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期，没有思想只有死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几乎把一切劳动者都组织进了各种“单位”。

我家所在的街道，除了街边摆小人书、挑担子卖“糖关刀”，以收分钱为生的个别“无正当职业者”外，基本没有其他私人单干的人。

那时，我父亲在菜店，母亲在百货商店上班。菜店、商店都属于城市街道的公私合营单位。我六七岁，每天都感觉肚子饿，好像从没有吃饱过。记得在积极地撬锁砸锅，把在家中所有废金属交给学校，送去大练钢铁。

没多久，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用的火柴、烧的煤球等，一切生活所需都要凭票定量供应。父母拉扯着五个要吃饭的孩子，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1966年儿童节，学校举行庆祝活动，我是小鼓手，即将小学毕业，那我最后一次敲鼓，敲得特别专注，周围响起少先队队歌声、整齐有力的脚步声，以及鼓点“哒、哒、哒”的响声。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最后一次敲鼓后，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

1

那天，我正在家门前的操场上玩，突然来了一群北京的大学生。他们从居民家借来板凳，站上去拿着话筒喊着，话筒是白铁皮敲打的喇叭状物体，没有扩音效果，但他们声音很洪亮，普通话比老师讲得还纯正好听。

很快，周围就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我垫着脚在圈外翘首观望，听得明白，“父老乡亲们、同学们、我们是来自北京××大学生，党内出了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妄图推翻……我要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不远万里从首都来到重庆，来到重庆滨江中学。”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砰砰地跳，很是紧张。

一会儿，学校的老师来了，街道居委会的干部来了，派出所的民警也来了，听到这些喊话，他们也不敢认定是不是反革命口号，有些不知所措。

随后，街道书记和派出所长出面，试图与北京的大学生沟通，但是话筒安静了不到一分钟，又响起纯正的普通话：“同学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那天，牛草坪操场一直闹腾到天黑，接下来的几天，表面上一切如常，可人人表情严肃，仿佛心里不安和担忧全都写在脸上。

一些平日里颇受尊重的人被红卫兵押上操场，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份子同站一台挨批斗。（网络图）

第三天，重庆十一中的学生，也来到操场，其中就包括我哥哥，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宣传着与北京大学生相同的内容。

起初大家对北京学生所说的将信将疑，但十一中这些学生，都是周围邻居看着长大、知根知底的孩子，不会不着调地乱说，大家这才慢慢相信党内真的有资产阶级代理人。

于是，文化大革命以势不可挡之势爆发了。

高挑儒雅的邓老师、两鬓斑白的吕校长等，一些平日里颇受尊重的人被红卫兵押上操场，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份子同站一台挨批斗。

操场边我家那一排门面，成为贴大字报的好地方，大字报多是来至北京的消息，“打到三家村”、“砸碎黑帮店”，“深挖潜伏在中央的以某某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墙上刷大字报的频率很高，红卫兵战斗队刚贴上，很快会被另一个战斗队的大字报覆盖。

不出几天，墙面覆盖着的厚厚纸壳，比妈妈扎得鞋底还厚。当厚度达到一寸多时，终于整片层纸不堪重负，掉下来。我卷起来扛回家当柴火烧。

这些大字报中，就包括“揭露本地落网右派邓某某的反动言行”的大字报，称邓老师在反右运动中侥幸落网，从市中区某中学发配到南岸郊区小学教书，依然贼心不死，教学期间只重视培养“黑五类”子女，对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子女漠不关心云云，并举事实为证，说进他宿舍去的学生都是出身不好的子女……

邓老师瘦高个，教语文。他家就在市中心，平日住教师宿舍，有时，会叫我和几个同学去他宿舍玩，拿出糖果糕点办招待，还讲些古今中外、社稷天下的历史故事。

大字报的内容令我非常紧张，心里只想着，幸好进邓老师宿舍的学生没有被点名。

末了，红小兵战斗队还用红笔，把大字报中“邓某某”这个名字都打上了大大的“×”。可上次在邓老师宿舍，邓老师讲解“领袖”一词时，只有四个同学在场，谁是告密者，不得而知。

2

文革爆发时，我的两个哥哥一个读高二、一个读初二，都参加了红卫兵，在外地串联。

我们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也能领到红小兵袖章。停课前，老师要求红小兵们跟着红卫兵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红小兵领不到去外地的火车、轮船票，但可以在市内免费坐公交、乘轮渡。

