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生就成为牺牲品的女人

前言 2004年夏天，拍摄了伊拉克的政权交接之后，我知道是时候去报道些别的东西了，我必须超越追踪突发新闻的模式。 我将注意力转向了非洲。 在苏丹西部，达尔富尔的冲突（编者注①）始于2003年，由黑人居民组成的反政府武装开始进攻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的苏丹政府，起因是针对西部部落的歧视和不公。苏丹政府毫不留情地反击：用过时的苏联安东诺夫轰炸机对居民狂轰滥炸，阿拉伯民兵组织“金戈威德”的骑兵杀害黑人部落村民，掠夺他们的财物。这场冲突一部分原因是种族问题，但也和水资源的争夺、土地的使用权冲突相关。 富尔、马撒利特和扎格哈瓦等部落的民兵组成了两支反政府武装：一个是苏丹人民解放军（简称SLA），还有一个是正义与公平运动及改革与发展运动（简称JEM）——反抗政府的袭击。 到2004 年，反政府武装在与苏丹政府的对抗中更加坚定，他们帮助难民逃亡到邻国乍得，与媒体进行策略性合作。记者们偷偷潜入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帮助他们记录满目疮痍、尸横遍野的家园。 这是个把关注视角转向人道主义灾难题材的绝佳机会。

那天，《纽约时报》的记者索米尼和我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会面，从那里飞往乍得与苏丹边境的阿贝歇镇。

两个相当英俊的法国飞行员驾驶着我们乘坐的法国军用飞机，他们请我们坐在飞行员舱，透过玻璃俯瞰沙漠，此前我从未见过无边无际的沙漠。飞行员左右摇摆着机身向我们炫耀技术，我在飞行的后半段吐得七荤八素。看来我这个单身、老练的摄影师不会留给他们什么好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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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住在联合国宾馆，第二天坐汽车去偏远的村庄巴哈伊，达尔富尔的难民们则是坐着牛车越过边境逃到这里。2004年年底时，难民营还没有什么基础设施。成千上万蜂拥而来的难民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和国际救援组织的工作人员措手不及。没有食物，没地方住，水也是从非政府组织临时在沙漠里建的储水箱中汲取。

去巴哈伊的路上，我明白了对于难民来说这是何等残酷的考验，路上除了沙漠没有任何东西。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坐着营养不良的难民，眼中充满恐惧。刚刚到达的骨瘦如柴的村民，坐在光秃秃的小树下，把破旧的衣服挂在树上遮阳。他们又渴又饿，没有力气走动或乞讨。

我在难民营里四处走动时，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这个吃饱喝足的白人正涉足于他们的悲苦，人们明白我是记者，但我仍试图在不践踏他们尊严的条件下拍摄。尽管把他们的疾苦与伊拉克的情况相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伊拉克和达尔富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而我的角色却是一样的：轻轻地走动，态度尊重、低调，尽量深入到故事中去，不让拍摄对象感到不适或有被冒犯的感觉。我小心地接近他们，微笑着，用传统的方式和他们打招呼。除了方言，苏丹人说阿拉伯语，这对我来说很熟悉。我会用阿拉伯语说：“你好吗？我是记者。可以拍照吗？没问题吗？”

他们会微笑，点头，从不拒绝。

达尔富尔危机发展得很快，国际舆论很快便用上了“种族屠杀”这个词。

苏丹官方拒绝给记者签发去达尔富尔的签证，所以唯一的方法是通过乍得非法入境。SLA几乎没有经济支援，后勤储备少得可怜。SLA的领导人非常明智，知道媒体能帮助他们，所以尽力帮记者进入达尔富尔。

和大多数反政府武装分子一样，SLA使用破旧的AK-47 自动步枪，常常12个士兵同坐一辆破卡车。我在达尔富尔时，SLA把4个外国记者分成一组，包括我、索米尼、自由摄影师杰哈德·昂和《华盛顿邮报》的贾希·齐克文迪乌，他们毫不在乎记者是在为各自的独家报道竞争。这组人就是大杂烩。贾希是个风趣、有才华、有魅力的黑人摄影师，他的足迹遍及非洲，对所有的反政府武装分子都称为“我的同胞”。杰哈德的身高超过一米八，体重却和我相当，几乎不怎么说话。

