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特殊的花名册

2016-11-22 18:43:14
6.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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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 十天的行程很快就结束了,我坐着火车穿过大山的身体,一个个深长的隧道坚韧而沉默。 我知道,我手上的这份特殊的花名册留给我的,远超过我的付出。

1

路宇的家在一个山坡上,是一所黄土和秸草筑造的老屋,披了黛瓦的屋脊峭然高耸;一扇柴门敞开着,院子里牛棚、狗窝都置得齐全。他刚升入六年级,比同龄的山里孩子要高些,圆盘脸上带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沉稳。

刚刚过去国庆长假对路宇来说是无比幸福的,因为春节时没能回来的爸爸回家了。他偎在爸爸身旁,一会儿也不舍得离开。路宇今年十岁,他出生前爸爸就开始在外地打工,新疆、浙江、山东,不断地从一个建筑工地辗转到另一个建设工地;时间最久的一次,整整三年没回家。

那年,爸爸回到家那天,路宇哭着问爸爸:“你怎么那么久不回来?”

开饭了,路宇端来满满盛着面叶儿的大碗,稳稳地放在矮桌上,三岁的妹妹双手抱来一大把筷子,给大家分发。没有菜——我拜访过的十个家庭,只有一家在桌上摆了半碗腌茄子算作菜——但是奶奶做的卤子浇在面里很有味道。

路宇爸爸身材削瘦,面色黝黑,一双大手拢在膝间。“丢下娃娃实在是没办法,山里没钱赚。买面、买油盐的钱——家里的花项全得靠打工的钱。”

路宇爷爷从旧电视机前转过脸,接着话儿说:“山里靠天吃饭。前些年都种小麦,种久了,地就不养麦了——只好种玉米、洋芋,可是今年大旱,一亩地才收两百斤玉米,也就够喂牲口的。洋芋只有鸡蛋大小。不打工没活路。”

这里的山地陡峭贫瘠,黄土里掺杂着石块,庄稼的根扎不深;山上也没有水源,地里的收成全看老天的脸色,青壮年只好走出大山讨生活。

他们住的屋子里光线昏暗,墙壁布满灰尘,土炕、炉台、旧沙发、矮桌拥挤在一起,隔季的衣服仍堆放在沙发一角。

七十年代,有一个联合国考察组曾来到这里,一番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此地不适合人类生存。这里是位于甘肃省中部的定西市,山在这里延绵不绝,人们在山间一小块一小块相对平坦的地方生儿育女、经营生活。

想走出大山,得走很远的山路、辗转几次乡间的公共汽车、穿过数不清的隧道。

2

甘肃定西市安定区的东岳锦钊小学,就建在这样一小块平地上。

学校有六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共一百二十多名学生。知道到我想采访留守儿童阅读情况,王校长安排值班的吴老师拿来一份“留守儿童花名册”,上面登记着孩子的姓名、年级、家庭住址等信息,一共四十三名,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还多。

接下来一周的时间,我按照“花名册”提供的住址采访了十个留守儿童家庭,见到了十三位孩子。这些孩子的父母长年在外打工,生活由爷爷奶奶照料,老人们大多无法对孩子进行基本的学习辅导,对“阅读”更没什么概念。除了学校提供的一些读物,留守儿童人均拥有图书不足三本,有些低年级的孩子家里一本课外读物也没有,阅读水平较高的六年级孩子最多也只有五、六本。至于那种在城里孩子中流行的昂贵的铜版纸印制的图画书,我一本也没见到。

学校里的孩子有不少是单亲家庭——大多是妈妈在山里过不下去,撇下孩子离开了。

出走的妈妈有不同的情形。有一部分是外地女人,打工时与山里走出去的青年相识相恋,结婚后回到山里结婚生子,可是这里实在太苦了,过了两年坚持不下去就走了,一去不回。

另一种是换亲的苦果——太穷或者是儿子有残疾的两家人用自己的女儿换来对方的女儿做媳妇——这样组建的家庭往往不能长久,一旦一方悔婚出走,另一方一定会把自己的女儿要回来,两边的孩子就都没了妈。

