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右派表哥颠沛流离的一生

我的父亲有历史问题，我们一家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直过得战战兢兢。

但如果有人欺负到家里来，母亲依旧会表现得极为彪悍，把来肆行淫威的人骂个狗血淋头——无论是民警、居委会干部，还是“文革”积极分子，她一律不管，统统骂回去。

我妈出身工人阶级，读过高小，是服装四厂的小干部，在那个年代，算能说会道的文化人。她常给我们讲她年轻时候的事情，讲得最多的是我三姑妈的儿子汤绍增。

1

1937年，日本人快打到宜昌了，我们家和三姑妈家一起逃到重庆来避难。那时重庆南岸玄坛庙一带，来了很多下江人。

表哥汤绍增比我爸小5岁，比我妈大2岁，是个大学生。他解放前就入了党，刚解放时，还当过厦门大学的教导主任。

那时已经连续好几年，日军飞机不停地炸。三姑爹的船停航了，但三姑妈还是经常打麻将。表哥从小性子倔，有一次听见他爸妈为打麻将吵嘴，认为家里经济出了问题，就不上学了，悄悄跑到贵阳去找舅舅（也就是我爸）。

当走了十几天茶马古道、蓬头垢面的汤绍增出现在我爸面前时，我爸又是欢喜又是惊讶，问他怎么到的贵阳，到贵阳来干啥子。

“我翻上黄角垭，遇到走贵州的马帮在馆子吃饭，我端了杯茶递给马帮头，然后就跟着马帮走，到贵阳来找你帮我找工作。”

“你个小伢子。”我爸又是心疼又是欣喜，忙把他带上街去理了个发。

可是，战时部队纪律森严，我爸不过一个小官，哪能给个学生娃找到工作呢？只好留他在贵阳耍了两天，给了两个袁大脑壳（银元），找辆车就送回重庆了。

失踪二十多天的儿子突然出现在眼前，三姑妈三姑爹气也不是，怄也不是，生怕把这个少爷惹得又跑了。

后来抗战胜利了，三姑妈一家就搬回宜昌老家去了，我家留在了重庆。

1958年，绍增哥来过一次重庆。当时我5岁，他带我去玄坛庙河边的慈云寺，吃了一顿很素餐。慈云寺山门前爬着一头大石狮，瞪着一对眼睛，盯着长江上过往的行船。

绍增哥还带我上了南山，给我讲这是蒋介石的南山行宫、那是孔二小姐住宅，在望江草亭等名胜处驻足停步时，又给我讲了一通我听不大懂的故事。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印象中这个表哥很和蔼，很有学问，有点高，也有点“超”（重庆方言，衣着讲究的意思）。

“可惜了，汤绍增就是因为犟脾气，后来倒了霉。”每当讲起他的故事，我妈就止不住叹息。

2

后来，当我从下乡新知青变成了滞留乡下的老知青时，一些手抄本小说、歌曲，和各种流言一齐，在社会中蔓延。

我总觉得形势必将发生变化，迟早知青都会返回城里去，于是便谋划，趁相对自由的这段时间，设法回老家宜昌看看。

那时，我家还有亲戚跑船，每当亲戚的船到重庆，我总是要去码头接。

每次接船，他们总是给我家带一些肉、油，或者在沿江码头买的鸡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都是非常贵重的物品。到我家来了，他们就说，船上伙食好，鱼肉都吃腻了，只要我妈推豆花招待他们。

尽管老家亲戚与父母谈大人之间才能谈的话题时，总避开我们这些孩子，但已经当了知青的我，多少还是明白政治运动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从他们口中我才知道，1958年那次绍增哥来重庆，是被打成“右派”开除了公职，想找我爸帮忙找工作。

可是，在我妈嘴里聪明睿智却有点胆小怕事的我爸，并没能胜任“家父过世，娘舅为大”的传统担当，和1938年在贵阳那次一样，又一次没替他找到工作。

那时我大哥所就读小学的女校长也是宜昌人，是妈妈认识的同乡之一。不知那位女校长从哪里听到了绍增哥是“右派”的消息，竟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我们学校有个学生的表哥，明明出身工人阶级，却当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所以广大师生要提高警惕……”

女校长在大会上的讲话，在我大哥心里烙下了深深的阴影，尽管当时他只是个四年级的小学生。

3

1976年春，亲戚大华哥的船要在宜昌进厂检修，修船期间他放假。我回老家的愿望终于得以成行。临行前，妈妈再三嘱咐，到了宜昌要让小外婆带我去见她的同学丁家珍。

到了宜昌的第二天一早，我便央求大华哥带我去找绍增哥，大华哥吱吱呜呜不接茬，还向他老婆红英姐发出求援的眼神。

“不准去，那个板板娘的，见他干么子。”红英姐吼起来。

我完全没想到，提到绍增哥，红英姐会发这么大的火。

找绍增哥的愿望落空了，大华哥把我带到了小外婆家。小外婆是我外公的小老婆。外婆死后外公再娶时，妈妈已经是十来岁的大姑娘了。小外婆对妈妈像宝贝一样疼爱。妈妈一直只肯叫她小妈，她也并不计较。

