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空乡村的口袋,抽干最后的鲜血

2016-09-12 17: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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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6年8月26日下午,甘肃康乐县的杨改兰在其家屋后一小路上用斧子将自己的4个子女砍死后,服毒自杀。 不论是在悲剧发生之前还是之后,中国广袤大地上散落的无数村镇,依旧还是过着艰辛且平静的日子。人们还是削尖了脑袋,都要到城市去。

4月4日,农历二月二十七,清明。

一早,微雨,我从武山坐班车赶到天水,江叔的车停在路边等我,准备一起回村。本来想在路边给祖父买点水果,但我没好意思张口让江叔停车,纸袋里就只提了几个在武山买的油圈圈。

去年清明,与妻在海南,今年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家去看看我的祖先。

1

半路,父亲打来电话,说天气阴沉,像有大雨,他们先去坟园,让我们随后赶去。

车沿着破烂不堪、大坑小洼的路行驶了一个多小时。上马鞍山,下沟,再上山,就到了麻村。

麻村,一个藏在黄土深处、山窝里面的普通村庄。除了有着一千八百米的高寒与阴湿,四周簇拥的槐树和杏树,五月满坡的野草莓,夏季繁密的蚂蚱,便与中国其他的村庄没有什么不同了。

到了老坟,先到的亲人们已经把坟园的蒿草清理完毕,一些胡乱生长的槐树苗也被砍掉,堆在一边。坟堆上,添了新土,江叔又背了几背篓土来,以表对先人的孝心。

坟园还是那块坟园,埋着我的祖先。

最上,是天祖父、天祖母;然后,是高祖父、高祖母……自上而下,坟茔满到了崖边,再埋一辈就没了地方。前几年,祖父只得请风水另择了新坟地,祖母便埋在那里。

听祖父说,我们祖上是搬迁来的,在麻村安家,算上堂弟的闺女,如今已是第七代人了。至于更远的先祖埋在哪里,祖父未提。客从何处来?谁都无法追溯到源头,而一切,来于黄土,终也归于黄土。

越来越少的膝,就像人世间越来越薄的思念。(网络图)越来越少的膝,就像人世间越来越薄的思念。(网络图)

在我印象中,每逢清明,我们家族去上坟,总有老老少少一大堆人,热热闹闹,好有阵势。

大人们说着农事、节气和眼前的光景,孩子们挑着长幡、提着香蜡,牵着风筝。到了坟园,祖父们干一些轻省的活儿,拾捡杂物,拔拔蒿草。父辈们轮番往坟头上添土,直到坟堆全被新土覆盖。有时候,他们还会扛来柏树种在坟园四周,孩子们就抢着提水,浇水……

在坟园里干活,一家的宗族感情在这里凝聚、血脉在其间流淌。祖父捏着一把蒿草,给我们指认祖先,这是谁,这又是谁。有时也会念叨起祖先们的生前往事,多是苦难,像甩不掉的云,罩在儿孙们的头顶。

一年年过去,上坟的人越来越少。如今,祖父那一辈能上坟的,只有三祖父一人;父亲那一辈,有五人,算最多的;到我一辈,似乎就只剩下我一个了。

每当在坟园看着日渐颓败的祖父,和不再年轻的父辈们,再看看我的四周,除了旷野、荒草、树木,还有从北而来的倒春寒,就再无他物了。

曾经,我们跪下的是十几双膝盖,而现在,只有六双。我的这一辈,仅剩我这一双了,下一辈呢?我不敢想象。

越来越少的膝,就像人世间越来越薄的思念。

2

我的麻村,不植麻,不种大麻,不卖麻花,没有麻脸和麻狼,压根和“麻”搭不上一丝关系。

早些年,我一直为老祖先起了这么一个怪村名而愤懑,也羞于在别人跟前提起它,觉得一点都不洋气。每当有人问“你哪个村的?”我会答,“在梁村后面,上座山就到了”或者说,“在梨村那一块。

麻村不大不小,横卧在西秦岭末端的一个山洼的半坡上。过去,九十来户人家,四百多口人,靠天吃饭;现在,全靠打工。

九十年代初,除去村里少数几个在兰州搞副业的,其他人全留在村里,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在十来亩山地上度着光阴。日子清苦,甚至总要整天为了几个油盐钱操心忙碌,但村里鸡犬相闻,人声喧腾。

春天,漫山遍野都是人喊马叫,忙着耕地、撒籽、铺膜;正月里,老老少少凑一块,能耍起黑社火、马社火,一耍就是十来天;牙叉骨台上,老人们坐一堆,晒暖暖,说古今,天天不空;麦场里,四里八村的年轻人赶过来,打篮球赛,总要争个高低;炕头上,妇女们围坐在一起,拉着闲话,家长里短,织毛衣,纳鞋底……

