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空乡村的口袋，抽干最后的鲜血

编者按 2016年8月26日下午，甘肃康乐县的杨改兰在其家屋后一小路上用斧子将自己的4个子女砍死后，服毒自杀。 不论是在悲剧发生之前还是之后，中国广袤大地上散落的无数村镇，依旧还是过着艰辛且平静的日子。人们还是削尖了脑袋，都要到城市去。

4月4日，农历二月二十七，清明。

一早，微雨，我从武山坐班车赶到天水，江叔的车停在路边等我,准备一起回村。本来想在路边给祖父买点水果，但我没好意思张口让江叔停车，纸袋里就只提了几个在武山买的油圈圈。

去年清明，与妻在海南，今年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家去看看我的祖先。

1

半路，父亲打来电话，说天气阴沉，像有大雨，他们先去坟园，让我们随后赶去。

车沿着破烂不堪、大坑小洼的路行驶了一个多小时。上马鞍山，下沟，再上山，就到了麻村。

麻村，一个藏在黄土深处、山窝里面的普通村庄。除了有着一千八百米的高寒与阴湿，四周簇拥的槐树和杏树，五月满坡的野草莓，夏季繁密的蚂蚱，便与中国其他的村庄没有什么不同了。

到了老坟，先到的亲人们已经把坟园的蒿草清理完毕，一些胡乱生长的槐树苗也被砍掉，堆在一边。坟堆上，添了新土，江叔又背了几背篓土来，以表对先人的孝心。

坟园还是那块坟园，埋着我的祖先。

最上，是天祖父、天祖母；然后，是高祖父、高祖母……自上而下，坟茔满到了崖边，再埋一辈就没了地方。前几年，祖父只得请风水另择了新坟地，祖母便埋在那里。

听祖父说，我们祖上是搬迁来的，在麻村安家，算上堂弟的闺女，如今已是第七代人了。至于更远的先祖埋在哪里，祖父未提。客从何处来？谁都无法追溯到源头，而一切，来于黄土，终也归于黄土。

在我印象中，每逢清明，我们家族去上坟，总有老老少少一大堆人，热热闹闹，好有阵势。

大人们说着农事、节气和眼前的光景，孩子们挑着长幡、提着香蜡，牵着风筝。到了坟园，祖父们干一些轻省的活儿，拾捡杂物，拔拔蒿草。父辈们轮番往坟头上添土，直到坟堆全被新土覆盖。有时候，他们还会扛来柏树种在坟园四周，孩子们就抢着提水，浇水……

在坟园里干活，一家的宗族感情在这里凝聚、血脉在其间流淌。祖父捏着一把蒿草，给我们指认祖先，这是谁，这又是谁。有时也会念叨起祖先们的生前往事，多是苦难，像甩不掉的云，罩在儿孙们的头顶。

一年年过去，上坟的人越来越少。如今，祖父那一辈能上坟的，只有三祖父一人；父亲那一辈，有五人，算最多的；到我一辈，似乎就只剩下我一个了。

每当在坟园看着日渐颓败的祖父，和不再年轻的父辈们，再看看我的四周，除了旷野、荒草、树木，还有从北而来的倒春寒，就再无他物了。

曾经，我们跪下的是十几双膝盖，而现在，只有六双。我的这一辈，仅剩我这一双了，下一辈呢？我不敢想象。

越来越少的膝，就像人世间越来越薄的思念。

2

我的麻村，不植麻，不种大麻，不卖麻花，没有麻脸和麻狼，压根和“麻”搭不上一丝关系。

早些年，我一直为老祖先起了这么一个怪村名而愤懑，也羞于在别人跟前提起它，觉得一点都不洋气。每当有人问“你哪个村的？”我会答，“在梁村后面，上座山就到了”或者说，“在梨村那一块。

麻村不大不小，横卧在西秦岭末端的一个山洼的半坡上。过去，九十来户人家，四百多口人，靠天吃饭；现在，全靠打工。

九十年代初，除去村里少数几个在兰州搞副业的，其他人全留在村里，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在十来亩山地上度着光阴。日子清苦，甚至总要整天为了几个油盐钱操心忙碌，但村里鸡犬相闻，人声喧腾。

春天，漫山遍野都是人喊马叫，忙着耕地、撒籽、铺膜；正月里，老老少少凑一块，能耍起黑社火、马社火，一耍就是十来天；牙叉骨台上，老人们坐一堆，晒暖暖，说古今，天天不空；麦场里，四里八村的年轻人赶过来，打篮球赛，总要争个高低；炕头上，妇女们围坐在一起，拉着闲话，家长里短，织毛衣，纳鞋底……

