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生村旁猜火车

1

计生委的人砸我家房子的时候，我已经在姑婆家住了一个学期。

一个早晨，爸爸打来电话，“你想不想来广州？”接着，他又叫我回村看看房子。这时我才知道，家里房子可能已经没了。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走在回村的土路上，眼泪鼻涕糊了脸。还没走到村口，我远远地就看见，家里的窗叶子已经掉在地上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房子跟前，怎么进去的。

门已经没有了，墙角露出了一个大洞。屋里积了很多灰，有股霉味，砖块在窗户边散开，炉灶上砸出了几个坑。床还在，衣柜、碗橱、桌子都在，电视机不见了。贴在衣柜上的照片掉在地上，蒙着厚厚的灰，我蹲下去一张张捡起来，把灰擦在裤子上，擦干净的照片就用肚皮和大腿夹紧。捡着捡着，照片底下露出一张请柬，红色，上面写着：“XXX、XXX夫妇，于一九九九年腊月二十……”

我认得这张请柬，上面写的是我爸妈的名字。我看着这两个名字，放声大哭。

几天以后，我被人带到了广州。那是2000年的暑假，我7岁，第一次坐火车。

我在广州见到了爸爸，和腹部奇大的妈妈，是否有久别重逢的感觉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有种陌生感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我们住在广州白云区神山镇郭塘村，这个破落的小村子就在郭塘铁路站旁边。铁轨与出租屋之间，最近的只隔了七八米。村里的房子属于当年修建铁路的工人，他们后来都搬迁走了，屋子留下来，租给同样在铁路公司打工的人。房租一个月50块钱，不包括水电费。

火车没日没夜地叫，夜里我常常被尖利的声音惊醒，醒来看见墙在抖，房梁上老鼠乱窜。

村里住的，绝大多数都是从外地来广州打工的人，但他们主要是为了来生孩子。我在这里有不少玩伴，他们大多跟我差不多大，以女孩居多。我们常在铁轨旁的高台上玩一种游戏。

每当听到不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就开始从十倒数到一，如果数到一的时候火车恰好出现了，我们就会在呼啸而过的火车旁兴奋地跳，拍手欢呼，尖叫声会在风中变形、扭曲。有时我们还会打赌将要出现的火车是客车还是货车，是会停下来，还是会继续开下去。

在“猜火车”的游戏中，我逐渐积累了很多经验。

比如，我能通过汽笛声分辨客车和货车（鸣声低沉的往往是货车）。还能通过感受铁轨震动的频率，听着一声尖利且干脆的汽笛声，断定火车会从我们眼前飞驰而过，不会停留。

2

这游戏玩了一个月，八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的双胞胎妹妹出生了。

那天黄昏，我被关在出租屋外面。涂着绿漆的矮门关得严严实实，暗黄的灯光透过玻璃晕出来，我看到妈妈的头在窗户的那边左右摇晃，散乱的头发蓬着，疼痛的哭喊声混在火车声里，起起伏伏。

等了一会儿，我觉得有点无聊，就蹲下来玩沙子，玩了一会儿又站起来抠墙壁。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一阵婴儿的哭声，抬头一看，天已经黑了。我踮起脚朝铁轨望去，一列货车停在第三条轨道上，黑黢黢一长条，分不清首尾。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另一阵哭声。

开门的是接生婆，她喊我进去。我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像铁锈、血和潮湿青苔搅烂了混在一起的奇怪气味。房间里仅有的一盏瓦斯灯被拉了下来，用钉子固定在床头，一列火车经过，灯光晃到窗户上，和玻璃轻轻地碰了一下。

爸爸怀里抱着一个东西，妈妈臂弯里圈着一个东西。爸爸对我说，“过来看一下大宝小宝吧。”

那一瞬间，我站在接生婆身旁，不知该走向爸爸，还是妈妈。爸爸竟然在这么短时间内，给她们起好了名字。

接生婆要走了，爸爸给了她一个红包，她一边说“公司咿呀！公司咿呀！”（恭喜呀），一边递给爸爸一个小本子，红色的，外壳是一种很亮的塑胶。

这个本子封面上写着“准生证”三个字，里面除了两个妹妹的名字，还写着我的名字和生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本子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有多重要，对我们整个村子有多重要。