天再冷,总有人背着背篓拾粪,有人夹着鞋底串门;天再旱,总有人在山坡上吼着秦腔,赶着毛驴去放牧。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村里也掀起一波大规模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的热潮。人们的去向和工作大概是:兰州拉蜂窝煤,天水城里打零工,银川、内蒙搞建筑等。

这一次,村里三分之一的主要劳力开始外流。城市,第一次将手伸向麻村的“口袋”,掏去了一部分人。

到2000年,村里的年轻人几乎全部外出打工,地点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四十岁左右的从事建筑行业,二十岁左右的在车间加工零件,操作机床。

这时候的麻村,第一波血液,也是最关键的一波,被抽调干净。“613899”队伍(对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的戏称)开始形成。失去了主心骨,相对弱势的妇女成了家庭的顶梁柱。

可到了2005年前后, “38”这一群体中,年轻的一部分也开始流失。很多姑娘上完小学,最多初中毕业就去广州、深圳等地的工厂,从事服装、玩具等商品的生产加工。到了2010年,受周边村落的影响,麻村里五十岁以下的妇女几乎全部去了北京、天津等地。她们从事酒店服务业,或者干家政保姆。

麻村彻底进入了低迷期。农村劳动力被全完抽干,老人、孩子无人照顾,良田开始撂荒。重活、累活不得不全由年迈的老人承担。

近几年,“61”部队也开始从村里撤离了。

2000年左右,麻村还有小学,设有一到四年级,在校学生40人左右。到了2010年,村小仅剩七八名学生,最后不得不关门。如今,本村在邻村上小学的仅有一个孩子,去梨村读四五年级的只有五六人。

村里只要稍微有点经济能力的人家,都会把孩子转进城里的学校。于是,村里仅剩的一点生机也消失殆尽,彻底陷入死寂了。

清明,正是种瓜点豆的时节,而我们一路过来,在田野上几乎没有发现一个人。进了村,依旧是一片寂静,遇人,也是三三两两。家家户户都是“铁将军”把门,村里连鸡叫声都没有。

清明时节,还有人上坟祭祖,平时麻村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我和祖父坐在炕头,说起村里人口日渐稀少的话题,他掰着指头给我齐齐数了一遍平常留守在村里的人,大小共约有五十个左右。用祖父的话说,“只有死烂无瓤了。”

到了下午五点,暮雨渐歇,天色依旧阴沉。我们别了祖父、姑姑等,准备返程了。麻村只会热闹(甚至就热闹不起来)这么一天、一阵,时间一到,我们这些人又会被城市的大手再次掏走。

我们彻底成了麻村的过客了。

3

收洋芋的人,是下午三点左右进村的。他们开着三马子,“突突突”地在村里逼仄的巷道里晃悠。最后,他们把车停在牙叉骨台。

牙叉骨台,是麻村的心窝子,属于东西通行的一段路。由于较宽,两铺炕一般大小,下面有一个两米高的悬坡,就像一个土台子。

往日里,闲暇的人就聚在这台子上,老人一堆,中年人一堆,摆闲话扯闲谈,村里的大小事项都会在这里过一遍,村里的流言蜚语都能在这里找到根源。所以,牙叉骨台不只是一个土台子,还是各种信息的汇聚和发散地。

收洋芋的人,圪蹴在台沿上,像两只麻雕。

如今的牙叉骨台铺了三米宽的水泥,却显得低矮了许多。或许是我长高了,或许它被人们的脚板和闲言碎语一层层地磨秃了。就如同麻村里,那些曾经高大的人和物,如今都矮瘦下去,裸露出了卑微、憔悴的衰弱本色。

收洋芋的人摁开了喇叭,喇叭反复吆喝着:“收洋芋来——收洋芋来——”,是西秦岭这一带的土语口音,“收”和“来”字都扬成了拐弯的三声调,“来”字拉得长长的,像从乱线头里抽出的一根麻。

如此,一遍一遍,无休无止的样子。

以前,只要台子上来了一个灌醋的、换西瓜的、头发换针换线的、补鞋的、磨剪的、爆米花的、收猪毛的,这台子上就会堆满了人。大大小小都会来看热闹。

山里人家,无甚大事,也少外客,有个生人来做买卖,就如同过节一般,总要凑个热闹,才算放心。可如今,这个台子上只有收洋芋的人,空荡荡的。往事都如秋风过耳,销声匿迹了,就连曾经在台下觅食的麻雀,也似乎去了城市。

收洋芋的人在台上蹲了一个多钟头,也没有人来,询问价格的人也寥寥无几。最后,他们又沿着巷道走了一圈,边走边喊“——收洋芋来——收洋芋来”,他们口中的声音和喇叭里的不一样,但同样疲惫地淹没在了柴草里、瓦檐下。

过了半个钟头,又过了半个钟头,麻村渐渐步入黄昏,收洋芋的人实在等不住了。他们开着三轮车,出了村,在村口遇上了赵平平的祖父,一个八十多的老人。他们下车,递给他一根烟,问,“老人家,村里谁家有洋芋?”