天再冷，总有人背着背篓拾粪，有人夹着鞋底串门；天再旱，总有人在山坡上吼着秦腔，赶着毛驴去放牧。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村里也掀起一波大规模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的热潮。人们的去向和工作大概是：兰州拉蜂窝煤，天水城里打零工，银川、内蒙搞建筑等。

这一次，村里三分之一的主要劳力开始外流。城市，第一次将手伸向麻村的“口袋”，掏去了一部分人。

到2000年，村里的年轻人几乎全部外出打工，地点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四十岁左右的从事建筑行业，二十岁左右的在车间加工零件，操作机床。

这时候的麻村，第一波血液，也是最关键的一波，被抽调干净。“613899”队伍（对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的戏称）开始形成。失去了主心骨，相对弱势的妇女成了家庭的顶梁柱。

可到了2005年前后， “38”这一群体中，年轻的一部分也开始流失。很多姑娘上完小学，最多初中毕业就去广州、深圳等地的工厂，从事服装、玩具等商品的生产加工。到了2010年，受周边村落的影响，麻村里五十岁以下的妇女几乎全部去了北京、天津等地。她们从事酒店服务业，或者干家政保姆。

麻村彻底进入了低迷期。农村劳动力被全完抽干，老人、孩子无人照顾，良田开始撂荒。重活、累活不得不全由年迈的老人承担。

近几年，“61”部队也开始从村里撤离了。

2000年左右，麻村还有小学，设有一到四年级，在校学生40人左右。到了2010年，村小仅剩七八名学生，最后不得不关门。如今，本村在邻村上小学的仅有一个孩子，去梨村读四五年级的只有五六人。

村里只要稍微有点经济能力的人家，都会把孩子转进城里的学校。于是，村里仅剩的一点生机也消失殆尽，彻底陷入死寂了。

清明，正是种瓜点豆的时节，而我们一路过来，在田野上几乎没有发现一个人。进了村，依旧是一片寂静，遇人，也是三三两两。家家户户都是“铁将军”把门，村里连鸡叫声都没有。

清明时节，还有人上坟祭祖，平时麻村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我和祖父坐在炕头，说起村里人口日渐稀少的话题，他掰着指头给我齐齐数了一遍平常留守在村里的人，大小共约有五十个左右。用祖父的话说，“只有死烂无瓤了。”

到了下午五点，暮雨渐歇，天色依旧阴沉。我们别了祖父、姑姑等，准备返程了。麻村只会热闹（甚至就热闹不起来）这么一天、一阵，时间一到，我们这些人又会被城市的大手再次掏走。

我们彻底成了麻村的过客了。

3

收洋芋的人，是下午三点左右进村的。他们开着三马子，“突突突”地在村里逼仄的巷道里晃悠。最后，他们把车停在牙叉骨台。

牙叉骨台，是麻村的心窝子，属于东西通行的一段路。由于较宽，两铺炕一般大小，下面有一个两米高的悬坡，就像一个土台子。

往日里，闲暇的人就聚在这台子上，老人一堆，中年人一堆，摆闲话扯闲谈，村里的大小事项都会在这里过一遍，村里的流言蜚语都能在这里找到根源。所以，牙叉骨台不只是一个土台子，还是各种信息的汇聚和发散地。

收洋芋的人，圪蹴在台沿上，像两只麻雕。

如今的牙叉骨台铺了三米宽的水泥，却显得低矮了许多。或许是我长高了，或许它被人们的脚板和闲言碎语一层层地磨秃了。就如同麻村里，那些曾经高大的人和物，如今都矮瘦下去，裸露出了卑微、憔悴的衰弱本色。

收洋芋的人摁开了喇叭，喇叭反复吆喝着：“收洋芋来——收洋芋来——”，是西秦岭这一带的土语口音，“收”和“来”字都扬成了拐弯的三声调，“来”字拉得长长的，像从乱线头里抽出的一根麻。

如此，一遍一遍，无休无止的样子。

以前，只要台子上来了一个灌醋的、换西瓜的、头发换针换线的、补鞋的、磨剪的、爆米花的、收猪毛的，这台子上就会堆满了人。大大小小都会来看热闹。

山里人家，无甚大事，也少外客，有个生人来做买卖，就如同过节一般，总要凑个热闹，才算放心。可如今，这个台子上只有收洋芋的人，空荡荡的。往事都如秋风过耳，销声匿迹了，就连曾经在台下觅食的麻雀，也似乎去了城市。