起初，我们都要参加中学红卫兵战斗队印传单等活动，后来红卫兵内部也分派了，各派之间争斗激烈，甚至架起高音喇叭争斗不休，再后来发展成武斗。

红小兵明显跟不上发展形势，掉了队。而此时，学校也已停课，我们就自己找乐子玩了。

停课闹革命的三年多里，我们在市内各地热闹的街区到处乱跑疯玩。

那时，我的两个哥哥分别参加了不同派别的红卫兵，他们都把时间投入到水深火热的运动中，很难同时回家，偶然在家相遇，就会在饭桌上吵得面红脖子粗，这让本来出身“有点问题”的父亲更加惴惴不安。

我偷看过父亲压在床头的申述材料，主要申述他在抗战时期国民党队伍里任的职务、当兵年限，抗战胜利后回家做生意的证明。那段时间，我特别担心父亲也会像其他人那样，承受不了压力自杀。

也就在那段时间，我还亲眼看见过人自杀的全过程。

一次，几个同龄伙伴相约从菜园坝步行，沿铁路去动物园去玩。在铁轨上，小伙伴们东倒西歪，蹦蹦跳跳地比试谁能一次走得更远。

走到黄沙溪与谢家湾之间，铁道上有一个人在步行，当我们嘻嘻哈哈超过他时，他冲我们微笑，原本沉重缓慢的步伐也快了些，一直跟在我们后面，离得不太远。

一会儿，身后传来火车声，步行者从后面大声喊：“小鬼快下去！危险！”小伙伴们笑着溜入轨道旁的人行道。突然，有同伴转身发现步行者还在轨道上，我们又高声冲他喊：“叔叔下来！火车来了！”但他却向我们挥挥手，继续朝前走。

“轰隆轰隆……”火车头从弯道钻出来，离步行人只有百米。他继续朝前走，冲我们笑。四十米、三十米、二十米……火车离步行人越来越近，不足十米，他忽然转过身立定，高举双手面对巨大的火车头，像是欢呼着迎接死神的到来。

刹那间，我的呼吸似乎都停止了。火车头一撞，将步行人身体压裂成几大块向外飞，最大那一块抛在距轨道四五米远的人行道上，那是他的下半载肢体，凑近一看，腿部肌肉竟还在抽缩跳动。

亲眼见活生生的人瞬间死在面前，我们都被惊吓得哭了起来。

只有小任，我的同班同学，没有哭。

3

任同学小学和初中都和我同班，是我们小团伙的娃娃头。可自从眼见着有人在铁道上自杀后，他便一直独来独往，不再与小伙伴们一起疯玩。

往后，又是几年过去，我们从少年变成青年，中央也终于下发文件要求不要武斗。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武斗平息，学校复课。

复课闹革命时期，学制从三年缩短到两年，其中还有数月在学工学农。没多久我们就毕业了，按要求所有人都去当了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经过文革的长期亢奋，下乡的时光变得孤寂漫长。城乡间天壤之别的生活环境，生活状态的巨大落差，对自己与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担忧，充斥知青的生活，任同学成为其中最爱思考的一位。

破四旧时，由于图书馆被打砸，一切旧书没人看管，任同学常去光顾，回来时便带回一些。后来知青串门，常在他那里借阅市面上少见的书。

那时候，我还曾与他通过书信。一次知青聚会，任同学翻开一本厚厚的著作，称恩格斯早就批判过劳动创造价值论，还科学地证明了劳动并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他引经据典，把我们弄得云里雾里。

他瘦伶精怪，个子又小，一逮到听众，就犹如一只斗鸡，背着双手，昂头挺胸，来回踱步，滔滔不绝地长篇大论，被我们笑称为“人斗鸡”。

我们村里有个社员闲时喜欢下河打渔，我有时爱顺便搭乘他的打渔船。有次，我去搭船，远远看见任同学坐在渔船上，架起一张画板，煞有介事地写生。

“他并不在本区落户，应该不认识我队的社员呀”，我疑惑间，社员边撑船边向我介绍：“这位是北京来的记者同志，要到我们这体验生活。”

“猪头上插根葱装大象，装嘛！”我心想，但我终究没戳穿“人斗鸡”的谎言。渔船徐徐离岸，在被十里大石滩隔断了主流的那湾长江回水沱里面，搭回水上往回漂。

回漂途中，这位“北京大记者”又滔滔不绝地侃起来，划桨的社员听得一愣一愣。“知青马上要回城掀起第二次文化革命的高潮，这次回去不仅是文斗、还要武斗，因为军队出了问题，伟大领袖的接班人从飞机上掉下来了，总理和中央文革某首长拍了桌子……”

这次相逢后，我再没见过“人斗鸡”。不久有消息传来，他企图从香港偷渡出境叛国，被遣送回老家关起来，后又被送进精神病院。

没多久，“人斗鸡”就死了，年仅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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