因为两个妹妹的出生，我们短期内返回家乡已经不可能了。2000年，我被送到广州铁路第八小学上学，读二年级。学校离我们的出租屋很远，在铁路的另一头。

每天早上，我要蹦过铁轨与村子间的那条一米多深的水泥沟，踩着道渣爬上铁轨，沿着铁轨往前走，经过郭塘火车站，走上铁轨旁的土路。土路的右边有一大片水塘，再往前走可以看到铁路公司的临时场棚，门口贴着对联——“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还有一座高架桥，桥底下长着一大片野生薏米。

走在上学路上，火车就从我的左侧呼啸而过，夹杂着仓促的汽笛声。业可能是那段时间走的铁轨太多，后来，我的梦境里常常会出现从天上爬下来的铁轨、交错杂乱的铁轨。

我梦到自己在铁轨上走，手脚上戴着铁链，怀里抱着自己的头，醒来就惊起一身汗。有时还会在梦里坐上一列火车，开往的方向却和要去的方向相反……

火车、铁轨就这样在我的潜意识里，扎下了根。

3

二年级快结束时，父母开始考虑为我转学——铁路上撞死了人。

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正是从铁路对面的货运公司下班回家的爸爸。撞死人的地方，就在我们常玩游戏的高台斜前方。铁轨在这里有一个拐角。

爸爸至今也没给我描述他当时看到的场景，我对这件事情的了解，只限于那天下午站在高台上的见闻。

那天傍晚，我好奇跑到高台上看尸体，尸体已经被抬到两条铁轨间的道渣上，用芭蕉叶盖了起来。两个穿着公安制服的人站在尸体旁，爸爸在他们中。火车依旧从我眼前穿过，底部的空隙中露出盖着芭蕉叶的尸体，和三双站立的脚。

芭蕉叶下伸出来一只手，戴着一个金手镯，手指上还套着一个金戒指。我想，“这是一个本地人。”因为只有本地人才会这么有钱。

当时，我身边站了不少大人。

“这个人的家人会来认领她吗？”

“可能是自杀，如果是卧轨自杀的话，家人要被罚款。”

“谁知道是哪里的人呢。她手上那些金首饰估计值不少钱，领了回去也不亏，脖子上多半还有一条金链子，讲派头。”

最后那句话的意味，我可能一辈子也忘不了——如此狡猾的贪婪，带着冷漠。后来，我在许多场合都感受过这种意味，每次都会想起芭蕉叶下的尸体，和尸体上的金首饰。

这件事过去之后，爸爸再也没让我一个人走路上学了。过铁轨的时候，爸爸一只手把自行车扛在肩上，另一只手拉着我。等走上土路，他再把自行车放下来，载着我一路骑到学校。下午放学，他再骑着自行车来接我。

到了三年级上学期，爸爸为我换了一所私立学校。选择它，是因为这所学校有校车接送服务，每个月车费60块钱，比房租还贵10块。

每天，妈妈都会站在高台上目送我穿过铁轨，我只要不慌不忙地径直穿过四五条铁轨，走上神山大道，站在路边等着校车来，就可以保证安全了。

校车的出现，使得我跟铁轨、火车的距离一下子疏远了。过去与我一起玩“猜火车”的伙伴们，每到假期结束，被通过各种途径送回了老家。只有极少数的时候，我会独自站在高台上看来往的火车。

4

郭塘火车站是一个四等站，距广州火车站只有21公里。这里基本不办理旅客乘降业务，但列车经常会在这里停靠，有时候一停就是一两个小时。

爸爸从中发现了商机，他开始批发一些饮料、泡面和甘蔗，在列车停靠的间隙兜售。村里的人也迅速跟风，做起这种小买卖。那时候，客车的窗户可以打开，宽度可以通过一个20寸左右的行李箱，我们通过这儿与乘客交易。

大约是在2002年，那个暑假停靠在郭塘站的车特别多。我们每天要砍十几桶甘蔗，不分日夜提到铁路上卖。一根50厘米长的甘蔗卖2块钱，一瓶矿泉水卖3块钱，一个塑料桶里能装20根甘蔗、10瓶水，全部卖掉的毛利是70块钱。那段时间，村民们的收入都很可观。