收洋芋的人在台上蹲了一个多钟头，也没有人来，询问价格的人也寥寥无几。最后，他们又沿着巷道走了一圈，边走边喊“——收洋芋来——收洋芋来”，他们口中的声音和喇叭里的不一样，但同样疲惫地淹没在了柴草里、瓦檐下。

过了半个钟头，又过了半个钟头，麻村渐渐步入黄昏，收洋芋的人实在等不住了。他们开着三轮车，出了村，在村口遇上了赵平平的祖父，一个八十多的老人。他们下车，递给他一根烟，问，“老人家，村里谁家有洋芋？”

“哪还有啥洋芋，你看，到处荒着哩，没人种洋芋了，就算种，也就几分地，自己吃的。” 老人哆嗦着嘴皮子，磕磕绊绊地说。

“我记得你们村里以前洋芋多的很，有些人家要种三五亩呢。”

“那是以前，村子里有人，现在没人了，谁种啊！”

“看来到处都一样，还以为你们村里好一些。”

“能好到哪？现在洋芋多少钱一斤？”

“八毛，最好的一块。”收洋芋的人伸出一根指头，在老人眼前晃了晃。

“哦，还是价钱低，一亩地收得好，也就是个两千块，还不包括化肥、人力啥的，这么便宜，种地划不来，也就收不住人的心了。”老人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你们收洋芋做啥？”

“当籽，我们那一个老板承包了些地，想种些洋芋，打发我们来收，没想到一天连个洋芋芽芽都没收到。”

“到别处看看吧。”说完，老人转过身，背搭着手，颤颤巍巍地走。看他走路的样式，就是种了一辈子五谷的人，可如今，他种不动了。

收洋芋的人，几口咂完了烟，长长地叹了一声，把烟屁股丢地上，使劲碾了几下，先后上了车。三马子“突突突”地干咳着，出了村。

没有收到洋芋籽，那洋芋，该怎么种？我在进城的车上想着，“没有籽，洋芋是不是就真的断子绝孙了？”

4

过去，清明前后，麻村，一般都是种洋芋。

种洋芋，先要切籽。从窖里掏出旧洋芋，捡洋芋上窝窝匀的，切成数牙。每牙上要有窝，那是洋芋的肚脐眼，新芽会从那里生出来。切成的籽，堆在一边，小山包一样高。案板和切刀上沾满了白晶晶的淀粉，在太阳下泛着的光。

有了籽，就可以种了。一家人，赶两头毛驴，驴驮着籽种和化肥，大人背着耱，用鞭子挑着犁，挎着粪斗。孩子扛着刨子、头、铁锨，胳膊上挽只竹篮子，装着干粮。

孩子牵着驴，驴牵着大人，大人牵着一场春风，在青草萌动的雨后天晴中下地了。

进地，先要扬把粪。粪是去年腊月里盘新炕拆下来的炕土，年后春分时拉到地里，一直窝着。炕土已经敲碎，刨开一头，一股浓烈的潮湿的混合着杂草、木头、树叶、牛粪、驴粪、马粪发酵后的炕味，扑面而来。这种气味吸入肺腑，浑身就如吃了芥末一般通透。

上粪，也各有窍道。种洋芋、玉米、麦子等，粪一般均匀地铺撒在地里。种葵花，要把粪撒在犁沟里。粪扬不到的地头，要用粪斗装上，再撒。

然后耕地，遗籽种。套好驴，女人牵着，男人扶犁，在地边上引个边。有了第一道犁沟，驴就会跟着沟走，很懂事。

一犁过去，女人提着满篮子籽，紧随其后，一步一窝，均匀地遗着。耕过的地，犁头会翻起大土疙瘩，我们叫“基子”。小孩的任务，就是举着刨子或者头满地追着打基子，敲碎成沫。要不然基子压在上面，苗出不来。

遗完籽，开始撒化肥，一般用的是绿豆大、灰色的土磷肥。男人用粪斗装着，来回撒，一会儿，湿漉漉的泥土上就落了一层灰色的磷肥，磷肥遇潮，就发黑了。

这一切忙完，就到了十点多，太阳架在吐着新叶的树梢上。一家人一屁股坐在地头，开始吃干粮，一人一片馍，也没个汤汤水水，全靠舌头搅和。有些人家会提一罐酸菜，撒了盐，放了辣椒，就着吃。

吃干粮时，临地的人，端着干馍，互相吆喝，“娃他爸，来吃干粮。”“啥好吃的？”“层层油饼，来吃。”