后来，小外婆生了我的小姨，小姨从小就对同父异母的姐姐很依恋，也从不计较我妈称她妈为小妈。于是，小外婆这个称呼就自然地延续到了我这一辈了。

虽然自抗战时期离开家乡后，妈妈一直与家乡有音信往来，但日积月累的思念一直令小外婆和姨妈心中满是惆怅。于是，我的到来令小外婆兴奋不已，她迈着一双小裹脚，连续好几天带着我走东窜西逛亲戚，逢人便高声炫耀，“这是我的三孙伢子！”人们就回应她，“福气好，福气好，三孙子伢都这么大了。”

花几天转完了亲友和老街坊，我要小外婆带我去找妈妈的同学丁家珍。外婆却问我，”你见了绍增吗？“我说找不到绍增哥的家。

小外婆答复我：见了汤绍增，再找丁家珍。

我再次央求大华哥，他这才告诉我绍增哥的故事。1957年，绍增哥就丢了工作，待在家里吃老本。“三年灾害”时期，他遇到一个拖着三个孩子的女叫花子，常从家里拿东西给他们换吃的。所有亲人都反对，绍增却始终我行我素，后来，干脆把那个女叫花子和几个小叫花子都带进了屋，两人这就算是“裹”在一起了。没多久，他和女叫花子把整个家都卖光了。三姑妈为这事被活活气死了。

“他活活气死了亲娘呀！你说，哪个还敢与他往来？你也不要生红英的气，汤绍增就是个不通人性的犟拐拐、败家子！你实在要见，我可以带你去，但你自己进去，我是不会进他家门的！”大华哥悄悄告诉我。

4

我们打听到了近郊农村里汤绍增的家，大华哥就和我分了手。

绍增的家是四间连成一排的新垒的土墙房，也称为干打垒。我当知青时候，干过建设干打垒房的工作。先挖坑，接着用连二石头铺地基，再把泥巴倒进木模子里面夯，一层土一层土的夯，夯实一个长方形，取下模子位移一格，如此循环反复，连片成墙，再上梁、架橼、盖瓦。工序很复杂。

我朝一间开着的门喊：“汤绍增在家吗？”

门里面走出来一个眯着眼的老太婆，“你谁呀？”

“我是汤绍增舅舅家的老三，从重庆来。”

老太婆“啊”了一声，连连说稀客、稀客，快进屋，快进屋。

看来，她就是大华哥说的和汤绍增“裹”在一起的女人了。

进屋一看，屋中间有个铁皮小煤球炉，炉子边搁着一个破铁锅，里面泡着几个还没有洗的碗，靠墙有一块石头搭的案板，屋里有两个小木凳。屋子里就这点东西，显得空荡荡的。老太婆递过小木凳让我坐，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包劣质纸烟，掏了一根递给我，自己也叼了一根在嘴里，伸手拿起一张废报纸撕了一块，从煤球炉子里接上火，抽着烟说，“坐，坐，等一会儿绍增就回来了。”

然后，她就没和我再说话。

绍增家时四间连成一排的干打垒，有两间是通的，另两间都独自开有门户。我从联通的门道走进里面的一间房，有张大木床，床下塞满木箱子、皮箱子、纸盒子。两个竹书架上码着一些书，摆在靠墙一边。除此以外，四壁空空。

又坐回小板凳上，与老太婆相对无言。我心里想，当年那么“超”的绍增哥，怎么会过这样一种生活呢？

响午时分，屋外安静的地坝传来了响动，老太婆迎向门外喊：“绍增，快进屋看，舅舅家老三来了。”

“哈哈哈，老三来了。”随着爽朗的笑声，绍增哥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走了进来。

眼前的绍增，还是印象中那样高挑、腰板笔挺，只是脸上添了些皱纹，当年风流倜傥已蜕去，换了一副风霜刻痕的硬汉模样。

绍增拉着叫方正的小男孩，对三个大伢子说，“你们在家和你妈吃饭，我陪三叔在外面随便吃点，下午还要送货，送方正去托儿所。”