然而，这种生意却极其脆弱。不久之后的一件事，击垮了整个村子的外地人。

那天很热，即使夜幕降临，穿着凉鞋仍能感到高台上的热气一阵阵传到脚心。我像往常一样，站在高台上，在火车开来之前为村里的人预测列车的类别和是否会停靠。

远远听到了一阵嘹亮的鸣笛声，一束很亮的黄光射过来，脚下的高台也产生了轻微的晃动。随着亮光逼近，车轮与铁轨摩擦发出的刺耳声也越来越清晰。

我高兴地跳下高台，朝村里跑去，边跑边喊：“停了停了，是客车，是客车！”

立刻就有人提着装满甘蔗和矿泉水的桶从屋里出来，往铁轨的方向跑。我爸爸也提着两个桶出来了，一大一小，小桶是给我的。妈妈跟在他身后，一只手托着六个月大的肚子，另一只手拎着一个小桶，里面装着矿泉水。

妈妈已经不敢上铁路了，她像村里其他的孕妇一样，站在高台上观望，负责从出租屋里运送补给品。

我们一群人提着桶，站在铁轨旁，等着列车的到来，像是等待一场馈赠。

列车果然停下了，车上的乘客纷纷往外看，我把甘蔗举得老高，对他们说：“买一根吧，广州甘蔗，又甜又解渴。”

我很会利用自己的稚气，嘴也很甜，见谁都喊哥哥姐姐，从我这里买东西的人很多。也有些人不买东西，光和我聊天，我也愿意跟他们聊上几句。

就在我卖了几根甘蔗之后，从郭塘铁路站方向突然涌出一群穿铁路制服的人，他们吹着铁哨朝我们跑来。村里人见状，纷纷掉头往高台的方向跑，我也慌乱地跑起来，听到爸爸喊我名字：“桶扔了，快跑！”

我立刻把桶扔在地下，桶碎了，甘蔗和矿泉水滚到道渣上。我边跑边往高台上看，妈妈在高台上朝我大声喊，她挥舞手臂的样子看上去很凶。

就在快要跑到高台和铁轨间的那条深沟时，我看到两辆警车从小路开进了村子，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要掉进那个深沟，就这样摔死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人群中见过这种惊恐。

铁轨上的男人提着桶往村里跑，孕妇们在高台上捂着肚子，眼看着家人在铁轨间逃窜，而她们的身后是本地的警察——他们是来抓没有准生证的孕妇和没有暂住证的人——就是妈妈，爸爸，还有我这样的人。

最后，铁路站的制服们只抓住了一个没有及时扔掉桶的女人——她被抓了现行，连抵赖也办不到。而警车上的制服们却把怀孕的女人全带走了，包括我妈妈。

5

妈妈被抓走的那天晚上，爸爸把我和两个妹妹送到了江高镇的一个亲戚家。两天后，爸爸把我们接回来，妈妈已经在出租屋里了。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只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整个村子都陷入一片死寂。怀孕的女人们不再轻易出来，也不见男人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了，只有孩子们在巷子里乱窜，睁着警惕的眼睛。

四个月后，我弟弟出生了，仍然生在我们50块钱一个月的出租屋里。我松了口气，我的父母终于要停止这场生产“实验”了。

2004年4月，中国铁路完成了第五次大提速，带窗户的绿皮火车一年年减少，我的“经验”已远不能预测火车向前行驶的的速度了。

后来，我进了一所本地的小学，学会了说粤语。本地小孩用粤语骂我，我也可以一点不差地骂回去。

2005年，家乡传来村庄整体搬迁、分土地盖新房的消息。抓阄分土地的日子临近，爸妈带着弟弟妹妹们回家了，我被留在出租屋里。每天晚上，开着灯、听着火车的声音入睡，又在火车的叫声中惊醒。

三个月后，爸爸回来了。他到学校给我办理了退学手续，当天下午，我们就坐上火车回家了。

这是我这一生第二次坐火车。从此，我再也没回过广州。

等我回到家乡，家里的新房已经盖好了第一层。老房子拆得干干净净，拆下来的砖头被用来盖新房。渐渐的，我又习惯了家乡的一切。

只是某些夜晚，当我从睡梦中惊醒，还是疑心自己躺在那个5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里，枕头下放着暂住证、准生证。火车从不远处向我驶来，不知将会开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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