我们的计划是开车去乍得边境，步行几公里穿越乍得和苏丹边境的无人区，然后和达尔富尔的反政府武装会面。我们知道所有东西都得随身携带，所以在徒步穿越开始之前，我们精减行李，把不用的镜头、电池、衣服、鞋子，还有几瓶水都留下了——这相当不明智。我们从荒漠草原出发，开始五天的旅程。

酷热无情，在沙漠的烈日之下，我的行李还是太沉重。出发后不久我们遇上了一群赶着骆驼的牧民，他们慷慨地提出把我们的水、帐篷和其他东西绑在骆驼上，减轻我们的负担。我们的队伍走在无边的沙漠中，三个小时内，没有一个牧民喝过一滴水，我却已经喝完了两瓶水中的一瓶。

我们来到反政府武装的领地，看到了SLA的士兵，那是一群快乐而健壮的年轻人，多数包着色彩鲜艳的头巾，穿着旧的美国篮球裤和汗衫。来接我们的汽车简陋到只剩下轮子和车骨架，承受着17个士兵的体重。他们的衣服、睡袋、锅碗瓢盆、大水罐、汽油、AK-47步枪在车厢顶上堆成一座一米五高的小山，用绳子横七竖八地绑在车上。他们让我们上车，我不知道能在车上坚持多久，我们必须抓着破绳子，穿过贫瘠的沙漠。

我用在伊拉克时学的磕磕巴巴的阿拉伯语和士兵们交谈，索米尼试着说法语，但多数时候我们还是靠肢体语言交流。晚上，我们和士兵们睡在一处，我希望能在一棵茂盛的树下（在这个地方很少见）看见难民。索米尼人很好，拉我一起睡在她的帐篷里。沙漠里可怕的昆虫在夜间咬了我几口，早晨起来时我的手臂上全是包和水泡。贾希带了单人帐篷，睡在我们旁边。可怜的杰哈德坐在卡车的副驾驶座椅上睡觉，整晚都被蚊子包围着。

2

第二天，我们依然缺水，附近没有井。我们以为达尔富尔一定会有卖瓶装水的地方——这想法太蠢了。沿途经过的村庄没有商店，空气又热又干，像吹风机对着我们的脸和喉咙在吹。索米尼、杰哈德、贾希和我分享在乍得买的食物，有意面、金枪鱼罐头、蛋白条、饼干、菠萝味和橘子味的饮料。这些吃的根本不够，因为我们永远又饿又渴。我相信在弄清楚达尔富尔的冲突究竟是种族屠杀还是内战之前，我们一定会因脱水死在沙漠里。

每开几公里卡车就会陷进沙里，轮子越转车就陷得越深。当一两个士兵拿着螺丝刀或20 世纪60 年代的工具摆弄引擎时，我们就坐在旁边等上几个小时。士兵们用一个碗分享阿塞达（一种看上去和燕麦粥很像的谷类食物），另一些人会去打羚羊（这可是高档食物），还有一些人在睡觉。汽车永远能奇迹般地重新发动，不过我们花了三天时间才开了30 多公里，进入达尔富尔西北部。

每到一处水源，士兵们就会停下，在瓶子里装满混着泥的浑浊的水，这样的水会让我们感染上致命的疾病。我们只带了几瓶水，必须严格限制饮用量。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假如乏力头晕等脱水征兆出现时该怎么应付。我对找水上了瘾，此前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没有自来水、井水或干净溪流的地方。但这里荒凉极了，几乎没有任何水源。太阳炙烤着我们的皮肤，汗水还来不及流下来就已蒸发到空气中。士兵们喝着水沟里的泥水，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对水的迫切需求，只忙着收集我们的空水瓶。在达尔富尔，塑料就像黄金，而钱一文不值！

第三天，我们到了什格卡罗一个反政府武装的营地。这是个空荡荡的小村子，沙漠里有几间茅草屋和一家小店，店里只卖混合饮品、盐、糖、意面。村庄的边缘有一条完全干涸了的河道，两岸的树木为这天然的公厕提供了基本的庇护。没有水！

SLA在什格卡罗有个小型训练营，我们在他们旁边露营，在黎明和黄昏时拍摄训练中的士兵。我像吸血鬼似的在村庄周围走来走去，寻找水源，我甚至会扑向一个孩子——假如她有水的话。这时，我看到了在达尔富尔见到的最幸福的几个字：救救孩子。