说着话，绍增解下院坝里停的板板车绳子，套在肩上，方正熟练的跳上车坐稳。我终于朝老太婆喊了一声大嫂，并向三个大伢子道了别，就跟着绍增朝宜昌城的方向走去。

5

从绍增家到宜昌的沿江大道，只有约一公里多的乡间土路，我们不一会儿就进了城。他把板板车停在街边一家馄饨店门前。馄饨店老板是熟人，热情招呼：绍增来客人了？

“嗯，这是我舅家的老三。以前我上重庆头一次见时，他才这伢子那么大。”他摸着方正的头说，“你看，转眼都跟我一样高了。”

“日子过得真快呀”，绍增像是对老板也对自己说。

绍增又向我介绍：这位老板也姓汤，我们同一年当右派，同一年丢工作。后来他开了这个店，我下苦力拉板板车，他干的活路轻松，身体却没我好。

老板不服，“你身体好是因为你爸妈把你的基础打得好，和干的活路没关系哈。”看着两个老右派相互打趣调侃，我渐渐也跟着莫名其妙的乐观起来。

边吃馄饨边聊家常，我问，“外婆为啥要我先见你，才肯带我去找我妈的同学丁家珍?”

绍增哥说，“你妈妈叫你找，你就去找嘛，不要问那么多。”

吃完馄饨，送方正去了托儿所，我要求绍增哥带上我去送货，绍增哥果断摆着手说要不得。我不得不依依不舍离开了他。

回到大华哥家，没想到大华哥和红英姐都在家等着我带回绍增的消息。红英姐听我说完去绍增家的经过，又讲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当年，我们老梁家祖上当过官，和刘家、汤家、丁家这几个家族是世交，几代人都有来往。抗战时期丁家珍和我妈在重庆读高小，汤绍增已经读中学了，是个学生积极分子，他的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任务是分批组织表现好的学生赴延安。

汤绍增想带着我妈和丁家珍同行。不知是谁透露出去，然后几个家族都知道了。

外公刘三爹的船刚好在重庆停靠，他在重庆袍哥中有点势力，接到家族电报，亲自带人找到那位地下党老师，阻止了绍增几人的延安之行。

抗战胜利后，汤绍增和丁家珍都随家人回了宜昌老家，回去不久便参加了宜昌的地下党，又双双考上了武汉的一所大学。解放后，汤绍增和丁家珍又跟随他们的入党介绍人去厦大教书，两人充满激情地投身于新政权的建设事业。

他们的入党介绍人文化程度不高，但参加革命早，资历深，因此还当上了厦大校长。汤绍增成绩好，出生好，当了教导主任。丁家珍则在学校教语文。就在那段时间，两人喜结连理。

1956年，高层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那场颇值得玩味的“大鸣大放”运动中，学校组织教职工给领导提意见。校长老爱暗示汤绍增，解放前夕介绍他入党是一种恩赐，总在他面前摆资格。汤绍增就对校长提了意见，还是书面意见，题目是：《应把革命事业与个人之间的友谊区别开来的建议》。

后来，校长要他为这事写检查，这个犟脾气楞是坚持没有错，不写。

校长被顶回去后，又动员丁家珍回家劝丈夫写检查。家珍弱弱地跟他嘀咕：“你能不能低一次头？”

汤绍增愤怒地对丁家珍吼：“校长借此事污蔑我，说我有反党的右倾倾向，逼我写检查，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自己不检讨，老怪别人错，真是岂有此理！”

汤绍增两口子所承受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慢慢变成了不是检讨就能解决的、事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政治问题。那时，丁家珍怀孕了，为了不让未出生的孩子受牵连，小两口离了婚。

6

没多久，汤绍增就被定为了右派，开除公职，离开学校回到宜昌。丁家珍留校生了孩子不久，也想法子调回了宜昌继续教书。两人住在同一个小城市，难免碰面，却装着互不认识，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然后就是汤绍增在1960年“裹”了那个逃难的女人，他的生活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这二十多年间，不少人给丁家珍介绍对象，劝她另嫁，但她一直坚持独自把女儿养大。

“你明天叫绍增来家里，一起见个面。”红英姐讲完，独自抹起泪来。

第二天，红英姐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宴。傍晚，绍增哥牵着汤方正进门了。“你个板板娘的，你个死人子汤绍增，还知道我的门朝哪边开呀？”红英姐用一阵骂声迎接绍增哥。

绍增哥哈哈哈大笑，“不是老三在，我还真想不起来你家的门是朝哪边开了。”

席桌上，红英姐不停地数落，绍增哥没理睬，他高声宣布：“我这一生到目前为止，至少已经做成了三件好事情。第一件是救活了一家人，人命天大，你们说算不算好事情？”

“第二件，养大了三个流浪儿，还为两个养子留下了新房子，养女也出落成一个健健康康的大姑娘，她早晚要嫁人，没给她留房子，但多少也留了些钱作嫁妆，几十年拉板板车，没有白辛苦。”