“哪还有啥洋芋,你看,到处荒着哩,没人种洋芋了,就算种,也就几分地,自己吃的。” 老人哆嗦着嘴皮子,磕磕绊绊地说。

“我记得你们村里以前洋芋多的很,有些人家要种三五亩呢。”

“那是以前,村子里有人,现在没人了,谁种啊!”

“看来到处都一样,还以为你们村里好一些。”

“能好到哪?现在洋芋多少钱一斤?”

“八毛,最好的一块。”收洋芋的人伸出一根指头,在老人眼前晃了晃。

“哦,还是价钱低,一亩地收得好,也就是个两千块,还不包括化肥、人力啥的,这么便宜,种地划不来,也就收不住人的心了。”老人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你们收洋芋做啥?”

“当籽,我们那一个老板承包了些地,想种些洋芋,打发我们来收,没想到一天连个洋芋芽芽都没收到。”

“到别处看看吧。”说完,老人转过身,背搭着手,颤颤巍巍地走。看他走路的样式,就是种了一辈子五谷的人,可如今,他种不动了。

收洋芋的人,几口咂完了烟,长长地叹了一声,把烟屁股丢地上,使劲碾了几下,先后上了车。三马子“突突突”地干咳着,出了村。

没有收到洋芋籽,那洋芋,该怎么种?我在进城的车上想着,“没有籽,洋芋是不是就真的断子绝孙了?”

4

过去,清明前后,麻村,一般都是种洋芋。

种洋芋,先要切籽。从窖里掏出旧洋芋,捡洋芋上窝窝匀的,切成数牙。每牙上要有窝,那是洋芋的肚脐眼,新芽会从那里生出来。切成的籽,堆在一边,小山包一样高。案板和切刀上沾满了白晶晶的淀粉,在太阳下泛着的光。

有了籽,就可以种了。一家人,赶两头毛驴,驴驮着籽种和化肥,大人背着耱,用鞭子挑着犁,挎着粪斗。孩子扛着刨子、?头、铁锨,胳膊上挽只竹篮子,装着干粮。

孩子牵着驴,驴牵着大人,大人牵着一场春风,在青草萌动的雨后天晴中下地了。

进地,先要扬把粪。粪是去年腊月里盘新炕拆下来的炕土,年后春分时拉到地里,一直窝着。炕土已经敲碎,刨开一?头,一股浓烈的潮湿的混合着杂草、木头、树叶、牛粪、驴粪、马粪发酵后的炕味,扑面而来。这种气味吸入肺腑,浑身就如吃了芥末一般通透。

上粪,也各有窍道。种洋芋、玉米、麦子等,粪一般均匀地铺撒在地里。种葵花,要把粪撒在犁沟里。粪扬不到的地头,要用粪斗装上,再撒。

然后耕地,遗籽种。套好驴,女人牵着,男人扶犁,在地边上引个边。有了第一道犁沟,驴就会跟着沟走,很懂事。

一犁过去,女人提着满篮子籽,紧随其后,一步一窝,均匀地遗着。耕过的地,犁头会翻起大土疙瘩,我们叫“基子”。小孩的任务,就是举着刨子或者?头满地追着打基子,敲碎成沫。要不然基子压在上面,苗出不来。

遗完籽,开始撒化肥,一般用的是绿豆大、灰色的土磷肥。男人用粪斗装着,来回撒,一会儿,湿漉漉的泥土上就落了一层灰色的磷肥,磷肥遇潮,就发黑了。

这一切忙完,就到了十点多,太阳架在吐着新叶的树梢上。一家人一屁股坐在地头,开始吃干粮,一人一片馍,也没个汤汤水水,全靠舌头搅和。有些人家会提一罐酸菜,撒了盐,放了辣椒,就着吃。

吃干粮时,临地的人,端着干馍,互相吆喝,“娃他爸,来吃干粮。”“啥好吃的?”“层层油饼,来吃。”