一口水井！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的眼睛！我倾下身去看井里面是否有水，铁锈色的水看上去比积满淤泥的水干净多了。“救救孩子”行动是我家乡康涅狄格州西港市的一个非政府援助组织发起的，它把我们从脱水的危机中解救出来。我们几人一下午都在想办法净化水质，贾希和杰哈德找到两个村民，一个有水桶，另一个有锅——那口锅其实是全村唯一的锅！我们每天花5小时，在村民的帮助下运水、烧水，再把水倒进塑料瓶里。不知为何我们的塑料瓶总是神秘失踪，然后重新出现在我们卡车里那一堆士兵的物品中。

绝大多数反政府武装人员甚至没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但他们能听BBC的广播，能辨认出与达尔富尔冲突相关的每个国际人物的名字，从联合国和美国的官员，到苏丹政府里的某个人。他们迫切地想让我们看战争的恶果，包括许多外国记者没有见过的凄凉场景：遭到掠夺、被遗弃和烧毁的村庄，一个炭黑色的水壶笔直地立在焦黑的废墟之中。我能想象村民被金戈威德士兵赶出家园时的惊恐，许多女人在逃跑的路上遭到强奸。地上到处是尸体，有的刚死不久，贴在骨头上的皮肤处于腐烂的不同阶段，像皮革似的。一些尸体穿着衣服，一些没有，但多数鞋都被偷走了，好的鞋子在战争地区十分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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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不时会在路上遇到逃往乍得的难民，这段路程十分艰辛，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的，到了最热的时候，多数人都躲到树下，树木只能提供一点点掩护罢了。

有一天，我们的车停在一个村子里，我下车拍摄，一个大约3 岁的小女孩看了我一眼便惊恐地尖叫起来，飞快地跑向远处。我不知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了？”我问翻译穆罕默德。

小女孩的女性亲戚在大笑，这更让我吃惊了。

我问：“她害怕相机吗？”

“不是的。”穆罕默德解释说，“你的肤色对一个白人来说太深了，她以为你是金戈威德士兵。”

我是意大利裔美国人，橄榄色的皮肤从来没有带来不便。我看着小女孩越跑越远，很想知道她看见过金戈威德士兵怎样的暴行。

接下去的五年，我每年都会在达尔富尔住一个月，为《纽约时报》及其特刊拍摄，后来Getty 图片社给了我一份奖金。随着苏丹局势的恶化，苏丹政府签发记者的签证愈加严格，但签证并不是去达尔富尔报道的障碍。虽然官僚的许可、毫无用处的文件、盖章和复印件几乎没完没了，但我在申请签证时一向有耐心和恒心，因此在2004 年至2009 年，我是极少数几个可以不间断地去那里拍摄的摄影师。

卡欣多，20 岁，她坐在位于刚果东部北基伏省坎亚巴永嘎村的家中，她的两个孩子是强奸的产物。

在达尔富尔，我走入冲突的中心，明白了参与各方如何运作，如何在体制内使用手段完成工作。许多年来，我拍摄了难民的困境、着火的村庄、被毁的家园、被强奸的女人……

伊拉克和阿富汗遭受的是外国入侵，达尔富尔则不同，那是国民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屠杀他们的同胞。这场战争一开始可能是种族屠杀，但最终演变为内战。所有人都要为杀戮、强奸和掠夺负责，所有人都有罪。

在报道达尔富尔的这几年中，从2006 年开始，我经常抽空去报道另一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内战。成百上千的难民被逐出村庄，挤在南北基伏省的难民营里。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导致上百万人丧生和无数女人遭受性侵犯，士兵强奸女人以达到标记领地、毁坏家庭（强奸受害者会被逐出家门）、恫吓平民的目的，他们强迫家人目睹强奸，甚至残害女人的身体。这些事让人难以忍受。作为摄影记者，除了把刚果女人的痛苦记录下来，我并不能做什么，只希望公众对于这些事的了解能拯救她们。于是第二年我又去了。

我花了两个星期走遍了南北基伏两省，采访并拍摄曾遭受强奸的女人，让我惊讶的是许多女人同意和我谈论她们的经历。一些女人告诉我她们染上艾滋病病毒的经过；一些人说她们的丈夫得知她们被强奸后就抛弃了她们；一些人说她们被士兵抓住，作为性奴被囚禁长达几年，甚至被迫为强奸犯生养孩子。更加让我震惊的是无论孩子是怎么来的，这些女人仍无私地去爱护他们。

