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我用不着

盲人女孩杨蕾和她的手机

上海地铁一号线人民广场站，每隔两三分钟，地铁轰然而至。车门打开，人群如潮水般涨起又退去。

杨蕾安静地坐在站台中央的长椅上，她身旁的小伙子正在低头玩着手机游戏。

杨蕾戴着耳机，却并未看向手机屏幕。对她来说，耳机并非可选项，而是必备件。用耳听、用手摸，这是她感知这个世界的惟一方式。

杨蕾今年32岁，是一位视障者，全盲，仅有微弱的光感。

握着手机等地铁的杨蕾

2003年，杨蕾入读上海师范大学，买了她的第一部手机。

那时，市面上还没有能够将文字转为语音的读屏软件，对视障者来说，手机只是一部可以随身携带的电话。杨蕾必须把所有电话号码记在脑中，写短信时，因为无法确认拼出的是哪个汉字，她只能用一串串拼音字母代替。

大学毕业后，杨蕾买了一部双键盘手机，既有普通的九宫格键盘，也有QWERTY全键盘。读屏软件那时已经出现，为了方便在手机上输入汉字，杨蕾花三百多元买了一套。

双键盘手机用了五年，2012年，换成了现在这部金属外壳的按键手机。

这款机型已经停产，商家当初宣传的屏幕和摄像头等功能，对杨蕾来说毫无用处。她之所以对这部手机情有独钟，一是因为它的全键盘设计，按键表面微微凸起，方便用手指触摸区分；二是因为扬声器位于机身顶端而非背面，读屏软件发出的声音能够听得更清楚。

选择这款机型的另一原因是它的金属外壳，虽然看不见它的外观，但杨蕾喜欢冰凉光滑的触感。

这部手机用了两年，没有储存任何照片或视频，开机画面、壁纸之类的个性化设置也保持着出厂时的模样，杨蕾只是把手机的铃声设成了自己喜欢的一首韩国歌曲——《Sweet Dream》。

杨蕾的手机

“就算不打电话，带上手机，心里也会觉得踏实。没带手机的话，感觉好像和这个世界失去了联系。”杨蕾说。

等车时，她戴上耳机，一边捕捉读屏软件的声音，一边打字，在QQ上与朋友聊天。

手机打字，她习惯双手操作：左手握住机身，拇指放在中间的导航键上，以此为位置参照，右手食指来回按键。QWERTY键盘的三十多个键位，她早已熟记于心。

这天上午，杨蕾约了朋友一起看电影。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四，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放映无障碍电影，播放时，有专门的解说员对片中的人物、动作、画面进行讲解。只要有空，杨蕾就会去看。

平时在家，她也会在视频网站上看看电视剧，尤其是香港的警匪剧。电视剧，她能够轻而易举地分辨出不同角色的声音；而电影比较困难，因为电影的画面表现多，人物对白少，仅靠听力难以理解。

杨蕾已经结婚五年，丈夫是一位低视力者。小两口与杨蕾的父母住在一起，还有年逾八旬的外婆。

“爸妈很辛苦，又要照顾老的，又要照顾小的。”杨蕾说。只要在家，她会尽己所能帮父母分担一些家务。

杨蕾在读屏软件的帮助下使用手机

杨蕾身边的很多视障朋友都把按键手机换成了触屏手机，用微信语音聊天，很方便。可她觉得，对着手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有点怪。

这部按键手机被她不小心摔过几次，后盖已经翘起。朋友说屏幕上有一道划痕，但她摸不出来。手机的电池已经老化，聊两三个小时QQ就没电了，所以她总是随身带一块备用电池。

她也考虑过是否更换触屏手机，比如iPhone。iPhone的优点是内置语音朗读功能，无需再花三四百块钱购买读屏软件。

但她还是更喜欢用键盘打字，没法适应触屏手机的打字方式，“没有手感，摸不到键盘，也没有九宫格，打字很慢”。

价格也是考虑因素。一部iPhone的价格，相当于她和丈夫两个人月收入的总和。

“我这人其实蛮疙瘩的，要求蛮多的。要用得顺手，摸着舒服，价位还要适中。”杨蕾笑着说，“屏幕大小倒无所谓，反正我也用不着。”