“第三件，为我们老汤家留下一个种。”他指着小儿子说，“汤方正，你长大后要堂堂正正做个人！”

“好，好，就你了不起。”大华哥不知是讽刺还是附和，冲绍增哥竖起大拇指。红英姐瞪眼怪大华哥说话没有向着她。

这次家宴上，表哥与亲人们结了二十多年的死结出现了松动。我趁机问，“我如果见到丁家珍，能不能请到家里来？”

红英姐把目光转向汤绍增。

绍增哥说，尽管前妻按照他俩“生男孩叫山岚，生女孩叫静谷”的约定为女儿取名，但“与她见面这话，我还是不会说的”。他让我带话给丁家珍，“请她放心，没她同意我不会让静谷认识我。”

第二天回到小外婆家，我一五一十地对小外婆讲了与绍增哥见面的经过。等到下班的时间，小外婆才迈着小裹脚，一拐一拐的带我来到一个小院前，指着院子说，“家珍就住在院子里。”

7

由于丁家珍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丁家小院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不像工人出身、但参加过袍哥的外公，刘家院子早被分给十来位无产阶级居民共同居住，外公自己只剩了三间房。小外婆一家六口人，挤在这三间房里面，只能另行在过道上搭灶当厨房。

我上前敲门。小外婆迈着她的小裹脚静悄悄溜回去了。小院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很有气质的妇女出现在门前。

“我妈妈叫刘国香，让我来找她的同学丁家珍。”

“哦，国香的儿子，进来，进屋里来说话。”

丁家院子里有一栋两层楼的青砖小洋楼，主楼旁是两排厢房。花园里面种着桂花树，和长得矮一些的栀子花树。两排整齐的万年青护在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路两旁，小路从进院子门穿过花园，一直连接到小洋楼。

“静谷没回来，我这里就清净得很。”丁家珍给我泡了杯茶。很快，她像是想起了什么，轻抹了一下眼角，眼神随木扶梯的曲线飘移，定格在楼层口，仰视上方，不再说话。

等了好一会儿，丁家珍才回过神来，轻叹一声，问：“你妈妈还好吗，你爸爸还玩票（京剧业余爱好者一起玩）吗？你家几个孩子？”

回答了她的问话，我就把话往绍增哥的方向转：“家珍姐，这么多年妈妈一直都在念叨你和绍增哥，你看能不能找个时间与绍增哥见一面？”尽管她是妈妈的同学，我还是按表哥的辈分称她家珍姐。

家珍姐拒绝了，“见面的事情以后再说吧，静谷还在读书，没参加工作……”

促成表哥父女相见的努力落空，我的心头泛起无能为力的失落感，便起身告辞。家珍姐亦不挽留，把我送到门口，挥手说，“老三再见，慢走。”

几天后，我便搭乘熟人的船回重庆了。回到重庆，把在宜昌的见闻说给父母听，父母听得很认真，妈妈还抓住一些细节反复问。最后，妈妈喃喃自语：“看来我得找机会回宜昌一趟。”

这次回乡之旅后没几年，生活随着社会形势，又一次发生了巨变。

1978年，我和大批知青一起返城了，这时候才返城的，已是大龄青年。很快进入80年代，在那个充满活力的时代，大龄青年们体内积攒的活力终于突破桎梏、迸发出来，挥洒进改革开放的宏大篇章中。我从体制内下海，几人合伙在南坪的松藻煤矿宾馆租了两间房子，挂靠市侨联，注册设立了一个公司。

绍增哥终于摘了右派帽子，被教育系统就近安排，在宜昌第七中学当副校长。

1986年夏天，他带着已经快读初中的汤方正来重庆参拜舅公。我专门向公司请了假，陪他们在鹅岭、南山、南泉等重庆的风景名胜玩了两天。对表哥而言是故地重游，对他儿子来说却是处处新鲜。

听绍增哥讲，他原来在厦大的学生中，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些年，每个假期他都接到学生们的邀请，在全国各地到处走，深圳、北京、上海……言语间尽是桃李满天下的幸福感。

除此之外，说得最多还是夸当下的政策：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取消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不厌其烦的跟我逐条讲解每条改革举措的重大意义。

我妈最关心的，却是汤绍增与丁家珍之间的关系。当知道俩人关系依然保持原样，她始终耿耿于怀。

8

1993年春节过后，我妈下了决心，回了一趟宜昌老家。

离别家乡56年，她先找到她的好同学丁家珍、再喊来比她大两岁的侄子汤绍增，终于促成了同一城市却彼此分离近40年的一家人见了面。

这就是我表哥的故事。相对于沉重的历史和令人窒息的现实，它，太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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