这么多的女人，一出生就成为牺牲品。她们来世上时一无所有，死去时也将一无所有，她们靠土地、对家庭和对孩子的奉献活着。我访问了许许多多的非洲女人，她们所承受的苦难和创伤比大多数西方人在书上看到的都要沉重，但她们仍然活着。我常常在访谈时放声痛哭，无法化解我所看到的针对女性的暴力与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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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三个孩子，不过我只见到两个。其中一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夭折。她向我诉说了她为了赚钱养活孩子而苦苦挣扎的经历。

她认识的一个女人让她把木薯粉背出丛林，她在那里遇到三个男人，没法逃跑。他们囚禁了她三天，强奸她。她丈夫从外地回来得知这事后便抛弃了她。然后她发现自己染上艾滋病且怀孕了。

白比安，28 岁，刚果南基伏省（South Kivu）

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现在自己流落街头，孩子瘦得像竹竿，她连糖都没有，有的只是疾病。我问她有没有治疗艾滋病的药品，她打开深紫色的小包，里面有一些药片和一个土豆，那是她的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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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正在睡觉时听到敲门声，9个说卢旺达语的人闯了进来，用绳子绑住她和她的孩子，抢劫她家的财物。他们把东西拿到手后为弗米拉松了绑，让她背上东西走进丛林。当她因为连续一个星期走山路而累得摔倒时，他们就用脚踢她。到一个据点后，她看到那里有些人穿制服，有些人穿运动服。至少有9 个人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强奸了她和其他几个女人，另外的人在一旁看着。

据点的指挥官把弗米拉选作他的“妻子”，她被迫整天待在房间里，整整8个月，她不断遭受持枪威胁。当她去厕所时，他们像套牲口一样把一条绳子套在她脖子上，防止她逃跑。有逃跑行为的女人被刀刺死了，尸体被放在其他性奴隶面前示众。

最终，一个和弗米拉关在一起的男人被送回村里带三头牛来换这些人，但他只找到了两头牛。卢旺达人打了他一顿，最后还是释放了她们。女人们返回村里时光着身子，遍体鳞伤，筋疲力尽。弗米拉的丈夫回来发现她怀着据点指挥官的孩子，怒不可遏，把她赶回了娘家。

弗米拉，38 岁，刚果卡尼奥拉（Kaniola）

现在，弗米拉想要的只有一样东西：“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去上学。我们从前有牲口用来付学费，现在被抢走了。政府说他们会让每个人上学，不用交学费，但现在孩子没有接受任何教育。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孩子长大后会让刚果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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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因艾滋病引起的并发症而奄奄一息。我听说她遭到轮奸，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但没有钱也没有交通工具去医院。

她和姐姐、母亲坐在小屋外面，在烈日下颤抖，皮肤上布满了疹子。她的皮肤曾经乌黑发亮，现在黯然无光。她又瘦又弱，连和我握手的力气都没有。5个月前，她被5个说卢旺达语的民兵绑架。她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只知道每个人都强奸了她很多次，让她染上疾病，这种疾病使她浑身酸痛。她躺回竹板上，那是她的床。

马庞多，22 岁，刚果伯黑尔（Burhale）

采访马庞多时，我不想让我的问题消耗她不多的体力，但我也不能就这么离开。我简短地采访了她，拍了几张她躺着的照片。最近的医院距离这里两小时车程，我的车上坐满了刚果援助人员、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其他为赚小费而来帮忙的人。我对他们说要带马庞多去医院，让我震惊的是，他们居然反对。他们自称是援助人员，却不去帮助一个垂死的女人。我对他们说，他们要么与马庞多一同坐在车里，要么去坐在车顶上，无论如何她要和我们一起走。我帮马庞多的母亲把她女儿瘦弱的身子抬上我们巨大的越野车，把她送进了医院。

编者注：

①达尔富尔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始于2003 年2 月，该地区以黑人组成的“苏丹人民解放军”（又称人民解放运动）、“正义与公正运动及改革与发展运动”等武装组织，以苏丹政府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展开反政府活动，并要求实行地区自治。阿拉伯民兵是该地区阿拉伯人和来自邻国的武装分子联合组成的一个结构松散的民兵武装组织，称为“金戈威德”，与上述反政府武装形成对抗。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多次发生军事冲突和流血事件，造成1 万多人伤亡，100 多万当地居民流离失所，逃往他国。苏丹现政府在镇压该地区非法武装力量的过程中，向金戈威德民兵组织提供武器和资金。

本文选自中信出版社《这世界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网易人间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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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及插图：出版社供图