文盲爸爸老杨和他的手机

老杨停下手中的活儿，摘下耳边夹着的铅笔，在一张小纸条上记下我的电话号码，然后在号码后面作了个记号。

老杨今年50岁，来自江苏北部的农村，是一位木匠。他从小辍学务农，不会写字，识字也不多，只能以作记号的方式将电话号码与联系人一一对应起来。

他的手机通讯录里，存了很多号码，却没有对应的人名。常用的号码，他一望便知是谁。而大多数号码已经脱离了它们所对应的人，成为一串串无意义的数字。

老杨和他的妻子

1991年，华东地区发大水，老杨家的农田被淹。他背井离乡，来到这座江南小城，做起了木匠。

那时，城里的居民住房大多是单位集资修建的公房，木工活儿不多。老杨每天骑着自行车，带着刨子、锯、凿子，穿过一片片稻田，下乡给人干活，打家具、钉门窗，每天八块钱工钱。

2000年，房地产升温，装修市场也跟着热了起来。需要联系的人越来越多，老杨买了他的第一部手机，1500多块钱，相当于他一个月的收入。

那部国产翻盖手机用了五年，翻盖排线断了之后，老杨换了一部直板手机，400多块，又用了五六年。

现在的这部国产手机是老杨两年前在超市买的，800多块钱。他最满意的是待机时间长，一周只要充一次电，而且皮实，摔了很多次都没坏。缺点是有些按键已经不大灵光，屏幕偏暗，字体较小，看起来有点吃力。

“都很经用。”老杨如此评价这三部手机。

对他来说，手机的功能很简单，就是用来打电话。忙的时候，他每天差不多要接二三十个电话，有装修公司的，有木材商的，有业主的。

不过，老杨每月一百多的话费，主要还是花在长途电话上。他每天给在另一座城市工作的儿子打电话，两三天往老家打一次电话，一聊就是半个小时。

“家里亲戚多，老人都在，兄弟姐妹也多。还有十几亩地，什么时候打药水，什么时候除草。好多事情，都得问问。”老杨说。

老杨的手机

老杨的落脚处是一间30多平米的瓦房，每月租金300元。屋子的一角摆着一张小板凳，是他用给别人打柜子剩下的边角料做的。

这些年，老杨的收入渐渐有了起色。2009年以前，他一年攒不到一万块；2009年以后，夫妻俩省吃俭用一年能攒四五万。

如今，老杨手头的活儿多得做不完。早上7点多，他和妻子一起去工地，中午用电磁炉下点面条吃，晚上9点多干完活回到住处，吃好晚饭收拾完已经11点。日复一日，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

老杨的妻子是四年前从老家过来帮忙的，之前的十多年，老杨一个人在外打拼，妻子留在家里照看儿子，为的是让他能够安心学习。

老杨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从小成绩优秀，家里的墙上挂满奖状。老杨对他的要求很简单：好好读书，长大后找份好工作。

“我做了这么多年还在做木匠，就是因为没文化，写不起来。”老杨说。

2009年，儿子考上大学后，老杨的妻子把农田托付给亲戚，离开老家，来到丈夫身边，给他打下手。每年暑假，儿子也会来这座城市，和父母一起在工地上干活。

去年大学毕业后，儿子在邻近的城市找了份不错的工作，月薪五千多，和老杨的收入不相上下。为了省钱，他住在一个住宅小区的自行车棚里，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没有窗户，只放得下一张床，夏天一到，蚊虫很多。

老杨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付了首付，贷款给儿子买了套新房。新房的家具是老杨亲手打的，地板也是他亲自铺的。为了给儿子装修新房，老杨骑着电瓶车在两座城市之间来回奔波，路上要花四个小时。

等儿子结婚，老杨就算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他准备再干个四五年，然后离开这座打拼了二十多年的城市，回家种田。

老杨的手机上存着儿子的照片

前不久，老杨的手机被打翻的咸菜汁浸湿，听不清来电的声音。他拿去修了修，花30块钱换了个送话器。

“能用就凑合着用，省点钱给小家伙。”老杨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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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东方IC  插图：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