吃毕,地也晾干了一点,就该耱了。耱,一人高,长条形,用什么藤条编的不清楚,反正大拇指粗,三五十来斤重,小孩背不动。

耱的一面挂在犁具上,驴拉着走,人站上面,一手牵着驴尾巴,一手扬鞭子。靠人和耱本身的重力碾压,把耕过的地变得舒展平整,像梳子梳过一般。

耱地是人站耱上,驴拉着走,像坐架子车,看着是个轻松活儿但其实不然。地到头,要提着沾满泥土的耱调过头,地陡,站不稳,会溜到沟里,遇到大基子,踩不实,会翻。小孩喜欢站耱,但人太轻,一个大基子颠起来,就会压倒在耱下,吃一次亏,小孩就不敢站耱了。

耱完地,洋芋就算种上了。太阳搭在脊背上,温吞吞的,像背着半面炕。晌午了,人困驴乏,打道回府。

回家的路上,男人们顺手扛半截枯木头,拿回去烧火;女人们顺着地埂,掐几把野菜,回家里用开水一焯,碧绿剔透,撒了油盐,便成了饭桌上的一道亮眼菜;孩子们走不动了,就架在驴背的鞍子上,摇头晃脑。

孩子表现好,才让骑驴。大多数时候,干完活儿的牲口,不能骑,一早上又耕又种,牲口也累坏了。在乡下,没有一个人不惜疼牲口。这惜疼,并不比惜疼孩子差。

在麻村,一般人家,小户,都得种一二亩洋芋。洋芋,是一年四季离不开的主食,煮、炒、烧,做洋芋粉面,就连浆水面里,也要切一颗洋芋,才吃得踏实。

可现在,田地荒芜,蒿草如风浩荡。种洋芋在麻村也似乎快成为历史了。

我遇见过喜贵爸,一个五十多岁的跛子,是村里无法出门的中年人之一。他曾经跛着一条腿,满山遍野地种,除了自家的,他还租了别人家的地。而如今,他也不种了,在家闲着。

他说,“一来种不动了,腿疼得厉害;二来种点洋芋,被野物(野猪、野鸡)糟蹋光了。”

5

去年冬天,我在麻村的QQ群里看到一张野猪的照片。后来才知道,这只野猪是被农药毒死的。

我是没见过活野猪的。倒是我家东台梁的一块地下面,有一个三四米高的崖,崖上有几个水桶粗的洞,洞口被柴草的烟火熏得漆黑。听别的孩子说,这是熏过野猪的。

后来,野猪也没有再出现过。人们似乎都忘了,这世上还有野猪这种东西。

野鸡倒是常见,我们那里叫“呱啦鸡”,因为它飞来“呱啦啦”地叫。

小时候,去坡里的路边放牛,一只休息的野鸡被惊到,翅膀扇得扑啦啦,嘴里呱啦啦,弹向天空。我吓着了野鸡,野鸡也吓到了我。

本来路上想着编蚂蚱笼,被这野鸡一吓,惊得我魂飞魄散,膝盖酸软。于是,捡一块土疙瘩,朝飞远的鸡屁股扔去,骂道,“去死吧。”土疙瘩在空中滑出一个优美的弧线,掉进了葵花林,打得叶子哗啦响。

有一年夏天,我跟着大妈去割麦,和兄弟们在麦捆中间捉迷藏。麦捆割早了,摞起来晾晒,我一头扎进麦捆中,发现里面有黑乎乎的东西动,以为是蛇,“啊”了一声跳出来。

兄弟们跑过来,我们探试着提开麦捆。哇!一窝野鸡娃,拳头一般大,灰褐色,慌慌张张地站在干草窝里,叽叽叫。我们脱掉破汗衫,举起来,一哄而上扑过去,野鸡娃没扑住,却扑了个狗吃屎,啃了一嘴土,还被麦茬戳破了嘴皮。

我们满地捉,但这些家伙跑起来不是一般快,像练过凌波微步似的。东挪西闪,统统钻进草丛不见了。我们怅然若失,只能站在地埂上,继续扬土玩。

小时候,村里有猎人,猎人有老土枪,能打野鸡。

他们发现猎物,不急着打,而是丢土疙瘩赶。一赶,野鸡飞进一堆酸刺,他们跑过去,再赶,野鸡胆小经不住赶,急了,一头扎进土里,屁股朝天撅着。猎人端着枪,瞄准,喷射的砂子像一张网罩过去。

