着,话筒是白铁皮敲打的喇叭状物体,没有扩音效果,但他们声音很洪亮,普通话比老师讲得还纯正好听。

很快,周围就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我垫着脚在圈外翘首观望,听得明白,“父老乡亲们、同学们、我们是来自北京××大学生,党内出了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妄图推翻……我要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不远万里从首都来到重庆,来到重庆滨江中学。”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砰砰地跳,很是紧张。

一会儿,学校的老师来了,街道居委会的干部来了,派出所的民警也来了,听到这些喊话,他们也不敢认定是不是反革命口号,有些不知所措。

随后,街道书记和派出所长出面,试图与北京的大学生沟通,但是话筒安静了不到一分钟,又响起纯正的普通话:“同学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那天,牛草坪操场一直闹腾到天黑,接下来的几天,表面上一切如常,可人人表情严肃,仿佛心里不安和担忧全都写在脸上。

一些平日里颇受尊重的人被红卫兵押上操场,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份子同站一台挨批斗。(网络图)一些平日里颇受尊重的人被红卫兵押上操场,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份子同站一台挨批斗。(网络图)

第三天,重庆十一中的学生,也来到操场,其中就包括我哥哥,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宣传着与北京大学生相同的内容。

起初大家对北京学生所说的将信将疑,但十一中这些学生,都是周围邻居看着长大、知根知底的孩子,不会不着调地乱说,大家这才慢慢相信党内真的有资产阶级代理人。

于是,文化大革命以势不可挡之势爆发了。

高挑儒雅的邓老师、两鬓斑白的吕校长等,一些平日里颇受尊重的人被红卫兵押上操场,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份子同站一台挨批斗。

操场边我家那一排门面,成为贴大字报的好地方,大字报多是来至北京的消息,“打到三家村”、“砸碎黑帮店”,“深挖潜伏在中央的以某某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墙上刷大字报的频率很高,红卫兵战斗队刚贴上,很快会被另一个战斗队的大字报覆盖。

不出几天,墙面覆盖着的厚厚纸壳,比妈妈扎得鞋底还厚。当厚度达到一寸多时,终于整片层纸不堪重负,掉下来。我卷起来扛回家当柴火烧。

这些大字报中,就包括“揭露本地落网右派邓某某的反动言行”的大字报,称邓老师在反右运动中侥幸落网,从市中区某中学发配到南岸郊区小学教书,依然贼心不死,教学期间只重视培养“黑五类”子女,对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子女漠不关心云云,并举事实为证,说进他宿舍去的学生都是出身不好的子女……

邓老师瘦高个,教语文。他家就在市中心,平日住教师宿舍,有时,会叫我和几个同学去他宿舍玩,拿出糖果糕点办招待,还讲些古今中外、社稷天下的历史故事。

大字报的内容令我非常紧张,心里只想着,幸好进邓老师宿舍的学生没有被点名。

末了,红小兵战斗队还用红笔,把大字报中“邓某某”这个名字都打上了大大的“×”。可上次在邓老师宿舍,邓老师讲解“领袖”一词时,只有四个同学在场,谁是告密者,不得而知。

2

文革爆发时,我的两个哥哥一个读高二、一个读初二,都参加了红卫兵,在外地串联。

我们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也能领到红小兵袖章。停课前,老师要求红小兵们跟着红卫兵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红小兵领不到去外地的火车、轮船票,但可以在市内免费坐公交、乘轮渡。

起初,我们都要参加中学红卫兵战斗队印传单等活动,后来红卫兵内部也分派了,各派之间争斗激烈,甚至架起高音喇叭争斗不休,再后来发展成武斗。

红小兵明显跟不上发展形势,掉了队。而此时,学校也已停课,我们就自己找乐子玩了。

停课闹革命的三年多里,我们在市内各地热闹的街区到处乱跑疯玩。

那时,我的两个哥哥分别参加了不同派别的红卫兵,他们都把时间投入到水深火热的运动中,很难同时回家,偶然在家相遇,就会在饭桌上吵得面红脖子粗,这让本来出身“有点问题”的父亲更加惴惴不安。