常鲲的妈妈是和几个女人一起被“拐走的”。山里没有水源,政府就实施了一项引水工程,给山里通上了自来水。施工期间,有些村里的媳妇到工地上打工,工程一结束,几个模样周正的女人就和工程队上的人跑了,其中就有常鲲的妈妈。

风从山口掠过来,砂石般粗粝冷峭,山间的草木呈现出瑟缩衰败之相。常鲲只穿了一件短袖衫,裤子的屁股处磨得脱了线,耷拉着线头;头发又长又乱,身上散发出阵阵酸臭味。

我问他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他没回答。旁边的路宇说,她没有妈妈,很可怜的。常鲲扑过去一只手臂搂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

常鲲矮胖壮实,喜欢打篮球、乒乓球。我们在学校里一起玩“投篮升级”的游戏,他投篮之前,总要口呼一句“我神啊,老天啊,让我进球吧”,这祈祷往往应验,所以他一直领先,他升到了球场的圈顶,我还沉在底角。

“他的妈妈前年去了新疆,换了电话号码,联系不上了,也不知道具体在哪个城市”

童凡石的家在山的深处,一片偌大的山头,只零零落落散布着几户人家。他见到我时表情木然,说话时紧张得几乎喘不上气来。童凡石奶奶告诉我,他的妈妈前年去了新疆,换了电话号码,联系不上了,也不知道具体在哪个城市。

路长林住在学校附近,有时会跟着常鲲、路宇他们来来学校找我玩。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就走掉了,爸爸给他找了一个后妈,又走了。

不久前,他迎来了第三位妈妈。

“新妈妈对你好不好?”

“还行吧。”他像回答一道数学题那样说,仿佛不带一点情感。

3

“十一”假期结束,孩子们回到了校园。我在学校的警卫室兼传达室又住了两天,分别听了二年级和六年级的语文课。

校园和教室由值日生每天洒扫,整洁明净,井然有序。教室后面的角落是孩子们的“读书角”,一个低矮的书架,摆放着几十本图书。

那天的语文课是学习课文:《我有一盒彩笔》。孩子们的接收能力很强,一会儿功夫,大部分孩子就都读熟了,但我末排的同桌——一个瘦小的男孩一直都只喃喃跟读,也许是受了我的打扰不好意思放开声音。

刚读二年级,大多数孩子的普通话水平已经相当不错,咬字清晰准确,几乎不带乡音。要知道,他们在家里一直都说当地方言的,爷爷奶奶们浓重的当地口音让同是北方人的我,都听得半懂不懂。

六年级的学生语文成绩更是优异,在区里都排得上名次。曹老师端庄板正,一板一眼地向学生讲授着法国作家顾拜旦的名篇《体育颂》。课后,她却颇为遗憾地说:“平时孩子们回答问题很积极的。今天可能是因为有生人在,怯场了。”

“路振坤两次主动回答问题呢。”

“是的。他是一个爱读书的孩子,表达能力、写作水平都要出色一些。”

曹老师比较重视学生的阅读,六年级的教室里除了其他班级都有的“读书角”之外,还设了“读书小明星”专栏,教室墙报上学生的作品也内容丰富多彩。

尽管如此,“学校里的课程安排得很紧张,不太可能拿出太多时间让他们去读课外书。家里缺乏书籍、没有家长引导阅读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一环难以弥补。”曹老师不乏担忧。

学校的图书馆是一个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木门上挂了一块金色的标牌,“邵子凡夫妇基金会捐资设立”。馆藏图书三千多本,整整齐齐地码在书架上。书架下方的平台上,放着借阅记录本,按日期记载每个班级的借阅情况。

阅览室是几位上海大学的“支教”大学生筹建的。上海大学与当地签订了协议,每年派出四名大学生到这里教学。可每到支教的大学生轮换时,孩子们又不舍得他们离开,在校园里哭成一片。

“我们打算把目前的图书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将图书馆和阅览室合并,扩大规模,然后对学生定时开放,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开设阅读课,尽量弥补孩子们在家里缺失的阅读。”这是校长对学校未来构想的一部分。

4

课间,每当我穿过校园,走不了几步就会有孩子走到我身前,对着我鞠躬行礼,问候道:“老师好!”他们的彬彬有礼大多令我来不及回应——对大部分孩子来说我还是个陌生人啊!