吃毕，地也晾干了一点，就该耱了。耱，一人高，长条形，用什么藤条编的不清楚，反正大拇指粗，三五十来斤重，小孩背不动。

耱的一面挂在犁具上，驴拉着走，人站上面，一手牵着驴尾巴，一手扬鞭子。靠人和耱本身的重力碾压，把耕过的地变得舒展平整，像梳子梳过一般。

耱地是人站耱上，驴拉着走，像坐架子车，看着是个轻松活儿但其实不然。地到头，要提着沾满泥土的耱调过头，地陡，站不稳，会溜到沟里，遇到大基子，踩不实，会翻。小孩喜欢站耱，但人太轻，一个大基子颠起来，就会压倒在耱下，吃一次亏，小孩就不敢站耱了。

耱完地，洋芋就算种上了。太阳搭在脊背上，温吞吞的，像背着半面炕。晌午了，人困驴乏，打道回府。

回家的路上，男人们顺手扛半截枯木头，拿回去烧火；女人们顺着地埂，掐几把野菜，回家里用开水一焯，碧绿剔透，撒了油盐，便成了饭桌上的一道亮眼菜；孩子们走不动了，就架在驴背的鞍子上，摇头晃脑。

孩子表现好，才让骑驴。大多数时候，干完活儿的牲口，不能骑，一早上又耕又种，牲口也累坏了。在乡下，没有一个人不惜疼牲口。这惜疼，并不比惜疼孩子差。

在麻村，一般人家，小户，都得种一二亩洋芋。洋芋，是一年四季离不开的主食，煮、炒、烧，做洋芋粉面，就连浆水面里，也要切一颗洋芋，才吃得踏实。

可现在，田地荒芜，蒿草如风浩荡。种洋芋在麻村也似乎快成为历史了。

我遇见过喜贵爸，一个五十多岁的跛子，是村里无法出门的中年人之一。他曾经跛着一条腿，满山遍野地种，除了自家的，他还租了别人家的地。而如今，他也不种了，在家闲着。

他说，“一来种不动了，腿疼得厉害；二来种点洋芋，被野物（野猪、野鸡）糟蹋光了。”

5

去年冬天，我在麻村的QQ群里看到一张野猪的照片。后来才知道，这只野猪是被农药毒死的。

我是没见过活野猪的。倒是我家东台梁的一块地下面，有一个三四米高的崖，崖上有几个水桶粗的洞，洞口被柴草的烟火熏得漆黑。听别的孩子说，这是熏过野猪的。

后来，野猪也没有再出现过。人们似乎都忘了，这世上还有野猪这种东西。

野鸡倒是常见，我们那里叫“呱啦鸡”，因为它飞来“呱啦啦”地叫。

小时候，去坡里的路边放牛，一只休息的野鸡被惊到，翅膀扇得扑啦啦，嘴里呱啦啦，弹向天空。我吓着了野鸡，野鸡也吓到了我。

本来路上想着编蚂蚱笼，被这野鸡一吓，惊得我魂飞魄散，膝盖酸软。于是，捡一块土疙瘩，朝飞远的鸡屁股扔去，骂道，“去死吧。”土疙瘩在空中滑出一个优美的弧线，掉进了葵花林，打得叶子哗啦响。

有一年夏天，我跟着大妈去割麦，和兄弟们在麦捆中间捉迷藏。麦捆割早了，摞起来晾晒，我一头扎进麦捆中，发现里面有黑乎乎的东西动，以为是蛇，“啊”了一声跳出来。

兄弟们跑过来，我们探试着提开麦捆。哇！一窝野鸡娃，拳头一般大，灰褐色，慌慌张张地站在干草窝里，叽叽叫。我们脱掉破汗衫，举起来，一哄而上扑过去，野鸡娃没扑住，却扑了个狗吃屎，啃了一嘴土，还被麦茬戳破了嘴皮。

我们满地捉，但这些家伙跑起来不是一般快，像练过凌波微步似的。东挪西闪，统统钻进草丛不见了。我们怅然若失，只能站在地埂上，继续扬土玩。

小时候，村里有猎人，猎人有老土枪，能打野鸡。

他们发现猎物，不急着打，而是丢土疙瘩赶。一赶，野鸡飞进一堆酸刺，他们跑过去，再赶，野鸡胆小经不住赶，急了，一头扎进土里，屁股朝天撅着。猎人端着枪，瞄准，喷射的砂子像一张网罩过去。