我偷看过父亲压在床头的申述材料,主要申述他在抗战时期国民党队伍里任的职务、当兵年限,抗战胜利后回家做生意的证明。那段时间,我特别担心父亲也会像其他人那样,承受不了压力自杀。

也就在那段时间,我还亲眼看见过人自杀的全过程。

一次,几个同龄伙伴相约从菜园坝步行,沿铁路去动物园去玩。在铁轨上,小伙伴们东倒西歪,蹦蹦跳跳地比试谁能一次走得更远。

走到黄沙溪与谢家湾之间,铁道上有一个人在步行,当我们嘻嘻哈哈超过他时,他冲我们微笑,原本沉重缓慢的步伐也快了些,一直跟在我们后面,离得不太远。

一会儿,身后传来火车声,步行者从后面大声喊:“小鬼快下去!危险!”小伙伴们笑着溜入轨道旁的人行道。突然,有同伴转身发现步行者还在轨道上,我们又高声冲他喊:“叔叔下来!火车来了!”但他却向我们挥挥手,继续朝前走。

“轰隆轰隆……”火车头从弯道钻出来,离步行人只有百米。他继续朝前走,冲我们笑。四十米、三十米、二十米……火车离步行人越来越近,不足十米,他忽然转过身立定,高举双手面对巨大的火车头,像是欢呼着迎接死神的到来。

刹那间,我的呼吸似乎都停止了。火车头一撞,将步行人身体压裂成几大块向外飞,最大那一块抛在距轨道四五米远的人行道上,那是他的下半载肢体,凑近一看,腿部肌肉竟还在抽缩跳动。

亲眼见活生生的人瞬间死在面前,我们都被惊吓得哭了起来。

只有小任,我的同班同学,没有哭。

3

任同学小学和初中都和我同班,是我们小团伙的娃娃头。可自从眼见着有人在铁道上自杀后,他便一直独来独往,不再与小伙伴们一起疯玩。

往后,又是几年过去,我们从少年变成青年,中央也终于下发文件要求不要武斗。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武斗平息,学校复课。

复课闹革命时期,学制从三年缩短到两年,其中还有数月在学工学农。没多久我们就毕业了,按要求所有人都去当了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经过文革的长期亢奋,下乡的时光变得孤寂漫长。城乡间天壤之别的生活环境,生活状态的巨大落差,对自己与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担忧,充斥知青的生活,任同学成为其中最爱思考的一位。

破四旧时,由于图书馆被打砸,一切旧书没人看管,任同学常去光顾,回来时便带回一些。后来知青串门,常在他那里借阅市面上少见的书。

那时候,我还曾与他通过书信。一次知青聚会,任同学翻开一本厚厚的著作,称恩格斯早就批判过劳动创造价值论,还科学地证明了劳动并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他引经据典,把我们弄得云里雾里。

他瘦伶精怪,个子又小,一逮到听众,就犹如一只斗鸡,背着双手,昂头挺胸,来回踱步,滔滔不绝地长篇大论,被我们笑称为“人斗鸡”。

没有思想只有死亡的少年时期

我们村里有个社员闲时喜欢下河打渔,我有时爱顺便搭乘他的打渔船。有次,我去搭船,远远看见任同学坐在渔船上,架起一张画板,煞有介事地写生。

“他并不在本区落户,应该不认识我队的社员呀”,我疑惑间,社员边撑船边向我介绍:“这位是北京来的记者同志,要到我们这体验生活。”

“猪头上插根葱装大象,装嘛!”我心想,但我终究没戳穿“人斗鸡”的谎言。渔船徐徐离岸,在被十里大石滩隔断了主流的那湾长江回水沱里面,搭回水上往回漂。

回漂途中,这位“北京大记者”又滔滔不绝地侃起来,划桨的社员听得一愣一愣。“知青马上要回城掀起第二次文化革命的高潮,这次回去不仅是文斗、还要武斗,因为军队出了问题,伟大领袖的接班人从飞机上掉下来了,总理和中央文革某首长拍了桌子……”

这次相逢后,我再没见过“人斗鸡”。不久有消息传来,他企图从香港偷渡出境叛国,被遣送回老家关起来,后又被送进精神病院。

没多久,“人斗鸡”就死了,年仅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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