灵活的野鸡,听到上闩声,一伸翅膀冲上天。飞得迟的,翅膀上挨一颗砂子,跌下来,成了猎人的囊中物。还有些只会撅屁股的笨蛋,就被砂子打成筛子了。

一开始,老土枪没人管,后来乡政府和联防队的人来,枪全没收了。猎人没了枪,就像人没了手,野物渐渐多起来。

老家甘肃:掏空乡村的口袋,抽干最后的鲜血

三四年前,种地的人,试着在地里放拌过毒药的玉米粒,毒田鼠。野鸡吃了,也一命呜呼了,慢慢的,野鸡竟也成了山野里的稀罕物。可这两年回去,听村里的老汉说,“野物又来了”,那语气,和说“狼来了”一样。

村里的人越来越少,牲口越来越少,荒地越来越多。原先有人撒毒玉米的地,现在蒿草能把人淹没。在麻村,大批的野物和草木一道携裹而来。

我们去上坟,一路上野鸡惊飞,甚至有些胆大到人吆喝它,它都懒得理。还有的屁股后面领着几只鸡娃,优哉游哉觅食吃,好像土地的主人。而野猪,更是在村庄周围出没,人们总能看见几只在树林里溜达。

按理说,野物多了说明生态环境好了,是好事。但有时也并不是这样。村里留守的老人总是诅咒着这些野物。

春天,秋田入地,野鸡们就开始狂欢了。它们在没人惊扰的地里闲适地翻刨着泥土,把葵花籽掏出来,剥了皮吃。到了谷雨时节,侥幸没有被吃的葵花、玉米的苗从土里钻出来,又成了野鸡们的美餐。被啄过的苗子,水分流失,很快就会枯死。

而种到地里的洋芋,更饱受摧残。野猪们撅着长獠牙的嘴,像翻耕机一样,在地里齐刷刷地拱过去,种进去不久的洋芋籽种就白花花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野猪们嘴角流着涎水,一粒粒吞食着。

等着下镰的麦子同样也被糟蹋。麦穗被吃掉,野猪打个滚,把麦秆压倒,拉一堆粪,再乱拱一通,扭扭屁股就走了。

到了秋天,野鸡蹲在玉米棒子上,悉心的剥开皮,一粒粒地吃,空留一个光棒子在风里颤抖着……当然,在麻村,野物,不仅仅是野鸡、野猪。还有野兔、瞎瞎(鼹鼠)、松鼠、山鸟等,全都加入到与人夺食的队伍中。

一开始,人们还会扛铁锨去赶野物,野物们还知道怕,后来发现来的都是一些没有攻击性的老头老太,也就不当回事了。

撒药吧!毒死一个,来了一批,前赴后继,它们的生育率远远大于死亡率。这些野物,就这样嚣张疯狂起来,在村庄周围耀武扬威,无所顾忌。

原本还打算种点五谷的人,不愿给它们种口粮了。于是,在麻村,人和自然的平稳关系就这样被打破了。野物和人争食的年代,人,开始败下阵来。

6

我已离开麻村,蜗居在城市的一个逼窄的角落。我融不进城市,也回不到故乡。

父母花尽一生积蓄让我跳出农门挤成城市,盼我活出个人模样。用血汗供给我,让我在城市拥有了棺材一般的小房子。

我用了三十年的挣扎,终于落脚城市,立足谋事,生儿育女。怎么能回去呢?回去,我能干得了什么?操务农事的本事一点没有,苦守清贫的品质不曾具备,吃苦耐劳的性格也早已丧失。

更何况,乡村即将消失。还乡何处?

在麻村,我已经看到了无可挽留的衰败和暮气。虽然村庄的设施焕发着崭新的光泽,但人才是一切的根本。没有人,设施再齐全,也是枉然。

我总是神经质一般追问留守在村里的人,“乡村会消失吗?”悲观的人,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就道尽了一切结局。而乐观的人,会说,“乡村不会消失。”

村里留守的老人,大多会在十几年内去世。外出打工的农一代,有一部分会回来,回来的也会在二三十年内离世。而农二代、农三代,也就是80、90后群体,返乡的意愿更低。

用麻村的俗语说,大家都是“宁做城里的狗,也不做乡里的有。”

其实,就算有人回村,农村还存在着,但早已不复当初的模样了。曾经的人和事,质朴和善良,宁静和温暖,曾经的皮影戏、社火、老手艺、节气农时、人情世故、伦理道德,早已一寸寸弥散了。

当传统文化和农耕文明消失后,乡村,也就仅剩一副皮囊罢了。这是我麻村的命运,也是中国60万个麻村的命运。

不再回去的农民,以寄居城市为荣,他们削尖脑袋想要融入城市。落脚在城市的农民,要伪装成小市民,伪装起来的农民,还要在心里忘掉过往、忘掉乡情、忘掉祖先长眠的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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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