灵活的野鸡，听到上闩声，一伸翅膀冲上天。飞得迟的，翅膀上挨一颗砂子，跌下来，成了猎人的囊中物。还有些只会撅屁股的笨蛋，就被砂子打成筛子了。

一开始，老土枪没人管，后来乡政府和联防队的人来，枪全没收了。猎人没了枪，就像人没了手，野物渐渐多起来。

三四年前，种地的人，试着在地里放拌过毒药的玉米粒，毒田鼠。野鸡吃了，也一命呜呼了，慢慢的，野鸡竟也成了山野里的稀罕物。可这两年回去，听村里的老汉说，“野物又来了”，那语气，和说“狼来了”一样。

村里的人越来越少，牲口越来越少，荒地越来越多。原先有人撒毒玉米的地，现在蒿草能把人淹没。在麻村，大批的野物和草木一道携裹而来。

我们去上坟，一路上野鸡惊飞，甚至有些胆大到人吆喝它，它都懒得理。还有的屁股后面领着几只鸡娃，优哉游哉觅食吃，好像土地的主人。而野猪，更是在村庄周围出没，人们总能看见几只在树林里溜达。

按理说，野物多了说明生态环境好了，是好事。但有时也并不是这样。村里留守的老人总是诅咒着这些野物。

春天，秋田入地，野鸡们就开始狂欢了。它们在没人惊扰的地里闲适地翻刨着泥土，把葵花籽掏出来，剥了皮吃。到了谷雨时节，侥幸没有被吃的葵花、玉米的苗从土里钻出来，又成了野鸡们的美餐。被啄过的苗子，水分流失，很快就会枯死。

而种到地里的洋芋，更饱受摧残。野猪们撅着长獠牙的嘴，像翻耕机一样，在地里齐刷刷地拱过去，种进去不久的洋芋籽种就白花花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野猪们嘴角流着涎水，一粒粒吞食着。

等着下镰的麦子同样也被糟蹋。麦穗被吃掉，野猪打个滚，把麦秆压倒，拉一堆粪，再乱拱一通，扭扭屁股就走了。

到了秋天，野鸡蹲在玉米棒子上，悉心的剥开皮，一粒粒地吃，空留一个光棒子在风里颤抖着……当然，在麻村，野物，不仅仅是野鸡、野猪。还有野兔、瞎瞎（鼹鼠）、松鼠、山鸟等，全都加入到与人夺食的队伍中。

一开始，人们还会扛铁锨去赶野物，野物们还知道怕，后来发现来的都是一些没有攻击性的老头老太，也就不当回事了。

撒药吧！毒死一个，来了一批，前赴后继，它们的生育率远远大于死亡率。这些野物，就这样嚣张疯狂起来，在村庄周围耀武扬威，无所顾忌。

原本还打算种点五谷的人，不愿给它们种口粮了。于是，在麻村，人和自然的平稳关系就这样被打破了。野物和人争食的年代，人，开始败下阵来。

6

我已离开麻村，蜗居在城市的一个逼窄的角落。我融不进城市，也回不到故乡。

父母花尽一生积蓄让我跳出农门挤成城市，盼我活出个人模样。用血汗供给我，让我在城市拥有了棺材一般的小房子。

我用了三十年的挣扎，终于落脚城市，立足谋事，生儿育女。怎么能回去呢？回去，我能干得了什么？操务农事的本事一点没有，苦守清贫的品质不曾具备，吃苦耐劳的性格也早已丧失。

更何况，乡村即将消失。还乡何处？

在麻村，我已经看到了无可挽留的衰败和暮气。虽然村庄的设施焕发着崭新的光泽，但人才是一切的根本。没有人，设施再齐全，也是枉然。

我总是神经质一般追问留守在村里的人，“乡村会消失吗？”悲观的人，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就道尽了一切结局。而乐观的人，会说，“乡村不会消失。”

村里留守的老人，大多会在十几年内去世。外出打工的农一代，有一部分会回来，回来的也会在二三十年内离世。而农二代、农三代，也就是80、90后群体，返乡的意愿更低。

用麻村的俗语说，大家都是“宁做城里的狗，也不做乡里的有。”

其实，就算有人回村，农村还存在着，但早已不复当初的模样了。曾经的人和事，质朴和善良，宁静和温暖，曾经的皮影戏、社火、老手艺、节气农时、人情世故、伦理道德，早已一寸寸弥散了。

当传统文化和农耕文明消失后，乡村，也就仅剩一副皮囊罢了。这是我麻村的命运，也是中国60万个麻村的命运。

不再回去的农民，以寄居城市为荣，他们削尖脑袋想要融入城市。落脚在城市的农民，要伪装成小市民，伪装起来的农民，还要在心里忘掉过往、忘掉乡情、忘掉祖先长眠的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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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