其实,从路宇的妹妹抱来一把筷子分发给我的那时起,我就一直接受着孩子们的照顾,无时不感受到他们的阳光、坚强和善意。

读一年级的布海棠曾经仰头小脸儿问我,“你穿得这么少,不冷吗?”丛云妮也对我表达了同样的关切。

布海棠和方雨是一对表姐妹,她们的父母都在上海打工。从我一进她们的家门,两个孩子脸上就挂着天使般阳光温暖的微笑。她们拿出家里的影集,一张张向我展示爸妈的和她们自己的照片,有几张是方雨去上海玩时照的,她站在某个博览会的标志物前面,迎着阳光,一脸幸福。

布海棠看我在记录本上写字,凑过来看,大哈哈地问我:“你写得什么?——哦,连笔字,我一个都不认识。”她拿出语文课本,翻开一页测试我,“你会读吗?”自己却径自读了起来:“一个小书架,摆在我的家,上层爸爸用,中间给妈妈,我的书在下面,每天放学要看她。”“你有图画书吗?”我问她。

“没有。”

“看过《疯狂动物城》吗?”

“没有。”她依然笑意盈盈。

“去过电影院吗?”

“没有。”

一直不作声的方雨突然问我:“你能在我们家吃饭吗?小林老师(支教教师)就在我们家吃过饭。”

我说:“好啊,我都饿坏啦。”

她高兴地跑出屋,告诉奶奶去了。

“从我一进她们的家门,两个孩子脸上就挂着温暖的微笑。”

花名册上有几个孩子住在另一座山上的鲍家庄。

第一天,我走错了路,没找到那个村子。第二天,常鲲跑来坚持要给我做向导。我们在山间并排走,路旁边深沟里的白杨树长得又细又高,树梢伸到了路面以上;山上一丛丛枫树色彩浓重,黄的红的,烧着了一样,给冷峻的大山带来些许温暖;山更高处,一头牛隐约出现在梯田上,在天与山之间,看起来是很细小的一匹动物。

突然树丛中掠起一只“大鸟”,扑楞楞向远处飞去。

“这是野鸡,书上叫作‘红腹锦鸡’。”常鲲给我介绍。

“能不能抓住它。”

“它很笨的。前些年有人逮,一个人用手电筒照着它,它就会定住,只呆呆盯着光;另一人从侧面绕过去,伸手就可以抓住。一只鸡可以卖四、五百块钱。”

“你逮过吗?”

“没有。我不逮,也不吃——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呢。”

转入另一座山,常鲲也不太熟悉这里,没找到那条上山的路,我们只好从一处十分陡峭的山坡攀缘而上。山坡足有七十多度的仰角,上面连棵树都没有。我从未攀登过这没有任何攀附物的山,向上爬了几十米就开始气喘吁吁,两腿酸软。

我开始手脚并用,身子几乎与山体平行,两手紧紧抓住荒草。常鲲不时停下来等我,“把你的背包给我。”一会儿又回地头来,告诉这儿要小心,那儿有一个土疙瘩可以借力。

到达山顶,我瘫坐在地上。他开心地说:“我也没登过这座山,今天征服了它,真有一种成就感。”

我心有余悸,问他:“刚才在陡坡上,你怕不怕?”

“怕。滚下去就完蛋啦。只是我不好意思说放弃。”

本文为网易人间与网易公益“留守儿童公益调查”合作稿件。任何第三方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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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及插图: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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